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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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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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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作者: -上传日期:2012/9/14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巴金(1904.11—2005.10.17)中国文学史重要作家。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巴金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到1937年,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等。1935年至1950年巴金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50年代,巴金、靳以、方瑞与张瑞芳在北京

  2005年元旦,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是为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结束不久,巴金在他的《随想录》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

  在这本书里,他本着一个作家的良知,以及以史为鉴的目的,提议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以防止类似十年文革惨痛记忆重演。“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然而他提议的现代文学馆建成了,“文革博物馆”却因种种原因的牵扯,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只有等到“文革”结束即将的30年之后,才由民间兴建完成。2005年巴金以101岁的高龄的去世,意味了五四时代在中国的结束。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的解放,政权易手;从解放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在巴金身上是一个沧海桑田般的一百年。

“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1955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人。到了1957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1947年春天巴金全家摄于上海复旦教工宿舍

  到1958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57和1958年间,巴金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此时,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茅盾的《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年5月9日,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美联社5月25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甚至还特意说明,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1941年与妹、侄女在成都合影

这个报道被毛泽东知道后,怒斥道:“他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张春桥见此,更是借机上蹿下跳,放出狠话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文革十年如一梦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难。1965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歉。

  1966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从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巴金。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专辑。1968年,批斗更加频繁,《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解放日报》亦以《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1984年在家中会见前苏联作家

  从1969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期间,《文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文章,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遭受了种种折磨,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历。

  此后3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1967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吴强“一贯狼狈为奸”,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萧珊比巴金小13岁,1944年5月初,41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1972年55岁时离世。巴金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萧珊》一文中说:“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2

巴金的妻子萧姗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巴金在萧姗的追悼会上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6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随想录》里的真言

  文革之后,巴金写下了5本《随想录》,记录了他在文革中遭遇的残酷经历,以及沉痛的反思。他弥足珍视自己写的这几本《随想录》,甚至说,除了《随想录》,他什么也没有留下。《随想录》是巴金最有激情的作品,他视为自己留给世界最大的财富:“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巴金在《随想录》也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提倡要讲真话,指出谎言给这个世界造就的灾难:“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满,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1983年在上海华东医院

  这一部《随想录》因此被人们视作中国的良心,20世纪中国良知的符号,与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的日记并列相提。

有限的真言 些许的遗憾

  巴金原名李尧棠,因为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和克鲁泡特金,他将两人的名字各取首尾,给自己取取了笔名“巴金”,以表示对自由生活的崇尚,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追求。

  然而无政府主义正是他的尴尬所在,年轻时的无政府信仰不但未能得到坚持,反而成为一个思想上的包袱,一个地雷。批评家陈思和说:“(巴金)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

  因为这样的犹疑,这样的负担,巴金对“文革”的批判是有限的,即使在号称中国的《忏悔录》的《随想录》里,巴金的批判态度也有所保留。

  傅国涌在《对巴金也要说真话》一文中说:“在《随想录》之后,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能听到他(巴金)的声音,也许他太老了,岁月不饶人啊。巴金曾为说假话难过了几十年。‘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并力倡‘讲真话’。但他终究不是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他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也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

未完成的心愿:“文革”博物馆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里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但他的这个构想却未曾得到官方的支持,直到过去快20年,才在汕头由民间建造了一座文革博物馆,安慰了他的这个心愿。但巴金始终希望他的这个设想能得到官方的认同,民间的文革博物馆的建造并不代表彻底的反思。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文革博物馆是爸爸惟一未了的心愿。”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巴金在家中含饴弄孙

  1995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随行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客人,就是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有关编写者。这位陌生的客人带来了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之后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道:“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颤抖着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是迄今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的著作。

  一本“文革”图录只能聊以安慰,但至少表明了对“文革”的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担任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草婴在序中这样写道:“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998年10月17日,专程从美国来到杭州探望巴金的方女士给他带来了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巴金十分激动,心中的千言万语一时难以表达。方女士此行的任务就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巴金,激动地听完了她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落下了眼泪。 与方女士的这次见面,可能是巴金关于 “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虽然“文革”博物馆的建造设想没有得到实践,但巴金的另一个心愿却得以完成,那就是建造现代文学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巴金晚年的梦想,有感于在“文革”期间作家大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作品被否定说是“毒草”,全国只保留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巴金认为,在“文革”里被打倒的那些作家对文学是有贡献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介绍这些作家的生平、作品。另一个原因就是“文革”之后,很多现代文学的资料被销毁了、遗弃了、丢失了。

中国文人的良心 巴金文革前后六个瞬间

1995年秋,巴金静静地坐在杭州西子湖畔

  1981年2月14日,巴金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关于“寒夜” 》和《创作回忆录•后记》,在文中最早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回应,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正式刊载了他的倡议,引起了强烈反响。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通过了巴老建议,上书中央,请求建立现代文学馆。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挂牌。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

  为解决经费问题,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巴金前后捐了25万元人民币给现代文学馆,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杂志、手稿、书信、照片7765件捐给了文学馆。1985年3月26日,现代文学馆挂牌成立的那一天,巴金在会场刚一坐下,就从裤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当时的馆长杨梨。杨梨打开,发现里面有纸钞也有毛、分的硬币。巴金认真对他说,“我刚得到一本书的稿费,给文学馆。”

  如今,现代文学馆共有藏品30余万件,其中书籍17万册,杂志2100种、9万余册,手稿10970件,是国内最大的和最权威的文学手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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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文章防止“文革”重演须依宪治国——纪念八二宪法颁布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