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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美国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2014郑光路文史及批评[左图为郑光路(右)与《水浒传》演李逵的赵小锐于电影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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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史精华文章专栏!2
重要网络转载时政精华文章专栏!3
2014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四川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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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存在过的二十个王朝覆亡全景

作者: -上传日期:2012/12/4

 

中国存在过的二十个王朝覆亡全景  

        
        夏朝覆亡真相


          若要说中国历史,夏朝是不能不说也是无论如何不可逾越的峦峰。但是,夏朝却是一个没有多少考古实物出土的王朝,它仅仅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和传说中。因此,历代关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性成为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代和夏代一样,是不被正统学术界所认同的。而在甲骨文出土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商朝的真实存在性了。商代世系已被甲骨卜辞所确凿无疑的证实了,而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位居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夏代世系的记载与该书《殷本纪》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一样明确。实物既已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夏与商一样,世系那么明晰,传承那么有序,绝非空穴来风,无源之水,必有所据。况司马迁去古不远,见过大量的典藏文献,加之司马迁撰写史书的认真性和准确性,遍游九州,考稽耆老,不放过任何一点阙疑之处,历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因此,《史记》又被誉为信史。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古代史观,又无不重视传说和神话等等,譬如欧洲文化的源头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实际上就是希腊的远古史,文明史。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夏朝的真实存在性。
      
          夏朝建立
          在夏朝享国400多年的历史里,除了大禹治水、少康失国、夏桀亡国等等不多的几个故事以外,夏朝并没有多少典籍记载或实物佐证的存在。缺少了故事的历史,就如同一幅没有多少血肉的骨架,总是索然无味的。在后世诸多的田野发掘中,和远古唯一联系紧密的文物记录,似乎与夏朝也缺少对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去还原丰富这幅远古的骨架,以使它颜面生动起来,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
          对于夏朝的开国国君,史学界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禹,一说是大禹的儿子启。表面上说来似乎很复杂,事实上细细探究起来,又相当简单。因为照《礼记礼运篇》所载:禹以前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之后则是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多采用民主推选制,也就是后世推崇的"禅让"制。禹实际上是天下大同时代的最后部落共主。
          1尧帝生前,宣布贤德的舜为接班人,并且让舜代替他行使管理"天下"的职责。尧帝死后,为了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继位,舜就主动离开都城,回避到南河之南。但是,无论是朝拜天子的诸侯,还是诉讼的诸侯,都不去见丹朱而去见舜,就连讴歌者也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说"这是天意",于是继承了帝位。
          舜帝生前,宣布治水有功的大禹为接班人。舜帝死后,大禹也像舜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让位给舜帝的儿子商均。由于禹治水有功,威望高,诸侯们不同意商均继位,于是大禹继位为王。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后,大禹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所指,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三种说法,一般指《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制定贡赋制度,社会有了进一步分工,交换关系在增加,等级与私有的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这也意味着原始公社已经在逐渐分化,有少数人成为富有者,剥削者。这些人早已实行族内继承遗产制,自然就发生了部落酋长的世袭制。
          禹帝生前宣布辅助他治水有功的皋陶为接班人,但是皋陶先禹帝而死,于是禹帝又宣布伯益为接班人。禹帝死,伯益继位,而此时夏部族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其首领禹的儿子启不愿去朝拜伯益,而是自立为帝,宣布建立夏王朝。启可以废除"禅让"制,说明私有财产制度在禹时就基本成熟了。但是,启继禹世袭为部落大酋长,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自然遭到伯益等部落首领的激烈反抗。经过多年战争,伯益兵败被杀。获胜后,夏启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以期获得对其统治地位的认可。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宴。夏启大怒,发兵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由于帝位世袭是一种新制度,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得王位世袭制最终得以确立,夏朝的统治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从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来说,启是夏朝的开国国君。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是把"孝"作为百行之首,加上启的王位承袭自父亲禹,如果把这些与夏朝的开国统一起来,那就必须从夏禹时开始算起。此外,大禹帝率领军队征服三苗,在涂山大会天下部落领袖,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自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被视作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失国复国
        启在建立了夏朝以后,和历史上许多国君一样,饮酒、打猎、歌舞无度。到晚年更是怠于政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启死后,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不过是一个庸才,终日沉溺于酒色,比启更荒淫,带着家属到洛水北岸打猎,接连几个月不回朝。贵族首领后羿(即传说中的射日英雄,月宫里嫦娥的夫君)利用夏民的怨恨,逐走太康,夺取了夏室的统治权力。后羿是东夷有穷氏部落的首领,传说他是当时最善射的人,但却是一个荒唐的统治者。他非常自负,自恃箭术过人,对政事不闻不问,终日沉溺于田猎游乐之中。对于敢谏争的几个贤臣,不是疏远就是流放。他任用奸诈狡猾的寒浞主持朝政,寒浞是有史以来,有记载的第一佞臣。他善于谄媚逢迎,深得后羿的信任,同时又用各种小恩小惠愚弄百姓。他暗中培植党羽,等待时机企图取后羿而代之。一次,后羿从外打猎回来,寒浞收买后羿的亲信联手设伏将后羿杀死,寒浞夺得了最高统治权。然而,寒浞更是一个残暴奸诈之人,他不但霸占了后羿的家产和妻子,而且任意驱赶和杀戮百姓,搞得民怨沸腾。
        太康失国后,逃到同姓部落斟(河南巩县西),羿灭斟,立仲康,仲康子相逃到商丘,被羿攻伐,又逃帝丘,依同姓昆吾部落。寒浞杀羿后,相成为寒浞的肘腋之患,日夜忧惧,于是派兵攻打在帝丘避难的相,相的妻子后缗已经怀孕,在忠诚的仆人帮助下慌忙从墙洞中逃归母家有仍氏部落,不久生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仍氏的牧正,管理畜牧。当寒浞之子派人追杀少康时,少康又逃到了有虞氏部落,作了有虞氏的庖正。舜的后人虞思听说少康贤正,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并赠给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作为陪嫁,少康才站住了脚。这时,有个叫伯靡的夏朝遗臣,逃居在有鬲氏部落。他收抚了斟灌氏、斟氏等部落的逃散人众,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在伯靡的密切配合下,少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太康失去的帝位,经过几十年斗争,被少康恢复了。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少康中兴"。少康是夏王朝第六世国王。少康之子杼也是一位能干的帝王,他发明了甲,夏因此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及其残余势力,并且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达到了鼎盛。掩有中国,天下莫不归心。
        暴君夏桀
        夏朝在经过"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一直到中国历代上最声名狼藉的昏庸荒淫的天子之一--夏桀的出现,夏王朝或明或暗的星辰才又重新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里。夏桀是历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算是荒淫天子的老前辈,他宠爱妃子妹喜,因此误国。妹喜由此也成为历史书册中红颜祸水的滥觞。
        相传,夏桀文武双全,他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能够生擒野牛、老虎,折断钩锁,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按说,像桀这样的人不应该亡国,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一切皆以武力定胜负。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大概也是,有本领的人往往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桀就具有这样非常明显的缺点,性情暴虐,为人残忍,好色而淫。地处东方的有施氏部落,在桀继位前就反叛不臣服。桀继位后,调集了上万军队,讨伐有施。有施人丁稀疏,国小力薄。眼见夏王朝大兵压境,灭亡在即,立即派人请罪,表示愿意臣服夏朝。一开始,桀并不接受有施的投降,打算灭掉有施。有施很害怕,听说桀好色,有施就挑选了一个名叫妹喜的美女,进献给桀,以此再次请降。桀一见妹喜,大为高兴,把消灭有施的事情抛诸脑后。抱得美人后,便乐悠悠地班师回朝了。
        妹喜随同夏桀回到了国都,看到"破破烂烂"的都城后,很不高兴。为了讨得美人欢心,夏桀就下令重建宫殿。为了修建宫殿,夏桀竭尽所能,搜刮民脂民膏,征调役使百姓。宫殿建得可谓是金碧辉煌、宏伟壮观。宫殿高得难以仰望,从地面上看好像要倾倒一样,所以取名"倾宫"。竣工后,夏桀和妹喜一起搬到了这座宫殿之中,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不理朝政。妹喜爱听丝绸裂开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贡一百匹丝绸,让人轮流撕开来给妹喜听;妹喜爱听珠玉碰碎的声音,桀马上命令各地每天进献一百对美玉,让人轮流摔碎给妹喜听。其荒淫无聊,罕有所闻。民不堪其扰,诸侯也不堪其苦。尽管如此,夏桀还认为他的统治将会永世不竭,长长久久,他把自己比做太阳,希望与日月齐辉。奴隶和平民阶层诅咒他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他却得意洋洋地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当然不会,所以我的统治也将永远不会灭亡。"
        夏桀劳民伤财,残害百姓,引起了诸侯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也为了要诸侯贡纳财物供自己挥霍,夏桀下令在有仍大会诸侯。慑于夏王朝的武力,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前去赴会。有缗是夏王朝东部的附属国,虽然参加了这次会盟,但对暴虐贪婪的夏桀颇为不满,还没有等到散会时,有缗的首领就离开了会场。夏桀大为恼火,他带着参加"有仍之会"的诸侯,出兵征讨有缗。有缗是一个弹丸之地,无法抵御大军入境,很快就灭亡了。夏桀把有缗的财物、美女、人口尽数掳掠到都城,任意处置。这使得诸侯纷纷有了戒心,害怕有缗的命运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众诸侯与夏桀更加离心离德,夏朝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了晚年,桀更加荒淫无度,命人造了一个大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夜宫内,纵情于歌乐声色,一个月不上朝。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害百姓,得到了桀的宠信。后来做商汤宰相的伊尹屡次劝说桀王,要亲贤臣,远小人,险些被杀头。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桀反而很不耐烦,斥责他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经不可救药,就与伊尹先后投奔了成汤。关龙逄见国运日危,就手捧"皇图",来到"倾宫"求见。"皇图"也叫做"黄图",是一幅绘制有祖先帝王功绩的图。绘制"皇图"的目的,是让后代帝王看后,能够效法先帝治理国家。关龙逄捧着绘有大禹治水、涂山大会等图像的"皇图",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您只有赶快纠正过错,体恤民情,才有可能使夏朝的统治千载万世。"对于这样的忠言逆耳,夏桀不仅不听,反而将关龙逄杀害,将"皇图"焚毁,同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人进言,一律杀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夏桀的统治越来越残暴了。
        而这时候的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他们在交换中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了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百姓"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
        奴隶主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代,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杀害。奴隶被杀死的方法有许多种,其中最残酷的就是人祭和人殉。平民阶级是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外的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大多是由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和原来的氏族公社成员组成的,虽然拥有"自由民"身份,但同样是各级贵族的附属,要受到他们的剥削和压迫。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奴隶主与奴隶、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又遇到夏桀这样的荒淫残暴之君,加速了社会的矛盾程度。
        汤武革命
        商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商的祖先契在尧舜时期,曾经跟大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另一先祖王亥在夏时就以造牛车闻名,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此可见,商部落的手工业和畜牧业十分发达。到夏朝末年,商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其部落首领成汤是一个有远见又十分仁义的人,他看到夏桀暴虐残忍,喜好淫乐,民心渐失,是灭夏的好时机,便采取了一系列强商弱夏的措施,在内政外交上做了积极的准备。首先,他将居住地迁至亳(亳邑今居何处,目前尚无定论,多数学者倾向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便于以后的军事行动,因为从亳到夏朝的统治中心伊水、洛水流域,交通非常便利,易于行军打仗;其次,他对内实行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的政策,使人民生活安定,物资积累日益丰富;再次,他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伊尹在投奔成汤的途中,成为奴隶。但是成汤并没有因此看不起他,而是大加重用,把他破格提拔为右相。事实证明,伊尹在后来灭夏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外,成汤对其它小的诸侯恩威并施,采取了拉拢与攻打两手政策。在豫东,伊尹辅佐成汤悄无声息地树立了另外一种形象。野外,有人四面张网捕鸟,并祷告说:"小鸟啊,从四面八方都进我的网里吧!"成汤则说:"怎么能把天下的鸟捕尽呢!"于是就把网揭开了三面,祷告说:"往左边飞,往右边飞,不听劝告的,就要被网住了。"与"一网打尽"的贪婪相比,"网开三面"显示了成汤宽以待人的风范。那些和夏朝离心离德的诸侯听了这个故事后,无不赞颂他的仁德,对成汤很是放心:"成汤这个人有好生之德,对禽兽都这么宽厚!"成汤一边用仁德感召诸侯,一边又用武力剪除夏王朝的羽翼。那时候,人们十分迷信鬼神,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是部落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商部落附近有个忠于夏桀的葛国(今河南宁陵县北),国君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于是,成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而葛伯却把牛羊全部杀掉吃了。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祀呢?"于是,汤派青壮年人帮助葛伯耕田,派老弱孤寡给耕作之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全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葛伯的做法,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成汤给葛伯"挖了个坑",而葛伯也就乖乖地跳了进去。在人们看够了葛伯的无赖相后,纷纷建议成汤出兵征伐,成汤也就名正言顺地吞并了葛国。从此,成汤的名声越来越大,夏桀暴政下的人们对他"心向往之"。远者怀之,近者来之,投奔他的人络绎于道。用同样的方法,成汤又先后攻灭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等夏的属国,又击败了昆吾国(今河南濮阳东南),并吞并这些国家的土地、人民、财产等资源。
        经过多年的经营,商部落的力量日益壮大。伊尹建议成汤停止向夏桀进贡,以试探夏桀的实力。夏桀果然大怒,征调"九夷"等天下诸路兵马,准备讨伐成汤。伊尹一看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部队,认为灭夏时机还不成熟,马上劝成汤向夏桀请罪,恢复向夏桀进贡。一年后,夏桀的横征暴敛更逾于从前,弄得朝政日非,并且诛杀重臣,重用佞臣。诸侯怨声载道,众叛亲离。九夷中的一些部落实在忍受不了夏桀的残暴,向成汤示好。成汤再次试探性地停止向夏桀进贡。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九夷之师大都找借口拒绝征召。此时,成汤和伊尹认为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战前他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流传于今的有名的《汤誓》。《汤誓》中记载道:"你们诸位快来,都好好听我讲话!并不是我胆敢以下犯上、发动叛乱,是因为夏桀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大家会说:‘我们的君主不怜惜我们,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讨伐夏桀!'我要告诉你们,夏桀罪恶滔天,我害怕违背上帝的旨意,不敢不去讨伐他!现在你们又会问我:‘夏桀罪行究竟有哪些呢?'我要告诉你们,夏桀大兴徭役,耗尽了夏民的力量,夏民对夏桀极其不满,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一起灭亡。'夏桀的统治坏到这种程度,我一定要去讨伐他!你们要好好地辅佐我,执行我的命令,这样我一定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决不宽赦!"在这里,成汤揭露了夏朝政治的黑暗和夏桀的残暴,声称要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去讨伐他。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誓师后,成汤选良车70乘,敢死战士6000人,联合各部落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军仓促应战,同成汤的军队在鸣条一带(今河南封丘附近)展开战略大决战。两军交战,夏桀登上附近的小山顶观战。激烈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天忽降大雨,夏桀又急忙从山顶奔下避雨。夏军将士本来就不愿为桀卖命,此时,也乘机纷纷逃散。兵败如山倒,夏桀制止不住,只得仓皇逃入城内,商军在后紧追不放。是非之地,不敢久留,夏桀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登上一艘小船,渡江向南巢逃窜。商军穷追不舍,俘获了夏桀和妹喜,后就流放于此。至此时,夏桀还不悔悟,反而狠狠地说:"真后悔啊,当时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监狱里!"原来,商汤由于治国有术,在诸侯中威望大增,夏桀感到商汤对夏王朝构成了威胁,就借故把汤召到首都,囚禁在夏台中央监狱。汤用重金买通了夏桀的两个嬖妾,最终说服夏桀释放了商汤。所以,夏桀才有此语。桀和妹喜养尊处优惯了,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无人服侍,自己又不会劳动,最后活活饿死于卧牛山。有的史书说,夏桀并没有被商兵俘获,而是逃匿于南巢,最后病死。总之,夏朝宣告灭亡。汤在各路诸侯的拥护下,告祭上天,宣布了商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汤武革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武力改朝换代,成汤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这对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建,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桀的罪恶是否如此深重,后人颇有争议,有人肯定,有人怀疑。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就认为,桀的许多罪恶其实并非桀所为,而是后人将后世帝王的罪恶加在了桀身上,将他塑造成一个暴君的典型而已。
        夏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在原始社会后期,由于财富的日益增多,氏族部落不断解体,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了社会分工,伴随而来的,是私有制的产生。奴隶主贵族以及统治阶级占有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奴隶和平民阶层却沦为赤贫,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一方面穷奢极欲,挥霍浪费,一方面啼饥号寒,卖身为奴,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再加之奴隶社会的残忍性,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是迟早的事。夏桀的荒淫无度,残暴以逞只是加速了这种进程而已。虽然如此,夏朝的灭亡也绝不只是夏桀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夏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释放的结果,最终发生所谓的"汤武革命"。这种革命实际上是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完成,夏商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只不过商的经济发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强。如果说夏是国家机器逐渐形成的朝代,那么,商是国家机器已经形成的朝代了。
        鹿台孤魂--商朝覆亡真相
        依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和地下史料说来,商是用文字传下来的历史的开始。殷墟出土的大量的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详细记载了殷人的礼俗,农业和战争等事迹。殷墟庞大的宫室,大墓葬的规模以及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都说明了商朝是我国奴隶制度达的鼎盛时期。在商代,奴隶丝毫不具有人的意义,他们被奴隶主当作一种财物对待。商人特别崇拜祖先,祭祀的次数既多且繁,所用牺牲甚多,人殉有时即多达百千人,由此可见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是握有威权的人,他们威权的来源是天命,天命的直接表现是求得鬼神的启示。殷墟人骨数以万计,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然而,天命无常,作为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顶峰的背后,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顶峰的延续,是奴隶制度走向衰落以致灭亡的必然。
        蒸蒸日上
        商朝600多年的历史中,定都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殷(今河南安阳),而仅次于殷的都城则是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商城遗址一带)。商朝建立之前,成汤就把都邑迁到了亳,自称武王。此后的100多年间,是商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期。从成汤、经太甲、到太戊六代十一王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商朝刚刚建立,王畿内就发生了一场旱灾,共延续了七年。这场旱灾,旱情非常严重,烈日暴晒,河井干枯,禾苗不生,庄稼颗粒无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旱灾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由于商朝时期,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商人无法解释这些类似的自然现象,把它看成是上帝的安排。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人们纷纷祈求上天,希望早日下雨,缓解旱情,然而毫无结果。到第七个年头,成汤命令史官们在一座草木茂盛的山上,选桑林设立祭坛,亲自率领伊尹等大臣向上天祈雨。但是,成汤的祈雨行为依然无果,毫雨未下,他就让占卜原因。史官们说:"拜祭时除了要用牛羊作牺牲外,还要用人牲。"成汤听了以后,生气地说:"我祭祀占卜祈雨本来就是为了人民,怎么能再把无辜的人烧死呢?还是用我来代替吧。"于是,成汤先命令把祭祀的柴火烧起来,然后将自己的头发和指甲剪掉,沐浴洁身,最后向上天祷告说:"我有罪,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惩罚我的臣民。"祷告完毕,毅然向燃着的柴火走去。恰在此时,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成汤自我牺牲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商人都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的热烈拥戴。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只是一个非常 简单的自然现象,但是成汤这种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却值得敬佩和景仰。
        成汤死时,长子太丁已逝,太丁的弟弟外丙继立为商王。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由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便死去。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大权事实上掌握在大臣伊尹手中。伊尹又立太丁的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继位后,面对着四方臣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局面,开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不需要管理,只需要享受,便耽于酒色之中,追狗逐兔。荒疏了政事不说,还宠信奸佞小人,这和他祖父成汤的做法大相径庭。伊尹便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夏桀暴虐伤民、宠爱妹喜、失德亡国的历史,讲述成汤如何反对暴虐、爱护民众、亡夏建商的历史。可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吃喝玩乐。伊尹并没有失去信心,继续教导太甲,要想做一个好的君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次,太甲开始厌烦伊尹整天在耳边唠唠叨叨,并且责备他多管闲事,怀疑他想要篡夺王位。多次的批评教育都没有成功,伊尹经过再三的思虑,就把太甲囚禁到王都郊外的桐宫,自己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接受诸侯的朝拜。在桐宫的三年中,太甲开始反省,开始重新思考伊尹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愿意改过自新。于是,伊尹亲自到桐宫接回太甲,并且还政给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果然痛改前非,效法成汤,兢兢业业主持朝政。于是,商朝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太甲死后,商朝经历了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四个王,又呈现衰败的迹象。雍己死后,他的弟弟太戊继位。太戊继位后的第七年,王宫的庭院中长了一棵桑树,在桑树下,又长出一棵谷树,而且两棵树都迅速长成了参天大树。这本来是植物生长中的一种偶然现象,但商人并没有这种植物学知识,再加上商人特别迷信鬼神,就把它看作是妖怪。太戊非常惧怕,尹陟(伊尹的儿子,太戊执政时期的重要大臣)趁机劝说道:"臣听说,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一见到帝王之德就会自行退却。这些不祥之兆,可能是大王在治理朝政时有了某些闪失。只要大王能够把政治搞好,妖怪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经过尹陟的劝诫,太戊励精图治,勤勤恳恳,修德治国,使得商王朝重新振作起来,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好的局面。不久,这种迅速长成苍天大树的共生树,也如昙花一现那样迅速枯死了。从此,太戊更加敬重尹陟,事事必定请教尹陟。商朝的国运如日中天,蒸蒸日上。
      
          盘庚迁都
          从商王汤武到盘庚共历十代,中间迁都五次。迁都的原因,后世学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争夺王位。从第六代仲丁到第十代阳甲,众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渐趋激烈,政治衰乱不堪。商朝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相结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细则就是:商王死后,王位就由弟弟继承,一直到没有弟弟为止,然后才会传给儿子,至于是传给最大王子的儿子,还是传给最小王子的儿子,则没有定制。商朝统治者实行的是多妻制,一个商王如果不是短命,就会有许多儿子,这样,子侄之间就会引起争夺王位的斗争。所以,《史记殷本纪》上说,自仲丁以后,废嫡而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造成了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诸侯、方国趁着商王朝内部的混乱之机,迅速发展起来,与商王室分庭抗礼。身为奴隶主的王公贵族整天只顾吃喝玩乐,忙于争夺权力,完全不理国家大事,不顾奴隶的死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商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阳甲死,弟盘庚立。盘庚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深知商朝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再不进行改革,抑制奢侈恶习,势必走向衰亡。经过长期思考,盘庚决定迁到殷这个地方。殷处于黄河之北,洹水之滨,从政治上来说,离旧都比较远,能够削弱王公贵族的旧势力,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摆脱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来说,避开水涝较多的泗水流域,更有利于发展农牧业;从战略上来说,可以更好地防御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各方国的侵扰,同时控制四方诸侯。但是,当盘庚提出迁都到殷之时,遭到了大多数王公贵族的公然反对,一部分有势力的贵族甚至煽动奴隶起来闹事。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势力,盘庚迁都的决心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他把反对迁都的贵族集合到一起,耐心地劝说:"我要你们搬迁,是为了让你们拥有更长久稳定的统治,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对百姓则视如粪土,老百姓都快要生活不下去了。长此以往,他们是必定要造反的呀!你们不明白我的苦衷,不明白我的真正用意,反倒是反对迁都,更有甚者竟然煽动奴隶闹事,想以此改变我的主张。你们真是大大的糊涂呀!打个比方说,如果大家都坐上船,而你却不愿意渡过河,这不是等着这条船沉没吗?这样,不但你会沉入河中,大家也要和你一样沉入河中,这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国家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而你们仍然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这样对吗?"见这些贵族没有反对,盘庚接着说:"我准备把都城迁到殷地。大家都知道,殷这个地方不但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以更好地控制四方诸侯、方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后,老百姓不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吗?社会不就可以稳定了吗?国家不就可以强大了吗?"(《尚书盘庚》)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但看盘庚态度坚决,也就不敢再提出异议了。于是,商朝迁都的计划终得以付诸实施。
          盘庚带着王公、贵族、百姓和奴隶,渡过黄河,搬迁到殷。在那里,盘庚开始大力整顿商朝政治。茅草盖屋,减轻剥削,反对营造宫室,严惩贵族奢侈腐化。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盘庚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商朝一直没有再迁都,所以商朝又称作殷商,或者殷朝,但本名仍称为商。商朝灭亡后,经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殷早就变为一片废墟。近代,人们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发掘出大量的商朝遗物,证明那里就是殷的遗址,所以叫作殷墟。从殷墟发掘出来的遗物中,有龟甲和兽骨10多万片,而这些龟甲和兽骨上面,大都刻着很难辨认的符号。经过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仔细研究,认为这就是我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印证了《史记商本纪》中对商朝的记载确为事实,而且对研究商朝,特别是盘庚迁都以后商朝的社会情况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对中华汉字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武丁中兴
        盘庚迁殷以后,商朝的国势就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到了武丁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国力趋于鼎盛,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是商朝的第23个国王。据说,武丁年少之时,父王小乙为了其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就把他派到外地观省民风、增长见识和锻炼才能。于是,武丁来到黄河两岸,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接触大量的平民和奴隶。有时,武丁还和这些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些生活体验,使他了解到生活的艰辛和劳动的不易。
        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具有雄才大略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有个叫傅说的贤人,是个奴隶,他在参加修建工程时,被掌管该项工程的百工发现,向武丁举荐。武丁亲自去面见这位贤人,发现他果然谈吐不凡,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奇才。武丁为了任用傅说为相,三年不管事,自称梦见圣人,并画出傅说的相貌,令百官去寻找。殷人信鬼,武丁以此方法举傅说做宰相,贵族们便不敢反对。事实证明,武丁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自从傅说被提拔为相后,一心一意辅佐武丁,帮助武丁大力振兴政治、经济、文化,缓和了奴隶的对抗,商因此复兴起来。武丁死后,被称为高宗。
        由于武丁善于选拔人才,善于任用人才,所以在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众多的名臣,除了傅说以外,还有甘盘、祖己等人。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之时,一只野鸡飞到了鼎身上啼叫。在王都的郊外,有一片茂盛的森林,是飞鸟经常栖息的地方。所以,一只野鸡飞到太庙中来鸣叫,这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武丁却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害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祖己趁机劝谏武丁:"请大王不要担惊,不要害怕。现在,只要你修好政事,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一切不祥之兆自会烟消云散。"当时,武丁用来祭祀的祭品过于丰盛,而祖己担心他流于奢侈,便劝谏如此一番话。武丁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王,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祖己的劝谏。聪明的大臣往往借自然的异变来劝谏君王,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野鸡鸣叫和共生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武丁时期,对周围侵扰商朝的各诸侯国、方国,包括羌方、土方、人方、鬼方、虎方、荆楚等展开了一系列的征讨。此举在带来了国家稳定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比较安定的生活空间。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战争同样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武丁的大规模战争,为商朝几百年的基业过早唱起了日暮时分的苍凉之曲。武丁中兴既是商朝兴盛的顶点,也是由兴盛走向衰败的开始。
        奴隶制度
        商朝的奴隶主阶级,由以商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构成。在名义上,商王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奴隶分配给王公、贵族、诸侯等,从而形成占有不同数量土地和奴隶的大小奴隶主。他们残酷地压榨、剥削广大奴隶,过着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和作威作福的生活。
        奴隶呢?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奴隶是社会上受到剥削和压迫最为沉重的阶级,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本身也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商朝时期,奴隶的种类比较多,有农业奴隶、畜牧业奴隶、手工业奴隶和家内奴隶等等。其中,农业奴隶是奴隶"大众"的主力军。甲骨文中常见"众"和"大众"的字眼,经过专家研究,断定这就是商朝的农业奴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甲骨文的"众"字,上边一个太阳,下边三个人,就像许多奴隶在烈日下劳动。当他们在烈日下劳动的时候,都有甲骨文称作"小臣"一类的奴隶主在监督,在催促,在鞭打。除了农业劳动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种劳役,还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在畜牧业和手工业部门,奴隶主还要役使大量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家里,大批奴隶服务于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奴隶之中,只有极少数的奴隶会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从而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比如伊尹原来就是家内奴隶,后得到成汤的信任;傅说是罪徒,后得到武丁的赏识,从而荣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少。在商朝,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集中体现在人殉制度和人祭制度上。生前,奴隶主贪婪地吮吸奴隶的膏血;死后,他们以大量的奴隶作为陪葬,妄图把人间的剥削压迫生活带入冥世,这就是人殉制度。从目前所发现的商朝墓葬看,每一个大、中型墓(这些都断定为奴隶主之墓)中,都有数量不等的殉人,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每到祭祀时,仍要杀死一些奴隶作为祭品。这种用奴隶作为"牺牲"来祭祀的制度,就是所谓的人祭或人牲制度。成汤求雨时,史官们就打算用人牲祭祀。甲骨文中还记载有各种人祭的方式,如"焦妾",就是用熊熊烈火活活烧死女奴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于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奴以祭祖。甲骨文中关于人祭的记载,记有人数的有1992条,共用13050人,没记人数的1445条,估计也有上万。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管窥商朝时期人祭的数量,体会到奴隶制度的残暴。另外,奴隶主在宫殿、居室建成奠基之时,还会在其四周埋上若干奴隶和牛、羊、狗等,以保佑宫室的坚固和居室的吉利。
        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奴隶们过着如牛如马、抑或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有血、有肉、有智慧的奴隶,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开始反抗商朝奴隶主的统治。当然,他们的反抗,并不像后来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他们只是以怠工和逃亡等方式来反抗商朝的残暴统治。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和逃亡,商朝的统治者设立了监狱,制定了包括砍头、剖腹、割鼻、活埋、刖足和剁成肉酱等各种酷刑。其中,刖足是商朝最流行的刑罚之一,是用铜锯从脚踝骨处锯断下肢,以示警示和惩罚。
        商朝的奴隶制度,无疑是一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社会制度,应当受到批判和谴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制度却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由于奴隶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才推动了商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创造出极其辉煌灿烂的商朝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铜铸造业。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朝文化的骄傲。大鼎长11
      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耳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鼎身以雷纹为地,上 有龙纹盘绕,四角为饕餮纹。试想,在科学技术并不甚发达的商朝,如果没有众多奴隶的共同协作,没有细致的分工和优越的技术,怎么会有司母戊大方鼎的诞生?奴隶制度虽沾满了罪恶的血腥,但也创造了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文明,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或缺的进步阶段。
        纣王无道
        武丁时期,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国王生前便预立嫡长子为王位继承人,以避免子孙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此后的国王都是以嫡长子身份继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减少了王位继承的纷争;另一方面,王位既定,也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削弱了商朝的统治。西周初期的大政治家周公旦,目睹了商王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过程。辅佐周王时,他以祖甲以后商朝的历史为借鉴,反复告诫周成王:"商朝自祖甲以后的国王,由于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不懂稼穑的艰难,也听不到人民的疾苦之声;优越感特强,不知道好好学习为君之道,也不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样的国王,只知道沉溺于享乐之中,怎么可能会有大的作为呢?怎么可能不断送商朝的天下呢?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商王个个荒淫享乐,所以没有一个长寿的,一个个都是短命鬼,在位的时间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二年三年。"盘庚迁殷,原想纠正贵族的腐化堕落,可是武丁以后,他们腐化更甚,到纣王时更达到最高程度。他们一般的生活,是淫乱好色,是打猎游玩。他们荒废耕地,让麋鹿禽鸟生长。他们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榨取财物。他们日夜酗酒,整个统治阶级都沉溺在酒里。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当大部分都是酒器。从这些众多的、精美的酒器中,我们不难想见商朝统治者穷奢极欲嗜酒的习惯。试想,上至商王,下至中小贵族,基本上囊括了大大小小的所有统治者,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都只会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这不是活脱脱的行尸走肉吗?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这又是何其的不幸?统治阶级如此不思进取,不思变革,作为底层的奴隶阶级,除了镣铐以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甚至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反抗。社会矛盾如此激烈,奴隶反抗方兴未艾,商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纣王继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昔日雄风。他御驾亲征,平定东夷,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大批战俘成为商朝的奴隶,也有力地促进了商朝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战争的胜利,却冲昏了纣王的头脑,他开始追求荒淫无道、花天酒地的生活。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他,为取悦历史上另外一个红颜祸水--妲己的欢心,不惜巨资,造离宫别馆,筑亭台楼阁,建酒池,悬肉林,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酒池就是凿一个大得可以行船的池子,里面灌满了酒;肉林就是在酒池旁边竖立许多木桩,上面挂着烤得香喷喷的肉。纣王和妲己在酒池边上尽情地酗酒,到肉林尽情地吃肉)。更有甚者,他甚至惨无人道地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未成形的胎儿,嬉戏取乐,真是暴虐、残忍、奢侈、荒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们常说,英明的君主旁边会有许多贤臣,而昏庸的君主旁边必定会有一帮的谀臣。当然,这不是说贤臣和谀臣都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而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亲近贤臣,远离谀臣;昏庸的君主亲近谀臣,远离贤臣。而纣王身边就有这么几个助纣为虐的谀臣,如费仲、蛮廉、恶来和崇候虎等。他们都是当政的大臣,因善于阿谀奉承、迎合纣王和妲己,深得信任。于是,这帮小人就仗势欺诈百姓从中渔利,百姓恨之入骨。
        纣王的行为招至众诸侯和大臣的强烈不满。有一位九侯献给纣王一位美女,由于她不善淫欲,一怒之下,纣王将她杀掉,并把九侯剁为肉酱。另一位侯王向纣王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也被纣王所杀。有西伯侯者(即西周的开国之君周文王)暗自叹息,不料被奸佞小人听到而被告密,他也因而被囚禁了七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里之囚"。后来,西伯侯的臣下屡次进献纣王美女、奇物、良马等等,纣王才将西伯侯放回属国。
        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启劝谏他说:"我们这样拼命地喝酒,不但败坏了先祖留下来的美德,而且使我们的百姓、大臣都做出了许多苟且之事。如果再不悬崖勒马,我们商朝可能就要灭亡了。"纣王对微子启的劝告充耳不闻,微子启只得偷偷离开他。纣王的堂兄弟箕子也来劝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叔比干好言规劝,丧心病狂的纣王居然命人活活剖开比干的肚子,取出心来观赏。纣王的残暴无道,吓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装病不出,有的虽上朝但不发一言,有的投奔了周武王。
        纣王对大臣们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就更是肆无忌惮了。他要造鹿台,就强迫老百姓服劳役;他要喝酒,就随意地抢夺老百姓的口粮;他要吃肉,就迫使老百姓没日没夜地到深山老林之中猎取野兽。爱妃妲己喜欢看杀人,他就命人用炭火烧热铜柱,强迫老百姓抱柱爬行,直至死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炮烙之刑"。老百姓实实在在生活不下去了,只好扶老携幼,哀号哭泣着四处逃亡,寻找乐土。
        据文献记载,夏商两代的亡国之君--夏桀和商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纣王天资聪慧,能言善辩,才智过人,曾空手与野兽搏斗。但他们的暴行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历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过,这可能是后世史家为了告诫帝王勤政省刑,刻意历数夏桀和商纣的罪状,将两人不同的事情各自附会起来,以达到警示的目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纣王的暴行,激化了社会矛盾,早已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的周武王正在向他走来,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悄悄揭开了帷幕的一角。
          武王克商
          西伯侯回到西歧后,对纣王毕恭毕敬,并且率领诸侯向商朝进贡,以麻痹纣王。对于西伯侯的表现,纣王特别高兴,特地赐给他田地千里,弓、矢、斧、钺等兵器。事实上,西伯侯对纣王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表面文章,暗地里,他却借此时机扩大自己的实力,积蓄取而代之的资本。周文王的政治,与商正好相反。他严禁饮酒打猎,实行裕民政策,就是让劳动者有积蓄,从而发生劳动的兴趣。并制定一条不许引诱、藏匿逃亡奴隶的法律。这是文王得天下的原因之一,争取到很多诸侯国的支持。他勤修内政,亲自下田劳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一边征伐邻近的方国,以解除后顾之忧。西伯侯向西、向北讨伐犬戎和密须,然后又东征黎、邪,从而打通了伐纣的通道,直接逼近商都。接着,西伯侯回师灭掉在西方对商朝忠心耿耿的方国崇,并将国都从西歧迁到了崇,建立城邑丰邑。至此,西伯侯威望大振,许多诸侯纷纷背叛纣王而归顺他。而西伯侯呢?不露声色,仍然表现出对纣王臣服恭敬的样子。这时,商朝的众大臣无不察觉到来自西歧的压力,一片混乱,他们先后进谏纣王。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且又轻敌的纣王却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道:"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岂能撼动我铁桶般的江山?"
          西伯侯被周代的子孙尊称为周文王,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却为子孙东进伐纣奠定了基础,铺好了道路。文王死后,子姬发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朝统治集团已经分崩离析,便车载文王木主(木雕像)去伐纣。据说,周先派间谍到商,察看国情,回报说,坏人执掌朝政,混乱极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又来报告,好人全被斥逐,王公大臣中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武王认为时机还没到。最后报告,百姓闭口都不敢说话了,更为重要的是,商军主力正在远征东夷,商都空虚,这绝对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周武王在姜尚和弟弟周公旦的协助下,决定进攻商朝。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即近卫军武士)3000人,士卒45000人,又联合各小国部队,从孟津出发,向商朝都城进军。周军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来到了商都郊外的牧野。在牧野,周武王举行了誓师大会,发表了长篇誓词,历数纣王的种种罪恶,暴虐、残忍、奢侈、荒淫。誓词说:"各位友邦君长,各位将士,你们听我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有聪明才智特别强过他人的人才能够做天子。天子就好像是人民的父母,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现在,商王纣上不敬天,下不敬民,而是沉湎酒色,实行暴政,残害百姓;他听信妇人之言,滥杀无辜;他遗弃同族兄弟,而重用奸佞小人;他乱杀忠良,大修宫苑亭台;他长期征伐东夷,耗费民力。像这样残忍、暴虐、无道的君主,是一定要灭亡的。"誓师完毕,周武王指挥大军,向商军进攻。
          周武王带着大军逼近商都,此时的纣王呢?却依然带着心爱的妲己和宠臣在鹿台欣赏歌舞,饮酒作乐。当臣下把周军在牧野誓师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这才慌了手脚,赶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这时,由于商军主力正在东南地区征伐东夷,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临时把都城中的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
          当周商两军在牧野摆开阵势,准备厮杀时,商纣王临时武装的奴隶在阵前倒戈,拿着武器和周军一起杀向商纣王。纣王大败,带着少数卫士狼狈地逃回朝歌。到了这个时候,纣王终于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于是,他先把玉石和其他宝贝围在腰上,又在鹿台上大吃了一顿,然后放一把火,投火自焚而死。将近600年的商朝,就这样断送在纣王之手,重蹈了夏桀亡国的覆辙。
          纣王虽为亡国之君,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却给予他较高的评价:"把纣王......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同时,他也指出了纣王失败的教训:"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
          结果商朝亡了国。"
          较早为纣王翻案的历史考古学家郭沫若在1959年6月到安阳考察时,高度地评价纣王: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谁论?他在《驳说儒》中也说:"像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商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要更伟大。"在郭沫若的眼中,纣王兵败自焚,也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永远值得我们回味、思考......
          红颜祸水--西周覆亡真相
          周朝国君姬姓,相传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弃的子孙。弃在"禅让"时代做农官,发明和种植稷和麦,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其后世子孙世世重农,颇为富饶。《诗经》里有许多追述周先祖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农事诗,是周人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周朝历经37代天子,700多年,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长久的朝代。其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丰镐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为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所以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历史为西周,此后为东周。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0年),从武王灭商建国,到平王东迁,共经历300多年。西周的经济制度不同于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对民的看法的异同。商时民属于国王直接所有的一种财产,可以任意殄灭民命;周则重农,慎狱,天子只是民的宗主,代天保民。显然,西周所创立的制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基石。西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朝代。
          成康之治
          周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他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经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代行国政。周公是一个大政治家,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或"周典"。
          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诋毁周公,并与殷民联络,一时朝野流言四起。纣王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也积极图谋复国。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起兵反周。周公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非常困难。他首先向召公解释,寻求帮助,随后毅然地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周公杀武庚,黜管蔡,攻灭奄徐等十七国,俘商贵族及遗民为俘虏,因为他们顽固地反抗周的统治,被周王称为顽民或殷玩。
          为了消弭殷商的残余势力,也为了巩固西周的统治,周公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城,即东都洛邑。洛邑建成之后,把曾经反对周朝的"殷顽民"迁徙到这个地方,严加控制。同时,封投降西周的纣王兄微子启于商朝故都,成立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而治之,天下局势大体太平。
          西周的疆域空前广阔,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实行了分封制。即周天子实行"封土建国"政策,按疆土距京城的远近,把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赐予分封者(大部分都是诸侯)。一方面,受封者在所封的土地上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实行全面的统治;另一方面,受封者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缴纳贡赋、随王祭祀等义务。西周的分封,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康王时期。西周的分封,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周王朝统治的作用,维护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
          周公功成身退,还政于成王,周朝进入巩固时期。成王姬诵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后来,姬诵病倒,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康王姬钊继位。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一次大战中,周军俘虏了犬戎兵13000多人。为了庆祝胜利,康王赏给参战的贵族盂以1700多名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长达291个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
          昭穆嬉游
          康王死后,昭王姬瑕继位。姬瑕自幼养尊处优,继位后又没有贤臣辅佐,所以生活很快就奢侈荒唐起来。昭王有一个最大的嗜好,那就是酷爱奇花异草,飞禽走兽。不少佞臣就投其所好,今天奉献珍禽,明天贡上异兽,以博取赏赐和升官。有时,一听得什么地方有珍禽异兽,昭王立刻扔下朝政,赶去捕猎。结果,导致国力衰落,政治昏暗,一些诸侯开始不听他的命令,并且中断了贡奉。昭王依然我行我素。
          昭王十九年,臣下奏告说,南方有一名为越裳氏的部落,出产一种羽毛洁白、肉味鲜美的珍禽,名叫白雉鸡,成王时他们常拿来进贡,如今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从中作梗,越裳氏的进贡因此中断。昭王大怒,马上亲率大军南征楚国,一路上强征百姓运输粮草,撑船拉纤,供应食品,提供美酒,并且征用了渔民的船只,用完之后竟将船凿沉,引起了百姓的愤怒。昭王渡过汉水,进攻楚国都城丹阳,屡攻不克。此时,恰巧楚王担心敌不过周天子,派人前来请罪。昭王也就顺水推舟,斥责了楚王一番,然后在楚国境内抢劫了百姓的大批财物,声称战胜而班师回朝。
          昭王一路游猎,回到汉水边上,命令部下再次强征民船。船民含愤挑出了一些船只,将它们拆散,再用胶水粘合起来,又用彩色图案将痕迹掩盖起来,让昭王的部下把这些船拉走。昭王和将士登上船只,行到江心,胶水经江水浸泡溶解,船板纷纷散裂,船只下沉,昭王和随身大臣也跌落在江中。昭王不识水性,穿着又很笨重,落水后挣扎了几下就直往下沉。等到昭王被救上岸来,已经腹胀如鼓,气绝身亡。大臣们认为昭王的死非常不体面,不能公布真相,于是草草地将他埋葬,并对外谎称是得急病而死。
          继昭王而立的是穆王满,他在位长达55年之久。他好大喜功,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俘虏他们的五个大王,并把他们迁居到太原。东方的徐国率领九夷侵扰周朝边境,穆王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周穆王是个大旅行家,喜好游山玩水。据说他以造父为车夫,驾着8匹千里马,带着7队选拔出来的勇士,携带供沿途赏赐用的大量珍宝,先北游到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再折向西巡,游览了今天新疆境内的许多名山大川,传说到了昆仑山西王母国,受到西王母的隆重接待。西王母在瑶池为穆王设宴,饮酒吟诗,共颂友谊,又登山眺望远景,在山顶大石上,穆王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作为纪念。然后,穆王继续西进到大旷原,猎到了许多珍禽异兽后,返程东归,回到镐京。穆王西巡历时2年多,行程35000多里,是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沿途所经邦国,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中原的华夏族和西部各民族很早就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共同创造着中华文明。
          穆王远游也耗费了大量财富,弄得国库亏空,但是在许多场合,周王又不得不维持着天子的架子。为了表示赏罚分明,不得不将都城附近的土地陆续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使自己直接支配的地域越来越小,收入越来越少,到周共王时,周王朝呈现衰败的迹象。夷王由于诸侯的支持而登上王位,因此对诸侯十分感激,一改以前朝见时,天子站在堂上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步下堂来和诸侯相见,天子的威严大为下降。被穆王迁居太原一带的犬戎诸部也不断反叛,夷王虽然几次派兵征讨,隐患始终未除。
          宣王中兴
          姬静,厉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国人暴动"时,他闻声逃入召公府宅避难。"国人"发现之后,赶来包围了召公的府宅,要求召公把太子交出来。召公极力劝说"国人",让他们饶恕太子,却没有成功。愤怒的"国人"拥入府中,开始搜捕太子。召公赶入内室,命令他自己的儿子与太子对调了衣服,忍痛将儿子推出去交给了"国人"。并没有见过真太子的"国人",看到身穿太子装扮的人,不辨真假,涌上来一阵儿拳打脚踢。不一会儿,"假太子"气绝身亡后,"国人"才纷纷离去。姬静就一直冒充召公的儿子隐藏了下来。14年后,即厉王病死在彘后,周公、召公利用迷信平服了民怒,扶姬静继位,是为宣王。
          "国人暴动"和周厉王的下场,宣王都看在眼中,记在心中,所以在继位初期,他虚心谨慎,勤理国政。政治上,他广开言路,有事就同臣下商议,比如当时铸的一件铜器"毛公鼎"上就记载着凡是他发出的政令,必须有毛公的签字才有效;他又整顿吏治,三令五申各级官吏,不准他们贪财、酗酒、欺压百姓。经济上,他取消了厉王的"专利"政策,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他还将公田分给奴隶耕种。军事上,为了解除自西周中期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内犯的威胁,也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他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大臣统兵,击退了西北一些少数民族的进攻,征伐东方的徐戎、南方的楚和西方的戎;他还效法武王、成王,将弟弟友封于郑,将舅舅申伯封于谢,以拱卫王室。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繁荣了社会经济,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宣王中兴"。事实上,在中兴的表面下,西周的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发展,有的诸侯已经不肯出力拱卫王室,有的甚至蓄谋叛乱。当时的铜器"禹鼎"记载说,原来臣属于周朝的噩侯,联合东夷和南淮夷进攻周王室,直打到成周附近,宣王倾全国的兵力进行抵抗,却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借助一些诸侯的力量,才勉强取胜。公元前789年,周王室的军队讨伐姜戎,军队几乎丧失殆尽,宣王也险些被俘。
          更可怕的是,晚年的宣王渐渐固执己见,听不进去不同政见。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在鲁国选立继承人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硬逼着废长立幼。鲁人不服,他就兴兵讨伐,使鲁国陷于混乱,这不仅破坏了周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引起了同姓诸侯间的不睦,使得诸侯们对宣王更加不满。对诸侯尚且如此,对在朝为官的臣下就更加放肆,更加蛮横无理了。一次,为了一件小事,大夫杜伯触怒了宣王,被判处死刑。他的老朋友左儒急忙上前劝阻,宣王愤怒地斥责说:"在你眼中,只有朋友,没有国君,是何道理?"左儒回答道:"国君有理,臣就顺从国君;朋友有理,臣就支持朋友。现在杜伯并没有罪,不该问斩,所以,臣劝谏大王,不要杀杜伯,否则就会枉杀好人。""我偏要杀他,你能怎样?"宣王恼怒地说。左儒接道:"臣愿陪杜伯同死。""我偏偏不让你死,看你能怎么办?"宣王说罢,下令左右斩了杜伯。左儒又羞又气,回到府宅后就自刎而死,此事在大臣间引起一片惊恐。
          事后,宣王冷静下来,感到自己确实过分了些,暗暗悔恨,又不好意思明说,以致寝食难安,得了一种怔忡症。一次,他带着臣下外出游猎,借以散心。游猎中,他忽然在车上大叫一声,昏迷了过去,医治无效,几天后死去。后来,就流传开一种说法,说宣王打猎时,忽然看见杜伯从路的左边钻出来,身穿红衣,头戴红冠,手持一张红弓,搭上一支红箭,射中了宣王的要害,夺去了他的性命,这自然是迷信之言,但其死因确实成为千古之谜了。
          幽王无道
          宣王崩,他的儿子宫涅即位,是为周幽王。幽王为人性情暴躁,待人尖酸刻薄寡恩,而且喜怒无常,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只知道吃喝玩乐。刚一继位,就打发人四处为他寻找美女。政治上,幽王拜尹球为大夫,虢石父为上卿,祭公为司徒,三个人都是阿谀奉承之人,贪位慕禄之辈,他们竭尽所能满足周幽王的无限欲望。有一次,三川地区的守臣上报幽王,说当地发生了大地震。幽王笑着说:"山川地震乃是常事,何必兴师动众地告诉寡人呢?"伯阳父对赵叔带说:"以前,伊水、洛水枯竭之后夏朝就灭亡了,各地发生地震之后商朝就灭亡了。现在,我们周朝就如同夏商时期的末世一样啊!"赵叔带骇然问;"为什么呢?"伯阳父说:"水源堵塞之后,山川必然枯竭;山川枯竭之后,地震必然产生,地震是国家灭亡的预兆。从现在开始,二十年之内,周王朝必然灭亡!"这年的冬天,岐山出现了山崩现象,赵叔带上奏说:"山崩地震,这是国家不祥的预兆,希望大王能够抚恤平民,广开言路,以弥补天变带来的损失,使社稷能够转危为安。"虢石父却说:"山崩地震,乃是上天的正常安排,是天道,有什么不祥的?叔带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不知道天意,还望陛下仔细审察!"幽王听信了虢石父的话,罢免了赵叔带。右谏议大夫褒劝谏道:"千万不能罢免赵叔带,否则会阻塞臣下谏议的道路。"幽王大怒,把褒关进监狱。事实上,山崩地震,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自然现象,它和国家的灭亡、凶兆等等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但是,古代的科学技术不发达,古人敬畏天命,对自然灾害等现象本来抱有一种恐惧心理。加之他们相信"天人合一","人事"可以通过"天象"反映出来,因而便会对山崩地裂等现象加以附会地演绎一番。话又说回来,虽然赵叔带的话体现了体恤百姓、广开言路之心,用心可谓良苦。但在传统社会之中,伴随天灾的往往是人祸,人祸会给百姓的生活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贤臣往往会借助天呈异像之机提出抚恤百姓的谏议。幽王时期,并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幽王无道,民不聊生,所以,赵叔带才会趁机提出以上措施。
          褒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三年。褒家的人想了许多法子,设法营救褒,都没有成功,最后儿子洪德说:"听说天子非常荒淫、好色,在褒城中,姒家的女儿长得十分清丽,但是他们家很贫穷。现在,我们如果用百金买下这个女子,把她进献给幽王,那样一定可以赎回父亲。"姒家的女子年方14岁,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发挽乌云,十指纤纤,有闭月羞花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于是,他们家就以百金买下了这个女子,教会她唱歌跳舞,把她打扮起来,献给了幽王,替褒赎罪。幽王见到如此漂亮的美人,欣喜若狂,立即释放了褒。因为这位美人是出自褒地的姒家,所以就赐名褒姒,充入后宫。群臣都劝阻说:"自古以来,就有因为红颜祸水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夏朝的妹喜、商朝的妲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大王应该以前朝得失为借鉴,不接受这个美人。"尹球、虢石父却说:"庄稼人多收了几捆禾麦,还可以再娶小妾。大王贵为一国之君,接受一个美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怎么就那么多废话?"幽王也大怒:"如果还有人劝阻,斩!"自此,幽王与褒姒坐则腿叠腿,立则肩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上朝。幽王专宠褒姒,其他的妃子,包括皇后申氏逐渐失宠。
          一天,幽王与褒姒在翠华宫,他们正在饮宴之时,申后忽然来了,褒姒没有起身迎接。按照古代的礼仪,皇后到宫中的任何地方,除了帝王之外,其他的妃子、宫人都必须起身迎接,否则就是对皇后的不敬。面对褒姒的这种行为,申后心中虽有怨愤,却不敢说出来,回宫之后愁眉紧锁,忧容不展。申后自知褒姒天香国色,而自己年近40,自然无法以美色与褒姒一争高下,所以终日长吁短叹。太子宜臼看见母亲郁郁寡欢,连忙跪问原因。申后说:"你父王宠爱褒姒,不分尊卑。今日在翠华宫,见我来了,她仍饮酒自乐,也不起身迎接,也不退避。将来她一定会骑在我们母子头上,那时,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呀!"太子说:"母后,不要过于忧伤,这事好办。改天,您与后宫妃子一起赏花时,如果褒姒也在赏花的队伍之中,孩儿一定会命令宫人将她乱打一顿。等到她禀奏父王时,如果父王不听,那就算了;如果父王怪罪下来,孩儿一定会杀死这个贱骨头!"
          申后果然将褒姒打了一顿,褒姒对幽王垂泪说:"申皇后无缘无故命令宫人痛打妾身!"幽王变色:"皇后怎么敢如此无礼!"虢石父、尹球附和道:"臣下听说皇后的嫉妒心特别重,她不满意大王对褒姒的宠幸,这才会做出此种蛮横无理的事情。"幽王大怒,下诏废除皇后,将她囚禁在冷宫,册立褒姒为正宫娘娘。太子宜臼愤恨不平,找幽王理论,幽王一怒之下,废掉太子。一日之内,废掉王后和太子,于礼大谬,自然引起了朝中大臣的普遍不满。为此,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纷纷告老归田。
          千金买笑
          褒姒出身卑贱,买身入宫,性格忧郁,整日紧蹙眉黛,终日闷闷不乐。为了让她开怀一笑,周幽王可谓是费尽心思,但是千方百计,褒姒却难得开口一笑。幽王下令乐工鸣钟击鼓,宫人翩翩起舞,而褒姒全无悦色。幽王问:"爱妃不喜欢音乐,不知道喜欢什么呢?"褒姒说:"妾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曾记得昔日用手撕裂彩绢的时候,喜爱听彩绢裂开的声音。"幽王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幽王立即下令每日购进100匹彩绢,命有力的宫女撕裂,以取悦褒姒。褒姒虽然爱听彩绢裂开的声音,却依旧不见笑脸。
          幽王问:"爱妃为什么还不笑?"褒姒说:"妾身从生下来之后,还没有笑过,所以妾身不会笑,不知道笑为何物。"幽王私下与虢石父说:"你若有什么办法让褒后笑一笑,就赏你千金!"虢石父就献计说:"在城外,每隔五里就有一座烽火台,用来防备敌兵。如果敌兵进犯,就会点燃烽火,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率领军队,赶来都城勤王。假如诸侯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地赶到了都城,却没有敌兵,皇后必然会笑!"原来,西周的都城镐京离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部落不远,而犬戎的强大,就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尤其是镐京的安全。为了防备犬戎的进攻,周王朝在骊山一带建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如果犬戎进犯,把守第一道关的士兵立刻点燃烽火,第二道关的士兵见到之后,也把烽火烧起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烽火台都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见到了,就会立刻发兵前来援助。
          听了虢石父的计策,幽王遂与褒姒驾幸骊山,到处灯火辉煌,轻歌曼舞。周幽王向褒姒解释烽火台的用处,告诉她这是传报战争消息的建筑。褒姒听了,不相信在这样一个高土台上点把火,就能召来千里之外的救兵。为了讨得褒姒的欢心,周幽王立即下令,让士兵点燃烽火。听到无缘无故要点燃烽火,群臣都来劝谏说:"烽火台用来救急,必须取信于诸侯,现在无故而点烽火,就是戏弄诸侯!以后倘若犬戎真的来进犯,用什么东西让诸侯发兵救援呢?"幽王一心只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一心只为了博得美人灿烂的一笑,哪顾得了其它的后果呢?遂命人点燃了烽火,与褒姒在望边楼欢宴。烽火在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上点燃起来,刹那间火焰直冲云霄,像一条逃命的巨鲸一样,不断地喷出一股一股火柱,向黑暗的远处奔腾而去。各地的诸侯乍见烽火台上烟尘滚滚,以为国都受到进攻,纷纷率领军队前来救援。没多久,各国诸侯皆领兵而至,一路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到了国都之后,并没有发现敌兵的踪影,看见的只是周幽王正和褒后在望边楼上饮酒作乐,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才知道自己被国王愚弄了。诸侯们是敢怒不敢言,只能悻悻地率领军队返回。褒姒凭栏远眺,见各路军马匆匆赶来,又悻悻而回的狼狈相,觉得很好玩,不禁嫣然一笑。周幽王一见宠爱的妃子终于笑了,乐得都快找不到北了。
          等诸侯们都退走以后,周幽王让士兵再次点燃烽火,诸侯们不辨真伪,又急匆匆地带着军队赶来了。周幽王和褒姒一见诸侯们再次上当,在望边楼上哈哈大笑起来。幽王说:"爱妃一笑,百媚俱生,这都是虢石父的功劳!"遂以千金赏虢石父。"千金买笑"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就这样,周幽王反复点燃烽火,玩火自焚,直到再也没有一位诸侯再上当为止。
          平王东迁
          申侯在回去的路上,就上书责备幽王弃皇后、废太子、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四件事情。虢石父奏报说:"申侯打算与太子宜臼谋反,因此故意挑剔大王的毛病。"幽王说:"那怎么办呢?"虢石父又献上一计:"唯今之计,只有赶快发兵讨伐他,才可能免除后患!"于是,幽王发兵讨伐申国。申侯大惊,召见臣下商议道:"我们申国国小兵微,怎么能够抵御周王的军队呢?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大夫吕章说:"我们的国家危在旦夕,只有求助犬戎、西夷,您赶快写信给犬戎,请求他们出兵讨伐无道的幽王,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灾祸!"申侯依计而行,犬戎遂发兵五万,将镐京围得水泄不通。
          幽王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对虢石父叫道:"速燃烽火!速燃烽火!"烽火台上白天冒着浓烟,晚上火光冲天,但是,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援救。因为前几次被烽火所戏弄的诸侯已经聪明了,他们再也不想做博取美人一笑的笑料了。在无人援救的情况下,镐京陷落。犬戎在城中放火焚烧宫室,西周积累的货物宝器,全被犬戎掳去。幽王也在骊山下被杀,褒姒被犬戎掳去,下落不明。
          不久,各地诸侯才知道,原来犬戎真的打进镐京了。于是,他们纷纷带着大队人马前来镐京救援。诸侯们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天子,也就是周平王,然后就回各自的封国了。
          没想到这些诸侯们前脚一走,犬戎后脚就又进来了,而且是经常进犯。当时,京师宫殿被焚毁,国库亏空,而且西边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去了,边境烽火也是连年不息。于是,平王就与群臣商议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公反对道:"不好!洛邑虽然居于天下之中,但是四面受敌;而镐京呢,左边有崤山、函谷关,右边有陇国、蜀国,而且沃野千里,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现在,大王如果要舍弃镐京,迁都到洛邑,臣认为不可!"平王没有听取周公的谏议,把都城迁到了洛邑。平王东迁,并没有迁徙丰、镐二京的百姓,因此在洛邑建国的时候,只能依靠诸侯的力量,从此落入了诸侯的掌控之中。诸侯们各霸一方,展开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残杀。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如今已被当做笑话。事实上,西周受到了申侯和犬戎的进攻,诸侯没有前来救援,并非由于幽王曾经"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近乎小说,并非完全可信。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周王室已经十分衰弱,周天子已经无法控制各个诸侯国,所以诸侯们才敢按兵不动,保持实力,坐观成败。当时,不仅在西周初期分封的诸侯国,如齐、鲁、燕等都已经发展壮大。加之,由于血缘关系越来越远,他们也想摆脱周王室的控制,开始离心离德。比如,在周宣王时期才建立的申国,还是周王室的亲戚,如今却带头反对周王。此时,周王室的力量,已经下降到和一个中小诸侯国的力量差不多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幽王把烽火燃烧的多旺,都已经无济于事了。这个离奇曲折的故事,虽然有许多不能相信的地方,但是它所反应的幽王求援、诸侯不救的情况,却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西周的灭亡,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褒姒,甚至不是由于幽王个人,而是当时的周王朝统治已经腐朽不堪,生产关系已
          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此时,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周末年农作物的产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奴隶对于"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荒芜的现象,井田制遭到破坏。幽王时期很多贵族破产流落,富有的庶民(主要是商人)及新兴地主穿贵族衣服,在朝廷做官。当时,奴隶的数量已经很少,农奴的数量扩大,奴隶主不得不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奴隶耕种,然后按照一定的数额收取田租,这样就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与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也必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也。而周幽王仍然用奴隶制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充当了奴隶制度的殉葬者,实属历史的必然。
          轰然倒塌--秦朝覆亡真相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秦朝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朝代。自秦朝起,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不管豪强公开割据或外族侵入建立政权,最后总是还原为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皇帝是秦始皇新创的名词,一个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只能依据其表现来评判。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从死后到现在,经受了历代多少文人的各种不同的评点,如贾谊的责难、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等等。尽管始皇是个暴君,但是,他所创建的许多制度,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的。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撇开秦朝的短暂而亡不说,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在西方的耶酥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终身志向),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秦始皇的功绩至巨至伟。后来延续2000年之久的封建体制,基本上是秦制的逐步演变,秦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基础和心理基础,因此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
          千古一帝
          秦本是西方小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与戎狄战斗,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孝王曾封给养马人非子一块土地,地名秦(甘肃清水县),在戎狄间。宣王封非子曾孙秦仲做大夫。秦仲攻西戎战死,子孙都戮力攻戎,国势渐盛。秦仲孙秦襄公因为救幽王有功,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因此平王封襄公做诸侯,逐渐拥有了西周故地,成为西方强国。秦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虽成西方大国,却被东方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秦君大多都是有作为的君主。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德公建雍,秦穆公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他招揽天下贤士,起用谋臣百里奚,战胜晋国,扩地到黄河边上。又灭诸戎,开疆千里,成春秋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他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鼓励个体小家庭生产,发展封建经济;普遍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变法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促进了秦国社会的转型,加快了由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迈进的步伐。经过惠王、武王的苦心经营,到昭王时期,秦国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东方六国,为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继续奉行"远交近攻"的既定策略,以重金收买关东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
          嬴政用武力吞并六国之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参照历代秦国的政治体制,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嬴政认为,天下已经统一,过去的"帝"和"王"的称号却不统一,便下令臣下重新商量议定他的称号问题。有大臣说,远古时期有"天皇、地皇、泰皇"的传说,其中以"泰皇"为尊,故主张以"泰皇"来称呼他。听了大臣的意见,嬴政决定去掉"泰",保留"皇",再加上古代的"帝"号,合称为"皇帝",以此显示自己功高三皇、德超五帝。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期盼嬴氏江山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还创立了与皇帝的称号相一致的一些称谓制度。如皇帝自称用"朕",表示至尊无二;皇帝所下的涉及制度的命称"制",昭告臣民的令文称"诏";皇帝的印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才能叫做"玺";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这一称谓制度在此后千余年一直被沿用。
          秦始皇大权独揽,日理万机。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一人裁决。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会休息。当时还没有出现纸张,公文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公文的数量用"石"这一重量单位来衡量。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由此可知,秦始皇确实是一位勤勉、有作为的皇帝。
          在中央,秦始皇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僚体制。皇帝之下是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最高行政长官,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太尉是最高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听从皇帝的命令,所以,军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之手。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以下设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各有明确的分工,负责不同的政务。在地方,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在讨论地方体制时,包括丞相在内的多数大臣主张分封制,唯独廷尉李斯主张郡县制。李斯说,周朝实行分封制,将王公子弟封到各地为王,开始还能够精诚团结,拥护周王,但是,过不了几代,诸侯王与天子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再加上诸侯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就不再听从周王的指挥,致使周朝分崩离析。如果实行郡县制,皇帝亲自任命、罢免地方长官,政权就可以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天下才能够长期稳定。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设立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是县令或县长。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
          为巩固大一统格局,巩固中央集权,秦始皇又采取一系列行政改革。第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地主,奖励私有制。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下令,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占有土地的数额,交纳赋税,就可以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第二,统一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第三,统一货币,以秦的"半两"钱作为流通货币;第四,统一交通工具,实行"车同轨"、"行同伦",确定车轨的标准宽度;第五,统一文字,以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小篆为基础,略加整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天下;第六,修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临洮,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第七,没收天下兵器,将其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防止天下人作乱;第八,修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古,一条向东通河北、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第九,迁徙六国贵族和豪富到咸阳,以利于对他们的控制。这些措施,促进了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人物。但是,他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加上他的继承人秦二世无比昏暴,使秦国成为短促的朝代。
          始皇暴政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余支秦简,内容主要是秦的法律制度。这些秦律的涉及面相当广,包括农田垦种、山林保护、牲畜饲养、粮草管理、货币流通、物资管理、手工业生产、徭役征发、刑徒使用、军爵赏赐、官吏任用、保举子弟、府库收藏、征发戍边、对游士的限制,以及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评定等等。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反映了秦律严酷的特点。依史书记载,秦律的核心是刑法,它是将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宫、大辟)发展为死刑、内刑、罚作、迁刑和赎刑等,共计五类。每类刑罚又可分为若干不同的刑种。单就死刑来说,即可分为斩、戮、车裂、弃市、枭首、腰斩、生埋、赐死、夷族等等十余种之多。按秦律,并不是只有百姓本人犯罪才会受到惩罚,有时候,祸可以从天而降。比如,秦律规定:一人犯死罪,亲族-起处死,叫作"族诛";一家犯法,邻里同罪,叫作"连坐"。生活
          在如此严酷的法律下的人们随时都会被指控犯法,随时都会被罚做苦役,随时都会被斩脚、割鼻、处死等。
          严酷的法律引起了百姓和士人的普遍不满,他们依据包括史书、经书等书籍中所记载的先公先王的贤德事迹,纷纷指责或影射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胆大妄为矛头直指始皇帝,就是因为书籍的缘故。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焚毁"妖言惑众"的书籍,下令除了秦国历史之外的所有史书,以及经书、诸子百家之书等等典籍,无论是官府收藏,还是民间百姓和士人收藏,一律烧毁,只留下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在全国"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百姓和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士人们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流言遍布天下。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竟然抓到460多人。秦始皇下令把这些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焚书坑儒"事件,使秦始皇失去了士人之心,这也成为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始皇很喜欢六国华丽的宫殿,所以,每灭一国,他都要让人将这个国家宫殿的图样给画下来,在咸阳照样仿造。六国华丽的宫殿并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无限欲望,他曾经想造一个庞大的苑囿,西起雍、陈仓,东面延伸到函谷关,面积近千里,最后被侍从、侏儒优旃劝止。优旃开玩笑地说:"这样可太好了,有了这么辽阔的皇苑,我们可以多放养些猛兽,如果六国的后裔有人敢从东方进攻,就把这些猛兽赶出去将他们吓跑。"秦始皇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于是打消了建这个巨大苑囿的念头。尽管如此,秦始皇还是建了大量奢华的宫殿,仅咸阳周围就建有宫殿270多座,行宫关外400多座,关内300多座。修建这些宫殿,当然需要役使大量的劳力。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宫殿当属阿房宫。根据《史记》记载,规划中的阿房宫前殿东西长500步,约合700米,南北宽50丈,约合
          5米。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调用劳动力70万人。到秦始皇死在出巡路上,阿房宫尚未建成。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修建秦始皇自己的陵墓--骊山墓,每年也用劳力70多万人。再加上其他工程,如建长城,修弛道,常年的兵役征发等,每年参与服役的人数竟然达到300余万之多。男子不够用,就征发女子(秦朝因为实行法治,反对儒家思想,没有像后来那样限制妇女从事公共活动)。秦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被征发营造宫室坟墓,守五岭,筑长城,戍边等,总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至秦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
          秦始皇称帝后,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营造大坟墓;又希望或者可以不死。为此,他派出很多方士去求仙找药,如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即是一例,为此浪费大量财物。方士妖妄,劝他隐藏修炼,因此又造许多宫室。他造长城,巡游四方,大都是受方士的唆使。他到碣石(今河北秦皇岛一带)一次,到成山(今山东胶州半岛成山角一带)两次,就是因为传说这些地方是神仙常来的地方。秦始皇出巡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天下人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至今,许多地方还存有秦始皇出巡时留下的石刻,如著名的泰山石刻。这些石刻主要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宣传秦朝统一天下、进行各项改革的历史功绩。秦始皇每出巡一次,都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闹得百官黎民不得安宁。一次,他南巡想到衡山,舟行至湘山(今湖南岳阳县西南)遭大风。秦始皇大怒,使刑徒3000人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只是为了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公元前221年,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有人便趁机在上面刻了诅咒秦始皇的一句话:"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得到消息,火冒三丈,派御史严厉追查刻字的人。追查未果,御史便将陨石附近的住户全部处死,又将刻有字的陨石毁坏,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
          沙丘政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秦始皇临死前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他客死在沙丘之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起义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是始皇暴政的必然结果。当初秦始皇兼并诸侯,一统中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当时的中国,长期分裂,久经丧乱。春秋战国400多年之间诸侯争霸,合纵联横,天下扰扰,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心思治,民心思安。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如果不经过长时期的恢复,社会是很难继续向前发展的。但是,秦始皇所实行的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举全国之力,修建宫殿,修筑长城,开拓边疆,开辟驰道等,全然把新国家当作一个新的战场--全民参与旷日持久的"土木工程"的战争中。早已经厌倦了战争的百姓,如今又参与到这一场更大的"战争"之中,除了反抗暴秦,他们似乎别无选择。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最后一次巡游,同时也是他的死亡巡游,危若累卵的秦王朝灭亡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这次巡游,随行的有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返回途中,一向身体健康的嬴政在平原津(今山东德州)突然病倒。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而是加重了。秦始皇知道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这才慌了手脚,急忙命令李斯起草诏书,并将诏书和传国玉玺递送给长子扶苏,催促扶苏立即赶回咸阳,主持丧礼。当李斯草拟好诏书呈交嬴政审阅时,嬴政已经死去了。此时,扶苏又在哪儿呢?原来扶苏曾经劝说过秦始皇:"现在天下刚刚统一,边境上的民众还没有彻底安定,士人们也都推崇儒家的主张,而父皇却用严酷的法律治理天下,儿臣担心会令天下不稳。希望父皇能认真考虑,改变政策,安定人心。"扶苏的话可谓句句在理,但是秦始皇又哪里听得进去,反而斥责扶苏多事,将他派往边境的军队里做监军,和大将蒙恬一起抵御匈奴。
          秦始皇死在了沙丘,只有随行的李斯、赵高和胡亥知道此事。他们心中各怀鬼胎,明争暗斗。李斯因秦始皇死在外地,生
          前又未立太子,唯恐引起天下大乱,所以决定秘不发丧。做过胡亥老师的赵高为了篡夺朝政大权,准备改立胡亥为秦朝的皇帝。因此,他不仅扣下秦始皇给扶苏的书信,竭力怂恿胡亥夺取王位,而且还以官禄权势为诱饵,对李斯进行威逼利诱。胡亥能够登上九五之尊,何乐而不为呢?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终于失节妥协。于是,赵高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阴谋。首先,他假造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命令他自杀。接到诏书后,扶苏便自杀而死。接着,赵高将嬴政的尸体放在车中,关上车门,拉上车帘,让百官以为秦始皇仍然活着,带领大队人马匆忙往咸阳赶去。路上,又出了点小小的插曲。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臭。赵高派人弄来大批鲍鱼,命令每辆车上装鲍鱼一石,以混淆尸臭。终于安全抵达咸阳,赵高这才宣布发丧,并拥立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赵高拥立有功,从此把持朝政,横行无忌,就连胡亥也只能听从他的摆布。
          胡亥即位后,在赵高唆使下,杀死公子公主22人(秦始皇子女)、大将蒙恬蒙毅兄弟以及许多大臣。第二年,又以谋反的罪名腰斩李斯,灭其三族。秦二世以累累白骨企图巩固其帝王宝座,暴露了他残暴的本性。对于普通百姓的杀戮,秦二世更是毫不手软。在埋葬秦始皇时,他担心修建骊山墓的工匠会泄露地宫玄机,竟下令将全部工匠闭死于墓中。不仅如此,他还大兴徭役,加重赋敛。始皇死后,他继续调集大量的劳力,加紧修建阿房宫、直道和驰道。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统治,他又征调五万人屯卫咸阳。秦二世还竭尽所能的享乐,他豢养了大批狗马禽兽,以供游猎之用。横征暴敛与荒淫无道,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二世只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只是一个终日沉湎于享乐的皇帝。他听信赵高的一派胡言,把一切朝政都交给了赵高。二世以为从此可以穷奢极欲一辈子,赵高以为从此可以篡夺帝位。中央集权的秦朝廷,实际上只剩下秦二世和赵高两个独夫了。一天,赵高为了考验朝中谁服他,谁不服他,就牵了一只鹿上朝,对胡亥说:"陛下,我弄到一匹马,特来进献给您。"胡亥哈哈大笑:"爱卿在开玩笑吧!这明明是只鹿,怎么是马呢?"赵高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是马,请大家认吧。"许多大臣惧怕赵高,就附和着说是马,只有几个忠厚的大臣如实地指出这是鹿,我们很可以想象这几个大臣的下场。这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从此,赵高更加为非作歹,再也没有一个人说个不字。
          陈涉首义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年轻的时候曾经为地主耕作土地,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吴广,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对现实社会充满了愤懑和不平。陈胜不甘于贫困的生活地位,曾经对一同耕作的贫苦农民说,如果将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其他人,这反映了他要改变现实社会的远大志向。
          公元前209年7月,秦二世下令征调贫民去戍边,陈胜、吴广也在征发之列。他们和另外九百个贫苦农民,在两个将尉押送下,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戍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大泽乡西南)时,遇到大雨,道路不通,无法继续前行,延误了到达渔阳的日期。按秦律,如果戍卒不按期报到,必定斩首。于是陈胜便和吴广私下商议道:"赶到目的地,或者逃亡,都不能免于一死,不如趁此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为了坚定大伙儿对陈胜的信心,为了发动戍卒跟随自己共举大事,他们便暗暗在帛上书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藏在鱼腹中。戍卒在剖鱼时发现帛书,非常惊异。他们又在深夜,到附近祭祠中点上一堆火,并模仿狐狸的声音,大呼"大楚兴,陈胜王"。这"鱼腹藏书,篝火狐鸣"的办法十分有效,戍卒们私下纷纷议论,觉得陈胜不是一般人,觉得跟随陈胜就有活路。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天,押送戍卒的两个将尉酒醉,吴广故意说要逃走,将尉一听,举鞭就打,一会儿竟要拔剑杀人。此时,吴广奋起夺过剑,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将尉,陈胜也帮助杀掉另外一个将尉。早就郁积在大家心头的仇恨火焰,一齐迸发出来。陈胜抓住这一时机,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超过规定的到达期限,而失期就要被斩,难道我们就去白白送死吗?王、侯、将、相,难道天生就是享福的吗?贫苦百姓,难道生来就是受罪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抗他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吗?"陈胜的话,激起了大家的斗志。于是,900个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大楚"为号,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组成了一支手持木棍、农具的起义队伍,树起了反秦的大旗。为了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队伍,他们就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就在大泽乡燃烧起来了。
          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所到之处,受苦受难的农民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很快拥有战车700百辆,骑兵1000多人,步兵数万人,攻占六个县城,横扫数百里。起义队伍来到陈县(今河南淮阳)时,郡守和县令均已逃走,只有郡丞率领秦军进行了顽固地抵抗。在丽谯门一战中,郡丞被杀,秦军溃退,起义军迅速占领陈县,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这座城堡。陈县是秦末农民起义军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这里,陈胜自立为王,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纲领性口号。
          陈胜出身佣耕,是给地主种田的雇农。社会地位很低,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多少政治、军事上的才能,可是他一起义,天下云聚响应。各郡县豪强和民众捕杀秦官,四出略地,公认他是起义首领。连孔子八世嫡孙孔鲋也来投奔,足以说明秦的暴政是多么不得人心。革命的风暴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沛县人刘邦在起义军占领陈县两日后,聚众数百人,杀死沛县县令,举行起义。凌县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徐县人丁疾等在淮北举起反秦的旗帜。项梁、项羽在吴县听到陈胜起义消息后,立刻起兵响应,杀死会稽郡守殷通,集合精兵8000人。早已率领一支"刑徒"组成起义队伍的英布,此时也迫使鄱阳县令吴芮共同起兵,活跃于鄱阳湖一带,队伍发展到几千人。这些队伍都以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中心,把"张楚"作为他们共同的旗帜。
          张楚政权建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陈胜部署了灭秦的总体部署。他把军队兵分三路:南路,派邓宗率军攻九江郡;北路,派武臣、张耳、陈余率军渡黄河向魏国旧地进攻;西路,也就是起义军的主力,则向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挺进。向西的军队又兵分三路:一路由假王吴广率田臧、李归等围攻荥阳,以打开通往秦都咸阳的道路;一路由宋留率领,从南阳直叩武关,以突破进入关中的另一条道路;另一路人数最多,由周文率领,直捣咸阳。这样,在全国广大地区,形成了起义军对秦王朝全面包围的形势。各路起义军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胜利前进,迅速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大片土地。周文率领军队一路西进,九月已经进军到距秦都咸阳不到百里的地方。
          就在这关键时刻,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同任何一次疾风暴雨的农民起义一样,起义队伍里,除了广大贫苦农民以外,还有一些怀有各种目的的六国旧贵族等诸色人等。他们加入起义的队伍后,固然对加速秦王朝的崩溃、瓦解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极有可能分裂起义队伍,削弱反秦力量。公元前209年,旧贵族武臣投靠陈胜后,率军北上。其间,他受到张耳、陈余等的唆使,脱离陈胜。武臣遂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与此同时,另一路由陈胜派到北方去的周市军,在攻下魏国故地后,也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齐国的旧宗室田儋也趁机在狄县自立为齐王。景驹据楚地称楚王,韩成据韩地称韩王。这些六国旧宗室贵族各有异心,完全不听陈胜的号令,致使农民起义军遭到极大的损失。他们理应成为反秦的有力武装,却互相攻伐,掠夺土地,谁也不想出力攻秦。正因为如此,当秦二世派章邯率领几十万大军向周文的农民军反扑的时候,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就不可避免地溃败了。
          陈胜称王以后,逐渐骄傲和贪图享受起来,以至最后脱离了劳动人民。陈胜的骄傲,使他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从此以后,曾经与陈胜共患难的"故人"都纷纷离开他,而他只信任朱房和胡武等人,有功者不能赏,有罪者不能罚,对于同朱、胡有私怨的人,则任意加罪,结果失掉了人心。当章邯率大军逼近陈时,陈胜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公元前209年12月,农民军的根据地--陈失陷。于是,陈胜率一部分队伍且战且退,却不幸被驾车的庄贾杀害,令人痛惜。从陈胜首义到败亡,只有六个月。兴起那么勃然,是因为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败亡又那么骤然,则是因为过早地遇到了秦章邯军;其次,义军首领各怀异志,不能相互求援;而最致命的一点是陈胜骄傲自满。故乡朋友听说他做了王,特地来投奔他,谈起"苟富贵,勿相忘"的故事,陈胜嫌丢脸,把客人斩首,吓得一起来的穷朋友连夜逃走。他的岳父来看他,他也傲慢无礼,岳父大怒而去。对部下更是任意杀戮,以图提高威权,其结果是众叛亲离。陈胜虽然失败了,但反秦的浪潮自此汹涌,不可遏止,最终冲毁了秦的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楚汉灭秦
          陈胜、吴广等主要农民起义领袖去世以后,各地起义军的领导权大都相继落入六国旧贵族之手,他们为了恢复各自的政权,争夺地盘,闹得四分五裂。秦国大将章邯、李由想趁此时机把起义军各个击破。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原楚国贵族项梁在薛城(今山东滕州市南)召开军事会议,试图把分散的起义军重新集合起来。为了扩大影响,项梁听取了谋士范增的意见,把流落在民间、为地主放羊的楚怀王的孙子找出来,仍立为楚怀王,以作为起义的旗帜。项梁一度成为秦国大将章邯攻伐的主力,双方展开多次激烈的战争。几次胜利过后,项梁开始骄横狂妄起来,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结果被章邯偷袭杀害。项梁死后,章邯又将主要精力转向原赵国属地的义军。楚怀王决定兵分两路去增援赵国的义军:一路由宋义和项羽率领北上,直接救援,然后迂回挺进关中;一路由刘邦率领,西进关中。同时,楚怀王和众将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称王,借以鼓励士气。
          宋义到达安阳后,滞留46日却不前进。项羽建议迅速进兵,遭到拒绝。一怒之下,项羽杀死宋义,被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统领北路军,继续前行。项羽旋即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两万先行救赵。自己则下令全军破釜沉舟,仅持三日的粮草,渡过漳河,经过九次激战,大败秦军,杀死苏角,俘虏王离。接着,蒲将军和项羽连挫秦军。章邯见大势已去,又怕被赵高陷害,率领余众投降。
          此时,由于秦军主力尽开赴赵地攻打项羽,西线空虚,刘邦的军队得以顺利西进。他采纳陈恢的建议,实行招降政策,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归顺。因此,刘邦迅速攻下武关,直驱关中。秦二世三年,赵高先胁迫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接着,子婴又谋杀了赵高,并且派兵驻守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用谋士张良计,绕过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进抵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献城投降,将玉玺亲手交给了刘邦,秦王朝至此灭亡。
          刘邦得意洋洋地进入咸阳城,看着富丽堂皇的宫殿,看着后宫的3000佳丽,刘邦开始恋恋不舍起来,准备就此住下。张良苦口婆心地劝诫他:"现在到处都是战火,天下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够留居咸阳呢?再说,项羽率领军队马上就要进入关中,你难道想和他大战一场吗?你现在是他的对手吗?"这时,刘邦猛然省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军队撤退到了灞上。到达灞上之后,刘邦便召集关中名士,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它秦朝的苛刻法制一律废除,这使他赢得了民心,惟恐刘邦不做关中王。进入咸阳时,刘邦的丞督事萧何把秦朝的档案、律令、户籍控制在自己手里,因而掌握了天下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及土地和户口数字,为稍后开始的楚汉之争、统一战争以及国家的重建准备了条件。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河北消灭秦军主力后,率军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的项王营),准备与刘邦决一雌雄。此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刘邦自知寡不敌众,于是采纳张良的谏议,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赔罪。项羽设宴招待刘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朝宫室,收财宝妇女,然后发号施令,分割天下。项羽自以为已定天下,驱逐楚怀王,自立西楚霸王,有地九郡,建都彭城。其余的土地都封给刘邦、章邯等18个王。
          项羽的分封,引起了一些手握重兵而未封王的将领的强烈不满,其中尤以刘邦、田荣、彭越、陈余四人最为突出。不久,田荣首先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接着,刘邦乘机进兵关中,刚刚平息的战火又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公元前202年,项羽于四面楚歌声中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自刎,刘邦于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极大典,定国号为汉。
          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却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此后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当秦皇初起时,山东六国莫敢与之争锋,争相贿秦以自救。当秦王统一中国后,却不知道与民休息,只知依靠暴政维持统治,殊不知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统治犹如沙地筑楼,失去基础,自然是不会长久的,秦朝实际上灭亡于自己制定的苛刻的严刑峻律上。而项羽一代英雄,在与刘邦的争斗中,渐于失败,原因是不知顺应事世,大肆封疆裂土,开历史倒车。唯独刘邦,于乱世中能乘势而起,以弱胜强,终成一代帝王。何也?乃知天下思治久矣,便以亡秦为鉴,轻徭薄赋,教养农桑,以人为本,本固邦兴。可知天下之事,兴衰所凭,惟在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固其宜也。
          蟒断两汉:西汉覆亡真相
          在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文物管理所西南角,每当夜幕降临,总有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一座"汉高祖斩蛇碑"前,听讲解员秉灯讲解刘邦斩蛇的悠远故事。说起刘邦斩蛇,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还真有其事呢。秦朝末年,刘邦作为沛县的泗水亭长,奉县令之命,押送一批罪犯到骊山修秦皇陵。不料刚出了县境,就有几名罪犯跑掉了;走了数十里,又有几名不见了;晚上投宿的时候,查点人数,比出县境的时候又少了一大半。刘邦心里捉摸,照这样走下去,到了骊山,肯定就剩下自己一个光杆儿司令了,不如做个人情,让大家散去吧。想到这里,刘邦就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人都散去了。有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认为刘邦够意气,就决定追随他,浪迹天涯。
          这些人不敢走大路,也不敢住店,披星戴月,向芒砀山方向出逃。忽然,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对刘邦说:"你是真命天子,将来会荣登至尊。"但它却不肯让路,刘邦提起剑就要砍过去,大蟒蛇又说:"你斩我的头,我乱你的头;你斩我的尾,我乱你的尾。"乘着酒力,刘邦挥剑将大蟒蛇拦腰斩断。大蟒蛇死后,化为一股白气,向刘邦索命,刘邦随口说:"高山之上,哪有什么命啊?到平地再还吧。"后来,刘氏汉室虽然有长达四百余年的基业,但在汉平帝时,却被由大蟒蛇转化成的王莽拦腰斩断,横出一个为时十五年的新朝。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并不可信。那么,刘邦所建立的汉朝究竟是怎样被王莽拦腰斩断的呢?
          艰难度日
          刘邦建立的汉朝,千疮百孔,物资匮乏,以至于皇帝都不能找到四匹纯色的马驾车,将相大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就更加寒碜,只能使用牛车。所以,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到汉景帝,都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到了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终成一代盛世。
          刘邦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同姓王的帮助,所以他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全国各地为王,力图建立拱卫王室的屏障。汉初,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仅十五郡,其余都分封给诸侯王了,几乎恢复了战国时的割据局面,这种做法是自西周以来"封建"思想的继续,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随着宗室血缘的疏远,一些地方诸侯不但不去拱卫王室,反而试图夺取中央权力,汉文帝时爆发的 "七国之乱"就是明证。汉武帝深感威胁,便以诸侯奉献的黄金成色不好或分量不足为借口,一次废除了106个王和侯的爵位。基本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诸侯的矛盾,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处理对西北匈奴的关系问题上,汉初采取"和亲"政策,把公主嫁与单于,并赠以大量的绣、锦、絮、缯、酒等礼物,以换取暂时的安宁。和亲就是对匈奴忍辱退让,但在当时却有利于人民的休息。加上田租轻微,徭役较少,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的时间,社会经济繁荣了。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亿,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粮食新旧堆积,任其腐烂。正是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后盾,武帝一改与民休息政策而用尽民力。汉武帝主动出击,派李广利、卫青、霍去病等年轻将领深入大漠,勒石燕然,却匈奴于漠北,一举消除了困扰汉朝近百年的北方边患。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曲作家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这首小令是西汉初年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汉初,汉高祖开始重新分配大量的抛荒土地,第一批得到土地的当然是皇室成员,其次是有功之臣,再次是秦朝的旧地主,接下来是帮着刘邦打天下的中下级官兵,他们也得到了大概可以勉强养家糊口的土地。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了的时代。当中国的农民可以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最初,农民依靠一小块土地,勉强可以度日。然而,不久他们就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越来越沉重的赋税和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建议实行"限田政策",也就是限制富室大族拥有田地的数量,避免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引起社会动动,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宣帝、成帝、元帝、哀帝都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王莽篡汉以可乘之机。
          昭宣中兴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曾经提到"秦皇汉武","秦皇",指秦始皇嬴政,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武",指汉武帝刘彻,他一手把汉朝推向顶峰,也一手把汉朝推向危险的边缘。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自然二人都是一代英雄豪杰。其中,还有一层比较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在许多方面,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他们都好大喜功,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大修宫苑神祠,实行严刑竣法,多次巡游全国。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得汉朝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库几乎消耗殆尽。受战争影响最深重的自然是农民,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30亩按100亩征收租税,口钱20改为23,7岁起算改为3岁起算(汉制,民生七岁至14岁每人每年纳口钱20),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肆掠夺。汉武帝晚年,许多地区已爆发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可贵的是,汉武帝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痛下了"轮台罪己之诏",反省自己的过失,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其次,他选择了合适的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汉武帝去世时,继立的昭帝年仅8岁,一切政事都由辅政大臣霍光全权处理。霍光辅政期间和此后继位的宣帝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代社会一度又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时期,统治者一改汉武帝前期的好大喜功政策,复行无为政治,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七次颁布减免田租、算赋、口赋以及其它杂税的诏令,六次颁布照常贷给粮种和食物的诏令,使流亡农民陆续回到故乡来。另外规定,凡是郡国遭受地震、水旱灾害之时,当地当年的租赋、徭役都会全部免除。汉昭帝下诏废除苛捐杂税,宣帝下令降低食盐的价格,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濒临崩溃的西汉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粮食剩余。沿边地区设立的常平仓,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证据。为了保证政策法令的贯彻,汉昭帝和汉宣帝都十分重视吏治。他们大力改革弊政,澄清吏治,尤其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对于刺史、守、相这类职官的人选,一定要先由大臣推举,皇帝亲自召见,询问他们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以决定是否任用。汉宣帝还大力褒奖清明廉洁的官员,从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中选拔公卿大臣。颖川太守黄霸抚养鳏寡,救助贫穷,于是就下诏褒奖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汉宣帝亲政后,也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下令凡是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汉宣帝专门设置了"廷尉"一官,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皇朝又转危为安,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
          成哀腐败
          虽然汉元帝一生节俭,但是因为他用人不当,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汉成帝时,朝政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多行兼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日渐衰弱。新旧豪强下层豪强。他们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上有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上,则起着一致的作用。
          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个以昏庸出名的皇帝,从小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继承皇位后,更加肆无忌惮,热衷于寻欢作乐,终因好色丧了命。"瘦燕肥环"的典故里,"肥环"指的是杨玉环,"瘦燕"就是成帝时美女赵飞燕。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舞技,在后宫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为了紧紧抓住汉成帝的心,她又把容貌更胜自己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了汉成帝。赵合德的美貌令汉成帝惊羡不已,她的柔情更令汉成帝为之倾倒。汉成帝一刻见不到赵氏姐妹,便心神不安;赵氏姐妹的话,汉成帝无不言听计从,朝政因此而荒废。
          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成帝对之宠爱异常。一次成帝游兴大发,要班婕妤同辇一游,班婕妤推辞说:"古代贤君出游都有名臣在侧,只有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才由宠妾陪同,今天你要学亡国之君吗?"
          忙于贪欢的成帝把政事全部委托于外戚王氏集团。成帝即位后,尊其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由此拉开了王氏家族专权擅政的帷幕。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王氏家族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掌控了汉王朝的军政大权。
          继立的汉哀帝不仅重用外戚,还宠爱佞幸。哀帝在位期间,祖母傅氏家族和母亲丁氏家族势力大长,把持了朝政。他们滥杀无辜,胡作非为,把大汉朝廷搅得是乌烟瘴气。汉哀帝虽不好女色,却独好男风,对仪貌秀美、胜过六宫粉黛的董贤,大加宠爱。说起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历史上还留传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汉哀帝和董贤同床共枕,汉哀帝想起身时,不料董贤的身体却压着了他的衣袖,为了不惊醒"心爱人",他不惜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就是"断袖"的来历。汉哀帝不仅赏赐董贤大量的珍宝财物、良田府邸,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昏庸的汉哀帝,怎么能够治理好大汉皇朝?汉王室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汉哀帝时期,大臣鲍宣非常痛心地指出: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地主花天酒地、成癖成性,农民流离失所,有"七亡"、"七死",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情,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情,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家要想安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
          汉朝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高度集中,一个是奴婢无限增加。奴婢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质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他们先是变卖家产,然后卖妻鬻子,最后,他们穷的只剩下自身。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卖为奴婢,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大饥荒,许多百姓变卖子女为奴。当时曾出现固定性的人口市场,为卖一个好价钱,有的奴婢被主人精心打扮,更多的奴婢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到汉朝后期,奴婢的数量急剧增加,朝廷掌握的自耕农数量则大量减少。这样,向国家纳税的人口锐减,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奴婢的大量存在,反应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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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主题:野棠轩词集·卷一 (民国)奭良 [楼主]  [2楼]  作者:一步两搭桥  发表时间: 2012/06/15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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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代汉
        “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 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

        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

        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

        新朝改制
        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

        “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 “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

        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周边地方政权宣讲新朝建立是天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豪杰并起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

        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

        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野心家与野心家碰头,必然展开一场争权夺利的殊死搏斗。有了一定基础的刘玄取得了暂时的胜利,23年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初建更始政权。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绿林军的阵势吓坏了王莽,他一面故作镇定,把头发和胡须都染成黑色,显示自己老当益壮,表示自己完全有力量战胜“盗贼”;一面派王邑、王寻发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围困昆阳(今河南叶县)。在这里,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昆阳大战的胜利使指挥此役的刘秀一举成名,这成为他此后事业发展的起点。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王莽的新朝也随着这次战争失败而完全崩溃。原来还在四处观望的各地豪强,包括王莽的许多官吏,纷纷起兵割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朝就只剩下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孤岛了。

        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而此时的更始政权中,却出现了分裂的局面。更始帝刘玄、新市平林诸将领和一部分南阳豪强嫉妒刘秀兄弟的威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谋杀了刘秀的哥哥。此时,刘秀正在前线作战,听说哥哥被杀,心如刀绞,但是,他自知羽翼未丰,表现出异常的智力和忍耐力,迅速赶回宛(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不与其兄的旧属来往,不给其兄行丧礼,只说自己的罪过,却闭口不谈昆阳的战功。这样,刘秀就逃过了更始帝的铡刀。除掉刘秀的哥哥后,绿林军兵分两路讨伐王莽。王莽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长安城很快被更始军队攻下,王莽被杀,新朝灭亡。更始政权随之迁居长安。然而,刘玄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享受优裕、奢侈的生活,不知经营新政权,整日享受腐化的生活,长眠于女人的温柔乡里。在娶了赵盟的女儿为夫人后,刘玄不分白天黑夜的与她宴饮于后宫,而把政事大权完全委托于赵盟。朝臣奏事时,赵盟就安排侍中坐在帷幕中假装刘玄与群臣说话。诸将领听出不是刘玄说话,非常不满意。另外,赵盟独断专权,枉杀无辜。有一次,他要杀死侍中,就连刘玄讲情都不能阻止。于是,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说一句话。带兵在外的将官与土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毫无军纪可言。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军队,自然不能长久。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更始政权三年(25年),赤眉军两部合一,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入长安,更始帝和另外一些官员投降。赤眉军进入长安之后,将领忙于论功行赏,士兵忙于抢劫长安内外的财物。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却使百姓真真正正寒了心。他们终于明白,不能靠别人保卫自己,只能靠自己保卫自己。于是,百姓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抵制赤眉军。而赤眉军呢?他们已经养成了流寇作风,认为不能供给他们衣食的长安城一无是处,于是,一把火烧了宫室,重新踏上了流动作战的道路。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刘秀已经为他们营筑好了坟墓。

        更始帝迁都洛阳之后,派刘秀到河北镇抚诸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略河北,进而一步一步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势力。22年,刘秀来到河北,巡行诸郡县,释放囚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名,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此后不久,刘秀消灭了王郎等河北的割据势力,统一河北,拥有军队数十万人。在河北站稳脚跟之后,刘秀就开始了统一天下、剿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25年,刘秀在洛阳称皇帝,建立东汉政权。东汉政权先后消灭了更始军、赤眉军等等农民军,然后又一一剪除了全国的割据势力,如东方张步、北方彭崇、西方隗嚣、西南公孙述等等,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西汉王朝得之于农民起义,又失之于农民起义。西汉初期,冶铁业、水利的迅速发展,使汉初的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加之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豪强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纷纷兼并土地,巧取豪夺,以致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民或豪族的佣工。此时的社会矛盾已明显转化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伴随这一矛盾而来的,是农民进一步失去人身自由,沦为奴婢,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王莽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力图励行改革,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反而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但此后的严刑峻法又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历史,就是一场一场的闹剧。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洛阳城上又重新飘扬着大汉的旗帜。历史好像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刘家的人,又挤满了这新的都城,挤满了这新的朝廷。而“苟延残喘”的农民,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垂头丧气地走回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拿起了生锈已久的锄头,走向荒芜的田野。当他们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时候,回忆昔日的场景,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新的噩梦又萦绕在农民心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南阳的这个豪强地主还没有坐稳皇帝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

        光武更新
        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

        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

        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88+1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武装。从训练爪牙、训练武装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武装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

        鼎足三国
        董卓引兵洛阳,逐走袁绍,废汉少帝刘辩,杀何太后,立汉献帝刘协。在朝廷上,董卓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完全不顾群臣的意见,众大臣敢怒不敢言。他放纵军队,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慨。各地州牧郡守遂共同拥立袁绍为盟主,各拥兵数万人,结成关东同盟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面对同盟军的威胁,董卓感到洛阳难以继续维持,便决定迁都长安,并强迫洛阳的几十万百姓一同西迁。迁都长安以后,董卓依然不思悔过,一意孤行,引起大臣的强烈不满。192年,王允收买吕布,杀死董卓,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董卓死后,部下开始了新的权力争夺。曹操就是在这场群雄逐鹿和兼并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人,父亲曹嵩是汉末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就有曹操所带领的五千人的军队。盟军解体后,曹操因与袁绍不合,领兵到濮阳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192年,曹操收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黄巾军和一些豪强地主的武装,实力大增。接着,他又扫除了东面陶谦的威胁,稳定了兖州的统治。196年,两件大事改变了曹操的命运。第一件就是迎接汉献帝到许昌,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第二件他在军中推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军粮已经成为困扰各路大军的头等大事,不少割据势力,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因粮食短缺而不攻自破。对此,曹操深有体会,他以军事为手段,将流民编制起来,耕种无主荒地,收获物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做己用。这样,即解决了流民问题,又解决了粮食问题,可谓一举两得。从196到199这几年里,曹操的势力获得迅猛的发展。此时曹操的主要对手,西面有张秀,南面有袁术,东面有吕布。他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接受了张秀的投降,接着征讨袁术,最后消灭了吕布。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袁绍,统一了北方。

        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另外一个英雄就是刘备。刘备,字玄德,诼郡涿县人,西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备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一起艰难度日。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刘备率部追随官军参与镇压起义。军阀混战中,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始终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没有明确的作战思想和目的,只是在混战中四处流亡,朝秦暮楚,地盘多次得而复失,军队多次聚而复散,但他始终不甘心寄人篱下,始终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建立自己的功业。他的这一愿意终于因为有了诸葛亮而得以实现。孙坚,吴郡富春人。黄巾起义爆发后,孙坚追随刽子手朱镇压农民军。在讨伐董卓的盟军之中,孙坚是最坚决的拥护者。后来,袁术派孙坚攻打刘表,被刘表部将所杀。孙坚之后,他的十余岁长子孙策,广泛结交豪杰,继承了他的事业。在袁术的手下,怀有一腔抱负的孙策却没有得到重用,因而开始有了离心倾向。占领江东之后,在众豪杰的支持下,孙策宣布正式脱离袁术的控制,拥护汉献帝,事实上也就是拥护曹操。在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之时,曹操为了避免孙策乘机渡江北上,主动与他联姻,加以笼络,因而成为官渡之战的大赢家。此时,正当孙策想要施展宏图抱负的时候,被刺客暗杀。临死前,他一再嘱托亲信,好好辅佐弟弟孙权。孙权,字仲谋,孙坚次子。此后,他在江东地区建立了完善的统治机构,平定山越,消除了江东内部的不安定因素,稳定了大后方。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之后,开始统一南方的征战,要统一江南,就必须先控制荆州进而巩固江东,以完成对江南的统一。这也是孙策、孙权的既定方针。同时的刘备投奔刘表后,利用荆州之地招募丁壮,补充军队,拉拢当地豪强,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于是,荆州成为曹、孙、刘三方争夺的焦点。208年秋,曹操率领20万大军,号称80万,南征荆州。8月,刘表病死,没有主见、软弱的刘琮袭职,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在部下的怂恿下,他立即投降了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刘备自知力量不足以抵抗曹军,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逃跑。为了各自的生存,为了阻挡曹操统一全国,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于是,在赤壁,20万曹军和五万孙刘联军上演了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使得曹操一举统一江南的梦想破灭,被迫退回长江以北地区,长江成为三国鼎立的天然屏障。孙权偏安江南,刘备割据西蜀,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代”。它们各自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表面上承认汉献帝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是三个独立的王国,东汉王朝就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寿终正寝了。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废汉献帝,东汉王朝正式灭亡。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三国鼎立最终完成。在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对豪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废除盐铁专卖,下层豪强的财力大为增加,他们要求分享权利。他们分别在朝廷中寻找代理人,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这样,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未年,以两败俱伤而告结束。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对中央集权的依附越来越弱,进行疯狂地大混战。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户口骤减,十不存一。曹操的诗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十室不余一,念之断人肠。”东汉末年的战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破坏,是东汉二百年豪强统治的后果。

        名士挽歌:西晋覆亡真相
        竖子成名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宦官失败以后,士族内部的矛盾便加剧了。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大小来分配做官。魏文帝更行施九品官人法,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肯定。因此取得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想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争取士族的支持。出身河内名门望族的司马懿起初曾因有“狼顾相”而遭多疑的曹操猜忌,直到曹丕篡汉称帝后才逐渐受到重用。明帝曹睿时,因“北平公孙、西拒诸葛”而渐掌兵权、累积战功,终成魏国重臣,也成了士族门阀阶层当然的利益代言人。他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逐渐形成司马氏集团。虽然明帝临终托孤,但因功高震主屡遭猜忌而被架空。于是老家伙装傻充楞、隐忍待时,终于等到机会,于249年发动政变,掌控了魏国大权。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曹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气得魏帝曹髦嚷出了那句著名口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时,那个瑰丽磅礴、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们老的老、死的死,正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司马昭父子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完全有足够的理由顾盼自雄。魏国是寡妇孤儿、人尽可欺,自不必说;蜀国国君恰是那位连诸葛亮都“扶不起来的阿斗”,更惨的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国更不幸,国君孙皓是一个典型的虐待狂,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凿人眼睛、剥人面皮,可惜只敢虐待自己人,搞得是人神共愤、众叛亲离。

        司马昭没费多大工夫,就于263年,趁蜀国内乱,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三路攻蜀,把蜀汉后主刘禅俘至洛阳,优待得乐不思蜀,蜀汉遂亡。两年后,司马炎效仿曹丕故技,重演“禅让”闹剧,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于公元280年,发起统一战争,20万大军水陆并进,王浑、杜预率陆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北,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就地歼灭;王统率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排江而下,“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接下去传檄而定江南,割据江东近八十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

        至此,三家归晋。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又创建了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
        可司马炎这纨绔子弟既乏雄才伟略,亦无宏图大志,完全靠着继承祖父辈的遗产,基本没什么悬念,就站在了历史的高起点上。只需作为当然的主角演一出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已经写好、不久前又经过曹丕示范过的“禅让”闹剧,就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历来艰难的统一战争如今竟然一战定天下,简直太顺了。而且出身高贵的司马炎仪表非凡、聪明神武、长发委地、垂手过膝,按当时的标准绝对是可以令追星少女尖叫喷血的美男子,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总之,司马炎有十足的理由踌躇满志、自我放纵,却无半分开国君主应有的危机意识与深谋远虑,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开国之君,也为西晋王朝的覆灭种下了前因。

        灭吴后,晋武帝司马炎的膏粱本色尽显无遗,他对吴宫佳丽的兴趣显然远远大于对吴国户口钱粮的兴趣。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使军将在江南搜罗美女。除了把吴宫佳丽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少不了顺道从民间强抢大批美女一同北上。加上先前魏、蜀两国的宫女,超过上万人。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得30年才能轮遍,轮到后面的宫女见到皇帝时肯定都成老太婆了。当有了太多选择时往往倒不知如何选择了,司马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荒唐主意,乘着羊车,在宫里随意游逛,羊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演绎“一夜情”。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
        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当时的法令规定,商贾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司徒王戎家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亦乐乎。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

        牝鸡司晨
        晋武帝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惟独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司马炎也知道太子有些问题,他本来光儿子就有二十六个,选择余地挺大。但因与杨后夫妻关系甚笃,而杨后很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祖训。更重要的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乖巧聪慧,深得司马炎赏识。有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司马炎登楼观望,司马才五岁,在一旁拽着爷爷的衣带拉入暗影之中。司马炎觉得奇怪,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说:“暮夜苍茫,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更加称奇,曾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说:“此儿当兴吾家。”甚至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人品样貌与先祖司马懿相似,其实是对皇储安排的一种暗示。所谓“看孙不看子”,改换太子一事也就作罢。但从历史的结局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选择很是失败,比立储的选择更失败则是他对于太子妃的选择。司马炎本想为太子司马衷迎娶卫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又私受了不少奇珍异宝,就撺掇着迎娶郭氏的女儿。郭氏和贾充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奇丑无比;次女贾午,长得倒很漂亮。起初本是选贾午为太子妃,因其身材娇小,尚未长成,连太子妃的礼服都撑不起来,于是临时换了贾南风。贾午后来与父亲手下的帅哥韩寿私通,还把稀有的皇家香料赠与韩寿,“偷香窃玉”的典故即出于此。贾氏家风可窥一斑。贾南风的丑陋,倒与白痴太子司马衷堪匹配,可是却让做公公的司马炎目瞪口呆。但堂堂册立太子妃的国家大典已举行过,万无退货的道理,只好自认倒霉。后世史家每论及亡国祸乱之事,多为帝王讳,常诿过女子,然则西晋王朝的覆灭,这位“貌陋而心险”的贾南风确是罪魁祸首。贾南风生性酷虐,曾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有一次她发现有个宫女偷偷怀上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妒怒之下,以锐戟刺入,已经成形的胎儿被剖出堕地而死。司马炎闻讯大怒,令人修了一座冷宫金墉城,要把她废掉打入冷宫。但当时的杨皇后(此杨皇后是杨艳的堂妹杨芷,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堂妹杨芷为皇后)由于贾南风系堂姐所荐,而贾、杨两家关系颇好,便联合多位大臣好言相劝,晋武帝才消了怒气。事后,杨芷告诫贾南风一定要改过自新。然而贾南风对杨芷的救命之恩视若无睹,却对这番斥责怀恨在心。

        熟悉傻太子的大臣们不时旁敲侧击。尚书和峤委婉进谏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就是说您的傻儿子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天下。老臣卫也借着宫廷宴饮的酒劲儿,抚着御座对司马炎叹道:“此座可惜。”晋武帝心中也觉得不踏实,干脆找些案卷来考察一下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子妃贾南风忙请了个宫里的老先生当枪手,案卷批得头头是道。刚好太子身边有个机灵的太监提醒说:“太子不好学习,人所共知。现在批文上引经据典,必会被皇帝看穿,怪罪下来。不如干脆就事论事,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贾南风觉得有理,便命这小太监负责起草,再由太子抄写下来。司马炎本来对太子的期望值就不高,现在一看这傻儿子总算还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也就放了心。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重。立诏由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骏一起辅政。司马炎临死时,只有杨骏在旁,他想独揽大权,就和女儿杨皇后串通伪造遗诏,指定杨骏单独辅政,并想除掉司马亮。司马亮的手下劝他起兵讨伐杨骏,这老王爷虽在司马氏族中口碑不错,却是庸才一个,查其领兵记录,未尝一胜。总算还有自知之名,连夜逃往封地许昌避祸去了。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后世人称“白痴皇帝”。他完全是个傀儡,国家政事一件也管不了,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次,他在御花园里玩,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草丛间响起阵阵蛙鸣。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道:“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叫呢,还是为私叫呢?”身边的太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有个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有一年,某地闹饥荒,地方官员上报灾情,说灾区百姓饿死许多。晋惠帝就奇怪地问道:“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呢?”大臣回奏:“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 晋惠帝更奇怪了:“没有粮食,为何不吃肉粥呢?”大臣们听了,目瞪口呆、哭笑不得。西晋王朝出了这样一个活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是蠢蠢欲动、顿起问鼎之念。杨骏本是个低级小吏,十足的草包,因借了太后女儿的光位极人臣,总揽朝政,不禁得意忘形,俨然有代理皇帝的派头。对于太后杨芷以及其他人的劝说,都置若罔闻。其专横跋扈,引起了司马家族诸王的反感。皇后贾南风更是无法容忍,开始私下培植亲信,外联楚王司马玮。召楚王玮带兵进洛阳后,又操纵晋惠帝宣布杨骏谋反,夷其三族。连太后杨芷的老母亲庞氏也不肯放过,杨太后跪地苦苦哀求,表示愿做她的婢女来换母亲的性命。贾南风却毫不动心,杀了庞氏后,又废皇太后杨芷为庶人,将她关进那座当初为贾南风所建的冷宫金墉城里,最终落得活活饿死的下场。杨太后若想及曾为贾南风求情的往事定是悔不当初。贾南风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婆母杨芷尚且如此丧尽天良,对其他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嫌汝南王亮、老臣卫碍事,便矫诏指使楚王玮将两人处死,没过几天又以“擅自处死司马亮、卫”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

        楚王玮临刑时大叫冤枉,于事无补。
        贾后自此开始专权达七八年之久。常派人诱骗美貌男子寻欢作乐,事后杀人灭口。数以百计的男子中,仅有一名小吏得免。这名小吏年轻俊美,住在洛阳城南,失踪了一段日子,再出现时华衣美服、唤奴使婢,俨然富豪。众人都怀疑他偷了巨室的财物,抓他去见官。贾皇后有个远亲听说此事,想参与进来好索取涉案财物,遂与法官共同审案。小吏禀告说路遇一老妇,说家中主人生病,巫师占卜说要找城南少年来驱邪,便将自己装进一口箱子,运入一座豪宅中。询问到了哪里,被告知是“天上”。后来有位三十五六岁的矮胖丑妇出现,留他共宿了一段日子,然后顺原路将其送出,并赠以许多财物。贾后的亲戚听这小吏如此一说,顿时明白,溜之大吉。法官也猜知原委,便草草结案,将小吏释放。贾后之淫乱宫闱、胡作非为多如此类。

        贾后因怕太子司马年长后,自己地位难保,就设计陷害太子。先请人用太子口气起草了一封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的书信,代笔之人竟是以美貌与文采著称于世的潘安。接着寻机请太子喝酒,灌个烂醉,趁其昏昏沉沉之时,骗他把那封信抄写一遍。次日,贾后即通过晋惠帝召集群臣,操纵廷议,宣布太子谋反。贾后此举引起了众怒。公元300年,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想趁机起兵篡位,就散播谣言说大臣们正密谋扶助太子复位。贾后果然害怕起来,立即派人毒死了太子。正好授赵王伦以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带兵进宫逮捕了贾后,曾经横行朝廷、不可一世的贾南风不久被司马伦以金屑酒毒死。

        正是贾南风的专权误国,奸妇乱政,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同室操戈
        赵王司马伦诛灭贾氏外戚,掌握政权,滥赏官爵,收买人心。封文武官员数千人为侯。才过了一年,又忍不住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立为帝。又大封党徒,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伐互相促进,一直延续到西晋统治的消亡。当时,官帽上都用貂尾做装饰。因为封赏得太多太滥,库存的貂尾都用完了,只好用狗尾巴来凑数。民间就编了歌谣讽刺道:“貂不足,狗尾续”,此即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

        各地诸侯王听说连赵王伦这样的老废物都敢篡位称帝,均感不忿,争先恐后地前来抢夺皇位,遂引起一场长达16年旷日持久的内乱。先后卷入血腥战争的有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长沙王司马、东海王司马越,再加上先前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共八个诸侯王,故史称“八王之乱”。

        诛灭贾氏外戚,齐王司马居功不小,却不得重用,反遭忌被外调许昌,一气之下遂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司马共谋造反,三国联军杀向洛阳,常山王半路加入。数十万部队在朝歌(今河南安阳)到颍上(河南颍县)一带屯扎连营,赵王伦慌忙拼凑了6万多部队前去应敌,自己却躲在洛阳日夜求神拜佛。最后在洛阳城外一场决战,赵王军队被全歼,双方混战死掉10余万人。赵王伦向联军投降,被关进金墉城,在同一栋房子里被迫喝下他曾在此逼贾后喝过的金屑毒酒自杀。其心腹孙秀和名将孟观等都被族诛。

        联军取得政权,大封功臣,以齐王首功封为大司马,成都王颖为大将军,河间王为太尉,常山王为抚军大将军,改封长沙王,东海王越为中书令兼侍中,梁王肜生急病死了,追封为太宰。傻惠帝前一拨大臣还没来得及认全呢,这就又换了一拨。齐王以复辟的大英雄自居,日益骄横,遂引起其他诸侯王不满。

        长沙王便又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密谋反叛。302年12月,河间王遣大将张方为先锋率领10万军队讨伐齐王,齐王知道长沙王与河间王关系很好,恐其为内应,故先发兵攻长沙王。在洛阳城内混战了三天三夜,齐王兵败被长沙王活捉。长沙王自然因功晋升太尉,而倒霉的齐王则被斩首,而劳师千里无功的河间王枉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心有不甘。适逢益州发生了流民叛乱,遂领命前去平叛。

        成都王颖与河间王,一在邺城,一在长安,虎视眈眈盯着洛阳城里的皇帝宝座。于303年8月,联合起兵讨伐长沙王。304年1月,成都王颖在河间王的帮助下攻克洛阳,抓住被东海王越出卖的长沙王,将其活活烤死,时年28岁。成都王颖占领洛阳后,为酬谢河间王,纵容其大将张方在城中烧杀抢掠,裹胁了一万多宫女和财物而去。在回师途中,张方的部队因粮食匮乏,就把抢来的宫女逐批杀死充作军粮,一路吃到长安。成都王颖的暴政甚过以前的任何一个。他先让部将石超率领5万兵马守住洛阳内外,然后自封为丞相兼皇太弟,带头挨门挨户进行大抢劫,把跟随过长沙王的卫士和他所讨厌的官员全部杀死。东海王越发动叛变,很快聚起10万人的部队,高兴得发起昏来,于304年7月裹胁惠帝讨伐邺城。部队走到了河南荡阴(今汤阴),没有设防就宿营了。结果被成都王颖的部将石超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一败涂地。东海王越一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带头逃窜回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去了。把光杆傻皇帝撇在了乱军之中。

        成都王颖迎惠帝到邺城。幽州的大军阀王浚不满成都王颖的作为,遂联络宗室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并邀请乌桓国的鲜卑族骑兵助战,加上自己本部,共计10万人讨伐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手下有一匈奴族大将名叫刘渊,就是未来匈奴汉国的创建者。他向成都王颖请求借匈奴骑兵来对付鲜卑骑兵,并建议坚守城池,等敌人粮尽退兵时再行突击,千万不要妄自出战、自取死路。成都王颖当时满口答应,但等到刘渊的铁骑兵赶来解围的时候,成都王颖大势已去。原来刘渊前脚一走,成都王颖后脚就把他的承诺忘个精光。派大将石超迎战王浚的部队,结果被打得惨败而归。成都王颖听到噩耗,赶快收拾残部一万五千人准备撤退到张方守卫的洛阳。鲜卑骑兵进军的烟尘滚滚而来,发一声喊,残军霎时作鸟兽散。成都王颖只好领着几十个亲兵牵着惠帝的牛车逃往洛阳。鲜卑骑兵贪图在邺城抢掠财物,懒得去追捕惠帝就先行返回了。王浚放他们回国的时候发现鲜卑人裹挟着许多妇女,不准她们带走,鲜卑人就在易水旁把这8000妇女全部丢入水中淹死。

        河间王听说张方抢到了惠帝,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张方把惠帝和成都王颖带到长安,张方得令后立即准备起程,派士兵在皇宫和洛阳城内大肆抢掠,又趁机抢掠了很多宫女做军妓。大军排成长蛇阵,在茫茫大雪中,伴随着百姓的一路嚎哭向长安进发。到了长安,河间王废除了成都王颖皇太弟的称号,立17岁的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已无权无势的成都王颖只好讨了点残兵回守洛阳去了。河间王于304年12月当上宰相,掌控了晋室大权。305年7月,东海王越以张方劫持惠帝为由,联合兖州刺史苟等人讨伐河间王。幽州都督王浚也派新招募的部将刘琨率领八百幽州铁骑前来支援。联军部队进逼荥阳,威胁长安。河间王自知不敌,搞掉张方的人头给联军送去以便媾和,却想不到联军居然拒绝和解。河间王的部队得知骁勇善战的张方被害,顿时纷纷哗变。联军部队以鲜卑骑兵为先锋,一路杀进长安,河间王只身狼狈逃跑。成都王颖听说河间王跑了,也慌忙逃亡,先往长安跑,跑到华阴觉得是自寻死路,又向南跑准备去新野,途中被东海王越的堂兄范阳王所擒,押至其从前的老巢邺城后迫其自尽。

        鲜卑骑兵率先杀入长安,下令大掠三日,共杀死两万多老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纷纷逃到终南山采摘橡子充饥,直到东海王越到达长安才停止。众大臣又用牛车把惠帝接回洛阳。这时的京城已经是残垣断壁、衰草连天,小朝廷只好在黑瓦屋里面重建宫室。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傻惠帝已无利用价值,便派人在饼中置药将其毒死,然后立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河间王起初逃到太白山不敢露面,后来又趁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之机夺回长安,困守孤城。东海王越散布消息说朝廷要赦免河间王,还要让他当司徒。河间王乍闻此等好事,便信以为真。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遂与三个儿子一起投奔洛阳而去,在半路全部被截杀。

        至此,“八王之乱”终告结束,但历时16年之久。兵连祸接、中原板荡、杀戮频仍、生灵涂炭,已经耗尽了西晋王朝的国力,使之不堪一击、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诸侯王相互攻讦时,引鲜卑、邀匈奴,无异于引狼入室,更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其实下场更是可悲。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不臣之迹,四海皆知。永嘉四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发后,沿路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等人要铲除自己,更是急怒攻心,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时任匈奴汉王刘渊部属的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官兵家眷混杂的乌合之众。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乱箭狂射,“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的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20多万,又不幸陷入刘渊另一部将王璋的包围圈,被驱入火海变作了烧烤的人肉军粮。

        石勒部下抓住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不知廉耻地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算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总算留了全尸。

        司马越留守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逃往东海,洛阳城中百姓也紧随军队一起外逃。跑到洧仓,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亦被乱兵所辱,转卖为奴。3年(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于313年被杀,时年30;316年,惠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于318年被杀,时年18。至此,西晋灭亡。掩卷思之,西晋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直接原因正如祖逖所云“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远因则在于晋武帝司马炎缺乏远见卓识,所托非人。继承人惠帝根本就是个弱智,辅政大臣一个是杨骏那样的得志小人,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那样的懦弱庸才,以至大权旁落、奸妇秉国,满朝公卿、尸位素餐,诸侯亲王、篡逆相残,异族外敌,乘虚而入。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始为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最终造就了隋唐的盛世辉煌!

        偏安江左:东晋覆亡真相
        东晋自公元316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止,共历个皇帝,104年。纵观东晋的历史,可以用“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来概括。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时局瞬息万变,士族已无法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而居帝位。此时,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庶族代表人物刘裕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司马氏,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权政治的统治秩序。

        共治天下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生于公元276年。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则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北方士族争相来奔。司马睿先称晋王,西晋灭亡后,于318年3月,正式称帝。司马睿为元皇帝又称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于司马睿是江左开国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便称之为东晋。

        司马睿向来缺少才智,又是晋室疏属,之所以能重建晋室,主要得益于北方士族王导的全力扶持。王导(276—339年),是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东晋朝的实际创立者。自比为春秋时的名相管仲。有雄才大略,时人都称他具“将相之才”。从司马睿到江南创立基业开始,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就竭尽全力,辅佐司马睿。起初多数南渡人物对晋室心存疑虑,甚至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饮宴,周叹气说,风景殊好,而山河殊异。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止哭泣。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的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司马睿深知晋室复兴,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父”,还将他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萧何。司马睿在即位称帝时,姿态非常谦恭,他三四次请王导御床同坐受贺。王导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王导虽然推辞了与皇帝同坐御床,但司马睿此举却震动了满朝文武。从此,王导在东晋政权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导位至宰辅,掌握着中央的行政大权,从兄王敦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直接在地方上指挥军队,负责征讨叛贼逆匪。整个王氏家族,都担任要职。当时,人们习惯把司马氏家族称为“马氏”,把王氏家族称为“王氏”,王家和司马氏几乎达到了“平起平坐” 的地步,于是民间就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实际上是司马氏势力不抵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竟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为象征来维持这种平衡而已。

        “王马共天下”显示了东晋政权的政治特点,终东晋一朝,士族权臣几经更易,但“主弱臣强”依旧。在琅琊王氏以后又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呈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司马睿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以王氏为主导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准备,甚至还反对北伐。谁主张北伐,谁就遭排斥。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士族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廷中人忘记国耻,耽于游戏酒食是二失,结果丢了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至于坚决主张北伐的祖逖,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元帝担心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威望,威胁自己的统治,从不给予支持。因此只给祖逖一千人粮饷,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军纪严明,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屡次大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而此时朝廷中权臣王敦与晋元帝公开对抗,内乱势必爆发。321年,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而死。

        东晋建立不久,南渡士族内部出现了尖锐矛盾。322年,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266—324年),字处仲,是王导的从父兄,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残忍。当年权臣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打死了。当时王导、王敦都在座,诸客大惊失色,只有王敦神色自若。司马睿称帝后,王敦官任征东大将军、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等职。他镇守荆州,手握重兵,威权显赫。司马睿担心王氏权势太重,威胁他的统治,想削弱王氏势力,就任用北方大族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暗中做军事部署,以平衡王导的权势。王导被疏远,对此,王敦大为不满,他上书元帝为王导申诉说:“当初陛下说过:‘我与王敦和王导是管仲、鲍叔之交’,这话至今铭记在心,我想这话不会一朝而尽吧?”王敦言辞咄咄逼人,王导觉得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还了王敦。王敦却很不识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刘隗看到王敦威权太盛,无法控制,就劝元帝派心腹镇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为患。王敦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致书刘隗恐吓说:“只有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否则,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答书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我的志向是竭尽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心。另外,尚书令刁协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所以也遭王氏嫉恨。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权。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举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手握重兵的王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石头城,兵临建康城下,放纵兵士劫掠。

        被围困的皇宫大殿中,宿卫早已四处逃散,只有两位侍中还在元帝身边。元帝脱下戎装,穿上朝服,无可奈何地感叹:“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自还琅琊,何至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人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罢手,我当返归琅邪,自避贤路。”简直要把帝位拱手让给王敦了。当年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是元帝长子,他聪明机智,神武明略,深孚众望。王敦感觉有必要对明帝加以抑制。太宁二年(324年)七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先发制人,准备以弱敌众。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属,将要威胁朝廷,倾危宗社”的种种不义行径,以讨伐其同党钱凤的名义,发兵征讨王敦。不久,王敦忧愤而死,余党全部被消灭,叛乱得以平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享尊荣,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则呈现安定局面。反之,则引起士族的强烈反攻。晋元帝任用刘隗刁协,并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侵犯了王氏势力,变乱自不能免了。

        庾氏专权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乱后,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月,晋明帝突然病死,其长子、年仅5岁的司马衍即位,这就是晋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遗诏命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领军将军卞壶等人共同辅政。不久,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氏的亲兄,其兄妹二人合力掌控了朝廷大权。王导等人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朝中政务全由庾亮一人裁决。东晋的政治格局此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庾、王二人相较而言,王导辅政比较宽和,注意笼络人心。史书说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干涉也不抑制。王导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庾亮辅政后一改王导的宽政,恃权放肆,用法严苛,排斥异己,妄杀大臣,在朝野上下结怨很多。明帝时期所倚重的宗亲、南顿王司马宗对庾亮专横朝政不满,被庾亮改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宗失去要职,自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苏峻来往密切,互通书信,意欲将庾亮除掉。庾亮知道后,就想除掉司马宗。恰这时中丞钟雅告司马宗谋反。庾亮乘机下令右卫将军赵胤率军逮捕司马宗,并立即将其杀掉。因司马宗为王室近支,经常上朝,且满头白发.故成帝称他为白头翁。过了些时日,成帝未见司马宗上朝,便问庾亮:“前日的白头翁怎么许久不见了?”庾亮道:“因他有意谋反,我把他杀了。”成帝听了,气得流着泪说:“舅舅说谁反,谁就被杀;假如有人说你谋反又如何处置呢?”庾亮平时总以为幼主易欺,遇有异己便私自处置,却没有想到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居然敢跟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庾亮自恃有太后撑腰,自己握有兵权,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加快了打击异己的步伐。历阳太守苏峻,因明帝时讨伐王敦有功,威望一向很高,且部下甲杖精锐,对庾亮专擅朝政很是不满。庾亮就设计夺其兵权,坚持征诏其入朝为大司农。

        苏峻决定拥兵自守,抗拒诏命。他对朝廷使者说:“既然上面说我要造反,难道还有活路?我宁愿在山头上望监狱,也不能在监狱里望山头。过去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行。现在狡免既死,猎犬自然当烹。但我一定要向阴谋者报仇。”

        咸和二年(327年)
        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等发兵都城,讨伐庾亮。苏峻攻打京城时,顺着风势放火,烈焰冲天,所有宫庙、宫室、官署都化为灰烬。他还纵兵抢掠,侵逼宫女,驱役百官,一时间京都内外哭声震天。官库所藏的金银布匹等物,都被苏峻洗劫一空。苏峻自称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又随意任命亲党,完全掌握了京城。

        此时的成帝则被软禁在一间仓库里,苏竣每天都到成帝面前放肆胡言。王导担心会有不测之祸,就试图护卫成帝出奔,事情不成,被迫携二子逃走了。成帝的侍从刘超和钟雅也密谋护卫成帝出奔。不料事情泄漏,苏峻就派人逮捕刘、钟二人。成帝当时抱住二人,不让士兵拉走,并悲泣着说:“还我侍中、右卫。”但来人哪里会听从这位小皇帝的旨意呢?刘、钟二人最后惨遭杀害。

        咸和四年(329年)春,在征西大将军陶侃和江州刺史温峤等人联兵攻打下,苏峻、祖约之乱终被平定。苏峻本非门阀士族,他虽然试图凭借际遇,起兵谋利,但螳螂在前,黄雀随后,最终被门阀士族联合击败。

        苏峻之乱,给东晋王室带来又一次剧烈变动。叛乱平息之后,京都建康几成废墟,民生凋敝,怨气沸腾。劫后余生的庾亮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任以保存实力。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朝中大权又归王导之手。自从庾亮因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就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庾亮出朝,镇守芜湖,是对王导的一步退让,但只是暂时的。庾亮在外期间力主经营北伐,但他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军政大权,企图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庾亮和庾翼兄弟相继以北伐为名,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域,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庾氏在长江上游经营的成果,并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345年,庾翼临死,坚持让自己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朝廷不允许他的请求,派谯郡的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桓温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真是驱走一狼,又来一虎。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皇帝梦碎
        东晋立国几十年,连遭王敦、苏峻叛乱,元气大伤。自明帝、成帝之后,又传位康帝、穆帝、哀帝,五任皇帝四十年中,虽无大的建树,但朝政总算清静了许多。兴宁三年(365年)3月,哀帝司马丕因服丹药中毒而死。会稽王司马昱便与褚太后商议嗣位之事,因哀帝无子,只好令其弟司马奕即位,这就是东晋第六任皇帝,即晋废帝。废帝司马奕即位后,内有会稽王司马昱处理政事,外有大司马桓温统帅军务,废帝便成了一个有位无权的木偶皇帝。桓温(312—373年)是晋明帝的女婿,与庾翼关系密切。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北伐时,就以桓温为前锋官。庾翼死后,桓温任荆州刺史,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成果,拥有荆、梁等八州的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长江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势力急剧膨胀。此时的桓温,希望通过建功立业以增强自己的名望与实力,在东晋朝廷中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他上表伐蜀。当时蜀汉皇帝李势骄奢淫逸,不理国事,朝中矛盾重重,被诸强灭掉只是时间问题。桓温立志伐蜀,不等朝廷诏准,就率兵直指成都。第二年三月,桓温攻克了成都,李势投降,蜀汉灭亡。

        桓温的威名日盛,野心也日趋膨胀,他所统辖的八州所有人力物资都不听从国家调用,甚而逐渐产生了自立为帝的想法。他希望通过立功于河朔,可以接受九锡殊礼。他曾经躺在床上对亲信说:“如果寂然无为,将会被汉文帝、汉景帝所嘲笑的。”众人听出他有野心,都不敢对答。他又抚枕起身说:“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穆帝觉察到桓温存有谋反之心,故对其北伐,虽不敢竭力反对,但也不加支持,甚至从中多方阻挠。他任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与桓温作对,使得桓温的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哀帝时期,桓温建议迁都洛阳以求控制皇室,遭到哀帝和众大臣的一致反对。桓温遂决定采取进一步夺权的行动,伺机发动宫廷政变。公元371年,他将司马奕赶出皇宫,将其先降为东海王,再降为海西公,并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桓温废立的本意是想要晋文帝禅位于自己,或者由自己入朝摄政。简文帝司马昱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知!司马昱时常感到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太窝囊了,心郁成疾,结果只当了8个月的皇帝,便于次年7月病死了,时年52岁。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急立其子司马曜为太子,即孝武帝,又封另一个儿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并遗诏桓温辅政。

        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料仍然只是辅政之责。他愤恨成疾,遂催促朝廷加自己九锡之礼,为禅让做准备。大臣谢安等人见他病入膏肓,便故意拖延。此后不久,桓温就病死了。

        桓温苦心追求多年的皇帝美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实际上,他控制了东晋政权,真正阻碍他登上皇位的是来自在朝的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他们凭借在朝中拥有的潜在力量,扼杀了桓温的野心,维护了东晋司马氏的帝位,保证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利益。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再到桓温之死,其间时间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命悬一线的一年半。这一年半,皇权处于最低点。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有言:“……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最低点,门阀士族的权力却急剧膨胀。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完全是由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东晋王朝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司马氏皇权不兴的局面被打破,这首先归结于陈郡谢氏谢安在政坛发挥的作用。

        主相之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谢安少年时代就善于清谈,享有盛名。谢氏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文、孝武之际。当时士族王、谢并称。桓温死后,谢安任尚书仆射,与中书令王坦之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他采取“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实行德政,宽宥小事,使文武大臣都听从朝命。人们将他比作王导。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这也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氏威望在朝中日益增高,于淝水战后达到最高点。前秦在帝王苻坚时,国力强盛,他率众百万大军来取东晋。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坐镇指挥抗击前秦的军队。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征召可以镇御北方的军事人才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谢玄组织的北府兵,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于北府,后来分散开来的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老将和流民武装(江淮老将也出于流民武装),再征发一部分南逃的流民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

        淝水之战一役,东晋的北府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留下了“草木皆兵”的经典故事。淝水一战既胜,谢玄火速派人送来了捷报,这时的谢安正在深山别墅里和客人下围棋,等待战斗的消息!他看完了捷报,就随手放到床上,不露喜色,继续下棋。客人问起战况如何,谢安才平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已经破贼!”等到下完棋,回到内室时,谢安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过门槛时竟绊了脚,连木屐的齿都折断了。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多么善于矫饰情感,稳定人心了!

        淝水之战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继续上演。当时,“清谈玄学”盛行一时,官僚士族的贪污营私和为非作歹,对现实的政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士族,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所以,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了。这突出的表现在主相之争方面。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原本关系微妙,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水之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时就已出现。淝水战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被排挤出建康,不得不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次年四月出居广陵,当年八月病死。

        谢安死后,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谢玄也在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第二年正月死。到安帝隆安四年(400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能再独树一帜。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正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他一改简文帝清谈治世之风,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谋求振兴皇权。此时的皇权振兴,主要依靠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这种辅政体制就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东晋朝廷由此又呈现出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

        桓玄称帝
        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即位,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一切听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摆布。司马道子终日沉湎酒色,真正是昏君乱臣当朝。此时,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居长江上游的桓玄。隆安二年(398年),太原王氏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等起兵声讨司马道子父子,但王恭的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最终失败被杀。这时桓玄封锁长江,朝廷仅能控制东方各郡即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八郡。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加剧,各政治势力之间已演变成自相残杀。司马元显首先发难,进攻割据长江中游的桓玄。桓玄列举元显父子的罪状,起兵讨伐元显父子。他们顺流东下,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攻入建康,杀死司马元显父子,掌握了朝廷大仅。随后,桓玄又剪除了刘牢之,将东晋王室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桓玄是桓温之子。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由于王、谢等士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玄也早就萌生了篡位的野心。在设计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之后,他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二年(403年)2月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12月,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退位,废安帝司马德宗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由琅琊王降为石阳王。自己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家族,狂妄自大的桓玄便轻而易举的消灭了东晋朝。

        桓玄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政局动荡。404年4月,北府兵将领刘裕等乘机起兵,杀入建康。桓玄抵挡不住,便挟持安帝和琅琊王西逃荆州。刘裕追击荆州,桓玄大败,舍下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4个月。从桓玄兴师入都到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反映门阀士族业已虚弱,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颠覆桓玄的,却是并非士族高门出身的北府将刘裕。桓玄死后,刘裕迎安帝重新回到建康,继续做他的白痴皇帝。刘裕驱逐了桓玄,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昔日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门阀士族,现在大都已无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刘裕以庶族之身收拾残局虽易,代晋建宋却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相当长的准备和积累。

        刘宋代晋
        刘裕,字德兴,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出身寒门。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还做过小买卖,受过“京口之蠹”刁家大姓的欺侮。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被刁逵缚在马桩上。困难时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后来他追随刘牢之,勇悍善战,屡立大功,成为北府兵中的名将。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只不过一百天就被刘裕打倒了。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了灭晋而进行大规模的北伐。自公元410年至417年间,刘裕北伐,消灭了南燕、割据四川的谯纵和后秦等政权,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和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刘裕因战功赫赫,被晋安帝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和青州二州刺史,后又加任兖州刺史、扬州刺史,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庶族代表人物刘裕的迅速崛起让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生变化的时刻,拥有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府重镇得以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下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亡统帅,是北府兵的主力。东晋初期,北府兵的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后来,谢玄重新组建北府兵,由刘牢之实际统领,开展了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军事活动。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为北府统帅。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非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北府兵开始经历由门阀士族军队向庶族军队的转变。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此时的北府兵已完全成为庶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它镇压了由另一些庶族孙恩等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北府兵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活动于建康附近,打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在刘牢之之后,刘裕能够迅速卷土重来,并成为他驱逐桓玄,镇压卢循,进行北伐和废晋立宋的主要力量。庶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带来朝代更替(“易姓”)、政制易形(“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试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践。

        此时,年过60的刘裕自知时日不多,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想伺机害死安帝。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很机敏聪慧,他看到刘裕举止反常,心怀鬼胎,担心安帝被害,便日夜守在安帝的身边。就是安帝的饮食,也是自己尝了之后再给安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谁知在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17日,琅琊王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派中书侍郎王韶之迅速入宫行动。王韶之急忙入宫,指挥内侍用布条做结,套在安帝的颈上,将其生生勒死。安帝死时,年37岁,在位22年。安帝死后,刘裕令人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司马德文明知道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朝中尽是刘裕爪牙,自己无一亲信,无法追究,只有忍气吞声。司马德文即位,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恭帝在刘裕心腹的逼迫下,为表彰刘裕推立有功,下诏封刘裕为宋王。

        刘裕本希望晋恭帝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传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毫无让位之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劳那么大,晋室皇帝又那么没本事,还不如让宋王当皇帝。这风声越传越广,先是下头人传,后来朝中大臣也这么说,好像晋恭帝理所当然就应该把皇位让出来似的。

        不久,刘裕的亲信傅亮便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诏书,请恭帝再亲手抄一遍。晋恭帝只能拿起御笔照抄。他一边抄,一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作乱的时候,晋室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讨伐桓玄,才又使晋朝延续了二十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甘心所愿。”420年6月

        日,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又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又被封为零陵王。14日,宋王刘裕即帝位。至此,晋室灭亡,刘宋开国。东晋最典型的政治特色是门阀政治。著名学者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他指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换言之,一旦皇权、士族和流民三方力量的发展被打破,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势必终结。东晋灭亡和刘宋开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变夷苦旅:北魏覆亡真相
        西晋王朝经“八王之乱”同室操戈后已是风雨飘摇、不堪一击,在匈奴汉国的铁骑践踏下顿时支离破碎,先后涌现出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族数百万众涌入中原,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烽烟滚滚、刀兵四起,黄河流域顿时堕入血海深渊,史称“五胡乱华”。正是在这血与火交织成的惨烈熔炉中,铸就了中华民族一次空前规模的大融合,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为中华民族输送了新鲜血液与蓬勃生机,为日后隋唐盛世的辉煌奠定了丰厚的民族心理基础,故这段历史亦可谓“五胡乱华”。在这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匈奴儿、鲜卑子、羯族豪、氐族雄、羌中杰,汉家英,轮番弯弓射雕、飞马逐鹿、纵横驱驰、叱咤风云,演绎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瑰丽磅礴的历史歌剧,真个是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鲜卑族拓跋部所创建的北魏王朝无疑是这歌剧中最精彩的一段乐章,其余韵直至引领出历史歌剧的最高潮——煌煌盛唐的横空出世。因创建了北魏王朝而在历史上煊赫一时的鲜卑族拓跋部虽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而湮没无痕,但其因何而兴,因何而灭,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索、不断发掘的历史课题。

        北魏建国
        鲜卑族显于史书的共有三部: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最初,以游牧渔猎为主。生活简单朴野,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西晋末年,部落首领猗卢统一拓跋各部,因依附西晋抗击匈奴刘聪、羯赵石勒,拥有匈奴旧地,被晋朝册封为代王。猗卢得晋人帮助,成为一国之君,而拓跋部还是“国俗宽简,民未知察”,保持旧习俗。君臣官民的区别并不严格。猗卢一方面要向各部落酋长行使绝对权利,一方面各酋长依旧例要同掌朝政,不能容忍国王专断。矛盾加剧,猗卢用残酷的刑法压服部属,违禁者,全部落全被杀死,前后杀死上万人。拓跋本部和属部惊骇思乱,316年,猗卢子六修违令,猗卢往讨,被六修击败。猗卢逃匿民家,被妇人认出被杀。猗卢死后,拓跋部重陷分离混乱之中。新旧猜疑,互相残杀。所谓新旧,就是鲜卑人称旧人,归附的晋人及乌桓人为新人。猗卢信任新人,引起旧人憎恨。338年,什翼犍重新统一拓跋各部,自封代王,建都盛乐(现内蒙古托克托),迈出了建国的艰辛步伐。什翼犍在石勒都城做人质十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即位后,设置官职,制定法律,用汉族人作长史,代国开始确定了国家的体制。正当拓跋部在国家形成之路上迅猛发展的时候,不幸遭遇了一代天骄前秦大帝苻坚。苻坚灭掉鲜卑族慕容部所建的前燕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创中的代国。被什翼犍打败的匈奴刘卫辰部向前秦求助,为苻坚伐代提供了最佳借口。376年,前秦大军势不可挡,在石子岭一战中大败代军。身患重病的什翼犍窜逃阴山之北。前秦军队带着无数的战利品凯旋时,什翼犍却被忤逆子侄杀死,内部大乱,前秦大军趁势回师,一举灭代。此前五年,大臣长孙斤谋反,借朝会之机刺杀什翼犍。嫡子拓跋奋死护父,身受重伤而死。代国灭亡时,子拓跋尚幼,随生母贺兰氏投亲靠友,在战乱流离中成长。386年,苻坚兵败淝水,前秦土崩瓦解。拓跋作为什翼犍的嫡长孙,拓跋各部拥立为代王,时年17岁。不久他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此后,拓跋锐意进取、连年征伐,收服了周边许多部族。拓跋部世仇刘卫辰父子趁其征伐柔然之际,派兵攻魏。激起了拓跋的旧恨新仇,回师大破刘卫辰部,刘卫辰父子相继死于乱军之中,拓跋仍不解恨,把五千多俘虏全部杀死,投入黄河。刘卫辰全族尽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脱,就是后来建立大夏国的暴君赫连勃勃。拓跋缴获良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更加富强,周围各部族闻风臣服。

        同一时期,在前燕亡国后归降苻坚的慕容垂也趁乱光复燕国,自立为帝,史称后燕。慕容垂立国后,第一要务就是统一慕容部,西燕首当其冲。西燕国主慕容永被困长安,一面向东晋求援,一面向当时尚属后燕附庸的北魏求助。拓跋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短暂犹豫后即派兵救援,军队还在路上,西燕已经灭亡。此前,拓跋为表示臣服慕容垂,曾派弟弟拓跋觚向后燕进贡,却被扣为人质以勒索代地良马。拓跋毫不妥协,两国从此结仇。魏国弱小,拓跋不敢正面攻燕,便不时派兵扰其边境,慕容垂不堪其扰,395年,派遣八万精兵大举伐魏。当终于要面对慕容垂这位连曾经辅佐苻坚一统北方的盖世英才王猛都颇为忌惮的枭雄时,英武若拓跋者也觉胆寒。当得知燕军统帅是太子慕容宝时,不禁精神一振,用心筹划。起初魏军佯败示弱,西渡黄河千余里,诱使燕军骄狂轻进。拓跋派人截获燕国使者,使之散布“慕容垂已死、诸子争位”的谣言,赵王慕容麟的手下慕容嵩认定老皇帝已死,企图杀了慕容宝奉慕容麟为帝,事败被杀。但慕容宝、慕容麟两兄弟自此貌合神离、相互猜疑。慕容宝归心迫切,连夜烧船回师。当时天气虽寒但黄河尚未结冰,而魏军船队已在先前的战斗中被摧毁。慕容宝认定魏军无法渡河追击,就没有考虑断后问题。孰料寒流忽至,有如神助,一夜间黄河千里冰封。拓跋亲率轻骑、涉冰过河,追袭燕军。燕军边走边抢、行军迟缓,在一个叫参合陂的地方临水驻扎,昼夜兼程的魏军已先赶到这里设伏。燕军一觉醒来,忽见魏军严阵以待,顿时乱作一团。拓跋纵兵冲杀,燕兵赴水淹死及自相践踏而死的就多达万余人。拼命过河的又被对岸北魏伏兵截击,惨遭屠戮。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弃众逃脱,近五万燕军群龙无首纷纷投降,拓跋将其全部活埋,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慕容垂惊闻噩耗,整军备战。转年以古稀高龄、帝皇之尊,亲率奇兵,秘密伐魏,出其不意,首战告捷。北魏震惊,拓跋企图迁都避难。幸好天不亡魏,燕军兵过参合陂,祭奠被活埋的同胞,纵声大哭,声震山谷。老英雄慕容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旧疾复发,死于军中,部众扶灵而退。慑于慕容垂的威名,北魏君臣竟无人敢起追击之念。但至此,魏王拓跋再无对手,遂于396年改元称帝,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是为北魏道武帝。之后亲率40万大军伐燕,络绎两千余里,鼓行而进,民屋皆震。草包皇帝幕容宝一路败将下来,惶惶如丧家之犬,于398年被舅父兰汗诱杀于龙城。后燕遂分裂为辽东的北燕和山东的南燕两个小国,鲜卑慕容氏至此一蹶不振。其后数年中,北魏四处兴兵,征伐不已,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所有,终成北方强国。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军事上利用颁赐群臣各有差的办法,使上下积极参加,很少发生叛逃事件;在政治上,大量起用汉族士人。他留心纳贤,士大夫凡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并尊孔读经,大兴太学。在经济上提倡农业,改变鲜卑部落原有的生产生活结构,使鲜卑社会发展演化。可以说,道武帝是一位有力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魏国,为结束北魏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从这一点上,他对中国历史贡献有加。拓跋晚年因服食一种名为“寒石散”的丹药中毒,精神分裂,喜怒无常,残暴嗜杀,最后被逆子拓跋绍所弑,时年39岁。拓跋绍自幼即残暴无赖、不得人心。最后群臣擒杀拓跋绍,拥戴素有贤名的拓跋嗣为帝,是为明元帝。拓跋嗣在位15年,其军事才能平庸,既不及乃父道武帝拓跋,亦逊色其子太武帝拓跋焘,加上生不逢时,遭遇南朝杰出的汉人英雄、军事天才刘裕,难有作为。但在位期间,内修德政,外抗强敌,堪称守成之君。

        统一北方
        , 明元帝拓跋嗣亦嗜好一种叫“寒石散”的毒品,32岁就病死了。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早在北魏立国前,古东胡苗裔柔然即迅速壮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括贝加尔湖、南连朔漠的游牧强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北魏北方最主要的威胁。柔然趁丧伐魏,攻陷了北魏旧都盛乐。年方14岁的拓跋焘闻讯大怒,亲率轻骑,疾驰三天两夜,直抵云中(今内蒙锡林格尔)。遭遇柔然骑兵,被重重包围,但拓跋焘神色夷然,指挥若定。魏军将士见主帅少年英雄,士气高昂,大败柔然。次年,拓跋焘又亲自率军,分五路征伐柔然,越大漠击其腹地,柔然国主纥升盖落荒而逃,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兴兵南下。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力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如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此前,汉族英雄东晋权臣刘裕在相继镇压了南方邪教和另一权臣桓玄的叛乱后,开始大举北伐。先后灭南燕,平西蜀,破后秦,基本收复了黄河流域,建下盖世功勋。可叹英雄迟暮,自知时日无多,不及巩固疆土,便匆忙赶回建康篡位,只留下几个幼子镇守名都重镇,不久便在北方各国的反击中得而复失,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赫连勃勃趁机夺占关中,建立夏国。赫连勃勃便是当初为道武帝拓跋所灭的刘卫辰唯一漏网的儿子,本姓刘,改姓赫连,意为家族显赫与天相连,又因《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匈奴乃夏王朝之苗裔,故国号大夏。其视人命如草芥,攻破长安后杀人如麻,积数万人头为一景观,号为“骷髅台”。命工匠蒸土筑统万城,城墙完工一段,就以铁锥试验,扎进一寸,立杀筑墙匠人,并把尸体筑进墙内再换一批工匠来筑,终于筑起一座坚固无比的统万城。名为“统万”,意思是统一天下万城。其南门号称“朝宋门”,意为使宋国来朝;东门号称“招魏门”,意为招降魏国;西门号称“服凉门”,意为征服西凉;北门号称“平朔门”,意为扫平朔北。因此,赫连勃勃以凶残暴虐、猖狂自大而名著于史。赫连勃勃死后不久,拓跋焘率兵征夏,攻进统万城,看着穷极文采、雕梁画栋的壮丽楼台,抚摸着坚硬如铁、可磨刀斧的统万城墙,不禁叹道:“弹丸小国,劳民伤财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亡国呢!”

        灭夏后,拓跋焘多次北伐、大破柔然、修筑长城三千余里、设置军事重镇六座,基本消除了北方边患。开始向割据辽东的北燕发起进攻。北燕最初为后燕残余势力所建,如今政权几经辗转,落入汉人冯跋之手。冯跋在位22年,是十六国中少见的仁德君主,他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劝民农桑、息兵止武,使北燕境内百姓享受到了少有的乱世粗安。冯跋有个弟弟叫冯素弗,1965年考古发掘从他的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说明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已开始使用马镫,这在军事史上不亚于坦克的发明,具有里程碑般的重大意义。它标志着骑兵开始成为完全独立的、决定战争胜负关键的作战力量,同时也揭示了这一时期游牧民族轮番迅速崛起于草原却相继陨落于中原的奥秘。冯跋死后,他的另一个弟弟冯弘自立为天王,废杀太子冯翼,并把大哥冯跋其余的儿子一百多人全部杀死,搞得众叛亲离,连其长子冯崇在内的几个儿子都看不过去、奔亡北魏去了。太武帝拓跋焘自然不会错过良机,不断发兵蚕食鲸吞。冯弘先向南方的刘宋请降,奈何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在征得附庸国高丽国王的允许后,举国迁徙,北燕灭亡。宗主国投靠附庸国也算奇事一桩,但冯弘逃至高丽却仍然一副高丽太上皇的派头,最终被愤恨不平的高丽王灭族。在冯弘奔亡北魏的儿子中有个叫冯朗的,他的女儿就是日后北魏王朝大名鼎鼎的文明冯太后。

        至此,北方只剩下北凉这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凉是十六国中辖区最小的一个,建国者沮渠蒙逊是匈奴别种,本是后凉国主吕光手下大将,于401年自立为王,史称北凉。420年,穷兵黩武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攻入酒泉,灭掉西凉,西域诸小国向其称臣纳贡,也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后兵败于柔然,归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待他不薄,仍封为凉王。沮渠蒙逊病死后,其子沮渠牧犍袭位,同时向南朝宋国和北朝魏国遣使报丧,两国也争先恐后地都册封他为“河西王”。拓跋焘为笼络北凉,把妹妹武威公主嫁与沮渠牧犍。牧犍发妻李氏不满,私下派人往武威公主食物中投毒,拓跋焘得知后忙派御用“传车”载御医疾驰而至,才捡回妹子一条命,但已落下残疾。大怒之下,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舍不得美貌的李氏,藏娇于酒泉。

        拓跋焘遂起伐凉之意,但大臣们多认为北凉“土地卤薄,略无水草”,攻之甚远,占之无益。司徒崔浩却力排众议,援引《汉书·地理志》论证凉州实乃水草丰茂、牲畜繁多的富饶之地。否则沮渠氏何以建国?拓跋焘深觉有理,遂决议征伐。439年,拓跋焘亲率大兵分两路伐凉。穷途末路下,沮渠牧犍开城出降。北凉遂亡。至此,中国北方纷乱多时的十六国时代宣告终结,北魏一统北部中国,与刘宋政权夹江对峙,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崔浩事件
        灭北凉后,拓跋焘亲见北凉府库珍宝无数、士民殷富,对崔浩的非凡识见更是信服。崔浩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多次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无论是在平定北方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中,其谋略都对北魏军队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崔浩出身北朝第一高门望族清河崔氏,长相如美貌妇人,文韬武略,常以张良自比,官至司徒,位列三公。拓跋焘对其言听计从。崔浩笃信道教,劝说太武帝灭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至北魏广为传播,上至太子,下至百姓,信徒无数。佛教僧侣无限量的增加,兵役徭役人口日益流失,对北魏的皇权统治构成威胁。拓跋焘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淫乱妇女,于是下了“灭佛诏”,焚经毁像,杀戮僧侣。虽矫枉过正,多为后世所非。但这场灭佛举动在短时间内确实对巩固北魏皇权、阻止谶纬邪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太武帝拓跋焘因此名列灭佛帝王“三武一宗”的首位。但崔浩此举却得罪了大批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却是《国记》事件。崔浩负责主编北魏国史《国记》,其直书鲜卑源起,“备而不典”,对北魏皇族的老祖先多有不敬,又涉及北魏王朝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加之崔浩名士文人、轻狂喜功,铭刻《国记》于石碑之上,竖立道旁供人浏览,希望能流传千古。鲜卑贵族以及嫉恨崔浩的大臣纷纷上疏告发崔浩借修国史“暴扬国恶”。而晚年拓跋焘,酗酒成性、喜怒无常,简直丧心病狂。盛怒之下,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等北方望族。临刑之前,崔浩被囚于木笼内,数十兵士在台上嗷嗷大叫着向他头上小便,如此功臣,如此污辱,为几千年文士功臣所未有之惨遇。

        崔浩事件是北魏王朝前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也最能反映北魏王朝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争情形。因此后世史家,无不对崔浩事件倍加关注。后世论崔浩之死,或从民族方面提出华夷之争,或从宗教方面提出佛道之争,均失之表面。从个人处世态度方面看,崔浩因长期受宠于北魏皇室而得意忘形,四处树敌、屡触禁忌,虽自比张良,却乏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道家式远见。

        其深层原因应在于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士族门阀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层利益的冲突。对鲜卑贵族而言,崔浩所理想的出身与才能相结合,而出身又以家族的学术地位为标准的高官与儒学相关联的贵族政治如若建立,则标志着鲜卑统治阶层建立于血统基础上的贵族政治理想的破灭。浅层次表现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突,深层次则是贵族将为汉化新贵族所替代的矛盾。正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恐惧使鲜卑贵族极力拒绝汉化,借崔浩主编《国记》“备而不典”之过,将北方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杀绝了。而对“备而不典”的看重与指责恰恰说明鲜卑贵族已经沾染了汉人士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不自觉地走上汉化之路,毕竟,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时,已无任何阻力能左右改革洪流滚滚前进的方向了。

        孝文改革
        太武帝拓跋焘晚年受太监宗爱所惑,处死了太子拓拔晃的亲信道盛等人,太子忧惧而死。事后宗爱恐事泄又先下手为强,一根绳索勒死了威名煊赫的一代雄主拓跋焘,然后拥立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太武帝第五子拓跋余为帝,掌控了大权。拓跋余试图夺回权力,却被宗爱重施故技勒死。不久东窗事发,大臣们处死宗爱,迎立故太子拓拔晃的嫡子拓拔浚为帝,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立冯氏为后,即北燕末帝冯弘的孙女、未来的文明冯太后。又立年仅三岁的拓拔弘为太子,根据魏国“子贵母死”的祖制赐死了太子生母。文成帝26岁驾崩,来不及有什么作为。太子拓拔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尊冯后为太后。车骑大将军乙浑趁乱矫诏杀害多位重臣,自封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专权独断。值此主少国疑、奸臣擅权之际,冯太后显示出过人的机智与胆识,经过短期虚与委蛇后,乘机除去乙浑,临朝听政。献文帝皇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还政,使献文帝得以自行其是、决断朝事。但随着献文帝执政能力日益增强,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的关系却每况愈下,献文帝对冯太后私生活的干预,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476年,冯太后鸩杀了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年仅12岁的太子拓跋宏即位,他就是未来北魏王朝的一代英明君主孝文帝。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重新主持国政,事无大小,均由她来决断。冯太后英明果断,立决万机。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明冯太后。冯太后还亲作《劝戒歌》300多篇,又作《皇诰》18篇,用来教育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做一位好皇帝。她还尊崇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平常生活俭朴,不喜奢华。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的刻意栽培,成就了孝文帝日后的千秋盛名。冯太后死时,孝文帝五天五夜浆水不入,哀痛至极,上祖母尊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孝文帝自490年亲政后,锐意革新,清除积弊。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40亩,妇女每人20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死后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了,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在儒家教育熏陶中成长的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一定要汲取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革落后习俗。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为了减少大臣们对迁都主张的反对,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不提迁都的主张,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但鲜卑人自450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朝会不欢而散。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知心话,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成迁都大计。493年,魏孝文帝出动骑兵30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正值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多月,道路泥泞不堪,将士叫苦不迭。但孝文帝仍旧骑马上路,作势继续进军。随军大臣们实在受不了了,苦苦劝驾。孝文帝顺势正色道:“我们兴师动众,若半途而废,必遗笑后世。如果不愿南征,就干脆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如何?”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同意继续南征的往右边站。”文武官员虽也多不赞成迁都,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进一步策划改革风俗习惯,宣布了几条法令:改说汉语,改穿汉服,鼓励鲜卑人跟汉人士族通婚,改用汉姓。北魏皇室本姓拓跋,从那时起改姓为元。孝文帝更名元宏。同时进行全国士族门第的评定,官职按门第的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族也有希望。通过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使北魏政治、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挽救了统治危机,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消除了中原地区的民族界限,把鲜卑游牧民族的蓬勃生机与尚武精神注入了博大精深的汉文明之中。煌煌盛唐的横空出世实肇基于斯。以此论之,北魏孝文帝既是民族大融合这一历史趋势的产物,又是反过来推动和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巨人。而一手栽培出孝文帝这伟大君主的文明冯太后也堪称一代女中豪杰,对北魏王朝实际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六镇兵变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两次攻打南齐,无功而还,不久病死。其子宣武帝元恪继位,在位17年,33岁病死。传位孝明帝,因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历史本身真是比任何戏剧情节都更富有戏剧性,北魏历来有“子贵母死”的祖制,惟独胡太后是个例外,而北魏历代君主的担心却偏偏就在她的身上成为令人扼腕的事实。北魏中后期的统治者均笃信佛教,先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花了30多年时间,在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10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前前后后开凿了24年,征用了80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现在看来虽然是国宝和文化财富,但当时却是劳动人民的梦魇。

        至胡太后更是奢侈无度,耗费巨资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黄金雕塑的,也有用白玉雕塑的,高的一座有1丈8尺。寺旁又建造了一座90丈高的九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铜铃,发出的声音,十里外都听得到。寺里有一千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来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自佛教传至中国,如此华丽的寺院绝无仅有。

        由于北魏前期国力强盛,掠夺四方,又受孝文帝卓有成效的改革之惠,积累了不少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看到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就想出一个主意,命令贵族大臣都到库房来,把绫罗赏赐给他们,但规定各人要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赏赐多少。这批贵族大臣贪得无厌,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各背了一叠绢,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出没两步,就连人带绢滚作一团。李崇伤了腰,元融扭了腿,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叫疼。胡太后命人把他们身边的绢匹全夺了回来。两位大臣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步一拐空手出了宫门,成为千秋笑柄。上有胡太后带头,下面的贵族豪门便竞相斗富为乐。河间王元琛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连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的。他一面领着大家参观,一面得意洋洋地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夸晋朝的石崇富有。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他没有见到我。”元融从元琛家里回来,懊恼自己没有元琛富有,气得三天都没有起床。北魏的皇室贵族这样穷奢极侈,当然得向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人民忍受不住,纷纷起来反抗。北魏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真正给了北魏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则是北方“六镇兵变”。先前为防柔然,太武帝拓拔焘在北方边境设了6座军镇,后来陆续增加,但仍沿用六镇之称。523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首义起兵。其他各镇兵士纷纷响应。这次兵变通常被解释为底层穷苦士兵的起义,其实是对六镇军士来源的误解。须知北魏六镇及禁军的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是征召于强宗子弟、高门良家,出身鲜卑具有贵族性的职业化军人。北魏以尚武之民族靠军事起家,军事贵族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但自孝文帝改革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以夏变夷”,崇文抑武,使得原本同属统治阶层之人,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接受汉化,继续显贵;而留守边镇的,并未实行汉化,地位已是大不如前。至孝明帝时更彻底丧失了贵族身份,不仅仕途无望,而且沦为永远遭人轻贱的下等府户。此前,洛阳发生的一起羽林军暴乱事件,即因对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不满而群体发难,实际已经是六镇兵变的前奏。六镇兵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对北魏改革中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巨大差距这一不公正现象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而并非是什么受压迫的底层士兵的起义,或是简单的对汉化政策的反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兵变,北魏只好反过来勾结原先设立六镇所要防御的柔然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叛乱。破六韩拔陵战死后,北魏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20多万人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等地安置。但在葛荣率领下,各路起义兵士复合一处,号称百万,声势更大,洛阳为之震动。这时候,被北魏政府安置在秀容(在今山西省)的残余羯族部落的酋长尔朱荣,带领本族8000强悍骑兵,趁葛荣轻敌,设伏山谷,伺机突袭,葛荣兵败被杀。孝明帝因不满胡太后大权独揽,私下密诏尔朱荣进兵洛阳。尔朱荣大喜,立马起兵。走在半路,听闻孝明帝已经驾崩,实为胡太后毒死。兴头正盛的尔朱荣闻讯怒不可遏,拥众直奔京师杀来。同时,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大军入京,先派军士把胡太后及其所立的年仅三岁的小皇帝扔入黄河淹死。复请孝庄帝至河阴,欺骗百官说要祭天,诱引百官群集河边。尔朱荣立马横刀,大声叱责说:“天下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能辅弼造成。而且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言毕,纵兵屠戮。死难朝臣人数达2000多人,不分忠奸,杀个精光,史称“河阴之变”。

        此后,尔朱荣即成为风雨飘摇之中的北魏王朝的实际当权者,其后孝庄帝虽伺机刺杀了一代枭雄尔朱荣,但也于事无补,仍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傀儡身份。最终,由六镇兵变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占据关东与关中,各自拥立北魏皇族成员为帝,史称东魏、西魏。不久,二者后人分别上演了禅让把戏,建国称帝,史称北齐、北周。至此,盛极一时的北魏王朝烟消云灭。

        鲜卑拓拔部崛起于乱世之中,备历艰辛、几经浮沉,创建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北魏王朝。冯太后与胡太后这两位不平凡的女子分别对北魏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励精图治,汇聚当世英才,并只手栽培出一代英主,承先启后,将北魏王朝推上了强盛的巅峰;后者淫荡自恣,佞佛建庙,内宠面首,外侈财物,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致使上恨下怨,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兵连祸接,一举将北魏王朝由极盛推入衰落深渊。所谓成也太后,败也太后。

        而一代英主孝文帝,高瞻远瞩,顺时变革,富国强兵,融合各族,使鲜卑成功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形亡而实存,避免了许多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而国破族灭的下场。但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人为地造成社会差距过大而引发了“六镇兵变”。后来取代北魏王朝的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均系六镇军人出身,借兵变起家,其统治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逆向“胡化”改革,其实正是因孝文帝改革而成为改革牺牲品的六镇军人“抗议”胜利的标志。所谓兴也改革、亡也改革。
[楼主]  [3楼]  作者:一步两搭桥  发表时间: 2012/06/17 18:15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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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 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他带来的不会是百姓的信服与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恐惧这个政权,厌恶这个朝廷,王朝的统治基础会随之逐渐发生动摇。

        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能挑选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国之才的大臣辅佐,对于政权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识人、用人上,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两个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杨坚的不识善恶与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与杨素。

        高是隋朝开国功臣,字昭玄,渤海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写诗词,有济世报国之志。杨坚代周之前,高即入坚府理事,任相府司录,为杨坚代周出谋划策,他曾对杨坚说:“愿为丞相效劳,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绝无怨言!”可谓忠义之士!隋朝建立,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高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器重,更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他谋划平陈之策,以晋王杨广助手的身份,参与平陈战争;他制订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颁田令、查户口等。此外,高还向文帝推荐了许多文臣武将,如杨素、苏威、韩擒虎、贺若弼等。高真可谓良相了。由于高的忠诚贤能,隋文帝、独孤皇后也曾对他如亲人一般。文帝讲过:“我看待高比我亲生的儿子还重要,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

        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高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失信于文帝是在议太子废立之时。隋文帝初立皇子勇为太子,但由于文帝忌太子权重,加上独孤皇后从旁挑唆,导致废立太子风波的出现。文帝向高征求意见,高长跪不起,劝文帝说:“长幼有序,怎么能够随便废立?”文帝只好作罢。但后来文帝又问高削弱东宫宿卫一事,高仍然认为不可。这时,杨坚开始怀疑高。因为高的儿子娶了太子的女儿,与太子成为了亲家。文帝认为高已经依附太子,对自己不忠诚,开始对高心存芥蒂。杨坚听信谗言的弱点,也坚定了他对高的态度。何人进的谗言呢?当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是西魏大将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后,与杨坚是结发夫妻。杨坚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氏,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独孤皇后在世人眼中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事实上,独孤氏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杨坚的施政指手画脚。尤其是到了晚年,独孤后屡进谗言,废立太子也与她的坚持有关系。而高结怨于独孤后实出于一件小事。

        当初,文帝宠幸后宫妃嫔尉迟氏,独孤后知晓后,趁早朝之际,将尉迟氏杀害。杨坚闻之,怒不可遏,但惧内的杨坚又不能将独孤氏如何。他独自骑马跑入禁苑之中,高等人在后面追赶,大声喊道:“陛下怎能以独孤后一妇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呢?”文帝止步,认为言之有理,遂回宫,一切如故。高的一句话,使文帝平静下来,却使得独孤后勃然大怒,遂与结怨。之后,她利用文帝对高的怀疑,频频在文帝面前进谗言,说:“高在随同汉王杨谅征讨高句丽的时候,专横跋扈,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统帅杨谅放在眼里”,“高与太子关系亲密,怕是不利于陛下,若想废勇,应先除”等。这些话,让文帝对高更加没有了信任。遂借故将高免官。后来,高 的属下检举高的儿子曾经对说:“三国时期,司马懿起初称病不上朝,最后得天下。父亲现在这样的境遇,可能会有福气降临啊!”杨坚闻之,立刻将高囚禁,并对大臣说:“自比晋朝皇帝,他想干什么?”于是将高贬为平民。高失信于皇室,最后被炀帝借口诽谤朝政而杀害。高对杨氏一片忠诚,却落得如此下场,可怜!可叹!隋文帝不识善恶,屠戮忠良,可悲!可耻!在罢贤相高的同时,杨坚却重用奸臣杨素。

        杨素并非毫无才干之徒,他同样具有文韬武略。“才”与“德”在评价人的搭配上是这样的: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前两种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受人尊重,而后两种人则是社会唾弃、诟骂的对象。杨素属“有才无德”一类。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讨得文帝欢喜,而又是如何导致隋朝衰亡的?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杨素的祖辈都是西魏、北周显贵。他本人也因平齐之功,而被周武帝封为县公。杨坚掌权后,杨素便投靠到他的门下。隋朝建立后,先后拜御史大夫、纳言、内史令、尚书右仆射,被封为越国公,出任平陈主帅。隋炀帝大业年间,任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司徒,改封楚国公。大业二年,病卒。从杨素的经历来看,他乃出将入相之才,很有才干。而且杨素深谙为臣之道,在颇好猜忌的杨坚父子身边,竟能得以善终,实属不易,可谓“政坛不倒翁”。

        杨素得以被文帝赏识也是由于他的才能。杨素多次参加战争,屡任主帅,几乎每战必克。此外,杨素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博览群书,擅写文章。为人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办事稳妥。杨素的种种优点使得文帝对他颇为满意,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但此人精于政治投机,打击异己势力,瞒天过海,不择手段,又是文帝不曾知晓的。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用法严酷,朝中旧臣,罪小罚重,多已杀尽,最后只剩下狡猾的杨素,文帝对他信任有加,此人恰恰是帮助杨广弑君的奸臣。杨素的政治投机有两次:一是废立太子,二是谋弑文帝。当文帝与独孤皇后起了废立太子之念的时候,杨素已经察觉出来,并通过弟弟杨约与晋王广秘密接触,筹划废立之事。杨素借助与文帝频繁接触的机会,向文帝进谗言,诬告太子勇有自立之心,并力荐晋王广仁孝节俭,颇类文帝,对于杨坚做出废勇立广的决定,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利用文帝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向新主子表忠心,完全出于自己日后的仕途考虑,毫无公心可言。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的暴卒,亦与杨素有关。当时文帝病重卧床,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在身旁侍驾,太子杨广也奉诏从长安赶来。杨广估计文帝时间不多了,就与杨素商量文帝的后事,不巧的是,杨素给太子的回信被错误的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大怒。这时文帝的宠妃陈夫人,哭着跑到文帝床前,说太子要非礼她。老皇帝听到这里,捶胸顿足,大骂道:“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将江山交给他啊?都是独孤害我呀!”并急忙对柳述、元岩说:“快叫我儿来!”二人以为是叫杨广,文帝喊道:“是杨勇!”柳述和元岩就急忙出去拟诏。等在门外的杨素,通过柳述、元岩二人得知,情况紧急,杨广很有可能将被废掉,那么自己又将会什么样的结果呢?想到这,杨素心中顿生邪念,他认为只有将文帝除掉,让杨广立刻即位,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与地位。杨素马上假传圣旨,将知内情的柳述、元岩逮捕入狱,将皇宫宿卫全部换为杨广的亲信,宫门也由杨广的心腹把守,将照顾文帝的宫女全部赶到别处。这时,杨素派自己的人进去探望文帝,不久文帝驾崩。对于文帝是被毒死,还是被扯拉致死,尚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杨素直接指挥了这场弑杀文帝的宫廷政变,他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将信任自己的隋文帝杨坚送上了黄泉路,又迫不及待的跪在新主子杨广面前三呼万岁。隋文帝始终信任杨素,临死都不知道就是这位忠臣将

        他置于死地的,这难道不是杨坚的悲剧吗? 行废立,毁家国。隋文帝一生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废立太子一事。杨坚行废立的主观动机是好的,是想把江山传给一位有治国之才的君主。事实却恰恰相反,继承者隋炀帝杨广成了后世帝王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成了百姓心目中十足的昏君形象。这是杨坚始料不及的,但却是他一手造成的。

        隋朝建立,杨坚即下诏立皇子杨勇为太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子相处融洽,文帝将许多朝政委给太子处置。但随着杨坚执政日久,太子也不断成熟,父子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被别人发现并利用,就导致了隋文帝废立太子事件的发生。开皇六年,便有人上书要求杨坚传位太子。后来某年冬至,百官向太子朝贺,太子也举行气势宏大的仪式受贺,这就遭到了文帝的谴责,并勒令停止此类活动。之后,文帝对太子的恩宠就大不如前了。而太子杨勇生性率直,不擅掩饰,依旧按部就班,做自己喜欢之事。这更加引起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不满。而当时的晋王,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可是极尽表演的天赋。文帝尚节俭,杨广就将琴弦弄断,布满灰尘,显示其不喜声色。独孤后不喜欢男子纳妾,杨广就只与妻子萧妃同处,以展示其高尚的风格。这样,杨广渐渐讨得文帝与独孤后的欢心,而杨勇的表现越发使他的父母不满意。废立太子的声音,开始传入文帝的耳中,并最终成为了现实。隋文帝一直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直到临死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新太子的本来面目,但为时已晚,他只能含恨撒手西去了。他死后,他的家族和整个国家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是他没有想到的。杨坚一死,杨广就假传遗诏,令废太子杨勇自尽,并诛杀杨勇诸子及杨勇亲信的大臣,又令汉王杨谅入朝,杨谅识破了杨广的骗局,举兵反叛,杨广遂发兵数十万镇压杨谅,谅兵败,被幽禁而死。蜀王杨秀,亦被杨广囚禁,最后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害。杨广兄弟五人,只有秦王杨俊因早死,而未受到杨广的残害。杨广为了权力,毁了自己的家族,骨肉相残,多么惨烈的人间悲剧啊!而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在杨广执政的14年里,还在不断上演。而这一幕幕悲剧,都是隋文帝导演并亲自挑选主角的结果。他的严刑峻法、苛刻猜忌、不辨忠奸、偏信谗言,给国家带来这个骨肉相残、人人自危的悲剧,而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隋朝灭亡的悲剧,正是他导演的所有悲剧的最后一幕。

        大国之梦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他通过各种手段,博得文帝信任,被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文帝驾崩,杨广即位,开始了他的施政时期。他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民力和财富,得以无休止地行施暴政。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

        历来都把杨广当政的十四年称作是黑暗年代,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挥霍无度,是对他施政的概括。但他又曾经为隋朝的建立出生入死,为抵御突厥而挥师北上,为便利交通修筑大运河,为国家安定巡视边疆。杨广——一个一直在做大国梦的皇帝!从当政的十几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实现大国梦不懈努力,而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是一个脱离实际国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缺乏了做晋王和当太子时的谋划,他虽是个强势皇帝,但他不择手段的恶毒与不计代价的好大喜功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过早的谢幕了。隋炀帝的大国梦有四个组成部分:大外交、大工程、大排场、大战争。让我们分别来看这四个部分。

        大外交。中国古代社会的外交形式主要是中央政权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册封、赏赐,前者是后者的宗主国,后者要承认归附前者,并承担纳贡、出兵帮助宗主国平叛等义务。而当时交通不便,又处于民族的整合时期,所以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叛附不定,使得中央王朝非常头疼。隋炀帝的大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他巡视边疆,向各个周边民族政权表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关心,使得这些政权不反叛,最终实现安定边疆的目的。隋炀帝进行过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视的重点分别是突厥地区与西域地区。除炀帝末期大业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于突厥的叛乱没有成功外,其余的巡视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边,而西域诸国纷纷归附隋朝。

        但在外交活动中,隋炀帝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展示大隋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各个店铺都重新进行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进去喝几杯,分文不收,还骗他们说:“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而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炀帝要是能为老百姓考虑一些,何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呢?大工程。隋炀帝时期兴建大工程的举措主要有: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杨广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扩建东都洛阳。因为长安的交通不够便利,且农业规模也远不及中原地区。扩建后的洛阳城气势恢宏、道路宽敞,极具大国的气派。修建运河,也是炀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见炀帝对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运河的修筑分为几个阶段: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开凿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这样,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修筑完成了。修筑长城共两次,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业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杨广对于这些作品都非常满意,但他丝毫没有顾及到修筑这些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所付出的代价。营建东都,共耗时10个月,每月役使男丁200万;开通济渠征男丁百万,凿永济渠共征发河北地区男女百余万人,连女人都被征调开渠,可见劳役的繁重;两次修长城,也耗民力达百万以上。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短短的十几年里,国家征发如此多的人力修筑公共工程,给国家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还沉浸在他的大国迷梦中,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扑面而来。

        大排场。隋炀帝认为,作为大国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杨广在做晋王之时,就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对江都颇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别于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后,就常住江都,并最后死在那里。隋炀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摆足了帝王的气势与排场。大业元年(605年)八月,炀帝开始了登基以来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分为四层,有六层楼高,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可以举行朝会;中间两层有100余间房子,供炀帝休息、娱乐之用;下层是宦官、宫女等近侍的住处。船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宫殿没有两样。皇后、后宫、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只,还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数千艘随行,最后还有兵船数千艘护驾。陆地上,几万名纤夫、骑兵一路相随。船队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水陆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所过州县,都要为船队献食。这样的排场,一去一回,反复三次,隋炀帝可谓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可他只知兴奋、满足,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大战争。战争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尊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隋炀帝认为,大隋王朝国力空前,其它国家只能对隋朝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挑衅与背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出于维护大国威仪的目的。高句丽,是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政权,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句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充满大国情结的炀帝决不能坐视无礼的高句丽再嚣张下去,决定御驾亲征,一定要让高句丽王跪在自己的脚下谢罪称臣。为了讨伐高句丽,炀帝做了精心部署。大业四年,开通永济渠便利运输。六年,又下令全国为出征做好战马、武器的准备。七年,命令幽州总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后,调动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运送粮草到辽西。最后是征调全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遂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三次征讨,是因为第一次隋军经验不足、指挥不利,导致兵败;第二次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中途终止。第三次讨伐,由于高句丽国力耗尽,隋军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所以高句丽王遣使请降,隋炀帝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凯旋。

        炀帝征辽,维护了大国的尊严,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在战前准备阶段,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亡,运输粮草而累死、饿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征高丽,隋军兵士死伤大半,4万海军在平壤中埋伏,生还者仅几千人;高句丽将诈降,大将宇文述被其所骗,30万将士,仅有2700人得以生还。炀帝如此大规模用兵,导致国家财力枯竭、人民劳役繁重,土地无人耕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这种战争胜了又有何意义?只是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隋炀帝的大国梦,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

        谁亡隋朝
        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原各地都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在短短的几年间,北至山西、河北,东到山东、江浙,南抵岭南,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义军就有数百支。但这些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口号,力量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又缺乏沟通、联合。这些不足给了隋朝的腐朽统治以苟延残喘的时间与可能。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说: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隋朝这个堡垒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几个“炸弹”而摧毁的。这几个“炸弹”是:杨玄感、李密、李渊和宇文兄弟。他们举起了反对隋炀帝的旗帜,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杨玄感是奸相杨素之子,杨素死后,他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玄感善文学,好结交宾客,领导瓦岗军的李密就是他家的常客。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他害怕炀帝翻杨素弑文帝、害忠良的旧案,致他杨氏一门于死地,为此他遂生杀炀帝之心。大业五年(609年),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这时,李密来到玄感大营,玄感问他下一步该去向哪里?李密为其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入河北,阻断炀帝归路;中策是取关中,据险而守;下策是向东都,率军攻占,但拖延不得。杨玄感选择了攻占东都。由于东都守备严密,又有长安发兵救东都,炀帝又从前线调集部队回救东都,杨玄感两面受敌,力不能支,遂战败自杀。杨玄感虽然战败,但他吹响了讨伐隋炀帝的号角,也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隋炀帝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李密,父祖皆为周隋显贵。密少时任东宫千牛备身,侍卫太子杨广。后辞官,专心读书。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曾做过玄感的幕僚,为其献三策,玄感兵败之后,李密被捕又设计逃脱。大业十二年(616年)与瓦岗军首领翟让相识,二人戳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后来,翟让让位于李密,李密开始领导瓦岗军。李密的瓦岗军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炀帝连年派兵企图剿灭瓦岗军,可是直到隋亡,李密的瓦岗军仍然活跃在河北、河南等地。李密,一个达官之后,竟毅然辞官,后又与草莽英雄结伙,公开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说明他已对隋朝失去了信心,他不再用自己的才智改造隋朝,而是用于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的心声。李渊,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称帝建国,毫无吊民伐罪的意思,可以说,李渊是趁火打劫。从李渊建国的步骤也可明显看出他起兵的动机。李渊宣布起义后,就直入关中,攻占了隋朝国都所在地长安,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化。然后他拥立尚未成年的代王侑为帝,遥尊远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李渊拥立代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炀帝受困江都,四面楚歌,这实质上已经宣布了隋朝的灭亡。待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逼迫恭帝杨侑退位,自己黄袍加身,建立了唐朝。

        而另一灭隋的关键人物是宇文兄弟,宇文兄弟指宇文述的三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曾违反炀帝禁令而获罪。大业十二年(616年),宇文述死后,炀帝方才赦免两人。当时,宇文兄弟也随炀帝来到江都。大业十四年(618年),大量跟随炀帝来到江都的北方兵士,不愿久留南方,想设计逃回北方。那时的江都,已人心不稳。一部分下级军官得知了这个情况,想借助这些兵士的力量,也逃回北方去。但这两股势力都不曾有谋反、弑君的打算。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宇文兄弟正好利用了这两股力量,实现了弑君、兵变的目的。三月十日,江都兵变发生,次日,炀帝被宇文兄弟缢死,隋朝灭亡。末年的炀帝,满足于他大国梦想的“实现”,只知吃喝享乐,既无治国之心,又无兴国之力,可能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穷途末路了。有一天,炀帝自己照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头,不知谁来砍它!”面对如此颓废的炀帝,宇文兄弟遂决定弑炀帝。隋朝灭亡了,炀帝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大臣、宗亲、亲信会举起反旗,伴着农民起义的汹涌澎湃的形势,借机夺取自己的性命、推翻大隋的江山。

        隋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朝代,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隋朝又太短命,仅仅38年。它因何而亡呢?它亡于隋文帝的严刑峻法、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擅行废立;它亡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心丧尽。而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的反隋力量,伴随农民起义的烽火,最终灭亡了隋朝。

        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与睿宗之间曾有武周政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盛世气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乱的局面,起兵西入长安,立杨侑为帝,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自己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到了太宗贞观初年,唐朝还主要以平叛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唐初十年里,唐高祖、太宗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幽州的罗艺等,全国始告统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连幼儿都杀死。李隆基(685—762年)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任用姚崇、宋、张嘉贞、韩休、张九龄为相,这些人各有所长,有的忠言直谏,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于吏治,对玄宗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都起到了参谋与协助的作用。玄宗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玄宗主张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20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动,这场动动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662—716年)景云二年(7 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的赏识,被认作养子。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得益于安禄山将朝廷内部,玄宗身边的情况早已摸清楚,并进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见他那肥硕的肚子,便笑着问:“你这肚子里都装什么了,这么大?”安禄山答道:“除了一颗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没有别的东西了!”安禄山得知玄宗与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现出对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禄山与太子见礼,他却不拜,还装傻说:“臣是胡人,朝廷里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这太子是什么官啊?”玄宗跟他说:“这是储君,未来的皇帝。”安禄山竟然答道:“臣头脑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还有什么储君?”为了进一步显示忠心,安禄山竟请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认自己作养子。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丝毫没有了戒心。即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 ,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2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

        月9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唐朝政府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占了
        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发。此时的唐朝中央,乱作一团,京城周围兵力很少,调动军队就花了许多时日,又急调大将火速回京护驾。唐军初战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将都因战败被杀。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而这时的战争出现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战争的节奏,给唐军在潼关一线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双方一直在争夺潼关。因为潼关是进入长安的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还是攻占了潼关。于是,唐玄宗不得不携带文武百官、后宫、宦官等,于6月13日逃离了长安。之后的历史,对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来从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当玄宗一行到达马嵬驿时,随行部队发生了哗变。军队将士认为此次叛乱全都是由杨国忠而起。当大家看到杨国忠与吐蕃使臣谈话的时候,就有人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啦!”众军士怒火中烧,将杨国忠斩首。而这时大家又在想,杨国忠能权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们想到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愤怒的士兵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杨国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乱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杨贵妃。因此,将士们群情激奋、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这让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难在江山与美人中间作出取舍,但玄宗最后舍弃了美人,将杨贵妃缢死。这才平息了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得以到达成都。而就在此时,另一件事也让老皇帝非常吃惊,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7

        —762年),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公开的夺权行为,可对于出逃在外、无计可施的玄宗来讲,他只能听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于762年忧郁地病逝于长安宫中。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1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宦官秉政
        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

        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唐末变乱
        唐朝后期,由于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向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断的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起义爆发了。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

        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后协同,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领导。此时,黄巢决定攻洛阳,而唐派来军,打消了计划。之后,黄巢转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用猜忌并畏惧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

        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12月13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将原有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以下酌情留用。
        黄巢严惩皇族,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富豪,,,,,,,的财产被没收,分给,,,,,,,,,百姓使用。但黄巢没有追击逃跑的僖宗,也没有将,,,,,,,禁军,,,,,,,,全部,,,,,,,,歼灭,同时大齐,,,,,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

        中和二年(882年),起义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也乞降于唐朝
        这就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军开始了反扑。起义军于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长安,向东撤退。之后,起义军与唐军的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损失惨重。在朱温、克用等军队的包围阻击下,黄巢最终退至今山东莱芜境内,于中和四年(884年)6月,战败自杀。至此由黄巢领导的唐末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权得以如此长时间的维持,有赖于唐朝前期君主的励精图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赖于后期有作为君主的亡羊补牢。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对抗,严重削弱了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基础。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悲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起义的爆发。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290年的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了。

        南冠北系:南唐覆亡真相
        南唐,建国于937年,亡于976年,历前主李、中主李、后主李煜三世,享国共39年。南唐辖土不过江淮,最盛时也仅有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国,就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已,太过平凡而普通,本来人们应该很容易就把它遗忘掉了。但因为和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唐从此不朽。这个人就是李煜,一个谜一样的皇帝。

        李煜出生于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恰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一个颇赋传奇色彩的东方式“情人节”。巧的是,李煜在人间度过42个春夏秋冬之后,又在同一天与世长辞。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迹,他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谓“铁钩锁”。通晓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凡是中国人,凡是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道多少”等。无数人震惊于他的艺术才华之余,都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样颇具“才情”的聪明人怎么会守不住祖宗传下来的那点基业呢?难道真是诗人误国吗?

        创业艰难
        在探究南唐覆灭的真相时,我们需要把目光稍微放远点,才能把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我们先从南唐的立国者李煜的祖父李 (888—943年)谈起。因为他在创立这个国家时留下了很多的负面东西,让他的子孙尝尽了苦头。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一统过程中的一个插曲。鼎盛的唐朝经“安史之乱”打击后,一蹶不振,百病丛生。其内有宦官专政、朋党争权、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南诏、回纥侵扰。尤其是那些藩镇,拥兵自重,不受中央节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藩镇一直尾大不掉,肃宗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无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黄巢义军席卷全国,最后攻破洛阳、长安,毁去了唐王朝的最后一点颜面。借机而起的朱温觉得唐王朝已无存在的必要,就废去了自己新立的一个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国号为“梁”,五代十国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就这样开始了。

        北方地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争我夺,战火连绵,南方则有十个小国星罗棋布。南方诸国中,以吴国和南唐疆域最大,国力最强。南唐尤以立国时间久、保持稳定时间长而著称。南唐王朝的缔造者,就是自称唐宗室后裔的李。李是吴国的宰相徐温的养子,原名徐知诰。徐温死后,吴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通过废长立幼,逼其禅让,夺取了皇位,改国号为大齐,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宣称自己为唐玄宗的后代,就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是个很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江淮本来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时最重要的财源,曾力撑唐王朝达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免赋税,均定田租,发展生产,奖励农民垦种,栽桑养蚕,发展经济作物和工商业,使江淮独在五代乱世中能“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说:“南方诸国君主固无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后唐明宗也难望其项背,能胜过他的惟有后周世宗柴荣。”

        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守成非易
        中主李 (916-961年)在升元七年(943年)李死后,继任当了皇帝,改元保大。称李为守成之君是有点拔高他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相对于后主李煜而言的。毕竟李没有把基业给丢掉,而且在其即位的初期,由于南唐国力强盛,还扩展了国家的版图,吞并了一些州县,将李传下来的28个州增加到35个。只是到了统治后期,昏聩的李遇上了英姿勃发的后周世宗柴荣,李在两人的较量中一败涂地,丢失了大片土地,军队精锐丧失殆尽,国家沦为后周的附庸,从此一蹶不振。

        李爱好文学,性情温和,最喜欢别人顺着他,对他说好听话,这样一来,那些谄谀之臣有了用武之地,朝政日乱。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宠臣冯延巳(冯延巳字正中,他的号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号延巳,又一说号延己)。冯延巳在中国的诗词史上的地位紧追南唐二主之后。他的词流传下来的有一百余首,留有《阳春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冯正中(冯延巳,字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可见冯延巳对宋词影响之大。

        如此优秀的一位词人,冯延巳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十足的卑鄙小人。前主李很欣赏青年时期冯延巳的才华,就封他为秘书郎,让他陪伴太子李。喜欢填词作曲的李对冯延己一见如故,两人爱好相同,经常作词唱和,感情自然与日俱增。所以,自李做齐王起,冯延巳便一直担任他的掌书记,其后又两次担任宰相,权倾朝野。就这么一个人,在获得人主的恩宠之后,马上作威作福起来。为了能买到姬妾,他竟和弟弟冯延鲁伪造了一份前主李的遗诏,下令:听任民间出卖儿女。大臣萧俨识破了他的伎俩,告到李那里,但李为了照顾到冯延巳的面子,竟然不了了之。冯延巳为了邀功固宠,用尽了手段。前主李死后,李刚刚即位,当时还只是一个掌书记的冯延巳,就跑来跑去和李说闲话,一天要去好几次。弄得李都觉得有点讨厌,就训斥他道:“即使是当掌书记也应该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吧,你怎么这么讨人嫌,总往我这里跑呢?”这次虽然吃了个“闭门羹”,但他摸准了中主李爱慕虚荣的心理,一找到机会就用花言巧语来献媚取宠。一次,他说:“原来打仗时,我们仅仅损失了几千士卒,先皇便吃不下饭,这种乡下老农的做法怎么能成就天下大事呢!现在陛下有几万军队在外面作战,照样宴乐击球,这才是真正的英明之主啊!”这话后来传到中主那里,李听起来十分受用。冯延巳当宰相后,知道李不爱勤政,为了自己能大权独揽,就撒了个弥天大谎:“天下之所以不能国泰民安,是因为我不能施展出我的真正才能,陛下以后不要亲自处理那些具体的事情了,交给我来办就好了。”这正中中主的下怀。冯延巳真正的才能如何呢,从处理湖南叛乱时的手忙脚乱、丧师失地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施政本事。

        同朝的大臣对冯延巳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一次,冯延巳对大臣孙晟出言不逊,他说道:“你小子是凭什么混到现在这个官的?”孙晟怒气填膺,就回敬道:“小子我只不过是江北过来的一个书生,要论捉笔填词,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要论喝酒和搞笑,也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要论谄媚阴险与狡诈,更比你差千倍万倍。你时常鄙视我,这我也倒无所谓。可是皇上让你辅佐太子,是让你用道德来影响他,你可不要误了国家大事呀!小子我担任现职,不知道凭什么得来的,但你所擅长的那些邪门歪道,恐怕要败坏我们这个国家了。”由此可见冯延巳人品之差。

        但李身边的这种小人远不止一个,除了冯延巳、冯延鲁兄弟二人外,还有陈觉、魏岑、查文徽。这五个人狼狈为奸、结党营私,把持败坏朝政,南唐人把他们五人称作“五鬼”。“五鬼”如此不堪,李应该不会不知,他之所以对他们如此优容,还有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都是齐王府里的旧僚,都是李的心腹,是李精心培植的一股势力。李虽然已经登上了皇位,但前主李选嗣不当造成的裂痕还在,当年全力拥戴二王子景迁的宋齐丘今日也还在朝中,并与陈觉结党,势力颇为不弱。所以,虽然李高高的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却难免会脊背发凉,很难保证哪天不会被从皇位上拖下来杀掉。为了让自己王位坐得长久,无形当中他就把自己和冯延巳等人绑在了一条船上,下面的大臣越是对他们进行弹劾,他越不为所动,甚至往往还会免去弹劾者的官职。这种短视和浅见只能使南唐的政治越来越腐朽,越来越黑暗。

        李在选嗣的问题上,麻烦不断。即位之初,他曾在父亲李的梓棺前发誓,要遵守李“兄终弟及”的遗诏,等自己千秋万载后就传位给三弟景遂。一开始时他也确实准备这么做:中兴五年(947年)他立景遂为太弟,以作储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把自己的大儿子弘冀封为藩王,让他离开京城去镇守边境。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打乱了这一切。中兴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攻南唐,大军长驱直入,摧枯拉朽,大将或被捕或被杀,仅有的15万大军几乎消耗殆尽。消息传来,南唐举国震惊。在大臣们的劝说之下,李把长江以北的14个州割让给后周,同意去掉皇帝的称号,称唐国主,奴颜婢膝地向后周上表称臣,并以后周的正朔为年号(时年为后周显德五年)。柴荣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班师回朝。江南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与时同时,南唐围绕立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后周大军兵临城下之时,李曾想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弟景遂,并让太傅宋齐丘总揽大权,但尚书陈乔认识不妥。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弟景遂和景达接连上书推辞,都不愿为储,李遂乘机毁掉“兄终弟及”的誓言,将皇太弟景遂发往洪州做晋王,立自己的长子燕王弘冀为太子。太子弘冀沉厚寡言,屡有战功,按说是个很不错的人选,但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已经让他失去了耐心,他变得刚愎自用、凶狠残暴起来。为了改变李那种国主软弱、朝纲不振的局面,他准备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朝廷中那些他不喜欢的年老的官员统统罢官。这批失意的人就聚集在李的周围哭诉太子弘冀的种种不是,让心肠软的李很生气,有一次他把太子叫来,用球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说要废了他,仍立景遂为皇太弟。太子听了很慌张,惊惧之下派人去洪州,下毒鸠杀了自己的叔叔,制造了骨肉相残的宫廷血案。太子的丑行瞒过了大家的眼睛,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他突然开始生起病来,病情日渐加重,最后不治而亡。

        李接连丧弟失子,诸子之中,以六子从嘉最为年长,李就不顾大臣的反对,于北周显德六年(959年)将其立为太子。北宋建隆二年(961年)6月,李死去,太子从嘉继位,这就是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李煜。

        李这样做是极不明智的,拿他自己来说吧,他就是一个不怎么喜欢政治、不愿意当皇帝也不怎么会当皇帝的人,被逼无奈才勉力为之。李在位期间,南唐国力江河日下,仅仅是当时北方多事,国家才没有亡在他手上。可惜的是,他虽然知道这一点,却又重蹈覆辙,立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太子,南唐国灭为天下笑,李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危机四伏
        南唐后主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他不仅生日特别奇巧(他出生于七夕节),出生之后的相貌也与常人不同,史书称之为“骈齿重瞳”,就是有两层门牙和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他长大之后,英俊秀美,才气逼人,他“精究六经,旁纵百氏”,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身边簇拥着南唐文人韩熙载、冯延巳、李建勋、徐铉等。在即位之前,他一直过着“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的文人雅士的生活。

        他本来就诗心风流,南唐政治斗争的残酷更加促使他选择逃避现实,一心向文。他父亲是个温厚、与世无争的人,因为皇位的问题却屡屡和皇叔们闹得不欢而散,朝中大臣们亦是貌合神离,父亲整天愁眉不展,让他觉得为人君也没有多少乐趣。给李煜刺激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前太子弘冀,他们之间本来感情很好,是无话不谈的兄弟。但李煜长大之后,慢慢有了人君之像,尤其是他眼睛重瞳,这是传说中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项羽才有过的异相。弘冀慢慢对李煜嫉恨起来,害怕李煜将来和他争夺太子之位。李煜其实对皇权这东西并不感兴趣,他后来给赵匡胤的上书时曾说过:“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萌育。乐日月以优游。”他在《渔父》词中也说:“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这些话确实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哥哥弘冀猜忌他,他虽然很伤心,但他对哥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弘冀因为玩弄阴谋,重疾缠身,李煜跑前跑后地照顾他,弘冀深为感动。所以,在临死之前,弘冀对李煜吐露了他毒杀皇叔景遂的人间惨剧,这极大地刺激了李煜,使他对政治愈加厌恶。

        因为李煜不是长子,而且弘冀也非常能干,李煜从未想过去做一国之君。他很想在藩王的位置上终老此生就可以了,他为自己取号为: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其中均饱含着消极出世、逃避遁隐的意味。但弘冀和他父亲相继死后,南唐的江山却意外地落到了他的手上。更加无奈的是:此时分裂的局面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大统一的格局随着一个人的即位已经越来越近,这个人就是赵匡胤,一个应后唐明宗李嗣源祈祷而生的人物。

        据说,五代时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年,唐沙陀部人),勤于治国,“天下粗安”,被后世誉为“小康”之主。在一次祭祀活动中,他无限真诚地祷告:“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没过多久,赵匡胤(927—976年)就在后唐禁军将领赵弘殷家里诞生了。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大宋。最幸运的是,他得到一份很好的家业。创造这份家业的是一代英主柴荣(921-959年),柴荣在位五年有余,曾决心“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整顿军事,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熔佛铸币,均定田赋。他南征北战,先后取后蜀阶、成、秦、凤四州和南唐江淮地区14州,又北攻契丹,不折一将一卒,一举收复莫、瀛、易3州17县,为北宋的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赵匡胤登基后,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方略,准备依次吞并南方的荆南、南汉、后蜀、吴越、南唐等割据政权,最后再来对付北边的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

        李煜接手的南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国库不丰,又屡兴干戈,还要不停地向北方上贡。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中主李向后周称臣后,以劳军的名义,向柴荣送上银、绢、钱、茶、谷共百万。李煜刚登基时,也给北宋贡去了金器2000两、银器20000两、纱罗缯彩三万匹。为收买北宋宰相赵普,一次就送给人家50000两白银。南唐本是小国,这样折腾的结果常常是入不敷出,中主李 末年就有大臣钟谟请求铸大钱“永通泉货”,以一当十,来度过财政危机。李煜即位后,又于乾德二年(964年)发行铁钱来救急,同时还要巧立名目收税来增加收入,发展到后来,连民间鹅生双蛋、柳条结絮都要抽税,真是穷疯了!南唐在多次战争中精锐尽失,剩下的大多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作为战略缓冲之地的江北14州既已失去,一旦北宋军队渡过长江,南唐都城大门洞开,再无险可依。本来北人不适舟楫,南唐水军犀利,但南唐水军被北宋诱降、俘虏者不在少数,赵匡胤就用这些人加紧训练水军,南唐最后的一点优势也丧失掉了。

        南唐国中大臣一直精于弄权。自南唐开国后,就有宋齐丘和孙晟结成两党,争斗不已,互相攻击,造成了极大的内耗,前主李和中主李均不胜其烦。李煜即位后,朝中亦不乏硕才俊士,如:萧俨、陈乔、徐铉、韩熙载、潘佑、张等,但由于李煜摸不透他们的脾气,所以并不能做到知人善用,最典型的就是韩熙载。韩熙载(902—970年),山东北海人,字叔言,五代南唐进士,工于文章诗词。他是南唐三朝老臣,兵部尚书。年轻时志向很大,他离开家乡来江南时,一个叫李的好朋友来给他送别,他就对李说:“江南要是任用我为宰相,要不了多久就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也说:“中原要是让我当宰相,平定江南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后来后周进攻江南,果然任用李为将,轻易就夺取了淮南之地。韩熙载因为是北方人,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李后主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鸠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李煜对韩熙载的放荡行为很不满意,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仔细观察韩的所作所为,然后画出来给他看。这幅画今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画名就叫《韩熙载夜宴图》。如此精美传神的图画,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是当时南唐君臣互相怀疑、彼此不信任的尴尬状态。事后,韩熙载还是没有被李煜重用,最终在凄凉中死去。

        南唐更无成功的外交可言。虽然也是“远交近攻”,但画虎不成反类犬。吴越国和南唐挨得最近,前主李时主动和其修好,甚至在吴越国有难的时候去救济人家,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独霸江南的好时机。中主李时,闽国内乱,南唐趁机抢夺地盘,吴越国也插手其中,两国终于反目,但两国并未全力火并。吴越国后来就投靠了北周及以后的北宋,每次南唐被北方进攻,吴越国都要趁火打劫一番,南唐却也无可奈何,这是“近攻”。至于“远交”,是指北方的两个国家:契丹辽国和北汉。契丹是南唐努力结交的对象,但此时的辽主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辽穆王耶律(931-969年),号称“睡王”,经常酗酒,性情残暴,视人命如草芥,稍有不如意就杀人,如此一个昏君,自然不把南唐放在心上,辽穆王贪图的只是南唐的那些礼物。辽穆王还曾派自己舅舅出使南唐,由于南唐照顾不周,竟被后周的刺客割去了首级,辽穆王大怒,从此与南唐绝交。

        虽然如此,李煜还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打理国家,力图给死气沉沉的南唐带来一点改变。即位初年,李煜也确实励精图治,赏罚分明。他建立龙翔军,操练水战,以备不时之需。金陵烽火使韩德霸负责京城治安,但此人飞扬跋扈,经常无故欺压百姓,国子监教授卢郢打抱不平,将韩德霸拉下马来,痛揍了他一顿。韩德霸来李煜面前哭诉,李煜毫不手软,立即革了韩德霸的职。人们都为后主如此干脆利落的手段而眼前一亮,此事一时传颂江南。李煜一直想物色一位杰出的宰相,来辅助他挽狂澜于既倒。他也试图发挥韩熙载的作用,却因无法接受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纵妾卖春的人来做宰相,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他时常大力称赞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比如陆昭符入宋不辱使命,集贤殿学士徐锗,守正不阿,为国选拔了许多英才。这让满朝上下心服口服,一时人心思进,南唐气象为之一变,国家也获得暂时的安宁。

        国灭身囚
        日子一长,李煜就被暂时的安定蒙蔽了,放松了警惕,开始胡作非为起来。李煜佞佛,每次散朝以后,李煜就和皇后换上僧服,开始颂经拜佛,天天如此,以至于他脸颊上长出了一个赘瘤。佞佛之外,他还爱下棋,为了和他的近侍下棋,他常常拒绝召见大臣。无聊之余,他又琢磨着怎么样改进造纸和制砚的技巧,好纸好砚是造出来了,政事却也荒废了。他的皇后是个很会玩的女人。她善弹琵琶,后主就为她找来烧槽琵琶,她创制一种叶子格游戏(类似于今天的纸牌游戏),还精通服装设计,创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装,又会制造香水,尤喜舞蹈。李煜对皇后情有独钟,双宿双飞,游戏人间,难免慢怠了政务。李煜的《浣溪沙》将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描写得极其生动:“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又闻萧鼓奏。”他时常沉醉于儿女私情中不能自拔,有两首词将他的这种情绪表述得最为清晰,一首为《一斛珠》:“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囊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谬腕。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另一首为《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这两首词都写得十分香艳,不似人君所为。他有宫女名 (音杳)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曲像新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旋舞,飘飘然有凌波仙子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的缠足,从那时开始。荒淫如此,不亡何待。

        后主李煜在这边悠游度日,赵匡胤统一天下的网却越收越紧了。966年,北宋在灭掉后蜀之后,将兵锋指向了南汉,为了节省点气力,同时为了考验一下南唐的忠诚度,赵匡胤降旨,让南唐后主给南汉写封劝降信。李煜虽然照办了,但也被这种羞辱深深的刺痛了。他又打算奋发图强了。次年三月,李煜下令让两省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等,分班于光政殿值夜,召对咨询,指陈时政,论古今得失,往往进行到深夜。这架势看起来很不错,但大家提了很多建议,李煜却不知道怎么采用。过了一年之后,他见局势没有什么变化,就故态复萌,又开始宴乐游玩了。

        他幼稚地认为只要自己不停地上贡,以诚相待,赵匡胤就会放过他,任他偏安于东南一隅,延续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故事。所以,他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告,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们的建议。970年,北宋倾力猛攻南汉,边防空虚。南唐大将林仁肇上言,愿“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肥、淮,据正阳,”可以收复江北全境。李煜害怕会得罪北宋,拿出前主李“保境安民”之令,曰:“无妄言,宗社斩矣。”赵匡胤素来忌惮林仁肇的威名,就使出了一招非常拙劣的反间计。他拿出一副林仁肇的画像来让南唐的使臣看,说这是林仁肇准备来投降的信物。使臣回来一汇报,李煜就信以为真,立即派人鸠杀了林仁肇,自毁长城。林仁肇死后,将士离心,南唐国势愈来愈弱,日薄西山,已是不可救药了。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

        烟消云散:辽朝覆亡真相
        辽朝与北宋、西夏、金一度并存,四个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一度成为我国中世纪后期历史的主流,同时也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辽朝自耶律阿保机称帝,共历八帝,当国210年。其辖境最广大时,东起鸭绿江,西抵阿尔泰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域不可谓不广,国祚不可谓不久。在其繁荣昌盛之时,周边的政权如北宋、西夏和金等政权,有的接受册封,成为辽的附属;有的每年交纳巨额岁币,以换取和平,其国势不可谓不强大。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如此国运国势,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并不常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及其政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境地?又是如何退出中国传统政权主流,最后竟然集体消失在茫茫草原和大漠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南征北伐
        辽国由古老的契丹族建立,契丹族从哪里来,史学界众说纷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辽河上游是契丹族人民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契丹族的始祖奇首可汗乘白马出游时遇到一位驾青牛车的女子,奇首可汗与该女子相爱,两人婚后生下八个儿子,据说就是契丹族八部的祖先。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契丹族杰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出生在迭剌部的一个新贵族家庭。阿保机成年以后,身体魁梧健壮,武功高强,而且胸怀大志,成为经国济世的人才。

        唐天复元年(901年),刚刚而立之年的阿保机被推举为迭剌部的“夷离堇”(军事首长)。他多次率军出征,击破室韦、突厥和奚人部落,甚至越过长城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大大增强了迭剌部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唐天四年(907年),契丹八部一致推举阿保机作为联盟的可汗,自担任可汗之日起,阿保机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9

        年5月,阿保机的族弟剌葛等人联合发动叛乱,阿保机果断采取措施,平息了叛乱。战争虽然历时三年,牵制了阿保机的兵力,打乱了他对外扩张的计划,但阿保机的首领地位也借此得以巩固。

        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阿保机称“天皇帝”,妻子述律氏称“地皇后”。历史上契丹的国号曾有几次变动:947年改称辽,983年又改为大契丹,1066年改称大辽,此后不再改号,直到

        25年被金所灭。在汉人和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政权的影响下,阿保机已经不甘心只做草原游牧部落的统治者,他把目光投向了草原地区之外。阿保机称帝后,加紧向周边用兵,他庞大的征服计划是: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建立一个南到黄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国。

        神册二年(917年),驻扎在太原的军阀李存勖聚力量进攻后梁,征兵新州(今河北涿鹿),激起军民不满,李存勖的部将卢文进举兵降辽,这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保机抓住战机,很快发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新州、幽州之战,他指挥契丹兵联合卢文进合攻新州,击败李存勖部将周德威,并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之后阿保机虽在李存勖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幽州实际被卢文进控制,这为契丹再次南下留置了一个重要通道。

        神册六年(921年)冬,阿保机再度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州),与李存勖大战于沙河、望都(今河北沙河市和望都县),攻势猛烈。只是后来天降大雪,契丹军马粮草奇缺,伤亡很大,阿保机才不得已撤兵。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年),他亲率大军,大举征伐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今蒙古国肯特山),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次年,阿保机又举兵东征渤海。渤海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政权,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素有“海东盛国”之称,但当时的国力已经下降。阿保机降服渤海后,改为东丹国,意即东契丹国,由皇太子耶律倍出任东丹王,管理东丹事务。这样,阿保机将势力扩大到了渤海沿岸。

        辽建国前后,大批汉人进入草原地区,阿保机的统治灵活地兼顾契丹族等游牧人口与汉族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多元政权。他不仅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控制契丹诸部,还积极网罗汉族的有识之士,如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协助他管理汉人并处理汉民族的诸项事务。

        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新兴游牧民族的首领,阿保机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命人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后来失传,解放前,考古学者在辽庆陵(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出土的“哀册”上看到了许多奇怪的文字,经过确认,古老的契丹文字重新为世人所认识。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统一了草原各游牧民族和北疆大片领土,加速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天显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机在由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县)。

        在辽太祖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这就是皇后述律平。述律平不仅多次帮助阿保机统兵作战,“名震诸夷”,而且还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举荐的。辽太祖死后,述律平以皇后身份称制,掌握了军国大权。当时有元勋重臣不服管制,述律平以传统的部族礼仪为由,下令他们为太祖殉葬。汉人赵思温反驳她:“亲近之人莫过于太后,太后为何不以身殉?”述律平毫不迟疑,挥起佩刀,砍下自己的右手,放在太祖棺内,说道:“儿女幼小不可离母,暂不能相从于地下,以手代之。”臣下没有办法,只得为太祖殉葬,述律平因此得到“断腕太后”的称号。述律平称制期间,曾遣使与后唐修好,长期遭受战乱的各族人民有了暂时的安宁。阿保机死后,在述律平的主持下,次子耶律德光继位为契丹新皇帝,此为辽太宗。耶律德光在20岁的时候就做了契丹兵马大元帅,跟着阿保机立下赫赫军功。他继位之后,促进了契丹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辽国逐渐走向强盛。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辽太宗着手将父亲阿保机的伟业继续推进,向南用兵,争霸中原。这时,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谋求称帝,向辽太宗求救。石敬瑭在给契丹的文书中,表示愿意称臣于契丹,并答应向耶律德光行父子之礼,而且在事成之后把雁门关以北十六州的土地献与契丹。等待时机已久的辽太宗喜出望外,赶忙亲自出兵相救。在辽军的帮助下,石敬瑭打败后唐军,接受耶律德光的册封为晋帝,他信守前言,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并约定双方永为父子之邦。当时石敬瑭45岁,耶律德光只有34岁。石敬瑭死后, 辽太宗为了继续南进,接连三次发动对后晋的讨伐战争,直到灭了后晋。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率领大军进驻后晋的都城开封,他穿上汉族皇帝的装束,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辽太宗在中原称帝,完成了他父亲阿保机的夙愿。随着辽的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辽太宗为了更好地治理各民族的事务,他承袭阿保机“因俗而治”的原则,创制了颇具民族特色的北、南两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北面官制,即辽朝契丹族的官制,官吏一律用契丹人,掌握契丹的军政事务。南面官制,是十十六州等以南的广大汉族区域的官制,利用汉官管理汉人事务。 辽太宗重视人才,尤其注重选拔有才能的汉族人做官。在援助石敬瑭的战争中,辽太宗得到了后唐的翰林学士张砺,他非常高兴,让手下以礼相待。张砺非常感动,此后真心辅佐辽太宗,在攻伐后晋的战争中屡屡直言进谏,辽太宗从中获益匪浅。辽太宗还允准契丹人随汉族礼俗,可以和汉族人自由通婚,从而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进一步的融合,也从根本上密切了契丹族与汉族的关系。作为一个草原中走出来的少数民族首领,此举难能可贵。然而,契丹人入主中原,蛮横习性一时难以改变。辽兵每到一处,经常骚扰百姓,抢夺粮草,一些汉人充当契丹人走狗,也借机搜刮民财,鱼肉百姓,这引起中原人士对辽军的极大不满,于是中原地区反抗不断。辽太宗驻留汴京不足三月,怏怏北返,途中病故于栾城(今河北栾城)。

        母子经略
        公元10世纪后期,辽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契丹贵族女性,她就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生母萧绰,也就是我们在戏剧舞台上经常看到的“萧太后”。萧太后和辽圣宗当政时期,辽国历史进入鼎盛。

        辽应历十九年(969年),辽景宗即位以后,征召朝臣萧思温的女儿萧绰入宫。萧绰聪明机智,美丽过人,深受景宗宠爱,进宫不到半年,被册封为皇后。辽国在景宗的父亲世宗和堂叔穆宗治理期间,国势已日渐衰微。景宗很想将国家扶上中兴之路,然而他即位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风疾,身体非常虚弱,于是他将权力委于聪慧过人的皇后身上。从此,萧绰开始代替景宗治理国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她的努力下,辽国军事日渐强盛,政治经济也步入正轨。辽与北宋的对峙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亲自率军攻打幽州城,萧太后放权给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两位统帅,大败宋兵于高粱河上。乾亨五年(982年)9月,辽景宗在出猎途中,病卒于云州(山西大同)焦山行宫。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时年,年仅29岁的萧太后扶持幼子即位,并且很快完成了新朝的军政权力调整:战功赫赫的耶律休哥为南京(今北京)留守,总管南面军事,加强边防;另一员名将耶律斜轸为北院枢密使,管理内政事务,严管契丹贵族。萧太后当政期间,对辽国陈旧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时由于契丹族的势力扩张,与汉族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为此,萧太后注重调整各民族的法律关系和地位。在辽国原来的法律中,契丹人的地位明显高过汉人等其它民族。例如:契丹人打死汉人,只须赔偿财物牛马;如果汉人打死契丹人的话,不但本人抵命,亲属还要被没为奴婢。后来萧太后规定:只要是辽国子民,无论是契丹族还是汉族,都一律平等对待。萧太后还致力于缓和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此前辽国的特权阶级违犯法律、损害百姓利益,往往能逃过追查。萧绰严格执法,规定即使是主人,也不可以擅杀奴婢,奴婢犯下过失,也必须交由官府审决。皇族贵戚耶律国留将出逃的奴仆擅自杀死,萧太后知道后便将耶律国留处斩。

        在选官用人方面,萧太后采取了诸多积极的措施。统和六年(988年),萧绰在辽国实行科举制度,为平民发挥才干、跻身上层社会开通了一条道路。萧绰知人善任,在她的亲信重臣中,有一个汉族官员韩德让。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父亲韩匡嗣先后受到太祖和太宗的重用。萧绰对韩氏家族格外优遇,韩德让的忠心和才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不但为太后和幼主想出了一个辖治宗室的绝妙计策,还“领宿卫事”,直接负责太后的安全。除了治理内政,萧绰还想尽办法发展辽国的军事力量。她对将士奖罚分明,辽国军人一扫从前的颓废之势,士气大振。通过诸多改革,辽国面貌焕然一新。据辽史记载,自变革之后,辽国“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一片兴旺的景象。这一时期,由于辽迅速崛起,因此在与北宋的角力中占得先机,获取了主动。辽宋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这就是后晋皇帝石敬塘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这片土地不但幅员辽阔、经济发达,而且是交通枢纽、战略要地。辽国不愿退出,宋朝则耿耿于怀,意欲收回。统和四年(986年),宋太宗遣30万大军兵分三路直扑燕云,向辽国南境发起全线进攻。宋军初战连连得手,危急之下,萧太, 后率幼帝御驾亲征,她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概,接连大败三路宋军,杨家将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北宋名将杨业就在这一次大战中遇难。辽军全胜而归,从此宋军再也不敢深入辽境。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萧绰看到宋朝多次丧师,畏惧怯战,再度亲率20万大军挥戈南下。辽师长驱直入,两个月便抵达与北宋都城开封隔河相望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萧太后“亲御戎车,指麾三军”,在澶渊城下摆开阵势。北宋真宗惊惶失措,在宰相寇准力劝之下,真宗勉强亲征,宋军大振。此时,辽大将萧挞览在察看地形时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在形势对宋有利的情况下,萧太后审时度势,顺势采取了与宋通好的建议,与宋朝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即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宋辽多年芥蒂,终以一纸和约偃旗息鼓,此后宋辽友好往来达120年之久。当一切障碍俱已扫除,政权稳如泰山,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苦心经营了27年的萧太后终于放心地把权力交给她的爱子耶律隆绪,即辽圣宗。圣宗即位时,年仅12岁,他刻苦学习,文武兼修。他喜好汉族文化,向往汉族的先进文明,他曾亲自翻译了白居易的讽谏集,遍召臣下阅读。圣宗极为钦佩唐太宗,认为唐太宗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亲政后,辽圣宗大力选拔人才,知人善任;重用有才干的汉族官员,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封建化改革。他还审时度势,修治法律。他又实行赋税制度,建立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在他统治期间,辽国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萧太后和辽圣宗勤于政事,在他们母子执政期间,彻底扭转了辽穆宗以后的中衰局面,使得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昏君乱政
        辽代历史上,昏君乱政的事例为数不少。在萧太后当国和辽圣宗执政之前,辽国就因为几位国君的昏庸无能险些丧国。
        在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后,世宗和穆宗相继统治辽国,由于二人统治腐败,辽国刚刚出现的强盛势头就渐趋衰微。辽世宗耶律阮时代,贵族争权斗争更趋激烈。耶律阮残酷镇压了异己力量,同时重用佞臣耶律察割等人。天禄五年(951年), 耶律阮召集各部酋长出兵攻打后周,酋长们由于连年征战,民力耗损,不愿意南侵。耶律阮强令他们按期南下, 自己也统率本部人马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晚上驻宿于火神淀。耶律阮设宴招待群臣和各部酋长,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耶律察割率人冲入内帐,刀杀了沉睡中的耶律阮。穆宗耶律是在权贵斗争中上台的,辽世宗死后,时为寿安王的耶律杀死耶律察割,登上大宝。辽穆宗在历史上有“睡王”之称,常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然后一睡不起。穆宗在位时期,皇族的反叛夺位事件层出不穷,穆宗均予以血腥镇压。辽穆宗嗜杀成性,为了镇压反叛者,他设立了许多种毒刑,“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辽穆宗甚至对近侍吹毛求疵,近侍拿筷子和刀叉慢了些,穆宗就亲手将他刺死。野蛮的酷刑和残杀激起了身边人的无比愤恨,穆宗的残暴终于换来杀身之祸。应历十九年(969年),辽穆宗前往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境)打猎, 就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近侍和厨子上前将他杀死。之后,萧太后和辽圣宗母子励精图治,一扫辽国的颓废,使辽国国力达于鼎盛。但是,圣宗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以后,由于他连年征战,再加上他本人笃信佛教,穷奢极欲,辽国政治从此腐败,国力急遽衰落。

        (1055年),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辽道宗在位长达47年之久,他在位期间,辽国政治更加腐败。辽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结果导致“重元叛乱”。此外他还笃信佛教,在位期间曾大修佛寺佛塔,社会风气日趋消极。辽道宗统治后期,错误地制造了“皇后案”和“太子案”,极大地挫伤了辽国的元气。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也出身于“一门出三后,四世出十王”的辽朝萧家。史载,萧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她因生下皇太子耶律浚,加之达晓事理,在朝野上下深孚众望。萧观音非常关心朝政,她对辽道宗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的行为深感不安。萧观音多方进谏,规劝辽道宗以国家社稷为重,辽道宗对萧观音的良苦用心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逐渐疏远。

        太子耶律浚长大涉政后对耶律乙辛等奸臣的行为极其不满,耶律乙辛也把太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废掉太子,耶律乙辛煞费心机,偶然间他读到了萧观音的《怀古》诗,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耶律乙辛向辽道宗密奏萧皇后和伶官赵惟一有染,并拿出《怀古》一诗,诗中有“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耶律乙辛诬陷诗中的“赵惟一”三字说明皇后与赵惟一通奸,辽道宗竟然信以为真。这时候,辽国社会流传一首《十香词》,词句非常香艳,据说《十香词》出自萧观音之手。萧观音深居宫中,又有诗人的浪漫,写出这样的词句本来无可厚非,耶律乙辛竟诬称《十香词》是萧观音写给赵惟一的信物。辽道宗勃然大怒,不听萧观音的苦苦辩解,诏令萧观音自尽,年仅36岁的萧观音绝望地写下一首凄惨绝伦的《绝命词》后自缢而死。萧观音死后不久,太子耶律浚也受到耶律乙辛的陷害而死。“皇后案”和“太子案”在辽国激起轩然大波,辽国百姓群起而为萧观音母子鸣冤,这两起冤案使得辽朝统治集团大失人心。之后耶律乙辛还不罢休,大肆诛杀与太子关系密切的朝臣,造成巨大的内耗。辽道宗死后,更为残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上台,辽朝的灭亡也就成了必然。辽的腐朽统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满,尤其是其间被辽统治者压迫的女真族开始兴起,最终成为辽的掘墓人。

        天祚帝耶律延禧很喜欢捕鱼射猎,现在河北张家口坝上有一个安固里淖旅游区,在辽朝时是天祚帝最喜欢游玩的地方。据《辽史》记载,仅此一处,天祚帝在位时七次来游猎取乐。天祚帝时期,辽国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但是契丹贵族浑然不知。对所辖女真族的压迫日甚一日,好猎的契丹贵族经常派出使者到女真人的领地强行索要海东青。使者凶横残暴,到处搜刮勒索。污人妻女,并常常去榷场中强买强卖女真人的贡品,还戏称为“打女真”。天祚帝哪里知道,女真族仇恨的怒火正在暗中蕴积,只待机会炽然燎原。辽天庆二年(

        2年),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松花江)游猎玩耍。依照辽朝礼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长都来拜会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间,天祚帝喝得高兴,命各位头人挨个跳舞助兴,偏偏女真族酋长完颜阿骨打神情冷漠,推辞不能,这场宴会闹得不欢而散。天祚帝本想杀掉阿骨打,但是又怕引起其他酋长的反对,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

        从恃强凌弱,到任人欺凌,大辽政权经历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们注意。通过上述对辽代历史的纵向分析不难看出,辽朝的灭亡在道宗执政时期就已经注定,这一点已被当时人和稍后的达人贤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后七子之一”的浙江临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资治通鉴》时,对辽的灭亡有精辟地评价:“道宗之初,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戏,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贪赃枉法,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当时的时局已经是“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王宗沐于是肯定地说:“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实确如此,天祚即位后,既没有能力重振朝纲,力挽将倾之厦,却又在行将倒塌的大厦上投下了“最后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国稻草”。辽勃兴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披坚执锐的草原雄鹰形象;辽之衰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魔附体的瘟鸡形象。辽朝之败,在于它既抛弃了熟悉的草原环境和丧失了本民族优秀品质,又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华传统的儒家治理国家的精髓和实质,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习性,岂有不亡国之理?!

        辽国灭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拥戴。此后他挥兵西进,捷报频传,击破西域诸政权十多万大军,并于
        28年在起尔曼(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称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称西辽。他即位后,派兵东行伐金遭到失败,但在中亚,西辽的军队称得上“万里可横行”,连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称臣,成为西辽附庸。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博学多识,他把整个辽国制度搬用于西辽。耶律大石之后,西辽政权趋于稳定,统治者内部再生骄奢淫逸之风,醉生梦死。军纪败坏,以烧杀劫掠为快事,劫来财物之后,又常常因为分赃不公发生内部战争,一些将领率领军队出走,大大削弱了国力。一部分出走的将领投靠了渐趋强劲的蒙古族贵族成吉思汗,西辽遂成为蒙古族贵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辽亡于蒙古,计统治80余年。

        随着西辽的灭亡,契丹民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称雄一时的民族,自明代以后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到清代,有学者注意到,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活跃着一支特色鲜明的草原民族——达斡尔人。通过比较,人们发现:达斡尔族和契丹族在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上有大量的相似之处,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然而,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许多学者对这个集体消失的民族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探寻着……

        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公元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节,阡陌纵横,绿浪翻滚。偶尔的叫天子从草间直冲入云霄。山河秀丽,引无数英雄纵横驰骋。在这片北中国辽阔的平原上,此刻却行进着一支长长的队伍,虽华服玉衣,却是疲惫不堪,一个个面露惊恐之色。有谁会想到,组成这支队伍的,却是大宋王朝的两个皇帝——当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还有数不尽的用大车装载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几代皇帝曾经梦想踏上的土地——燕云十六州。只是这次行军的性质却与他们祖先的梦想完全不一样。北宋初年的皇帝们梦想着作为征服者踏上这片土地,而他们,却成了异族的囚徒,这片土地也最终成为亡国之君的栖息地。这一年,北宋覆灭,南宋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在这兴亡之间,已距离一代明主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王朝,过去了整整167年。梦想是怎样失去的?曾经的豪情又是怎样沉沦的?一个经济文化异常繁荣的世界大国为什么会被百年的风雨侵蚀而轰然倒下?让我们倒转时光,从后周大将赵匡胤披上龙袍的时候开始去寻找答案吧!

        出师未捷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开封城的皇宫里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这时,从北方边陲的镇、定二州传来紧急军情,报告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惊慌失措,仓促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帅禁军前去抵御。一场改朝换代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军出征,当晚驻扎于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赵匡胤、他的弟弟赵匡义和亲信赵普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封后周小皇帝柴宗训为郑王。雄心勃勃的赵匡胤决心完成生命中辉煌的三部曲,以便让后人把自己的名字与历史上汉武帝、唐太宗等伟大君主铭刻在一起。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后周地区;第二步,统一全国,主要是历史上的汉族聚居地区;三,夺回燕云(又称幽云)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万世基业。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赵匡胤特别注意严肃军纪。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各级官员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职,社会形势比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经济上,赵匡胤继续推行后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励垦荒、减轻租税、兴修水利,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固统治的作用。军事上,陈桥兵变发生前夕,赵匡胤就命令大将韩令坤、慕容延钊等人分兵控制了黄河以北各路战略要地。接下来的半年,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先后平定了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李筠和李重进的叛乱,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接下来,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完成后周世宗统一中国的事业。

        这个时候在宋的周边,北有劲敌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汉,东南有南唐、吴越,南方有荆南、南汉,西南有后蜀等地方割据政权。这样的形势,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卧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晋王赵光义走访宰相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等于直接面对契丹的威胁,不如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北汉这样的弹丸小国,还能逃到哪去?听了赵普的分析,赵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个先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方略就这样确定了。

        按照这个方略,赵匡胤从公元963年开始,用了13年的时间,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其中南唐是比较强大的一个,为求自保,长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公元974年,赵匡胤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辞不就,赵匡胤遂派大将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继承了赵匡胤的未竟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归附。979年初,他亲率大军北征北汉,并击败了契丹的援兵,北汉国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时期混乱争斗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百姓从频繁的战火中解脱出来,开始正常的生产生活,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是赵匡胤兄弟对历史做出的贡献。

        完成了赵匡胤的第二步宏愿,赵光义开始积极筹备对契丹的战争。契丹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就在统一契丹各部后,建立了政权。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立,改国号为辽。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常常向南侵扰五代的北部边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代后唐自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及约为父子之国为条件引契丹为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长城以南一直到当时的国都开封,八百公里的辽阔平原,没有任何一个险关要地能够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

        北宋刚刚建立时,总兵力不到20万人,以步兵为主;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军队总数为30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为此,赵匡胤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椿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作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赵匡胤本人亲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钱是攒了不少,英雄却已不在。直到北汉投降后,在统一战争中经历了洗礼的北宋军队总数达到了将近40万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积蓄也足以保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供应。赵光义于是组织了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但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979年,赵光义以刚刚平定北汉的疲惫之师在毫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攻幽州。高粱河一战,宋军大败,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986年,一心想报仇雪恨的赵光义不顾粮草、军械缺乏等不利条件,再次盲目开战,结果又招致了失败。其中陈家谷一战,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被俘后壮烈殉国,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杨家将”故事。辽军在再次挫败宋军的进攻后,转而采取攻势。1004年,双方再战于澶州,宋真宗在占有优势的情势下决意议和。十二月,宋辽讲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承认边界现状,宋每年给予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澶渊之盟”。

        自此以后,宋辽关系趋于缓和。赵匡胤的后人们失去了“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豪情和霸气,不但没能继承他的宏愿,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个无法驱赶的噩梦——极其无奈地接受了相继与辽、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权同床共枕的尴尬局面。这个噩梦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国策。直到100多年后,随着辽国的灭亡,这个噩梦醒了,整个大宋帝国却也到了脆弱得难以承受任何风吹雨打的地步。

        变革图强
        对辽战争的软弱无力,似乎使北宋的统治者患上了对战争的某种恐惧症,刺激他们重新思考国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时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段话表明宋太宗对于内外之防,孰轻孰重,已经做出了新的判断。澶渊之盟的签订则标志着大宋皇帝放弃了太祖皇帝的万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积极扩张转为集中精力巩固国内的统治。赵匡胤曾经在951年参与拥立后汉节度使郭威建立后周的政治活动,10年之后自己也被下属拥立,黄袍加身。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赵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赵普商议:“从唐朝以来五十多年,当皇帝的换了八个姓,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制定国运长久的方针,应当怎么做呢?”赵普回答道:“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罢了。现在要想解决它,也没什么别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镇权力,控制他们的财政权,剥夺他们的兵权,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赵匡胤表示赞同。这次谈话后不久,赵匡胤就导演了一出成为千古佳话的“杯酒释兵权”,用赎买的办法,把大将们统统请回了家。如何确保皇权的稳固,成为北宋封建政权的第一要略。

        为了加强皇权,宋初统治者设置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把行政司法权、军权和财政权分离,相互牵制。在中央,中书省掌行政司法权,枢密院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政权,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宰相体制。地方设三级行政区划,第一级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在一路内分设了经略安抚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转运使司,分别负责军事、司法、赈灾专卖和财赋,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以达到分权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级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设通判等官职以牵制。北宋统治者还经常设置一些临时机构和临时职务,把各种常设职务和相关事务相分离,形成有职无权、职事分离的情况。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项重大决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牵制,不能独断专行。然而,分权必然导致机构臃肿,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潜伏着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而众多官员的相互推诿也使行政效率相应低下,甚至到了影响中央的决策执行,以及下情不能顺利上达的地步。

        在加强皇权的措施中,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把军事方面的分权、集权措施放在整个国策的最核心地位。在军事部署上,中央与地方驻兵各半,使“内外相制”,降低兵变成功的可能。同时实行“守内虚外”,在京城周围屯驻数十万甲兵,以防内患,而在与辽、西夏的边境则实行消极防御。对于军队的招募和常备军的维持,赵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两招,他说:“荒年人民会叛乱,军队不会叛乱;万一丰年变乱,军队会叛乱,人民却不会叛乱。” 招募饥民入伍,用军队纪律加以束缚,使其不能铤而走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结果是军队数量大幅度增长,战斗力却大幅度下降,且为新的财政危机埋下了隐患,社会矛盾在实质上并未得到缓和。中央禁军则实行三年一轮换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兵将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预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将领临战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战场上不但要巴结奉承皇帝派来的监军(通常都是宦官),甚至连打仗都要按照战前皇帝下发的阵图排兵布阵。上述做法虽然使北宋发生第二次“黄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对外战争胜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边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导致冗费。为了加强皇权而增加的开支,从宋初开始就呈现出链式增长的趋势。到北宋中期,大约4000万的人口养了200多万军队,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过:“一直以来全国的财政收入,十之88+1都花在军队身上了。”不仅是军队,冗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支出。以科举制为例,北宋有两大变化,一是举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经过吏部的考试选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职;二是扩大录取名额,甚至规定按考生总额十比一的比率加以录取,并成为定制。吃皇粮的官员队伍迅速壮大。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扩大了,腰包却也瘪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没有同样巨大的收入支持,财政就会紧张。而在以农业立国的古代社会,自作聪明的赵匡胤却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梦般地幻想着富户占有大量土地其实是为国家守财,有人民起义或边患边境扰动,大地主们为了维护统治,会自发地向朝廷提供财物。事实证明,这种牺牲人民利益以巩固统治的片面做法与每一个统一王朝初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驰,换来的只能阶级矛盾激化。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带来的繁重剥削压迫导致人民不断反抗,直接威胁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剧减使得赋税收入随之剧减,庞大的官俸、军费及皇室奢侈的排场难以维持的情况。增加税额,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使阶级关系更加恶化。旧有的统治手段迫切需要改变。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针对当时的社会危机,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因此举触犯了官僚、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反对者制造各种谣言,对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员进行恶意中伤。新政实行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离开朝廷担任外官,新政的各项法令也相继取消。

        庆历新政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变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于庆历新政失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新的变法改革活动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为参知政事,再次高举起变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针对北宋统治危机所进行的较全面的改革,试图全面改革,挽救统治危机,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为了给自己的变法制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同当时流行的理学思想斗争,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熙宁变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财务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了。新法的实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受到一定限制,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撺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施加压力,迫使宋神宗两次把王安石罢相。

        但是与其说王安石变法断送于守旧派之手,毋宁说变法断送于王安石自己之手。诚然,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都是相当高明的。正如黄仁宇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但是王安石的失误之处恰恰在于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记了他的根本目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解决财政困难只是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宋神宗在守旧派压力下的决心动摇,王安石亟须拿出成绩来显示变法的正确性,稳定改革派的军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了增加税收而增加税收。王安石变法中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的落实程度,远远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输法等能马上来钱的政策落实得坚决。王安石还高兴地吹嘘自己的新法一出,国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视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仅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为国家的垄断导致的市场萧条而破产。变法十几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困难,但是阶级矛盾却更为尖锐了。

        用人不当也成为王安石变法被后人诟病的软肋。变法的顺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变法内容,又具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时间。急功近利的目标,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标准选拔人才,结果选拔出了一些利用变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分子,甚至企图利用变法名义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从而给哲宗、徽宗两朝留下的另一个恶劣政治遗产——党争。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以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盘废除,把新党驱逐出朝廷。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以章为首的新党,又开始了对守旧人士的残酷迫害。北宋的朝廷从此陷入党争的泥沼,不能自拔。从此,整个国家完全进入了失去理想主义、政治道德沦丧的时代,沐猴而冠的腐败分子高坐于庙堂之上,虎视眈眈的敌国陈兵于边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权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和能力。

        实亡宣和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让北宋统治者错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机会。哲宗朝起用的所谓新党,已经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样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的正直廉洁的改革家。曾经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最终都沦为声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颜无耻如邓绾者,还在人们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你爱骂就骂吧,反正我官当得舒服就行。官场上的伦理道德沦丧一至于此矣!没有操守的官场是一个烂掉的官场,亡国的迹象已经出现,挽救危亡的机会已经错失,总有一个皇帝要成为亡国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与整个国家一起埋葬。于北宋而言,这样一个角色是由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艺术家气质、绘画成就至今得到盛誉的宋徽宗赵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话:“明实亡于万历。”同样,总结北宋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北宋实亡于宣和( 9—26年,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宋徽宗赵佶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据说宋神宗有一天在观看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时,对这位亡国之君的风度大为赞赏,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据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神宗曾经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此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并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只为是李煜转世托生,所以赵佶断送了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就是为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然,刚刚诞生不久的赵佶,显然还不具备犯断送江山这样“卓越”的能力,因为按照北宋的皇位继承制度,作为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的赵佶,他离皇帝的宝座是相当的遥远!

        当赵佶知道自己不能够以政治成名的时候,他便依着自己的兴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艺术事业上来。假如没有以后的风云际会,他极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甚至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的艺术家。至少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美术史上,他都会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他独创的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8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除了极富个人特色的瘦金体,他的楷书和草书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楷书作品《芳依翠萼诗帖》被后世评论家称为“神品”,他的《草书千字文》被人拿来与盛唐时期的草圣张旭与怀素和尚相提并论。在绘画领域,赵佶更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画家之列。他的作品讲求意境,绘画技巧堪称登峰造极。据说,龙德宫建成后,赵佶召来各路名家作画。欣赏过其它作品后,赵佶无一句夸赞之辞,却偏偏对一位名气不大的年轻画家所画的斜枝月季大加赞赏,并特别赐给他当时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绯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赵佶指出:月季花四时朝暮的花叶均不相同,极其难画;而此人画的是春天正午时分的月季,一丝不差,所以重赏。众人无不叹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见赵佶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正当赵佶认为自己将会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留名青史的时候,上苍却在 00年给了他一个转机——他年仅23岁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因为荒淫纵欲而在没有子嗣,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死掉了。皇位由谁来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进行“朝议”来决定。由于缺乏确切史料,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赵佶本人或者其下属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朝议”时向太后似乎认准了赵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寿之相,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而当时的宰相章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君临天下。但章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其他大臣的反对。于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后来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后来被称为大奸臣的章看得非常准确。

        通常情况下,像宋徽宗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其艺术成就表明他绝不是一般的美术爱好者)一般都会拥有风流浪漫的气质,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视传统价值观念和世俗行为规范的因素。他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为人处事容易情绪化,具有极为浓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当一个情绪化的艺术家长出了没有人可以约束的权力翅膀,这种错位导致的是一出悲剧。号称“极盛”的北宋王朝尽管百弊丛生,但毕竟还能苟延残喘,这种局面之所以急转直下,北宋迅疾覆灭,不能不说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艺术家两个角色上的错位,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赵佶的艺术家身份,使一些投机分子找到了终南捷径,他们纷纷亮出各式各样的书画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晋爵,其中收获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书法造诣很高,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北宋四大家。据说有一次,蔡京曾经在两个下级官吏的扇子上,为他们题了两句杜甫的诗。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个家伙忽然阔绰起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蔡京题过的扇子,被当时还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赵佶花两万钱买走了。由此可见,这位本身就是书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爱蔡京的作品。

        00年,在新旧党争中蔡京被贬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还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经扶摇而上出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相当于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了。这段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固然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蔡京的艺术才华也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书法,宋徽宗还酷爱各种稀奇古怪的石头。为了搜索奇石, 05年,宋徽宗下令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他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向京都运送奇花异石的船每十艘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宋徽宗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在功名利禄的刺激下,“花石纲”迅速演变成全国骚乱的大行动。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奇花异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仅运送“花石纲”的运费要从当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时像这样的“御用之物”又为官吏们敲诈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机会。史书记载,“花石纲”掠夺前后持续了20多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形成了一场真正的灾难。宣和二年( 20年),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方腊领导的大起义,几个月之内,就将东南地区席卷进去,并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大约至少在数百万以上。而最初负责此事的朱,因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晋爵,爬到了能与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与童贯、朱、梁师成、李彦等四人,都是靠给宋徽宗逢迎拍马得到位极人臣的地位,时人称之为“六贼”。他们好皇帝所好,在宫中开市。令宫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儿,逗乐取笑。王黼更是引诱徽宗微服出游,夜宿娼门。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墙出宫。宫垣高耸,徽宗一时下不来,呼王黼做垫脚石,笑着说:“王安石(一说司马光),背耸过来。”王黼接口:“神宗皇帝,脚伸下来。”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变法,大宋朝呈中兴之像,却遭徽宗君臣笑谑,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操纵朝政,公开出卖官爵,明码标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员名额增加了十倍,官俸开支也相应的增加了三倍。李彦还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抢夺民田,强迫自耕农充当佃农,向政府交租。他们除了帮助宋徽宗敛财,还利用职权填满了自己的腰包。朱借在苏州主持应奉局之便,霸占民田达30万亩。蔡京霸占的更多,超过了50万亩。几个厚颜无耻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离亡国更近一步了。

        靖康之难
        正当北宋国内政局进一步恶化的时候,12世纪初,居住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崛起于辽国的内部。这时的辽国统治已极为腐败,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认为:金的崛起,削弱了辽的实力,给宋提供了一个“恢复燕云”的机会。宋徽宗过于相信自己的实力了,他不但没有选择更好的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反而于

        20年与金订立夹攻辽的“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金出兵攻辽中都,宋出兵攻燕京;灭辽之后,燕云诸州归宋,宋则将原来向辽交纳的银、绢照数给金。
        宋徽宗做着马上能够实现太祖都没能完成的伟大事业的迷梦,无奈宋朝军事的虚弱却让他大为丢脸。此时的宋军已是腐败不堪,在童贯的率领之下,连败于辽国的残兵败将之手。最后,还是金兵攻下燕云数州,抢掠一空后还要北宋政府再交纳一笔“代役钱”才能赎回。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败无能,宣和七年(25年),金灭辽之后,兵不卸甲,马不停蹄,要继续灭宋。宋徽宗才驱一狼,又引一虎,急忙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逃往南方。赵桓即位,改元靖康,这就是北宋亡国之君宋钦宗。宋钦宗登基伊始,下令处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领袖李纲指挥军队,一时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宋钦宗见形势大好,认为祸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撺掇下,把李纲贬到外地。靖康元年(26年)冬,当金兵再次兵临开封城下的时候,北宋虽有良将忠臣,但不能为所用。腐败的北宋统治者竟然听信市井无赖的吹嘘,在上演了一出7779个“神兵”守东京的闹剧后,东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个月后,金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北方去。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在统治了167年之后,宣告灭亡。

        自从钱穆先生提出宋代“积贫积弱”之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多年来的历史研究表明,抛开南宋不谈,仅北宋经济就比很多朝代发达,财政收入更是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也在北宋,火药和火器在北宋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指南针在北宋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现,开封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富庶的朝代就这样被轻易地灭掉了,从此被扣上“积贫积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北宋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从赵匡胤以来就一直左右着北宋九帝的治国方略。为了分散大臣之权,集中皇帝之权,北宋统治者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效率低下、流弊丛生的制度,给各种腐败堕落的行为提供了温床,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低下,决策失误,执行时相互推诿,行政效率低下,虽“富”而不“强”。这是北宋亡国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蒙古弯刀:西夏覆亡真相
        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乏英明的君主。像西夏这样政治经济甚至文化都强盛一时的民族国家,在立国几个世纪以后,忽然于一夜之间,国破族灭,神秘地消失了。历来读史者,莫不扼腕长叹!西夏是公元

        世纪至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拥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西夏王朝先后有10位帝王登基。如果从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权算起,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灭亡止,夏王国曾有347年的悠久历史;如果从1038年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历史。在漫长岁月里,西夏先后与北宋、辽鼎立,和南宋、金对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盛一时的民族政权,在其灭亡后的数百年里,它的神秘失踪就像一阵风一样拂过水面,人们竟难以在历史的册页里寻觅到它的涟漪……

        西夏王朝何以能自立成国?是什么力量使它在周边政权林立及朝代更替中立于不败之地?又是什么力量使顽强的党项民族和他们辉煌一时的灿烂文化悄无声息地湮灭于历史的长河?让我们穿过时光隧道,回到“党项时代”,去追寻西夏猎猎招展的旌旗……

        逶迤雄心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隋朝时,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追随中原政权。唐朝时,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为主。他们与室韦、内迁的土谷浑及汉族杂居相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党项马”在当时名噪一时。唐中央多在党项民族聚集地设立羁縻州进行管理,有功的党项部落酋长被任命为州刺史或其它官职。

        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传檄天下勤王。党项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联合其他力量共同击败起义军。战斗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战死。唐僖宗赐拓跋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后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至此,党项拓跋氏集团有了领地,辖境包括夏、银(今陕西榆林东南)、绥(今绥德)、宥(今靖边东)、静(今米脂东)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拓跋氏集团随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唐朝末年,拓跋氏成为雄踞一方的实力派藩镇。在五代的更替和战乱中,拓跋氏集团俨然成一独立王国,逐一依附、臣服于中原政权,连续被诏封,数次被恩赐,多次度过政权危机,使夏州政权得以逐步壮大。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在汴京(今开封)称帝,史称北宋。北宋立国之初即着手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其势不可挡。夏州政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的夏州地方政权虽经营80年(881—960年),但在强大的中原政权面前却显得相当孱弱。夏州地方政权在宋朝建立之初采取依附政策,企图自保自存。但在宋太祖恩威并施的压力下,李继捧不得不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举族进京,被迫献出夏州节度使所属五州之地,并接受宋朝所赐赵姓。夏政权由此失去独立性。

        到李继迁时,党项族实力逐渐恢复,逐步走向了抗争的道路。李继迁,人称“射虎英雄”,乃当年镇压黄巢起义而阵亡的拓跋思忠之后,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幼年的李继迁曾因善骑射而闻名。他凭一己之力射死猛虎,在党项族部家喻户晓,被视为民族英雄。年长之后,居住在银州的李继迁得知先人拥有的“五州之地”尽失于宋朝,悲愤异常。与弟弟李继冲、谋士张浦筹划了“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战略。他成功地逃脱了宋军的监视,率数十人直奔夏州东北三百余里的地斤泽。在那里举起反宋大旗,着力进行恢复“故土”的斗争。

        李继迁通过姻亲关系获得党项上层人士,诸如野利等大族的支持。故队伍发展很快,声势日益壮大。宋雍熙二年(985年),李继迁设计攻占银州(今陕西米脂)。党项部众见李继迁得胜,纷纷归附,兵势大振。他先设官授职,确定尊卑等级,并且“预支”一些还被宋朝占领的州郡的官职分封给各位酋长,使他们各自为之奋战。他尊崇“汉法”,仿唐、宋官制建置军事、行政官职。他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张浦、李仁谦等加入其统治集团。李继迁逐步确立了领袖地位。

        宋雍熙三年(986年),他向契丹辽国称臣,以图借辽抗宋。有辽国撑腰,继迁此后不断袭击宋西北边境。宋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继位。已被西夏骚扰得疲惫不堪的宋朝廷采纳赵普“以夷制夷”的建议,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把夏、银、绥、宥等州领土归李继迁管理。李继迁实现了恢复“故土”的第一步。通过这一事件,李继迁也感觉到了宋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他已经不肯满足于“故土”的恢复,为进一步扩张势力,他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关键的灵州。

        灵州(今宁夏灵武)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灵州又位于夏州的西侧,倚重贺兰山,带引黄河,地位冲要,是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著名重镇。在灵州的西面,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为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争夺的焦点。经过4年的斗智斗勇,反复争夺,咸平五年(1002年)初,李继迁一举功占灵州。

        攻占灵州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并于次年定都于此,西夏建国迎来了新的时机。在这里,李继迁一方面学习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使灵州一带逐渐成为半农半牧区,并发展为西夏政权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极力向西扩展领土,以期征服吐蕃、回鹘诸部落。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率兵攻占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但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设计击败李继迁。继迁被流矢射中,次年去世,年仅42岁。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承袭其位。李德明承其父遗训,“倾心内属”,以待时机。他对外采取“依辽和宋”方针,同时向辽、宋称臣,接受两国封号。与宋达成“景德和约”,双方朝贡贸易不绝,西夏获得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李德明在稳定北线和东线之后,着手实施其“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计划。经过20多年的战争,甘州城、凉州被攻克,吐蕃六部被瓦解。回鹘瓜州王曹贤顺也降服称臣。节节胜利助长了德明称帝的欲望。他役使数万民夫在延州西北修建豪华宫室。又在灵州西北、黄河对岸靠近怀远镇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兴州。但不幸的是,李德明在完成了其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后,于宋明道元年(1032年)死去,享年51岁。

        猎猎旌旗
        历史发展需要英雄人物,也造就了英雄人物。元昊,就是在党项政权发展的关键时刻造就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主政17年,称帝
        年;没有死在敌人的刀下,却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短暂的一生,却有着辉煌的历史。
        元昊,字嵬埋,生于宋景德元年(1004年)。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少年元昊,身长五尺有余,面圆鼻高,豪气逼人;平时白衣黑冠,骑马佩弓。百余骑兵,前呼后拥。他通晓蕃汉语言,研究佛学法典,对兵书手不释卷、潜心研读。他志存高远、雄心勃勃。还是太子时就表现出与其父不同的志向,要其父背宋自立,同宋辽争霸,走一条独立发展道路。被否定后,他争辩道,“穿兽皮衣服,放牧牲畜,这是我们民族的本性。英雄豪杰,就应该称王图霸,何必锦衣玉食,文质彬彬?!”

        李德明死后,元昊继承了夏国王位。为达到“为帝图皇”的目的,他确立了“尚武重法”的战略方针。他主要从三个方面付出努力:强化刑罚;兵马为先;以功利之心教化民众,培养党项族的“虎狼之心”。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党项族的民族意识。他恢复西夏姓氏,摒弃原唐、宋政权赐给的李姓、赵姓,改为嵬名氏;自建年号开运(后改为广运);下达“秃发令”,要求部众三天内必须秃发,否则杀头;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并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后编撰12卷);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负责对外文书交流;创建蕃学,选拔子弟入学读书,考试选才;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原则,改革唐宋缛节繁文,把礼仪的九拜改为三拜,把音乐的五音改为一音。国人如不照此实行,以灭族罪论;在官民服饰上体现等级关系。严格规定身份与衣服的样式、颜色的匹配等,统一社会等级秩序等等。升兴州为兴庆府,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

        他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元昊于宋明道二年(1033年)设官分职,遂逐步废除世袭制。当时其中央中枢机构有五个:中书掌管行政,枢密掌管军事,三司掌管财政,御史台掌管谏察弹劾,开封府(又称“兴庆府”)掌管京城事务,相当于唐、宋的“三省六部”。大庆二年(1037年),元昊为准备登基,又将各主管机构增至十六司,名称与前朝相异,与北宋的官制名称也不尽相同。此外,蕃名官号又增设了昴聂、昴星、阿尼、厂驽等十多个。这样,就使西夏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蕃汉合一、两制并存的格局。元昊还完善军事制度,以提高军事作战能力。元昊在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另设“族外兵”,族外兵由战俘中的勇士担任,供作战时冲锋陷阵作先锋;仿照宋朝军事建制,在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并设十二个监军司,各规定驻地和军名;增加兵种,如,专门负责宿卫的卫戍军、专门掠夺人口的擒生军,炮兵部队泼喜军等。对军队的驻扎也作了精心的部署。

        一切准备就绪后,元昊于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在兴庆府登上皇位,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竖起了一代王朝的猎猎旌旗。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元昊称帝后,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首先,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增设尚书省,设尚书令,尚书省下设十六司;其次,确立朝廷礼仪,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朝廷礼仪。如朝贺,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朝贺时,宰相领班,百官依次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行为不符合规矩的,要受到处罚。元昊还花重金购买宋朝从宫中跑出来的丫环、宦官,学习参考宋朝的宫廷礼仪和规章制度;第三,培养和网罗人才。为了巩固统治,元昊大力兴办“蕃学”,培养人才。他还重金招揽社会各界精英,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宋朝知识分子,被宋遗弃的文臣武将。这些措施,对完善元昊的蕃汉联合统治政权和加速西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

        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难以避免。元昊称帝后,上表要求宋朝廷承认其称帝的合法性,承认其皇帝称号,但遭到宋朝的严词拒绝。宋朝断然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并在边关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元昊首级。朝贡贸易和边地互市的断绝,沉重打击了西夏的经济,双方的交恶逐步升级。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到五年(1043年),经过三川口战役、好水川战役、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元昊皆大获全胜。元昊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然而,连年征战,耗费了西夏大量的国力财力,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和牲畜的征用,使畜牧业受到打击;朝贡的停止、榷场的关闭、贸易的断绝,使得西夏急需的日用品如茶叶、布匹、粮食等物价飞涨,人怨沸腾;作为中原政权的宋朝,虽国力大不如前,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元昊想战胜宋朝也绝非易事。此时,夏与辽的关系也逐步恶化,西夏希望与北宋停战议和。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签订了宋夏和约,西夏再向宋朝称臣,双方又回到原来的朝贡与互市的关系。同年,西夏与辽之间的战争爆发。元昊采用诱敌深入之计,在河曲大破辽军,双方通过议和,战事暂停。

        夏与宋、辽的关系趋缓,内政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元昊性格多疑、猜忌,滥杀无辜。开运元年(1034年),元昊生母卫慕氏一族的首领山喜密谋杀害元昊篡权。机密泄漏后,元昊一怒之下把他沉到河底淹死了。元昊还把他的生母卫慕氏、妃子卫慕氏,以及和妃子生的儿子一起残忍地斩杀。大庆二年(1037年),大臣山遇惟亮因与他在处理和宋朝的关系方面持不同意见,也被元昊设计杀害。从此,朝野上下,噤若寒蝉,惟元昊之行是行。晚年的元昊逐渐从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堕落成为沉湎酒色、不问政治的荒淫暴君。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他在儿子宁令哥的成婚大典上见儿媳妇年轻貌美,楚楚动人,按捺不住,竟然将儿媳妇强行纳为小妾!父子从此反目成仇。不仅如此,他还与被其杀害的大臣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勾搭成奸,并被没藏氏兄妹设计玩弄。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元昊命丧亲生儿子之手,儿子也以“轼父”之名被杀害。元昊死时,年仅只有46岁。

        血雨腥风
        元昊死后,西夏这艘航船驶进了曲曲弯弯的航道:其内部,皇族与外戚的斗争、君权与相权的争夺、“蕃礼”与“汉礼”的较量、党项贵族和汉族官僚的矛盾等从未停息;其外部,与北宋、辽、金、南宋、吐蕃的战争如火如荼……元昊死后,权臣没藏讹庞拥立元昊与没藏氏所生子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他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西夏开始了没藏氏专权之祸的时期,福圣承道四年(1056年),没藏氏因与多人通奸,被情夫所杀。没藏讹庞恐大权旁落,遂将女儿嫁于谅祚为后,自己也由国舅升格为国丈,仍总揽朝政。臣民无不敬畏有加。佑都三年(1059年),已满12岁的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对没藏讹庞的独霸朝政、飞扬跋扈、胡作非为颇为不满。于是设计捕杀没藏讹庞全家,清除了在朝廷专权达12年(1048-1059年)的没藏氏家族。

        谅祚亲政后,迎其情妇梁氏入宫,立为皇后,并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共理朝政。谅祚是一位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亲政当年就解决了夏辽多年存在的边界争端问题。他喜好收藏图书,研习中原文化,仿宋制完备官制体系;上表要求恢复李姓,要求恢复边界榷场互市。因为他的巧于周旋,与辽、宋、吐蕃的关系大体平稳,西夏也获得短期的发展。拱化五年(1067年),年轻的谅祚突然身亡,其八岁的长子秉常继位,梁太后垂帘听政。梁太后擢升弟弟梁乙埋为国相,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逐渐形成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他们控制朝政后,倒行逆施。首先,她们上表宋廷,要求废除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竟得逞。其次,排斥异己,打击皇族,提拔亲信。元昊的弟弟、都统军嵬名浪遇,精通兵法,是谅祚时的国相,也难以幸免。大力提拔梁乙埋的亲信,加强后党集团势力。再次,为提高威信,勒索厚赐,竟然穷兵黩武,向宋朝发动长达十年的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大安二年(1076年),秉常开始亲政。他试图取消“蕃礼”,恢复“汉礼”,此举影响到梁氏集团的利益。大安六年(1080年),双方矛盾激化,梁氏集团发动政变,囚禁秉常,导致西夏政局陷入混乱。皇族新党、秉常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拥兵自重,与梁氏集团进行对抗。宋朝主战派亦“兴师问罪”,动用50万大军分五路直扑西夏。西夏国内“岁赐”、和市断绝,经济混乱,财用匮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处于混乱之中。迫于压力,大安九年(1083年),在梁氏集团的操持下,秉常复位。

        但梁氏集团恶性不改,一方面以秉常的名义向宋朝遣使称臣纳贡,求得“岁赐”——每年的赏赐,另一方面又寻机在宋朝边境骚扰、抢掠。大安十一年(1085年)二月,梁乙埋死,梁太后立梁乙埋之子梁乞逋为国相,梁氏姑侄把持朝政。十月,梁太后死去。梁氏集团势力大减。夏国分管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乞逋对抗,皇族与后族的矛盾再次尖锐。而忧心如焚、自感无用的秉常在这场斗争的煎熬中愤而死去。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秉常的长子、年仅三岁的乾顺帝继位。由母后梁氏和梁乞逋共同辅政。乾顺的母亲乃国相梁乞逋的妹妹。因此,夏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梁氏集团,为区别起见,这个集团称为“小梁氏”集团。小梁氏集团当政时,夏朝内乱外战更加剧烈。梁氏集团依仗“一门二后”的国戚关系,控制朝政,打击旧臣,巩固势力。其倒行逆施引起朝野震怒,部族豪酋与之同床异梦,离心离德。

        前梁氏集团内部,梁乙埋一生亦步亦趋、俯首听命其姐梁太后,姐弟一心,“团结合作”。小梁氏兄妹矛盾重重。梁乞逋野心勃勃,不甘于相位,阴谋篡权。他多次假传圣旨,聚揽兵权,甚至在公开场合指责小梁太后,目中无人,刑赏自专。小梁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方设法遏制、削弱他的力量。天佑民安三年(1092年),宋夏环(州)庆(州)战役,小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冷落梁乞逋。梁乞逋极其不满,矛盾白热化,遂加紧篡权活动。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十月,梁乞逋叛乱的迹象愈加明显。在小梁太后的授意下,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率兵诛杀梁乞逋及其全家。小梁太后从此大权独揽。梁氏兄妹依然奉行对外战争的政策,连年征战。从大安十一年(1085年)至永安二年(1099年)小梁太后被鸩杀的13年里,他们对宋发动战争前后达五十次以上,有时一年竟达六七次!宋夏战争中,夏军多有危机,多次向辽请求援助,都未成功。小梁太后大为不满,在对辽表章中言语侮慢以表不满,引起辽道宗憎恶。永安二年(1099年),辽道宗派使者到夏国鸩杀小梁太后。梁祸始除。

        乾顺亲政后,改变了自元昊以来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转而实行“尚文重法”的策略。外交方面,前期采取“依辽抗宋”之策,后期采取“附金侵宋”之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理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具体包括:一是加强皇权。他吸取教训,找借口剥夺嵬名氏、仁多氏、梁氏等大族的兵权,削夺后党势力;分封宗室,巩固皇权。二是提倡汉学,促进“汉礼”的推广普及,优先使用汉学培养的人才。在“蕃学”之外,他增设“国学”,以“汉学”培养人才。尊儒崇佛,吟诗作对,并于甘州修建卧佛寺,为母祈福。三是依法治军,颁行《贞观玉镜统》,对军事制度、军律军纪作了务实的说明。四是多次上书辽朝,谢罪求婚,用联姻的方式巩固夏辽关系。在对宋关系处理上,乾顺帝亲政后多次向宋上表谢罪,宋也因此恢复“岁赐”。稍后,则借机通过战争、外交等途径侵占辽、北宋、南宋领土。正当西夏王朝的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任得敬裂国之祸却给西夏政权造成恶劣的影响,甚至推向覆亡的边缘。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州判,乾顺破西安州时投降夏国。他为了得到乾顺的重用,于元德三年(37年)四月,将17岁的女儿送给乾顺,被提升为静州防御使。后任氏立为王后,又擢升他任静州都统军。仁孝初即位,任得敬以镇压部落起义有功,授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王。人庆四年(47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议事。因众大臣的疑忌和反对未果。天盛元年(49年)七月,任得敬贿赂晋王察哥向仁孝进言而得以入朝为尚书令,后又相继被提升为中书令、国相。至天盛十二年(60年)三月,任得敬晋爵为楚王,出入威仪不逊仁孝。对夏王权构成极大的威胁。

        其实,早在天盛八年(56年)任得敬任国相后,他就开始精心布局,为夺取夏国的王位做准备。任得敬提拔了大量的部族子弟,网罗党羽,培植势力。天盛九年(57年)六月,任得敬以其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尹。以后又以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天盛十二年(60年)十月,任得敬屡请仁孝废除学校,废弃科举取士,以便任意擢用亲信,仁孝不予采纳。天盛十七年(65年)五月,征发民夫十万,大筑灵州城,在他所驻的翔庆军司,修建宫殿,企图把仁孝置于瓜、沙诸州,自己窃据灵、兴地区,使夏国一分为二。任得敬还利用仁孝重文轻武、自己领兵二十多年的机会,逐渐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事武装,准备实现其篡权的野心。乾元年(70年)五月,任得敬要挟国主仁孝分国,并欺凌宗亲、诛锄异己。仁孝无力制止,被迫将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让他另立为国。为得到合法承认,任得敬又胁迫仁孝派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去金国,请求册封。金世宗出于多方考虑,拒绝了他的册封要求。八月,任得敬因遭到金国的反对,竟然与南宋秘密联络谋约合攻金朝。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人以密书回报,被夏兵俘获,任得敬阴谋大白。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诛杀了任得敬,灭任氏党族,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篡权分国的野心。

        如风悲歌
        西夏正走下坡路的时候,蒙古族在北方辽阔大草原悄然崛起。与西夏民族一样,蒙古族也是过着游牧生活,骑马射箭,居无定所。与西夏不同的是,北方茫茫大草原使得蒙古族的崛起势头更加迅猛。崛起的蒙古铁骑如劲冷的北风,扫向周边秋叶一样的国家,残酷无情,势不可挡。夏国自然也是其剑锋所指。西夏王朝与汉族交往的百余年,也是逐步汉化的百余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间,它虽然取得了封建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但同时也削弱了其尚武剽悍的社会风气,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政治松弛,社会尚文、奢靡之风盛行。国家的虚弱,蒙古的入侵,战略的失误,皇帝频繁更替等等,这一切都加速了西夏灭亡的进程,直至其最后烟消云散……从天庆十二年(1205年)到宝义二年(1227年),前后的23年里,是西夏逐步被消耗、蚕食和灭亡的23年。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夏金战争阶段,一是夏蒙战争阶段。自元德六年(

        24年)乾顺上表依附金朝到皇建元年(1210年)夏金关系破裂,双方维持了86年的宗主关系。两国关系虽偶有冲突,但基本保持着守望相助的友好关系。夏金关系的破裂的导火索源于蒙古族的入侵。皇建元年以前,蒙古兵三侵西夏。在第三次蒙古族入侵西夏的时候,西夏曾遣使赴金求援,但遭金卫绍王拒绝。最后,中兴城被水淹浸,夏襄宗不得不与成吉思汗面约和好,献子女给成吉思汗,才解除危机。夏王气急败坏,将失利迁怒于金。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夏国发兵万余骑,攻打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大肆烧杀抢劫,两国关系正式破裂。第二年,靠宫廷政变上台的夏王遵顼又趁蒙军北面进攻金国之机,攻打金国,掳掠财物,扩张领土。同时,夏国采取“附蒙攻金”的政策,从光定元年(12

        年)到光定七年(1217年)的七年间,年年派兵侵入金朝的领域,攻城略地,但总是胜少败多,不但没能占到多大便宜,而且消耗大量的国力,得不偿失。在附蒙攻金期间,蒙古贵族不断向西夏征兵,西夏不胜其烦,稍加抗拒便引来战火,中兴府几度告急遵顼开始意识到蒙古军才是最大威胁。于是,光定八年(1218年)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想重新和好,恢复边境贸易,商讨联金抗蒙之计。金宣宗责以遵顼反复无常、毫无信誉,对遵顼的建议不予理睬。遵顼大怒,立即引蒙古军进攻金国。但被金国接连打败。遵顼又萌生“联宋攻金”之意。光定九年(1219年),他两次派特使到四川,约南宋出兵夹攻金国。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复信表示同意,但都未能如约出兵。次年,宋夏相约出兵攻金,夏军野战,宋军攻城。九月,攻金巩州,大败,军士死伤万计。撤退途中遇金伏击,遵顼由此恐惧不已。

        对金战争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再次沦为蒙古贵族的“走狗”。光定十一年,蒙古军木华黎率部渡过黄河,浩浩荡荡进入夏国,河西诸城守将望风披靡,纷纷投降。遵顼不仅不抵抗,而且设宴款待,并拨出五万人马供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他又回到了附蒙攻金的老路上了。此后两年,他积极配合蒙古大军攻击金国。自夏国与金国关系破裂的13年里,大小战事25场,耗费了两国的国力,又为蒙古灭亡两国创造了条件。当两国都筋疲力尽之时,蒙古大军发动了全力灭亡西夏的战事。夏蒙战争全面爆发。光定十三年(1223年),刚愎自用、懦弱、反复无常的遵顼也失去了蒙古的信任,在朝中一片怨愤之声中退位,做了夏国唯一的太上皇。遵顼的次子德旺继位。德旺转变附蒙攻金的策略,开始联金,共同抵抗蒙古族的侵扰。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德旺趁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之际,遣使联络未被蒙古征服的漠北蒙古部落,意图结为外援,共同抗击蒙古,以固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从西域回师途中得知西夏有“异图”,遂率兵由河外攻沙州(今甘肃敦煌)。由于实力不济,夏献宗德旺遣使至蒙古军中请降,许以子为人质,蒙古军退走,沙州解围。

        蒙古大军撤走只是暂时的。蒙古找个借口,于第二年又开始攻城掠地,先后攻陷肃、甘、凉等州。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攻守灵州的冰河大战。十一月,成吉思汗大军直扑中兴府的北方重镇灵州城。灵州乃当年李继迁的根据地,西夏国的第一都城。末主嵬名遣西夏名将嵬名令公守城。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在灵州城西黄河沿岸层层设防。蒙古大军围攻灵州必先渡河。此时,千里黄河,朔风成冰。蒙古军是一支百战百胜的虎狼之师,而西夏灵州守军则是一支精锐的王牌部队。两军在冰封的黄河上布阵列战。坚硬的冰面上,蒙古骑兵发动多次攻击。尽管西夏缺乏能与之对抗的骑兵,但此战关系到整个西夏的生死存亡,因此,西夏军队众志成城、以一当十,奋勇拼杀。蒙古军队在草原上可以驰骋自如,但是在光滑的冰面上,骑兵优势不显。双方在冰上的战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随着时间的推进,蒙古骑兵的优势开始显现。西夏步兵终于支撑不住,阵型开始出现了缺口,最后队形混乱,兵士溃散,10万大军被蒙古军斩杀殆尽,灵州由此失守。而蒙古人为了这场胜利,也付出了数万人的代价。此战对蒙古大军亦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中兴府之战是西夏最后的战争。乾定四年(1227年)一月,末主李被蒙古军围困在中兴府内,一筹莫展。右丞相高良惠领兵抵抗,日夜拒守,积劳成疾,最后劳累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六月,中兴府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粮尽援绝,军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走投无路,只得派遣使节向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七月,避暑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重。成吉思汗考虑到历代西夏国主的狡诈反复,恐其死后生变,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的军民全部杀掉。不久,末主李率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古军队带着末主等行至萨里川,成吉思汗病死。蒙古军队遂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将尚在投降途中的末主李等尽数杀死。

        蒙古军队随即冲向中兴府,屠杀城内西夏军民,无论老幼,不留遗。毁掉城池、宫殿、文牒,夷灭中兴府。后又率军踏平贺兰山上的行宫和西夏王陵,企图将西夏从文化上消灭于无形。建国189年的西夏王朝终于灭亡。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征服和无情杀戮,多数党项族人举族而亡,少数党项人被迫四处逃亡,隐名埋姓,改族易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党项人,作为自成一体的西夏文化,从此,从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了,再也听不到党项族的任何消息。
[楼主]  [5楼]  作者:一步两搭桥  发表时间: 2012/06/18 17:59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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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路仓皇:金朝覆亡真相

        金完颜氏,起自太祖完颜 (阿骨打)收国元年(5年),终于哀宗完颜守绪(宁甲速)天兴三年(1234年)。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120年的历史,虽是暂短的一段,但它确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这样几点:第一,它是由远在东北边疆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因而历史赋予这个王朝的统治以许多特点,并从中可以看出由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样发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出现的南北长期对峙的政权,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对峙阶段历史发展的诸特点。第三,它是在先后灭掉辽和北宋两个都比自己先进的王朝之后发展起来的,这就使这个王朝背后的历史更为错综复杂。最后,金王朝也没有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规律,走过了一个发展——兴盛——衰亡的历史进程,与其他王朝一样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经验。


        吞灭辽宋

        居住在今天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属于通古斯语系。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时期的肃慎当属其远祖,《三国志》所谓的挹娄,北魏所谓的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 ,盖其地也。贞观年间,唐太宗征高丽,佐之,“战甚力”。五代时始称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谓之熟女真,江之北谓之生女真,皆臣服于契丹,后避契丹讳,更名为女直。


        生女真分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颜”为号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的完颜部最为强大。后来建立金朝的就是这一部。生女真地区气候寒冷,山多林密,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他们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其俗皆编发,项间缀以猪牙为饰物,头上插雉尾,经济生活大体正处在半农半牧阶段,所以当时生女真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过相当于中原西周时代或更早时候。女真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辽末时虽然已有剩余产品,但人们仍然是物物交换以通有无。自函普成为女真之完颜部首领以后,社会发展的步伐开始加快。财产私有化的程度逐渐提高,加剧了阶级对立和社会的分化,部族首领正在逐渐变成统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国之初,统治者与一般成员的社会地位大体是平等的,他们“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招其君同食”。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族杰出的领袖,他适应了女真族社会发展和反辽斗争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时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时期。劾里钵(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乌雅束(康宗),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对金初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称谓)。阿骨打自幼“力兼数辈,举止端正”,“好弓矢”,“善射”,23岁“被短甲,免胄,不介马,行围号令诸军”。世祖、肃宗、穆宗、康宗时期的许多重大的变革和规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议。阿骨打袭位为都勃极烈后,为了反抗和摆脱辽朝对本族的奴役、寻求发展的途径,开始了建立国家政权的尝试。


        阿骨打出兵射死辽将耶律谢三。在吴乞买等女真大贵族的支持下,阿骨打于5年农历元旦称帝位,国号大金,改元收国,迎来女真族发展的新时代。建国前后,阿骨打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改称皇帝,确定了皇帝在全国最高的统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国相、勃堇发展为中央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把氏族制时的古老的贵族议事机构改造成为新的统治机构。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谋克”制为地方行政组织。猛安谋克原是一种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个部落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设官吏管辖。把领兵的千夫长、百夫长改革为受封的地方领土、领户之长,这是对旧氏族制的一个重大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阿骨打还改变女真族的旧习俗,禁止同姓为婚,这是女真族宗族观念和人伦观发展支配的结果,可以认为是发展本民族的一项有利措施,也是对氏族血缘支配关系的沉重打击。建国后,阿骨打还命令欢都之子完颜希尹创造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根据汉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写女真语言而制成的。女真字成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国后的第一个政治目的是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首选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为攻击目标。当年9月,金军以破竹之势,占领黄龙府。辽天祚帝亲率号称70万大军,前去抗击阿骨打的二万精军,金军大胜。辽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


        6年,金军攻占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以后的几年,相继攻占辽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22年,金军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1123年,完颜阿骨打去世,弟吴乞买继位,为金太宗。

        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辽天祚帝在应州被金将娄室擒获,曾经强盛一时的辽王朝寿终正寝。随着辽的灭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渐上升。早在年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朝时,童贯带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马植,童贯为其改名)。此人自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的欢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议,宋金联合攻打实力尚很强大的辽国。双方遂于


        8年签下“海上之盟”,合力灭辽。这场交易,北宋没有捞到什么好处,金朝则获得大批的战利品、每年大量的“岁币”以及广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强大起来,而北宋却进入了衰亡的时期。在宋金联合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败与懦弱。在灭辽的当年月,便大举攻宋。金军分两路南下,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出发,占檀州、蓟州等地,守将闻风而降。金人长驱直下,渡黄河,直逼开封。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出发,攻太原,同时派人去见在太原的童贯,要求宋朝割河东、河北地区,宋金以大河为界。西路的金军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北宋朝内一片混乱。宋徽宗赶紧传位给他的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攻下太原,不久全军会师于东京城下,并攻陷开封城。金军在开封城内大肆搜刮掳掠,宋徽宗和宋钦宗也做了俘虏。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虏徽、钦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银财宝北归。史称“靖康之难”。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灭北宋后,即着手渡江对南宋的战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宋金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统治时期,金朝基本处在一个向上发展的阶段。


        1135年,金太宗死,继位的是熙宗,时年16岁。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旧的勃极烈等辅政制度,采用了辽宋的汉官制度。

        1138年,又实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实行“汉化”政策,推行汉官制度,如原来的各种官职按新的制度进行换授;按功勋授予女真贵族以不同的勋爵和封国;进一步加强了相权;制定典章礼仪;在上京会宁府营建宫殿。


        1141年,金宋双方订立了“绍兴和议”,以淮水和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县南)为宋金的分界线,金朝的统治领域基本确定下来。熙宗晚年,统治层内部斗争渐趋尖锐,互相残杀,山东境内的人民起义此起彼伏。


        119年,完颜亮杀熙宗,夺帝位,是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皇权。

        1153年,他把都城迁到燕京,并营建都城,是为中都;原来的汴京,改为南京(

        1161年,开封又改为金的首都)。

        1161年9月,完颜亮进攻南宋,并于当月渡过淮水。然而,海陵王的连年征发,导致金军内部不稳,士兵叛逃,军心大乱。金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一战大败,海陵王退至扬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杀。


        1161年10月,完颜雍即位,是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好的汉文化素养,注意学习儒学典籍,吸收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后,他采取措施,很快稳定了统治。他任用海陵王时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对稳定;争取女真贵族的支持;成功地镇压了汉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并吸收汉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层人士参政议政。宋金关系方面,65年,双方订立“隆兴和议”,换来了40年相对稳定的局面。金世宗时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内政的整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他对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损,宰相增设平章政事二人,进一步加强了皇权统治。在经济上,世宗积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招收流亡,开垦土地。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他躬自节俭,不尚奢华,严于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恽曾经提起这样的一件事:当时,有诸王要求朝廷提供额外的封赏,世宗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如此贪婪啊,你们岂不知道国家库府中的财产就是百姓的财产,我只不过是代百姓保管罢了,岂敢枉自花费呢?”正是由于金世宗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关系,不随便动用国库的资财,所以在他统治期间税收不及什一,“两税之外,一无横敛”。不到数年,国库充实,民间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时,全国有300多万户,20年后增至670多万。大定年间,政局稳定,财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尧舜”之称。


        1189年,世宗完颜雍病故,皇太孙完颜继位,是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间继承了世宗的统治政策,继续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学习汉族文化,鼓励女真族和汉族之间通婚,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宋金之间的相对和平状态也得以维持,北方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的兴盛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定明昌之治”,为当时和后世人们所艳称。金代著名学者元好问称,“(南湖先生)历大定、明昌、泰和,优游于太平和乐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艺术家赵秉文称赞“大定明昌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比起金末的丧乱,大定明昌时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太平盛世。


        金蒙交恶

        章宗时期虽然号称极盛,但是诸多问题已经显现,盛极而衰已露出了苗头。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聪明过人,极好读书,他想要效法北魏的孝文帝,改变金人的夷狄风俗,施行中原的礼乐。然而天不随愿,章孝太子还没有继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颜聪慧好学,有其父的风采,他喜好文学,崇尚儒雅,因此一时名士层出不穷,执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学问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灿然,金朝发展到了极盛的顶点。当然,在文字华丽辞章的背后,不难发现,讲修明经之术的目的在于“保国保民”,以图使统治“国祚长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会却充斥着消极因素。他极好浮夸奢侈,到处修建宫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预政事。大臣们只能奉承媚上,图一时安乐,不敢逆其所好。这就是章宗之后大安、贞时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时,“外戚小人多预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经病故了。即位后,追封为钦怀皇后。章帝继位后,一直没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后,章宗就要立她为皇后。李氏出身微贱,因此大臣们一致反对章宗的这一决定,监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遗路锋、翰林修撰赵秉文、御史中丞张公著等都因此丢了官。李氏虽然未能立为皇后,只进封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儿、帖弟依仗她的权势干预朝政,官至极位,就连他家的私奴也仗势欺人,众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监察御史宗端修,“喜名节”,进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预朝政,令其愤愤然,故上书要求皇帝“远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谁,特命喜儿传诏,让他说出姓名来。端修面告喜儿:“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赐给李喜儿的名字。端修直截了当地斥责他为“小人”,他亦不敢隐瞒,据实上奏,章宗虽也责备了喜儿兄弟,但还是离不开他们。监察御史张公著,更是把矛头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书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这样颇有刺激性的话。外戚宦官干政在东汉以来的汉族皇室从未绝迹,金王朝在学习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同时,也沾染上了这一恶习。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北方草原上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时称为“蒙兀室韦”,居于额尔古纳河流域。辽金时期,他们广泛分布在北方大草原上,从事游牧、狩猎,性勇悍。金立国之初,就不断遭受蒙古族人的袭扰。天会十三年(1135年),蒙古族内部发生叛乱,金主完颜派遣金朝贵族宋王宗乘机打击,暂时缓解了北边的压力。


        1143年四月,完颜试图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乱之机出兵,却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金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金朝贵族鲁王完颜昌早先因罪被诛,他的儿子萨罕图郎君率领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势力由此不断强盛,直取金朝的20多个团寨,金人大败。金只好转而与蒙古谋和,每年送给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绢等物品以换取和平,但此举的效果并不明显。金朝为了免受蒙古的侵扰,不断在北方修建界壕和边堡,屯重兵防守。金对蒙古只能穷于应付。大定年间,北方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出去”,反映了金朝的无奈。


        1208年,章宗死,卫绍王完颜永济(原名允济,世宗第七子,后避章宗父允恭讳改称永济)继位。章宗安排卫卫绍王继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原来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满周岁就夭折之后,章宗就一直为继嗣不立而忧虑,特别是由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1208年,后妃贾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时章宗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临终之前,贾氏和范氏都还未届产期,于是就由元妃李氏与其兄李新喜会同宰相完颜匡商量,策立卫绍王永济为皇位继承人。很显然,章宗立永济,不过是让他暂时看守皇位,他在遗诏中实际上是用《礼记》中“有嫡立嫡,无嫡立庶”的原则,否定了金太祖的“传授至公之意”。一旦贾氏和范氏生下“龙子”,则皇位仍属于章宗一系。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盘很快即告落空。卫绍王虽然才识平庸,但当上皇帝之后,也如章宗一样,千方百计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后代。为此,设法不让贾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儿出世,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早在章宗驾崩之前,卫绍王就利用机会选择了两个妖妄之人“护视”贾氏和范氏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果然,他继位仅仅两个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布贾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问题。贾氏产期已过,仍不见动静;范氏则胎气有损,经用药调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愿意削发为尼。这明明是卫绍王暗中捣的鬼。在这一事件中,被牺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当初章宗临终时,完颜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遗诏拥立卫绍王的,然而他却想独专定策之功,于是开始谋划除掉李氏。他编造谎言说,当初,贾氏呕吐,且腹中有积块,其实是患病,却被李氏说成是妊娠反应。李氏乘机与其母兄计议,令贾氏诈称有孕,以便临产时,取李家儿冒充,以为皇嗣。这种谎话的确是过于离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换柱之计,贾氏又怎敢与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卫绍王最终还是把李氏一家和贾氏杀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后,卫绍王于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儿子胙王完颜恪为皇太子。就在金王朝变乱不断的时候,蒙古族人已羽翼丰满。金泰和六年(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贡于金,并曾见到过卫绍王永济。金章宗死后,成吉思汗听说永济继位,极端蔑视,声称:“我以前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来的使者,然而怎么能有这样的庸懦之辈呢?”成吉思汗兵势日焰,金朝势危,欲绝地反击。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贡,卫绍王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蒙古人进场之时袭杀之。然而金的“军”中有去给蒙古人报信的,蒙古人开始还将信将疑,然而报信者不断,蒙古人遣人窥之,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迁延不进。“军”是契丹及北方其它部族的武装力量,虽然受制于金朝,却与女真统治者离心离德,此时更明确倾向于新兴的蒙古贵族。卫绍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计划未能实现,成吉思汗不仅不再向金进贡,而且对金先发制人。在蒙军强大攻势面前,卫绍王束手无策,只知与臣下相对哭泣。当蒙军逼近中都时,金军经不起连续攻击,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军不断地向金发动攻击的时候,金王朝内部再次发生政变。1213年,金贵族胡沙虎在宫廷政变中杀死了卫绍王。金世宗之孙,金章宗的庶兄完颜继位,是为金宣宗。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经过这一番折腾,更是打不起精神来了。


        歧路仓皇

        卫绍王被杀,徒单镒向胡沙虎建议,立为皇帝,理由是此人为章宗之兄、完颜永恭长子,众望所属,“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这一建议。当时,完颜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胡沙虎派人将其迎到中都。至宁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于大安殿。胡沙虎虽然早已罪恶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当成靠山,以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其子弟数人也都身居要职。胡沙虎弑君,宣宗从极端狭隘的自私立场出发,对此人不但不惩治,反而加以袒护,结果是鼓励了其他野心家铤而走险。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军进逼京西重地紫荆关,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金军内部又发生了变乱。胡沙虎的部将术虎高琪因为战败惧罪被杀,先发制人率领军包围胡沙虎的官邸,闯入卧室内将其杀死。然后退到应天门待罪。由于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于他,而是将那些当初跟随胡沙虎弑逆之人一起杀掉,从而结束了这场危机。胡沙虎本来罪不容诛,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诛之,于是又有术虎高琪的擅杀事件,这实际上是胡沙虎弑卫绍王事件的继续。对此,宣宗也无可奈何,只得糊里糊涂地赦免了高琪,这表明他已无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变成了术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军队自章宗末年大规模入境滋扰,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丧失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贞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余郡,并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惧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蒙古讲和上,将领们也都畏缩不敢出战,借口是“恐坏和事”。然而,越是这样,蒙古越是不肯与之讲和。当时大臣张行信对宣宗说:“自从崇庆以来,皆是因为和议耽误了大事,如果我们时时肯和蒙古一战,能够挫败蒙古人的锋芒,那么即使和议也是能够长久的。”此时金朝的军官,再也不是当年英勇善战的猛安谋克了,张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金宣宗畏敌如虎,竟又希望凭空出现奇迹,在蒙古军兵临城下时,他在东华门设“招贤所”,内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于是,一些无知无识者,都竞相到这一机构胡言乱语。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说大话,声称“诸葛亮为不知兵”。侍御史完颜寓竟然对这种狂言信以为真,以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军事家,赶忙推荐给朝廷。于是这个招摇撞骗的小人竟被委以军都统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无赖充当士兵,教阅进、退、跳、掷之村术,无非儿戏。其阵法曰“古今相对”,并将这四个字大书于旗上。又做黄布袍、缁巾各36件、牛头响环64枚,声称用这些“法物”即可吓跑敌人。谎言终究变不成事实,他们出城之后,并不敢与蒙古人对阵,而是杀害一些无辜的樵采百姓以充“斩获”,并向朝廷邀功请赏。其实,王守信的“古今相对”阵法,实属荒诞不经。然而,金朝统治者却深信不疑,这表明金的统治已是穷途末路,他们无计可施时捞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王守信这样的地痞无赖之人。但是,骗术最终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晖向成吉思汗乞和,并献上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马3000匹,双方暂时达成妥协。议和之后,成吉思汗由承晖护送,退出居庸关。


        虽然成吉思汗从中都郊外撤走,但山东、河北多数州县仍在蒙古军队的占领之下,河东许多州县经战争破坏,已残破不堪。此时的中都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内乏粮饷,外无救援。金宣宗于是诏告天下,放弃中都,南迁汴京,以躲避蒙古大军的打击。宣宗南迁后让皇太子留守,并命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留守中都。6月间,在宣宗尚未到达南京之时,驻守中都以南的军发生了哗变,投降蒙古。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军的配合下,对中都加紧围攻。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开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南迁之后,金朝君臣上下醉生梦死,只求苟安。每当蒙古大军压境之时,君臣惟有相对而泣,在大殿之上长吁短叹;而当蒙古军退兵之后,则又开始饮酒作乐。宰相们研讨时政,无非是做做样子,凡是遇到要害的问题,就宣布下次再议,每次均如法炮制。他们就是这样因循苟且,直至国家灭亡。宣宗也并不比他的大臣们更关心金王朝的命运和前途,关心的只是如何继续过他奢华的生活。他曾经让人偷偷给他做一件大红半身绣衣,并且告诫说,千万不要让敢于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当绣衣做成并给他送去时,他又问陈规是否知道此事,来人连忙解释说,凡是宫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传播,何况皇帝又亲自叮嘱过。宣宗听罢,算是松了一口气,说:“如要让陈规知道了,必然会因为奢华规谏我,我实在是害怕他的话啊。”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在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兴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迁怒于术虎高琪,借故杀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育盲,并没有回光返照的迹象,金王朝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时,金王朝再一次出现了皇位危机。得宠的贵妃庞氏之子完颜守纯和后来被立为皇后的王氏之养子太子守绪争夺王位。元光二年(1223年)12月,宣宗病故。他临终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经出宫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资明夫人郑氏陪伴着这位行将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郑氏可靠,便将后事托付给她,让她“速召皇太子主后事”,言罢气绝身亡。郑氏果然不负重托,沉着机智地应付了前来看望宣宗的庞贵妃,金哀宗完颜守绪才得以顺利继位。


        哀宗继位后,因成吉思汗尚未结束西北的战事,无暇顾此,金朝又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金室在汴京支撑了九年,后因为蒙古军攻城益急,被迫出走归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的表现,但是很快就变得如同其父一样的消沉和腐败了,老百姓对金朝的统治已彻底丧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开封城内狂风大作,端门门楼上的瓦片都被风吹落了,当时有一男子身着麻衣对着承天门又哭又笑。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疯疯癫癫,他回答说:“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进军西夏都城的途中。当时西夏都城已被围困多时,城内粮尽援绝,不久西夏国王出降,蒙古灭夏的战争宣告胜利。这时,他们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开灭金战争了。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两年后,元军即发起了对金朝的总攻击。1232年初,蒙古军和金军在钧州三峰山展开了大决战,金军大败。曾经屡建战功的完颜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军主力至此已经丧失殆尽。3月,蒙古大军攻克中京洛阳,并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亲王为质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绝。这时,汴京城内又发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经别无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准备取卫州(今河南卫辉)。攻之不克,又遇蒙古军自河南追来,金军惨败。最后,哀宗夜弃六军,渡河折回河南,带着身边的六七个人逃到归德。


        天兴二年(1233年)6月,哀宗从归德启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从人员徒步在泥泞中跋涉,没有粮食,只能采摘青枣充饥,一路上忍饥挨饿,备尝艰苦。次日抵达亳州。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见皇帝仪卫不过是以青黄旗两面为前导,黄伞拥后,从者不过二三百,马不过50余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进抵亳州南60里,在双沟寺避雨。哀宗举目四望,只见遍地荒凉,不复人迹,于是哀叹道“生灵尽矣。”当月底,哀宗抵达蔡州。当时由于宋、蒙联合攻金的谈判一时尚无结果,所以哀宗到达蔡州初期,情况比较平静。城内又有了商贩,人们以为皇帝到来,又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他们把储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来,一下子喝了个净光。哀宗也忘记了是在逃难之中,刚在蔡州安顿下来,就大兴土木,修建“见山亭”,以为游憩之所。然而,外面的严酷现实,很快就使蔡州城里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梦破灭了。8月,宋、蒙双方达成了协议。不久,宋军和蒙军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发动进攻,彻底打破了哀宗联宋抗蒙的梦想。9月间,蔡州城内的粮荒已经异常严重了。12月,宋、蒙双方的军队对蔡州城展开猛烈的攻击。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诏传位给总帅完颜承麟,希望他能冲杀出去,再图恢复大金帝业。承麟当即宣告即位。此时,宋、蒙大军已经冲入城内,哀宗自缢身亡,承麟犹率部进行巷战,最后为乱兵所杀。金王朝在凄惨的境地中最终灭亡了。


        追寻金朝兴亡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条与辽朝兴亡大体相似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兴起之初可以与大宋政权分庭抗争,屡占上风,凭籍的是他们极具战争力的军政组织。辽有“斡鲁朵”和族军,金有“猛安谋克”,他们都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励精图治的帝王指挥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当他们功成名就、建立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帝王专制的传统农耕政权之后,随着原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急剧变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渐凸显出来了。


        这首先表现在其原来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适应性。金朝的猛安谋克军的战斗力持续下降,即使统治者施以丰厚的兵饷也无法遏止。其次,在处理作为统治者阶层、即少数民族的女真族,与作为被统治者阶级、即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关以北的广阔的汉族传统聚居区之后,为统治中原,将百万以上的女真人徙置于黄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牺牲汉人利益的办法去救济女真人的。然而,此举既没有解决农耕经济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贫困的问题,反而导致汉人刻骨的痛恨。他们不仅抢占汉族最富庶的耕地,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女真人与汉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第三,河患也是促进金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时,河患泛滥成灾,连年不断。更为不幸的是,黄河似乎也与女真人作对似的,自从金室南迁后,黄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东南。河患的范围非常广泛。河患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层与汉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从未停息。


        金朝以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时,却遇到内外矛盾。金朝对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丽等政权的牵制,稍有闪失,就会被颠覆;在内,在安置女真族和处理汉族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利斗争,又在腐蚀着政权的大厦,面对着强劲的蒙古旋风,它的灭亡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逃无路:南宋覆亡真相

        南宋是北宋赵氏王朝的继续,始于高宗赵构,终于卫王赵,共9帝。南宋偏安一隅,国运不昌,帝王懦弱。从赵构开始,皇帝大都没有太大作为,奸臣当道,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王朝之一。它着力经营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使我国南方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呈现出高度繁荣。但在军事上却一直让步于北方强敌,最终为蒙元所灭。


        苟且偷安

        “靖康之变”后,留守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的康王赵构逃到了南京(今河南商丘),

        赵构在南京即位,改元建炎,他就是宋高宗。高宗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南方,与定都开封的北宋相区别,故史称为南宋。高宗即位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主战派”大臣李纲召回朝廷,担任宰相。然而,这只是高宗收买人心的措施,他很担心抗金战争胜利后,宋钦宗会回来和他争夺皇位,并不太想与金朝兵戎相见,于是又任命了一大批“主降派”的官僚居于要职。因此,从南宋建立初期,抗金斗争中主战派与主降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就开始了。


        李纲担任宰相后,提出了许多抗金的主张,还极力在宋高宗面前推荐大臣宗泽。宗泽是一位坚决抗金的将领。金兵第二次攻打东京开封的时候,就是宗泽领兵抗击金兵,一连打了13次胜仗。宋高宗对宗泽的勇敢早有耳闻,这次听了李纲的推荐,就派宗泽去开封府做知府。这时候,金兵虽然已经从开封撤出,但开封城经过两次大战,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宗泽在军民中很有威望。他一到开封,就整顿城中治安,严惩抢劫的罪犯,开封的秩序渐渐安定下来。同时他还积极联络各地民众组织起来的义军。河北义军听到宗泽的威名,都自愿接受他的指挥。这样一来,开封城中人心安定,存粮充足,物价稳定,重新恢复了大战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中原时,宋高宗和投降派却嫌南京不安全,想把都城迁移到更南的地方。李纲因反对南逃,被撤了职。


        不久,金兵分路大举进攻。金太宗派大将兀术(宗弼,阿骨打之子)向开封进攻,宗泽率部成功地击退了兀术的进攻。金军对宗泽又害怕又钦佩,长时期没敢再挥师南下。宗泽认为高宗应该回开封领导军民收复中原,于是上了二十几道奏章,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这时的宗泽已经是70岁的老人,一气之下卧病不起,临终前还呼喊“过河!过河!过河!”宗泽去世后不久,团聚在开封附近的各地义军既受到南宋政府的猜忌,又遭到金兵的镇压,抗战力量大大削弱,中原地区又全部落入金人手中。建炎三年初,金兵分路渡河南下,宋高宗等人从扬州仓皇逃往杭州。10月,金将兀术领兵10万分两路渡河,长驱直入。宋高宗又从临安逃往绍兴、明州,当金兵追踪而来时,高宗又从明州乘海船逃往温州。金兵下海追赶三百里,遇大风雨被南宋水师打败,才引兵撤退。这次战事使大江南北许多繁华城市和附近农村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江南江北许多地区的人民积极抗击金兵,金兵进攻扬州时,张荣领导的梁山泊水军从清河南下在江苏淮安坚持抗金,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南宋官军中也不乏坚决抵抗的金军将领,他们英勇善战,不屈不挠。建炎四年3月,金将兀术率15万金兵到达镇江黄天荡附近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军拦击。当时韩世忠手下只有宋军8000人,双方兵力悬殊。激战时,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威,双方相持48天,金军终于撤兵。兀术摆脱了韩世忠的阻击后,带兵转道建康才撤回北方。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抗金名将岳飞军队的顽强阻击,被杀得溃不成军,狼狈撤回。


        这一时期抗金的主力是岳飞及其岳家军。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从小刻苦读书,尤其爱读兵法,他还力大过人,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开300斤的大弓,后来又学得一手百发百中的好箭法。传说岳飞离家抗金前夕,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先前,都城开封被金军围困时,岳飞曾随宗泽前去救援,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南宋建立后,岳飞上书高宗,要求收复失地,被革职。岳飞遂改投河北都统张所,在太行山一带抗击金军,屡建战功。后复归东京留守宗泽,宗泽死后,岳飞继续留守开封。高宗被迫流亡海上以后,岳飞孤军坚持敌后作战。他先在广德(今安徽广德)攻击金军,六战六捷。又在金军进攻常州时,率部驰援,四战四胜。这次趁兀术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沉重打击了金军的气势。次年,岳飞又与韩世忠配合,在建康城南牛头山设伏,大破金兀术,收复建康,金军被迫北撤。从此,岳飞威名传遍大江南北,声震河朔。同年,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抗金劲旅“岳家军”。


        绍兴三年岳飞剿灭李成、张用等“军贼游寇”。次年4月,岳飞挥师北上,击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绍兴四年,32岁的岳飞升任清远军节度使。次年,岳飞率军镇压了洞庭湖地区的杨么起义军,从中收编了五、六万精兵,“岳家军”实力大增。由于“岳家军”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一支抗金的主力部队,成为和刘光世、韩世忠、张俊齐名的抗战派将领。


        绍兴六年岳飞再次出师北伐,一路攻城夺地,由于是孤军深入,不得不撤兵。此次北伐,岳飞壮志盈怀,写下了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绍兴七年,岳飞再升为太尉。他屡次建议高宗动用全国之力,兴师北伐,收复中原,但都为高宗所拒绝。九年,金国政变,金兀术掌握大权,次年,金兀术兵分四路南下进攻南宋。岳飞率领岳家军深入河南地区,先后收复颍昌(今河南许昌)、郑州、洛阳等地。岳飞把主力驻扎在颍昌,自己亲自率领骑兵驻守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兀术听到岳飞出兵,鼓足勇气率15000余骑精兵,来到郾城北面。金军以身披重铠甲,头戴铁兜的精锐“铁塔兵”列在正面,以号称“拐子马”的骑兵布列两侧。岳飞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派儿子岳云为先锋,命令岳云只许胜,不许败。岳飞看准金军的弱点,命将士预备好长砍刀、大斧,等金军冲来,弯腰下砍马腿,上砍敌兵。激战持续到天黑,杀得金兵尸横遍野。兀术不禁哀叹:“自起兵以来,全仗拐子马取胜,不料今日遭此重创。”此后兀术连战连败,岳飞率兵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东京附近的朱仙镇。金军深感岳家军的厉害,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岳飞等主战派遂加紧了打击金军、收复中原失地的进程。他在朱仙镇招兵买马,联络河北义军,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他激动地对诸将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已把杭州做汴州”的高宗和奸相秦桧却不愿意收复中原失地,他们一心求和,连发12道金字牌,命令岳飞退兵。岳飞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他壮志难酬,只好挥泪班师。岳飞回到临安后,即被解除兵权。绍兴十一年8月,高宗和秦桧派人向金求和,金兀术要求“必先杀岳飞,方可议和”。秦桧乃诬岳飞谋反,将其下狱。当年12月,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是年岳飞仅39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也同时被害。


        宋金双方达成了“和约”:第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第二、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第三、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帝王无能

        绍兴三十二年,宋高宗禅位,36岁的孝宗赵即位。孝宗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先后起用了张浚、虞允文等主战派大臣,力图恢复中原。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其后的帝王们大多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满足于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实,北复中原的大计渐渐归于沉寂。


        孝宗之后,其子光宗赵继立,光宗似乎智力上有些障碍,加上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光宗整日抑郁不乐,他在位十五年,毫无建树。

        光宗之后,宁宗赵扩亦是一位毫无作为的皇帝。他即位时竟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戴黄袍登基时,赵扩居然吓得极力挣脱,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只好强行与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宁宗即位后,毫无主见,任人摆布。宁宗朝,外戚韩胄把持朝政,此人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庆元党禁很不得人心,韩胄为了挽回人心,决定北伐金国,建立不世之功业。于是他起用辛弃疾、叶适等主战派,从开禧二年(1206年)开始北伐。战争初期,宋军收复了一些地方,但是在金军的反攻下,很快趋于失败。投降派史弥远勾结杨皇后,乘机反扑,打击主战派。他们槌杀韩胄,割下他的脑袋献给金朝,乞求和议,宋金达成“嘉定和议”。史弥远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把持宋宁宗赵扩一朝达17年之久。史弥远对金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他的擅权极大地损害了南宋统治的根基,南宋政治从此更加败坏。


        孝宗至宁宗三朝共统治南宋60多年,北伐大业一误再误,在此期间,金国统治也日益腐朽,然而兴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国气势正旺。蒙古铁骑不仅灭了西辽,围攻西夏,而且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完成了对中亚的征伐。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死,史弥远立赵昀为皇帝,这就是宋理宗。宁宗时,在选立太子问题上,史弥远为保持自己擅权的地位,玩弄手段废掉皇弟沂王之子贵和,从越州找到了另一宗室子赵与莒,赐名贵诚,立为沂王,全力扶植。宁宗死后,他马上矫诏拥立贵诚,改名昀,继续擅权理宗一朝。史弥远两朝擅权长达26年之久,权倾朝野,把国家一步步拖向绝境。他以宣缯、薛极


        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冯为爪牙,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依附史弥远,人谓之为“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史弥远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人谓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官员因为反对他的专权,皆遭窜逐。史弥远等人,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南宋人民则疯狂掠夺。他招权纳贿,贪污公行。还大量印造新纸币,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币兑换旧币,并且把旧币折价一半。致使纸币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史弥远一直得到宋宁宗、理宗的信任,封官加爵不已,甚至到绍定六年(1233年)病死,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


        理宗当政,“渊默十年无为”。理宗亲政后,大力倡导理学,企图借理学力量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一时间理学思想弥漫朝野。官员一面夸夸其谈,空讲仁义道德,一面欺世盗名,鱼肉百姓。此外,理宗沉溺美色,怠于政事。也正是理宗情色之好,导致另一位奸相权臣爬上权力的巅峰,实际上为南宋的命运提前划上了句号。这一权臣就是贾似道。


        奸佞丧国

        贾似道,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尚年幼时,父亲贾涉在淮东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为家道中落,又无人管教,贾似道渐渐不务正业,经常酗酒赌博,沾染了一身恶习。贾似道的命运发生转变是因为同父异母姐姐贾氏被选入宫中。贾氏长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怜爱,进宫不久就被册封为贵妃。贾似道籍此裙带关系,被相继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习气的贾似道,在京城临安有恃无恐,行为放荡不羁。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里鬼混,夜间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游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见湖上星火点点,就对左右说, :“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询问,果然不错。虽然无才无德,因是贵戚的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所以贾似道连年升官、步步高升。宝五年(1257年),他一路迁升为知枢密院事兼任两淮安抚大使。贾似道平步青云之时,也正是北方蒙古贵族横扫天下之际。南宋政权的弱不禁风,尽收蒙古贵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对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并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国新亡之机,在没有充足准备下,突然派军队北上,企图收回蒙古军占领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结果在洛阳遭到蒙古军的袭击。这次军事行动导致了严重后果,它激化了南宋与蒙古国的矛盾。


        宝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路大军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亲率大军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头直指南宋都城临安。理宗万分慌张,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贾似道本不学无术,他看到蒙古铁骑骁勇善战,鄂州岌岌可危。万分惊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原本不想议和,这时突然得到蒙哥前线病逝的消息,为了赶回蒙古去争夺汗位,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议和条件,率军撤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见蒙古军主力已经撤走,就出动大军拦杀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临安,以做邀赏之功。他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到处吹嘘自己取得大胜。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谎话,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夸耀一番之后,又晋升他为少师,封卫国公,视之为“股肱之臣”。为了标榜所谓的丰功伟绩,贾似道甚至指使门客廖莹中、翁应龙等撰写文章,名曰《福华编》,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颂德,肉麻至极。蒙古政权上层因忙于内部事务的处理,放缓了打击南宋的脚步,南宋得以暂时的苟延残喘。然而,南宋朝廷并没有抓紧这难得的时机缓解矛盾、增强国力。相反,却由于贾似道的横行霸道进一步加快了灭亡的进程。


        贾似道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排斥异己,残害抗战将领。他网织罪名杀害了左丞相吴潜,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领导钓鱼城抗战、让忽必烈大军束手无策的王坚,也被贾似道解除兵权,以至于郁闷而死。贾似道还通过实行所谓“打算法”,把在抗战中支取官物用作军需的将领一概治罪。至此,贾似道羽翼丰满,权倾朝野,把持朝纲长达15年时间。贾似道专权后,对人民的剥削愈益苛重,致使社会经济更为萧条。贾似道以南宋政府财政困难,军粮不足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实行买“公田法”。其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西等地官户如果超出限额,在超额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然后收公田租以充军粮。“公田法”本与农民关系不大,但是许多官吏以买田邀功,常将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虚报为一石,官府据此规定重额官租,强迫农民交纳,这使得农民负担大大加重。同时,有权势的官僚大地主虽然家有余田,但拒不出卖,地方官为了完成买田数额,就强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农卖田。“公田法”推行以后,许多人家破产失业,南宋王朝与中小地主以及自耕农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又在各地实行所谓“经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间土地,分毫必计地向民间搜括田税地租。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动辄虚加贫弱农户的租税。无疑,“经界推排法”又成为一祸国殃民之举。


        贾似道不仅通过“买公田”、“经界推排法”之类的手段从民间搜刮财富,而且连年滥印纸币,造成货币极度贬值,物价飞涨。城市工商业、农业直至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力迅速衰微。大臣黄震上书指出国家面临四个弊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被连贬三级,朝中难闻正直的声音。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终因嗜欲过度而病死,皇太子赵在贾似道扶持下继位,是为度宗。度宗孱弱无能,亦是一位贪恋女色之徒,朝中大小事务依然托付给贾似道,称贾似道为“师臣”。贾似道为了考验度宗对他的信任度,也为了在新君面前树立威信,便在办理完理宗丧事后,弃官回到绍兴私宅,之后指使人谎报蒙古兵犯境。度宗和谢太后闻报大惊,手诏请贾似道出来主政,并特拜他为太师、封魏国公,贾似道这才出来“为国视事”。贾似道经常巧设阴谋,置度宗于股掌之上。咸淳三年(1267年),他向度宗提出要归家休养,度宗每天四、五次派侍从官去传旨挽留,又每天十多次派人送去各种赏赐。被派去的人唯恐贾似道离京,竟每夜躺在贾府门外守着。度宗又在靠近西湖的葛岭,赐给贾似道第宅一所,把他送到那里去休养。从此,贾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也不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他家中签署,朝中其他几位宰相只是挂名而已。当时人们形容这种情况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贾似道)。” 此后,度宗又给他十日一朝的特权,而且每次退朝,度宗总要离座目送他走出殿廷,才敢坐下。


        虽然贾似道深居豪宅,朝廷内外一切政事,如果他不同意,任何人也不敢办理。谁要是使他稍不满意,轻则斥责,重则削去官职,终身不用。一些企图向上爬的官吏,纷纷向他行贿,。这样一来,贾似道敛财无数,南宋的贪污之风也随之大盛。


        在贾似道不断向度宗要官要权之时,蒙古军正大举南下,南宋危机十分深重。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北返蒙古夺得汗位之后,他迅速稳定了内部,不久即又派兵占领南宋四川地区,并沿汉江南下,于咸淳四年(1268)包围襄阳,次年又围樊城,直逼南宋的腹地。咸淳六年(1270年),正当襄、樊被围,南宋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之际,贾似道却悠闲地躺在葛岭私宅中,过着极端荒淫的生活。他掠取许多美貌的妓女、尼姑为妾,日夜淫乐。他喜欢斗蟋蟀,而且还著《蟋蟀经》,描述他养蟋蟀、斗蟋蟀的经验。贾似道还特别爱好奇玩珍宝,广为搜罗。他听说已故兵部尚书余阶有玉带殉葬,竟掘坟取来。


        贾似道在葛岭恣意淫乐,整日不上朝,如果有人提及边防之事,他即加贬斥。有一天,度宗问他:“襄阳被围已三年,怎么办?”他扯谎道:“北兵已退,陛下从何处听得此言?”度宗告诉他是听一个宫女讲的,他就立即处死了那个宫女。自此,不管前线情况多么吃紧,谁也不敢透露半点真实消息。


        咸淳七年(1271年)月,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加紧了统一中国的进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襄阳被围五年,粮尽援绝,城中军民拆屋当柴烧,缝纸币做衣穿,守将吕文焕孤立无援,于是献襄阳城投降元朝。襄阳之战对元宋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胜利的一方发现南宋朝廷的腐朽没落已经不可救药,从中看到灭宋的希望,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沿长江一线及以南的防守从此处于极其被动的势态,而且民心士气大受挫折,南宋王朝灭亡的丧钟已经清晰可闻。


        咸淳十年,贾似道的母亲去世,值此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贾似道不仅不组织抗元,反而乘机大摆排场,炫耀自己的权位。度宗亲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亲国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设祭。有的祭台搭到数丈高,为装祭品,还跌死了好几个人。贾似道回台州治丧,动用皇帝的仪仗送葬,山陵的规模甚至超过度宗的寿坟。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涨,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连动也不敢动一下。


        此后不几天,度宗因酒色过度,突然死掉了。贾似道又立年仅四岁的赵显当皇帝,继续操纵着南宋大权。

        元军占领襄阳后,又于当年攻下鄂州。京城太学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贾似道亲自督师抗元。贾似道迫不得已,只好在临安设立都督府,但他迟迟不敢与元军对决。直到德元年(1275年)正月鄂州失陷以后,他才抽调各路精兵13万,从水路出发。他带了大批辎重,船只首尾相接达百余里。途经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他的座船因过于庞大,在拦河坝上搁浅,水军只得为他换船继续前进。队伍开到芜湖(今安徽芜湖),贾似道就迫不及待地与元朝联系议和,他从芜湖放回元朝俘虏,并送荔枝、黄柑给元朝丞相伯颜,同时派使者去元军大营,请求称臣送岁币。伯颜拒绝议和,并继续进兵至安庆(今安徽安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长江中)一战,宋军前锋毫无斗志,不战而走,后方督战的贾似道也惊慌逃窜。此一役,宋军主力大部分被歼,士气丧失殆尽。


        贾似道兵败之后,元军主力顺长江东下,很快逼近临安,赵宋王朝已处在灭亡的前夕。贾似道丧师辱国,朝野震动,群情激愤,太学生及台谏、侍从官纷纷上疏请杀贾似道,太后谢道清不许,只削降他三级官职,命他回绍兴私宅去给他母亲守丧。贾似道到了绍兴,绍兴的地方官关起城门来不让他进去,于是朝廷改命贾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华)居住,婺州群众听说贾似道来,就贴出通告,把他赶走。可见贾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谢太后只得将贾似道贬为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团练使,并派人监押。绍兴府有个小吏郑虎臣,因受过贾似道迫害,为了报仇,他主动要求担任押送官。郑虎臣一路上羞辱贾似道,不时找机会欲置贾似道于死地。走到漳州,郑虎臣横下心来,在贾似道如厕时结果了他的性命。


        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军云集临安城下,谢太后欲战不胜、南渡无法脱身,她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元军接洽。然而,文天祥前往元营和谈时却被伯颜扣留。谢太后无奈,只得向伯颜奉上传国宝玺和降表,开城投降。南宋主体政权已经灭亡。此后帝王官宦走向了长达三年的逃亡之路。


        度宗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嘉国公赵显、益王赵、卫王赵,相继被朝臣拥立为帝。弟兄三人即位时最大的不过八岁,在位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三年。其中,度宗之后继位的恭帝赵显,在位2年,被元军俘获后送西藏为僧,又被冤杀;恭帝被元掳住后,大臣陆秀夫等拥立赵为帝,在位3年,在元军追击中受惊而死,终年


        岁,葬于永福陵(今广东省新会县南);末帝赵在位2年,在元军追击下,由大臣陆秀夫背着投海而亡,终年9岁,时为1279年。宋室在南方153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南宋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苟且、软弱和无可奈何!分析南宋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会发现,南宋并不是一个不堪一击、积贫积弱的王朝。宋朝在行政制度、经济运行和火药火器技术的研究等方面都超过汉唐。南宋朝廷以雄厚的江南经济做后盾,推行“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策略,似乎也无可厚非。不幸的是,两宋政权一直处于诸多勃兴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夹击和围攻之中,穷于应付战局,实属无奈!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族在十至十三世纪相继崛起,其势难以敌当,也在情理之中。两宋朝廷本无意消灭这些敌对政权,攻击力虽不甚锐利,但抵御来犯之敌的能力尚且有余,在面对蒙古族大军的时候尤其如此。从1206年开始,蒙古族大军几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势相继灭金、灭西夏、灭花拉子模、灭俄罗斯诸公国、败波兰等东欧国家,独独在吞并南宋的战争中,无论是出动的兵力,还是相持的时间(从1235年举兵伐宋,到1279年彻底摧毁宋王室,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损失之惨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在于统治者上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朝政上吏治腐败,使得民不聊生。加之在外交措施方面失当(南宋与蒙古结盟灭掉金朝,顿失防御屏障,并将自己的实力暴露于蒙古贵族面前,实属重大失策),导致内外交困所致。像贾似道在政治腐败、国运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个浪荡子弟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充分体现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在元军大举攻宋的时候,作为前线指挥,他一面封锁军情,一面向敌人称臣请降,这种两面派的作风是无法长久的。君臣上下,不思进取,既没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没有积极防御的打算,只是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贪恋奢华的生活,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形象的写照。南宋后期的政治可用皇权旁落、大臣擅权、皇后干政、朝政混乱和民怨沸腾来概括。如此以来,国家岂有不灭亡之理?!所以,当南宋统治者选择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时,实际上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注定灭亡的道路!


        仓皇北顾:元朝覆亡真相

        公元1206年,在燕京(北平)1200公里外的斡难河上游,尚属金帝国的藩属蒙古民族诸部落,正举行一个重要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孛儿只斤部落44岁的酋长铁木真被推举为大可汗,号称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正式诞生。此后的60多年间,蒙古帝国共发动5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铁蹄踏遍欧亚大陆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庞大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两次南征,先后灭金和南宋,于1279年彻底终结唐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四分五裂的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元朝自1271年建国至1368年灭亡,历时97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这个朝代,地域广博,军事严整,在经济、汉文学和科技等方面都创造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而繁盛的帝国,在短短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轰然倒塌,消失在历史的浪潮里。它的覆灭是每一个王朝的必然,还是异族统治者的宿命?也许只有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才会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悄然而逝

        元帝国的创造者成吉思汗,姓孛儿只斤,名铁木真,是古代蒙古族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元史·太祖》赞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更赋予他“一代天骄”的称号。


        铁木真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个时期的蒙古草原,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间征伐不已。铁木真九岁时,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用毒酒害死,他所在的部落便逐渐衰落下去。


        14岁的铁木真一家人被迫迁居青海子居住。他在克烈部的王罕帮助下,势力逐渐强大。成年的铁木真被部将推举为乞颜部落的“汗”。

        铁木真联合王罕和金朝的力量,打败了塔塔儿部,并于6年后消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塔塔儿部的灭亡,不仅使铁木真报了杀父之仇,还使他统一了蒙古东部。同时,金朝还授予铁木真“扎兀惕忽星”(诸部统领)的称号,使他成为蒙古部名正言顺的首领。


        东部统一之后,铁木真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蒙古各部。在消灭掉强大的克烈部之后,铁木真又陆续消灭了尔蛮部等蒙古诸部,于1206年统一了蒙古高原。同年,44岁的铁木真被蒙古贵族们一致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成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统一政权的君主。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当时还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成吉思汗开始逐步建立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他打破了蒙古族原来的氏族组织,按照十进制的方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并相应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这些领主均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并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块大小不等的封地和数量不等的封户。在其领地内的牧民男子都是战士,平时放牧,打仗时则随领主出征。此外,成吉思汗还创立了“怯薛制”,即挑选贵族子弟和自由民中“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成一支万人军队轮流入宫宿卫,“怯薛”在汉语中的意思是“番直宿卫”。这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


        蒙古族最初是没有文字的,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记之”。攻灭乃蛮部落之后,他命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维吾尔人塔塔统阿教蒙古贵族子弟读写。从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纪录下来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视法律的成果,建国后,他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即“大札撒”。他还把自己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国由蒙昧的状态逐渐步入文明社会,巩固了蒙古各部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以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元帝国的建立开创了有利的局面。国力的昌盛和军事的强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满足于蒙古各族内部的统一。他的目光穿过苍茫辽阔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党项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朝,以及赵氏宋朝。


        相对于强势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显得最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国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这只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战争,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西夏的反应和军事实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纳贡为由开始了第二次征讨,此次战争历时数月,后因夏日酷热而草草结束。短短两年之后,经过一年多练兵备战的蒙古军团第三次派兵进攻西夏。这一次有备而来的蒙古军队迅速击败了西夏,包围了西夏京城中兴府,由于西夏的拼死抵抗,蒙军始终没能攻下该城。但城里的情况也危急万分,西夏襄宗走投无路,不得已献女求和,蒙军掠夺了大量的财物满载而归。这次战争之后 ,西夏对蒙古政权已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也为其日后攻打金国奠定了基础。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1250年以后,开始走向没落,但仍不失为一个强悍的。


        成吉思汗以为曾被金国杀死的酋长俺巴孩报仇为名,向金发动攻击。蒙古军队一路挺进,节节胜利,于1212年攻破宣德州、兴德诸要塞;第二年秋,双方激战于怀来,金军大败,蒙军趁胜围攻金国中都。1215年五月,蒙军占领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养士卒的成吉思汗暂时同意讲和。


        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王国首都寻思干在强大的蒙军攻击下迅速沦陷,国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个小岛上。这次西征历时八年,于1225年结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给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台汗国。花剌子模王国的灭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备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后,蒙古帝国又进行了两次西征,并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一度使蒙古帝国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当时著名的学者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曾称他为“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西征回军后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击,这一次,他誓将西夏灭亡。但此时的成吉思汗旧伤未愈,又添热病,不久便在六盘山逝世。临终他留下三条遗嘱,其中一条就是如何灭西夏的。遵照这一遗言,臣子们对成吉思汗的死亡,不发丧,不举哀。西夏人以为成吉思汗未死,于抵抗无效后举国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死后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护送回蒙古故乡将其秘密安葬,没有陵墓,没有寺庙,没有金字塔,甚至没有一块用来标示其长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这样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来自的辽阔的蒙古山水间,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遗愿并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广阔的蒙古帝国把蒙古社会送进了先进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国家体制,创建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壮大蒙古帝国的势力,为以后的空前大一统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有了他的东征西战,扩展疆土,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元帝国!


        盛衰兴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渐次占领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国等四国辽阔的疆地,组成庞大的元帝国,我们称之为元朝。在中华帝国传统的管辖区域内,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权了。随着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掉了金,元与宋政权的正面冲突已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1257年,当时的大汗蒙哥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遭到了实力犹存的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哥也于1259年7月死于军中。急于争夺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即于次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宣布自己即汗位,并于公元1264年击败了同样称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忽必烈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即于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经过五年艰苦卓绝地战争,才占领襄阳;又于1276年围困临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谢太后开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陆秀夫背着末帝赵投海自杀,南宋王朝彻底终结,元朝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元帝国建立和统一的历史就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从最初的部落之争到蒙古帝国四处征战,从元朝的建立到最后的灭亡,无不处在南征北战的烽火中。元朝统一天下后,对军制作了一些改革,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与管理。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等。元初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以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局面。所谓汉法,不仅是指中国传统的统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应而言的。为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元朝将整个区域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地区。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各行省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设路、府、州、县。这一制度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


        推行汉法,还包括保护和发展农耕经济。西夏、辽、金、宋与蒙古族政权之间二、三百年的战火,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在中原和江南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步认识到,应该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们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同时,元朝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兴修水利,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等等。由于这些政策的贯彻实施,元朝各地的农业生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期间,水利灌溉业发达,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都市的繁荣。元朝的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机构,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逐步发展成为繁华的大都市。著名的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是这样描写当时盛况的:“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的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里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五万人参加。”元朝的开放和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元帝国地域的广大和发达的海内外交通与贸易无法掩盖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有如此的描述:“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为了维护其作为统治者阶层的需要,元朝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它把当时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为高贵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亚细亚人,因他们多数信奉回教,因此也称之为回回,又因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颇得元统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是金朝时所属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属的汉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汉人最受歧视,因为在蒙古人的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别无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手;汉人杀蒙古人者偿命,杀色目人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约折银币二两),而他们杀死汉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费即可。此外,元政府将每二十家编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担任,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隶,其衣服饮食,甲主可随意索取,女子财产,也可随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汉人不能打猎、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会拜神、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赶集赶场,甚至夜间走路被禁止。另外,元朝实行职业、户籍分等制,把全国广大百姓分为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十级。在他们眼中,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沦落到连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随着蒙古族统治者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愈发明白耕地对于国家、对百姓和对于等级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如何解决广大百姓的耕地问题上,而是想着如何利用特权兼并土地、加重对农业的剥削上。元朝土地的绝大部分由贵族官僚、寺院、地主占有,他们凭借政治上的强势,利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巧取豪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公开和隐蔽的搜刮和掠夺,许多小地主和普通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户。官田的租额不断增加,佃户缴纳不起,流亡的、饿死的情况时有发生。租种私田的佃户,要向地主交纳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额地租。此外,地主对佃户还可随意课派,若佃户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则沦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贫苦大众身上,每当国家有大规模的征伐时,就下令各千户签发兵员。元朝时期,战争频仍,广大百姓在战争中死亡,土地荒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元朝统治者不实行“阜民之财,息民之力”的经济政策,不实行奖励垦荒、屯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等等措施,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结果亡了国。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广大群众在受到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之外,还要受到蒙古贵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这一时期贵族和官员的贪污腐败,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想将帝国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商人刘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极力反对才算作罢。但此后当有人出价至220万两时,抵制不住诱惑的窝阔台终于包给了他。此后,每一个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剥削,强加赋税,苛重的赋税重担又落到了每一个汉人的身上。


        元统治者的暴政中“颇具特色”的是赋予“喇嘛”、“番僧”等无上的特权。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僧侣不仅享有法律特权,甚至还干预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为国师和帝师,由他掌管全国宗教事务及藏族地区政务,其法旨在西北地区(今西藏、青海一带)与皇帝诏敕并行。元朝的许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师,帝师的弟子被封为国师、国公等,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朝的寺庙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经济实体,它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其土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皇帝“赐田”。元朝法律严格保护僧侣财产所有权,许多寺庙有皇帝颁赐的“护持”诏书,僧尼凭此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正是享有这些特权,所以番僧们经常为所欲为,在许多地方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许多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1308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他们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钱买东西,都是径行夺取。元统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带给广大百姓经济生活的困顿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压抑进一步加剧。他们只有揭竿而起,反对暴政。这种抗争从元朝建国开始直至最后,始终与蒙古人的统治相伴,至元朝末年达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不绝史书,据记载,江南地区就有200余起。随着蒙古贵族统治的延续,赋税和徭役双重剥削日益严重,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人祸加于天灾,毫无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举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这一年,在战火和灾害双重袭击下的山东、河北地区,就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1345年,黄河又在今河南开封东北四十公里处决口,大部分的村庄、田地和农民被水淹没。数十万饥民涌向街头,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有生力量。与此的元朝最高统治阶层依然只顾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更趋惨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间,元朝先后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至元顺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见皇权争夺之激烈程度。


        元朝统治者的骄奢侈靡在后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对贵族大臣们肆意赏赐,金银钞币动辄数百万以上,田地也愈千顷。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土地,一次就达五千顷。在元朝统治者的“带领”下,卖官买官,高下有价。贿赂公行,蔚然成风。各级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贪污勒索,如有撒花钱、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败,无一复加。各种矛盾汇集在一起,注定了元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直接敲响元帝国灭亡丧钟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复黄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黄河年久失修,经常决口泛滥,元政府征发北方13路民夫15万人治理黄河,派遣2万军队监工。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等人乘机进行宣传鼓动,发动服役的民夫,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他们提出“复宋”口号,并发布檄文,抨击“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公平现象,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韩山童被俘牺牲。刘福通率领部众,苦战突围,于五月攻占颖州(今安徽阜阳),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各地农民纷起响应,很快就涌现出无数支起义队伍。其中,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因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军”、“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的一支称为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淮一带;以徐寿辉、彭莹玉为首的一支称南方红巾军,主要活动在江汉一带。另有不信奉白莲教的起义军,主要有起兵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方国珍起义军和起兵于高邮(今属江苏)的张士诚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各自为战而又相互呼应,共同对元朝的腐朽统治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1352年,徐寿辉军攻克江南重镇杭州路。与此同时,徐州的起义军也占领了徐州及周围地区,切断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交通主动脉。起义军的胜利使元廷极为震惊,遂派大将脱脱率大军南下,向起义军发动全面反扑。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连连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刘福通部活动的区域也越来越小。各路义军的斗争转入低潮。然而,此时的元顺帝听信谗言,罢免了脱脱的军事指挥权,元军军心涣散。另一起义军将领张士诚趁势夺取淮东地区,进而渡过长江,占领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义军也借机,主动出击。徐寿辉部重新占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攻占集庆等地,占领江东和浙东大部。经三年激战,元军主力遭受重创,其军事优势逐步丧失。1353年2月,刘福通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一时之间,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此后,刘福通为扩大战果、分散元军对大宋政权的压力,遣军三路北伐。1358年,刘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根基。


        帝国日落

        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定远(今属安徽)土豪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组织红巾军,属北方红巾军系统。就在这一年,出身于汉族贫苦农民的穷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兴队伍,当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参加起义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被郭子兴收为亲兵,授予最低一级的军衔九夫长,不久又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后来,他回乡募兵700人,又陆续收编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严加训练,培养了一批心腹骨干和一支数万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兴的器重,很快升任镇抚、总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县),又升为总兵官。不久,郭子兴病死,北方红巾军所建大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副元帅,由朱元璋执掌该部实权。当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过长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三月攻占集庆路(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然后攻占镇江、宁国(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郭、张均死于集庆之役,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宋政权下令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授他为行省平章。当刘福通率军三路出兵攻打蒙古之时,朱元璋借机在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使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和巩固。1360年,徐寿辉被陈友谅杀死,陈友谅自立为帝,改元大义,国号为汉。不久,陈友谅即率军南下攻打应天,结果惨败。1364年,朱元璋采用火攻之法,陈友谅兵败身亡,其大汉政权随之灭亡。此后,朱元璋又攻占襄阳等汉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带。为稳定江汉局势,朱元璋转兵东攻张士诚,此时,已投降元朝的张士诚将韩林儿和刘福通赶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请求迁都为名,派军队将韩林儿迎往应天。行至瓜步镇(今江苏六合),奉迎的军队将韩林儿沉入长江溺死,韩宋政权就此灭亡。至此,朱元璋已经初步显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作为他的斗争口号。此时元朝的最高统治者阶层却陷入荒淫无序的状态,毫无复兴的希望。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在位期间,元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各地民变风起云涌。面对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却荒于政事,只顾饮酒作乐。就在朱元璋大举北上,准备灭元之时,元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了内乱。早在1359,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见政局动荡,顺帝听任朝臣倾轧,就打算联合当时丞相太平逼顺帝逊位,遭到太平严词拒绝,皇太子又中伤太平,逼其辞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势下,顺帝被迫罢免太平,但由于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皇太子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不久,元朝内部的斗争更甚,各皇子之间以及顺帝与朝臣、皇子的战争不断。


        击灭张士诚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计划。他以部分兵力,向浙东、福建、两广和四川进军,消灭南方的割据势力,主要兵力则用于北伐,与元政权进行最后的决战。此时,元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把北方红巾军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达、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几个月,即下山东、取汴梁、克潼关,对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元顺帝惊恐万分,慌忙带着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就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了。2月,徐达回师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阳,直到此时,元朝内部的混战仍在继续。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军攻陷通州。据《庚申外史》载,一部分大臣再三劝说顺帝死守京城,以待援军。他不同意,说夜间观测天象,大元气数已尽,当让位于朱元璋。当晚,元顺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顺帝屯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朱元璋曾遣使遗书,对其晓以利害,目的在于招降。顺帝作《答明主》一诗,令使者带给朱元璋。诗曰:


        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

        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

        这首诗的文采如何暂且不论,但却写的不卑不亢,自认元朝气数已尽,又自诩大元的皇恩浩荡;既高兴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转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这种态度恐怕在历代帝王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只是不知叱咤风云、纵横一世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到后世儿孙的如此场景,是该哀其不争,还是该对这种“广阔胸襟”,“谦谦君子之风”而感到一丝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这位颇具豪气的元顺帝在明军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1370年5月23日,他怀着悲愤和郁闷,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继位,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1378年,爱猷识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去世,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1388年,蓝玉率领10万大军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大败脱古思的军队,残元诸王、平章以下官员三千多人及军士七万余人被俘,脱古思帖木儿逃走后被其部将缢杀。残元的主力基本被消灭。1402年,鬼力赤者杀掉坤帖木儿自立为可汗,除去“元”的国号,改称鞑靼,北元灭亡。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证。天下统一以后,统治者应当调整统治阶层内部利益关系,肃清吏治,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应当与民休养,发展生产,省刑罚,恤民力,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然而,元廷官员虽然深知汉文化传统在治理国家中的重大作用,却不得其要领,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民族制度等许多方面都呈现其落后性和原始性。阻碍历史的发展,只能被历史所抛弃。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规律。


        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

        公元644年3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胜门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众簟食壶浆,夹道欢迎一支浩浩荡荡的义军进城。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位骑着高大的乌龙驹,身着蓝布箭衣,头戴白色毡笠。意气风发,英武绝伦。他,就是出身驿卒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的闯王李自成。这一天阳光晴和,鸟鸣莺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一角阴郁的树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愁容惨淡,一会儿仰天长叹,泪流满面;一会儿拊膺顿足,以头触地。当第二天人们找到他时,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尸体。他已经不知何时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了。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在享国270年之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积重难返,在如暴风骤雨般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岁时,家乡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他的父亲、长兄、侄儿和母亲先后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里当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灾荒缺粮而关闭,朱元璋只好带上一个木鱼和一只瓦,外出游方化缘。后终因走投无路,到濠州投奔到农民义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刻苦学习武艺,有勇有谋,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才能,深得郭子兴的赞赏,遂把养女嫁给他为妻。郭子兴去世后,他逐步掌握了军队大权,并一步步成为最高统帅。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谋远虑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贫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国,期盼朱家王朝能够万世长存。他改革军政制度,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大权于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每日黄昏,他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朱元璋严厉整肃吏治,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贪赃枉法者,一概发配到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60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在此砍下头颅,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以警告继任的官员。朱元璋还借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兴党狱,除掉一批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官员们。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设,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50余万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的1021年(开禧五年)的524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政府的税粮收入达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全国人口共有10652870户,60545812人,比《元史》所载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国最高的人口数字,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朱元璋之后,雄才伟略的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朱允手里夺得帝位,成为明帝国最有开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他建立内阁,肃清吏治;他鼓励垦田养植,发展经济;他治理惠通河,迁都北京;他经营边疆,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后,仅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国家。


        明成祖为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积极开展对敌对的蒙古族政权的打击。他六扫虏庭,五次亲征,然终未能如愿,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十个月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采取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明初70年,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万历衰败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政策趋于内敛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和纵容的作用。宗室、勋戚、官僚恃势弄权、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帝国的统治危机已潜滋暗长,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自王振专权始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社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独裁,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时,就发出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慨!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惟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贤集团稳住。朱由检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客氏非常客气地“请”出皇宫,以剪除魏忠贤的权力后盾和政治帮手。接着,朱由检更换了内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时的亲信调入宫中,把内廷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魏忠贤即将失势的信号。原来依附于魏忠贤的一些官员开始倒戈。曾为魏忠贤卖命的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第一帮凶崔呈秀,措词虽不激烈,也没有涉及到魏忠贤,但却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瞩目,人们都在关注着年轻新君的态度。朱由检沉着应对,既不批评杨维垣,也不对崔呈秀过分指责,只是说“不得苛求”。这种态度显然是在鼓励官员们继续对其进行弹劾。三天以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说崔呈秀“贪淫横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辩解,一面循例请求罢免。朱由检先是让他听候处置,过几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惩罚。几天之后,朱由检再以“罪状明悉”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


        看见崔呈秀失势,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便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抨击最为猛烈的是江苏海盐贡生钱嘉徵,他数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民、掩边功、通关节等。魏忠贤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检,他痛哭流涕,连呼冤枉。朱由校让内侍官给他诵读钱嘉徵的奏章,魏忠贤听得魂飞魄散,请求辞职养病,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回家“调养身体”。此后,朱由检迅速调整宦官的职权,命令王体乾掌管东厂印、高时明掌管司礼监司,改调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安东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控制了内廷局势。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朱由检发布告说,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将他贬谪到中都凤阳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贬至浣衣局。天启七年月6日,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


        接着,朱由检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处死,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一时朝野整肃。


        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


        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羸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


        铁骑入关

        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


        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


        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农民军的胜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崇祯帝身着素色布袍,亲自到太庙告祭祖宗之灵,下罪己之诏。同时,展开了对农民军更大规模的镇压,崇祯帝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与中原各省的军兵会合,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为配合行动,崇祯帝又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全国军务。杨嗣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先全力剿灭农民军,再全力对付关外的满清贵族。为此,他提出了镇压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而言,就是以陕西、河南、陕西和凤阳等四个农民军活动主要区域为“四正”,责成地方巡抚专责防守,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个地区为“六隅”,设六个巡抚,以防止起义军进入各自的管辖地区,必要时参加联合协剿。“四正”和“六隅”结成“十张网”,犹如布下的天罗地网,企图一举全歼农民军。为配合这一宏大计划,他提出增兵增饷建议,加派“剿饷”,计280余万两。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杨嗣昌的剿杀计划在短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强心剂”的作用,农民军严重受挫,一部分军队在高压之下主动投降明军。李自成军队的人数锐减,生存极其困难,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抚”。然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大批灾民补充到农民军队伍里去。他们英勇无畏,抱着赴死的决心,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崇祯十四年新年刚过,李自成义军就攻克了洛阳、杀死福王。将没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粮食与钱物分给贫困的百姓,并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受到饥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一段时间,李自成农民军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开封,转战于河南各地,基本消灭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重举义旗,转战豫皖,进军湖广、江西等地,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无策,崇祯帝内心早已方寸大乱,众大臣也深知现在的农民军已经难以消灭,没有人愿意担当统帅三军的重任。大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难度时艰。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杀,明朝再无“中兴大将”可用。崇祯帝哀叹说,“嗣昌死后,再也没有堪任的督师了”。崇祯十六年,崇祯帝钦点吴督师,前去镇压农民军,吴却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崇祯帝大怒,下令将吴充军,改由孙传庭督师。孙传庭率领明王朝仅有的兵军进入陕西,旋即被李自成消灭。此后,崇祯手里基本上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了。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队伍的日益壮大,其革命目标也日渐明确。崇祯十五年冬,他们开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为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做准备。崇祯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攻下襄阳后,改名为襄京,建立中央机构,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接着,李自成开始部署进攻北京的计划。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军所向披靡,几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17日,东路军抵达京郊高碑店,西路军抵达西直门外。北京城里只剩下五、六万羸弱不堪的军兵和数千太监“净军”,他们也无心恋战,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时分,农民军发起了攻打彰义门、西直门的总攻。18日,农民军提出如果崇祯帝“逊位”,可以保他一条活命。崇祯帝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农民将领看穿了他的意图,于当天深夜发动总攻。崇祯帝慌乱中安排三个儿子乔装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样子,希望他们混出京城,去联络南方明朝官军,卷土重来。绝望中的他回到后宫,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过来,让宦官给他倒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猛地挥剑砍向袁妃,将她刺死。周皇后转身回到宫内,自缢身亡。然后,他提剑四顾,歇斯底里地在后宫四处奔走,看到了长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愤地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的家里?”挥剑就刺。长平公平下意识挥臂遮挡,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着,他又刺伤或刺杀了几个小宫女和嫔妃。最后,他发疯似地亲自到前殿敲钟,企图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对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无人前来。19日凌晨,太监王相尧在宣德门投降,刘宗敏率领农民军浩浩荡荡由此开进北京城。在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朝阳门的朱纯臣相继打开城门投降,农民军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彻底绝望的朱由检,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万寿皇亭,赤足轻衣,自缢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写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真是可悲可叹!一天后,人们在煤山一角发现了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尸体,早已变得又冷又僵。农民军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宫廷,停在东华门外示众。4月初,又派人将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于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灭亡,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而言,是一场悲剧。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国多灾多难的17年。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严重,如风中之烛,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而又不得不开辟了两个战场,同时与农民军和清军作战。依据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几无成功的可能。与后金争锋,兵饷不足,只能加紧勒逼民众,民众愈加不满,反抗愈烈。事实上,明王朝的崩溃就是国内矛盾完全激化的结果。试想,一个巨人,当他的内部只剩下空架子时,外部即使轻轻地吹来一阵微风,也会让他轰然倒地。而崇祯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他功利性过强、驭臣无术,最后只落个无将无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溃。崇祯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帝王。他诛杀阉党、整理朝纲,气象为之一新,却又惟内臣是信、肆意杀戮文武将官,最后直落个孤家寡人的悲惨结局;面对烽烟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殚精竭虑,调兵遣将,用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扶正将倾之大厦;面对空馈的国库,他肆意加派,搜括粮钱,仍然无法支付官军俸禄。他又是一个生活节俭的“守财奴”,宁丧江山,不愿舍弃内帑赀财。作为丧国之君,他自知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绝于世,其死亡之悲壮,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后的200年间,他一直倍受人们的怜悯。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国王朝数次更替中之一环。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时已处于传统社会的末世,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300年间。清军入关时的口号是“为崇祯帝复仇”和“吊民伐罪”,入关之初也采取了安抚社会的积极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统治者却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谓“以夷变华”的五大恶政,并制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清朝的专制与歧视政策带来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清复明”的巨大浪潮。同时,清朝继承了明朝初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晚明出现的“近代化”思想实行严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闭性、反动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谓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思想禁锢也发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国六、七十年后,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100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5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叹!

        天朝日落:清朝覆亡真相

        有清一代的历史,即使我们不把清朝及其前身“大金国”在关外的那些岁月算在其中的话,从1644年顺治帝登基至宣统帝退位,也已整整268个年头。200多年间,一个由来自长城外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在其强盛时期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国土与国力,成就了满汉蒙藏等各族人民共有的帝国。它曾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扩展了中华帝国的生存空间;它也曾成功地整合了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大漠南北各民族,大中华的概念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后世走向复兴的基础由此而奠定。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外戚专权、没有宦官乱政、没有藩镇割据。在这个王朝下,满族统治者致力于同汉族的融合,满汉逐渐融合为一体;在这个王朝下,大漠南北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汉族文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满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积极态度,令人称道。然而这样一个对大中华的形成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王朝,在步入近代的时候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败落后,最终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在它的统治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有近一个世纪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恰如李鸿章所言,清王朝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清朝覆亡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华帝国逐渐沦落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中华各族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改革史和斗争史。考量清代覆亡的屈辱历史是沉重的、不堪回首的,但却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时时警示世人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


        盛世阴影

        话说明朝末年,皇帝无能,朝纲不振;奸臣当道,社会荒乱;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眼见社会风暴就要来临。而位于明王朝广袤领土东北一隅的女真部落却逐渐发展起来。明朝建立之初,其统治力量已深入到女真部落内部,汉族先进的文化日益影响女真人的生活。女真人传统的半渔猎、半游牧的生活方式逐渐得到改变,汉族稳定的农耕经济受到女真人的青睐。女真原有三大部:海西、建州、东海。其中建州女真紧邻汉族聚居区,受汉族文化影响尤其深远。清王室爱新觉罗家族隶属建州女真贵族斡朵里氏,其祖父、父亲是建州女真贵族,受明朝册封为建州左卫的官职。清太祖努尔哈赤年轻时时常往返于女真、汉两地,熟悉汉文化。


        史书说努尔哈赤白手起家,凭其先祖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开始奋斗。也有史书记载是努尔哈赤袭封了祖职而起家的。努尔哈赤25岁时,其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数王杲实力最强。他曾带兵袭辽阳,杀死明朝官员。明廷发兵俘王杲,押解北京处死。王杲死后,其子阿台屡袭明军。明将李成梁兵围阿台藏身的古勒城。阿台的妻子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妹,觉昌安为使孙女免于战乱,便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入城劝说阿台投降。不料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暗通明朝,趁乱喊道:“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城中大乱,明军趁机攻城。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战火。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质问明官员:“我祖、父何罪,竟致屠戮,此仇当报。”明朝官员只有连表歉意,送还觉昌安父子遗体,又赏给努尔哈赤30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努尔哈赤不敢与明朝对抗,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三个月后,努尔哈赤以报父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图伦城发起进攻。从此,拉开了统一女真各部、争夺明朝天下的序幕。努尔哈赤经过12次大的战役,先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继而统一了东北全境。并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统一国家,号“大金国”,年号“天命”。从此,大金国与明朝争雄天下,战争中屡屡打败明军。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子皇太极即位,这就是清太宗。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女真为满洲。


        后金政权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60年的东征西讨,创制立典,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入京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大肆抄没家产,充作军饷。吴襄也在抄没之列,当李自成得知吴襄乃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之父时,便让吴襄写信,劝降吴三桂。吴三桂犹豫不决,决定先带兵入京视情况而定。在路上,碰到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一打听,得知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据为己有,不禁冲冠一怒。立即退守山海关,令全军将士白盔白甲,誓言为君父报仇。李自成闻报,立即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往攻山海关。吴三桂连忙写信给关外的清军,请求清兵入关“救助”。此时清朝辅政的是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早有问鼎中原之志,一接来书,大喜过望。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先锋,自己带领十几万清兵埋伏起来。瞅准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李自成军以疲惫之师,猝不及防遂败下阵来。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走入了北京城。入住北京,清政权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以武力取得天下的清廷在入关之初,仍然迷信武力,企图以强权维持其对汉族的统治。一方面制定法律,强迫汉族承认满洲礼俗、服从满洲贵族的统治。如颁布“剃发”令,强迫汉族剃发结辫,而抵抗者格杀勿论,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称。用恐怖统治强迫汉族认同满洲文化,伤害了民族感情。又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对那些被满洲贵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汉族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侵夺汉族财产。用“圈地”的形式,广占汉族土地,并且针对汉族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掠夺,重点打击汉族的豪强势力。这些强权和恐怖的民族压迫政策极大地伤害了汉族人的感情,也使新兴的满洲政权处境艰难。如果失去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满洲政权是难以立足的。这种处境促使统治者改变统治手段,这种转变发生在康熙皇帝时期。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这一时期,清政权平定南方的“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安抚蒙古、西藏,大体完成全国统一。同时,康熙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修复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坏。另一方面,清廷加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科举,设史馆,修明史,以博取其支持。因而使清政权在汉文化中取得了合法的认同,逐渐巩固其统治。


        康熙的继任者雍正、乾隆都继承康熙的政策。三位皇帝在位共130余年,占了清代一半的时间;在13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保持社会持续发展,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段时间也隐含了各种消极因素,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


        清廷不仅用汉文化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也借汉文化清理汉族知识分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凡有涉及民族偏见的字眼、词句都可能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清朝统治者对明末清初的文人,一则招抚,一则对反满排满思想和活动采取严酷的镇压手段,甚至滥杀无辜。康、雍、乾三朝,文祸极盛,文网如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即有百起之多。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涉及东北女真族的内容,被人告发。时庄廷龙已死,康熙竟下令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害72人,充军边塞的达几百人。


        康熙五十年(17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文字。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并且株连无辜有200多人。雍正时期,有一次,翰林徐骏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了“狴”字。雍正一看大怒,立即下令把徐骏革职。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又有人告发,在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便牵强附会地说“清风”二字是影射清朝。雍正定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罪,立即处死。


        再如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有人便上纲上线,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像这样荒唐的案例举不胜举,其中绝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一句诗、一个字惹来杀身之祸,在康雍乾三朝比比皆是,严重禁锢了知识阶级的思想。清初文字狱是朝廷为了维护满族皇权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陷入了泥淖。同时又对这种先进文化产生既敬畏又自卑的心理,这种潜意识又表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盲目排外中,固步自封,拒绝改良。“文字狱”不仅砍掉许多会思考的头颅,也使知识分子不再自由思考,学术风气转向保守。


        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在文化上不仅利用其汉文化的先进性作为统治手段,同时满洲人也由于全面进入农耕区而改变了生活习俗,在客观上瓦解了满洲人原来的氏族制。满洲人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八旗制”也开始颓废,这种兵农合一的基层政治组织形式曾经是满洲人驰骋战场的强有力武器。


        “康雍乾盛世”末期,除了这种文化上的保守趋势外,庞大的国家机器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裂缝。乾隆在位后期,为了标榜其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本人好大喜功,追求虚名,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严重的是,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大小官吏奢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开始腐化,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战斗力严重下降。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中,使统治者对朝政的每况愈下放松了警惕。


        另外,汉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使满洲对汉文化的崇敬在全面接受汉文化之后产生了一种自信的心理,陷入自满的泥淖之中。而这时的汉文化由于政治的强势力量而被强化为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了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文化根源,满足于“天朝王国”的夜郎自大式的憧憬中。


        而此时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历史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社会危机。

        就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卡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同年,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美国富尔顿发明了轮船,英国史蒂芬逊发明了蒸汽机车。这种新的生产力的革命,无疑推动了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前进步伐,从而在全世界寻找资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八年后,美国独立,并通过《人权法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兰西爆发革命,三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这些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俄国莫斯科大学建立,美国科学院成立,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势必划破长空照亮人类的未来。


        而此时的乾隆皇帝呢,却沉浸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余晖之中,浑然不知日之将暮,寒鸦凄迷。乾隆六十年(1795年)会试,各省上报80岁以上参加会试者,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92人。乾隆听报后非常高兴,对这些老人大加赏赐,借兴教尊老之名,极力粉饰他的太平盛世。而早在康熙时期(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与外商贸易。过了70多年,乾隆反而关闭了海关,实行禁海政策,只许外商在广州交易。康熙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乾隆却视为异端邪说。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乾隆反感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大兴文字狱,如今这些观念已深入他的骨髓。乾隆王朝已在表面繁华的外衣下,内部已开始腐烂了。可以说,对落后文明的抱残守缺,使大清王朝凶多吉少。


        城下之盟

        当中国历史的脚步踏入19世纪时,大清国就如同一个龙钟的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步入了他的垂垂暮年。清朝至嘉庆、道光统治时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事”业已如梦幻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各种社会矛盾却像火山喷发般涌现出来,统治阶级的腐化加剧,社会危机更加严重,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由所谓的盛期进入完全的衰败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时代。然而,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却继续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固守着传统的“天朝王国”。这种夜郎自大的文化心态,试图一厢情愿地幻想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防线”,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本来,外国人跟中国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获得与中国的贸易权,而那时的清王朝却拒绝这种交易,并且由于在文化认同上接受不了西方人的礼俗而关起了大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关起的大门不久就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轰开。18世纪中叶,英国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于首位。但是西方工业商品的“重炮”摧毁不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英国人只能用银元从中国买到茶叶等物,自己的工业品却销售不出去,贸易逆差困扰着英国人。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于是,英国侵略者就采取海盗式的强取掠夺的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及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文武官员们接受。这些官员吸食成瘾,再也无心处理政务、军务。使清政府原本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极度削弱。为了满足其私欲,就更加疯狂地盘剥百姓,百姓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如水一样大量外流。


        罪恶的鸦片贸易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以致国内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道光帝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禁烟已是举国共识。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后,整顿海防、收缴鸦片、缉拿烟贩。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民众群情激愤,很多人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使馆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群众以棍棒和砖石为武器,掷向英使馆。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交出鸦片,从6月3日到25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缴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刻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英国政府为保护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并借机进行对外扩张,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540门大炮、士兵万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对广州实行封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战争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清廷并没有坚持强硬的政策,而是一味求和,再加上军队本身战斗力的低下,很快就败下阵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舰威逼下屈膝投降,俯首称臣,被迫与英国缔结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后,又被迫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样,西方侵略者不仅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强占了香港,迫使清政府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而且还取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和房屋、建立教堂医院、传教自由等许多特权。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政治和经济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从此江河日下,顿失颜色,清政权逐渐由主权独立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日益受制于西方列强。


        十几年后,西方资产阶级又为扩大与中国的商品贸易,急于打开更多的贸易口岸。于是,在1856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军队再次惨败,统治者不得不屈膝投降,妥协退让。被迫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以换来一时的安宁。然而,英法政府远不满于《天津条约》中攫取的种种特权,得寸进尺,以“换约”为名,于1859继续北上,先后占领大沽口和天津。1860年,英法侵略军逼至通州。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焚毁了当时闻名于世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可悲的是,无能的咸丰皇帝吓破了胆,带着后妃和一些亲王、官员慌忙逃往热河。


        面对侵略,清政府愈发无能,国门洞开而又无力抗拒。城下之盟的缺口一经撕开,列强便纷至沓来争着分一杯美羹。贪婪的沙皇俄国自19世纪开始便不断地占领我国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它乘两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先后以武力胁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短短几十年中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的“东方恶魔”。


        19世纪末,世界主要列强迅速发展壮大。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其资本主义又与封建经济的残余及天皇制国家机构交错在一起,使其一走上近代国家舞台就带有强烈的军事侵略性。日本早就有觊觎朝鲜之心,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的领土扩张。在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政变。之后,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94年,日本乘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对出兵援助朝鲜镇压起义的清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之战”正式爆发。


        面对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统治集团“帝党”和“后党”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势力强盛,权臣李鸿章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强出面“调停”。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都无功而返。显然外国侵略者无心帮助中国,而是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这种消极抵抗的行径,把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于准备自己60寿辰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她在甲午战争期间置敌兵压境于不顾,当京师士大夫中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结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期间处处妥协退让,延误战机,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未等战争胜败定局前,反动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求和投降活动。1895年,李鸿章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中国人向历来臣服自己的东瀛岛国投降!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大量输出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强大量借款,从而加深了清政府对列强财政的依赖,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权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剧增又引起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清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和赔款,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广大人民的负担更趋沉重。地主、官僚、贵族趁火打劫,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天灾加于人祸,大批国人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辛酉政变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恒、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开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败的历史时期。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其中最令中国人痛心的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维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变及由此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女人——慈禧。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是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继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


        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


        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奕回京后,又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等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样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间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亲王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途中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色已晚。他刚刚入睡,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营帐,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这一年适逢旧历辛酉年,以故叫“辛酉政变”。处置了八大臣后,那拉氏和奕便安排载淳登基,废“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奕的权谋智慧,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政权的稳固,在奕集团的主持下开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开矿山、修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举措。但是,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没有能使中国走出困境,主要在于慈禧的阻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谋略和手腕,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具备治国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为此,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甚至尖锐对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牵制,内耗不断,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这也是同治新政不能比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一大原因。


        风雨飘摇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了支付巨额赔款,统治阶级只好把债务转嫁到农民身上,拼命搜刮民财。广大农民本就贫困,受尽官绅地主的压榨,加之突如其来的债务,生活更是难以为继。求得活路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反抗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几次应试不第,厌倦八股考试。他目睹了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腐败无能,决心放弃功名,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一天,他在广州街头遇到了一位身穿汉装的西方传教士,并且得到了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从此改变了洪秀全的人生道路。他把一桶干净的水浇到自己头上,表示改头换面,与旧世界决裂。从此狂热布道,发展会众。他的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都加入到信教的行列。他们把摆在家里的孔孟牌位砸碎,把儒家典籍付之一炬,此举遭到当地乡绅的围攻。无奈之下,他们到广西传教,并创立“拜上帝会”。此后,洪秀全回广东花县开始为期二年的著述,他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农民渴望平等、平均、太平和反对压迫、剥削等理想结合起来。他宣传天下人不分贫富贵贱,都是天父的子女的宗教理念,号召人民起来造反,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盛世。


        1851年1月日,洪秀全组成太平军,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宣布正式起义。太平军在攻下永安后颁行天历,制定各种制度,其政权的雏形基本具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破了清军重重包围,长驱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峙十余年的农民政权。此后,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因此得到巩固。


        然而就在太平天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形势十分有利之时,农民阶级的小农意识却恶性膨胀起来,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盛气凌人地以“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之下,封杨秀清万岁。心里却对杨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入京诛杀杨秀清。双方所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翼王石达开闻讯后急从湖北赶回,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赶紧连夜逃走。洪秀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不久,又对石达开心生猜疑,封自己的两个无能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出走。从此,太平天国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锐力量惨遭破坏。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心动摇,人心涣散。军民都发生了信仰危机,太平天国从此逐渐走向衰落。


        太平天国虽然不断地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太平军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了清廷对付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以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对士兵进行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扰民、嫖、赌、抽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以后又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这两支汉人的武装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同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开始正式与清廷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使太平天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险恶的形势。


        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几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朝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败无能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倡办地方团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势力的缩小和地方名流势力的扩张,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传统国家统治秩序的崩溃。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激励下,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给清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各帝国主义的列强更是步步紧逼,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侵略中国,此时的中国真是风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国东南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等则拒绝执行对帝宣战的上谕,反倒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宣布参加“东南互保”以维护自己统辖区的地方安全和列强在华利益,体现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倾向,清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已分崩离析了。


        救亡图存

        清统治者不甘就此沉沦,它挣扎着维新自救,结果却徒劳无益。内忧外患的时局首先唤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他们睁开沉睡的眼睛,“开眼, 看世界”,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经世派”的改革呼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批颇有识见之人,他们继承“经世派”“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求强”“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兴洋务以自救,不仅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西方国家的种种扼制,洋务运动终沦为官僚资本的附庸,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一步,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仍然功不可没。


        在洋务运动蓬勃开展之时,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随之崛起。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过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受过较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成为“西学”的积极传播者。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相当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思想只是承袭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欲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向学习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对专制统治,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这里所说的“西学”已不单指西方的器物之学,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内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向着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和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愤怒和反对。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康有为的号召下联名上书清廷,痛陈形势的危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这份“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旧官僚的阻挠而没有被送至光绪帝手中,但其内容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维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就在“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帝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光绪帝亲政6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光绪帝决心向慈禧摊牌了。


        他来到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策划鼓动下,于1898年颁定《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


        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的声音四起。御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又上书弹劾维新人物。光绪帝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闷棒,便转向慈禧求助。他们联合起来,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


        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茶楼酒肆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荣禄就频繁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听后脸色气得发青,说:“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慈禧太后同顽固派官僚荣禄密谋策划,决定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废除变法。他们利用袁世凯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光绪帝壮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苍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长叹:“吾不如汉献帝也!”他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103天,因故又称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立即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


        光绪帝在风声鹤唳的时候,犹不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人物。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后,立即从天津搭一艘英商轮船去上海,后转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伺机逃到日本横滨;谭嗣同接获密旨后视死如归,慨然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他决心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国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杀害了谭嗣同以及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觉醒,展开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它的最早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学生时代便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赶赴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9世纪末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其间,他继续考察欧美社会,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东奔西走,不遗余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们出版了许多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和刊物。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光复会”;1904年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长沙建立的“华兴会”。另外,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后来又成立“日知会”,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清朝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后来被孙中山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武装暴动和革命理论的宣传。


        在湖北,革命党人组织了两个较大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都参加到清朝在湖北的新军中去,在新军里面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并向农民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社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沙俄巡捕闻讯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10月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蒋翊武逃脱。清军宣布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单搜捕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形势危急,起义活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眼看起义就要流产。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觉悟士兵,很快从慌乱中镇静下来,自行联系,按既定目标坚决发动了起义。


        19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发了。他们打死了镇压起义的军官,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其他各营的士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推举原日知会会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通宵血战,占领了总督衙门。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日晚和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相继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此后,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 统年号。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汇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到

        月初,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宣告独立,反动的清王朝已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了。1912年1月1日,各省代表举行南方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改公元纪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从而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3000多年的专制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的历史,由此翻开新的一页。掩卷之余,不免遐思。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相沿未曾改过。王朝的兴起和衰亡可说是成于斯毁于斯。古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传统的中国始终没有跳出这种王朝更替的泥淖。应当悲叹?应当赞叹?也许不该给制度太多的目光,制度始终由人来实现。满洲人的兴起和清朝的衰亡给出的注脚很有说服力了。


        后记

        大幕垂落,历史惊变成绝唱。

        晚霞散尽,王朝兴替化挽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历史的记忆总是深深地镌刻在

        岁月的丰碑之上,警示和滋养着后世的人们。

        这是一本选题新颖、视角独特、文字优美的普及性通俗历史读物。本书选择了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二十个王朝,从宏观到微观,针对王朝覆亡这一特定历史时段,揭秘出历史背后的故事,形象地再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危机,通过权威性解剖,从而找出隐藏在岁月深处的历史规律。本书选题由青年作家、出版策划人海默先生策划,由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彭勇先生领衔主编,并担任前言和明朝部分的撰写工作。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还有范丽敏(参撰夏、商、周、秦、西汉部分)、李凤霞(参撰东汉部分)、秦保华(参撰西晋、北魏部分)、谢凝(参撰东晋部分)、张宜婷(参撰隋、唐部分)、张龙(参撰隋、唐部分)、王涛(参撰后唐部分)、徐丹(参撰北宋部分)、段洪涛(参撰西夏部分)、王海军(参撰辽朝部分)、韩棣尧(参撰金朝部分)、刘蔚(参撰南宋部分)、陈铮(参撰元朝部分)、杨琰(参撰清史部分)等十四位历史学者,在此一并致谢!同时向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辛勤的劳动致敬!


        本书尽可能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客观、严谨和公正的态度去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学界前辈和同仁的文章和专著,尽可能采纳广为接受的史学观点,并吸收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明示,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本书的图片由大汉图片库提供,少量图片未能及时与著作权拥有者取得联系,望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国家规定标准稿酬。另外,责任编辑姚劲华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青年作家杨府先生对全书的文字进行了润色和修订,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编委会  2006.10

        书评

        《天朝落日》:为你掀开中国二十王朝覆亡的面纱

        ⊙杨府

        “大幕垂落,历史惊变成绝唱;晚霞散尽,王朝兴替化挽歌”。主宰中国历史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已是煌煌史书了,曾经显赫的帝国,到头来无不陷入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凄凉境地。时间或长或短,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但王朝都没有跳出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这或许就是帝国的宿命,也是中国社会最神秘反常而又可悲的特点。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中国的历史,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和思索。所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可视为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的经典认识: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果真如此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中华帝国这艘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系于帝王一人之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天子对社会财富拥有最高的支配权,对臣民拥有无上的控制权。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几千年来金字塔式的奴役专制独裁统治固若金汤,成千上百次的农民起义,无数次的内忧外患,都不能动摇它坚如磐石般的基础。作为天下百姓,历来都把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但纵观历史,圣明的天子屈指可数,昏庸的帝王又比比皆是。百姓的苦乐可想而知了。蒙昧、暴力造成了奴役、独裁的专制社会,而人类渴望自由、追求幸福的天性又促使他们为实现自由、幸福进行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抗争。这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犹如水与火,不可调和。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和人类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人。 


        或许有人会问,历史上不是出现过如贞观、开元、文景、康乾等等几个盛世吗?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历史的确如此,不能否认,但那实在都是大乱离之后的人心思治,是一定时期呈现出的相对安定的短暂的历史假像。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历史光鲜的表面,其耀眼的只是在王朝兴替之间,那太多的英雄传奇的故事,读来无不荡气回肠。但随着统治日久,统治阶级内部嗜欲渐盛,骄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不再治世惟危,很少“慎终如始”了。王朝的危机呈现出来了。所以历史上屡有中兴之主而造中兴之势。


        然而翻遍二十四史,数一数所谓的不多的几个中兴时期,其气象也不尽人意,甚而至于加速了王朝的覆灭。以致其后的统治者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就像一座梁柱被蚀空的大厦,纵有华丽的外表,也经不起哪怕是轻轻的一阵风或一场雨的吹打了。所以后来读史者无不慨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惨烈战争,都伴随着家破国亡、妻离子散的末世悲歌。社会长期陷入大动荡之中,民生凋敝,流离失所,灾害肆虐,人口锐减,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大幅度的倒退。德国历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博士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导言中就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是被逼走上绝路的人民的伤痕累累的心灵?”在二十四史里,有人曾经做过统计,光是记载的人吃人的情况,如“岁大饥,人相食”或“易子而食”等文字,就不下一百多处。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他把路上所见绘成《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何可惨也!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所谓治世、盛世,绝不可以理解为政治的清平和社会经济的昌盛,它只能意味着皇权在某一时期内的较为稳固和国库的较为充裕。几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的人民有过真正安居乐业、稳定祥和的日子。统治者“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满足一姓一家之私欲,靡不间代。所以,元代词人张养浩在路经潼关,看到废弃的宫阙,不由悲愤填胸,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长叹,引发多少人的思考!这是对中国百姓生活状况的最好概括:无论那些坐江山的怎样更来换去,百姓永远也摆脱不了苦难命运的桎梏。帝王将相们追求的修明政治,太平盛世,说到底,不过是一姓一家以及依傍着这一姓一家而寄生的大大小小的权势者们的家业兴盛而已。而非天下的苍生。几千年以来,皇帝是等级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和支配者,一无例外地都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产业,把黎民百姓当作牛马畜生来役使。至有后来具有民本思想的先贤哲人,才不得不喊出了:“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己之天下也”的吼声。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强大的王朝怎么会在一夜间忽喇喇如大厦倾屺?究竟是谁把善良的人们逼上了绝境?从而甘冒杀头灭族的危险揭竿而起?历史的真相,它的本原究竟是什么?《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就是一部难得的全面探求历史真相的大书,它以其详实的历史事件为里,以激扬的富于质感的文字为表,描绘了乱世之中人与事、生与死的悲壮与沉沦。它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二十个王朝覆亡的秘密,它最大可能的还原了历史事件的本质,它反思了历代皇权的变异之路,剖析了王朝覆亡的嬗变历程,厘清了众多的历史疑问。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又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开山之作。是一部对历史的兴亡衰变融入了当代学者最新的思考和研究成果,浸透着众多学者的众多智慧的上乘之作。但它又不是枯燥的板着面孔的学术著作,也有别于误人子弟的戏说歪批,它是一本有趣而又有益的正史,是一部新颖的不可错过也不可不读的历史读本。


        试举几例:

        王莽欲代汉自立,便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一夜之间,“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王莽大奸似忠,善于收买人心,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王莽之所以能够代汉自主,除了王莽利用西汉本身的社会矛盾之外,另一点就是西汉时期,谶纬大盛,一切归于天命,当时的王莽也算是名至实归。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人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而又短命的朝代。隋朝的重要在于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也为大唐帝国的辉煌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隋朝又如此的短命,有人将隋与秦相比较,认为这两个朝代有诸多相似之处。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历史贡献,是继往开来的朝代又是具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朝代。那么,历史真的存在周期律吗? 中国人在历史的暗礁上,一次次地沉没,却难以反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崇祯皇帝为了对农民军展开更大规模的镇压,向臣下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而却舍不得动用国库,其吝啬如此。上行下效,他岳父周奎(封嘉定伯)硬是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而大明王朝的国库尽归农民军所有,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崇祯皇帝至死不悟,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自缢前。在他的衣襟上写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真是可悲可叹!


        帝国的垮掉不是一天二天就可以摧毁的,任何一个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也都不是朝夕间事,都是有迹可循的。自有其过程,尽管是缓慢的痛苦的,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他总希望自己不会死掉,因而抗争,但也仅仅是延缓其衰亡而已。也有过度耗尽自己多余的精力,从而使自己过早的虚亏。即如所谓的清平盛世,也同样潜伏着危机,只不过被表面的繁华所掩盖,社会承平愈久,其衰危之心愈益懈怠,统治阶层更不愿甚至不敢去面对了,仍然我行我素。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黄金帝国,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扬威征伐,同时也有十分强烈的内向扩张欲望--如不计赀财大建宫室陵寝。而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统治者过于自信,容易形成病态的人格,从而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正如以上所叙,《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针对不同王朝的灭亡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其实,越是接近历史真实的东西,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


        历史是一门严谨的学问,但严谨并不等于高深莫测,通俗也不等于庸俗。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应该有符合当前人们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的传达正确历史知识的通俗作品。《天朝落日》,由于它是由众多史学专家撰写的,面向普通大众的读本,不但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创作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也将使普通读者能够从历史的阅读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从而有所得,有所体悟。 《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之所以在同类书籍中出类拔萃,我以为有以下几个要件:本书集众多学者的智慧于一体,这些年轻的学者思想活跃,“对历史上许多存在阙疑的问题,都有最接近史学研究前沿的解答。在史料上,引用广博,既有基本史书,又有今人著作,并能考证扎实,分析透彻,在可信而又充足的史料辨析中让读者去体验历史的真实;书中的许多分析角度和观点,是对史学界长期研究成果的吸收和总结,也纠正了许多对历史的曲解和误解。既有道德思想的梳理,也有对个性人物成败的历史解读;既有对乱世的刻画,又有对历史大趣势发展的描述。”


        在体例格式方面,本书试图去努力贴近当前最流行的文化时尚。遍布全书的彩色插图,使全书大气厚重,浓浓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卷首推荐的导语提纲挈领,了然于目;而阅读目录,则更是别出心裁,抓住王朝覆亡的核心,全部用最凝练的四字作出高度的概括……这一切,无不体现出编者和作者的匠心所在。也因之使《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一书,成为今年图书市场上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这也是它畅销的外在原因之一。  


        《天朝落日》视角新颖,在历史写作方法上是一种突破,甚至是一种体例的创新。既有对历史事件的细致解读,也有对社会规律的宏观分析;故事性强,可读性强,它完全站在客观的、历史的观点,对于过去的历史事件给予独特的令人信服的叙述和评述,绝非炒剩饭,蹈前人窠臼。比如,对于晋武帝选择继承人的决定问题、北魏大臣崔浩的被杀问题、东晋门阀制度的认识问题、南唐李后主亡国的原因以及南宋高官大吏们的政治操守等等问题,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和独到的论述,让人不得不信服,激起强烈的阅读兴趣。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反省历史,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找到更好的社会发展方向,这是每一个治史者、治国济民者和关心国计民生的华夏子孙共同的期盼。这种以史寄实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爱默生在《历史》一书中很早就有所表述:“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因此,要深刻地了解现实,面向未来,就应当自觉地学习历史,追溯历史。能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知人论世,观古今兴衰之变。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着如此丰赡的文化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是惟一拥有最为连续、不间断历史的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重重劫难之中,中华文明也没有因此沉沦,相反,却表现出不屈的姿态和顽强的精神。整部中国历史,无不充盈着这种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气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中汲取智慧,形成个人不同凡响的历史见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的是长期的史籍阅读和史学训练,而好的读本更能激发人们的读史热情,《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一书,教给你的正是这些关于黑暗和黎明的历史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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