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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美国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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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化[左图:右1郑光路,右2习云太教授(中国武术一级教授),右3刘绥滨,右4铸剑专家龙志成]
滑稽妙文选[人生如戏,图为郑光路(右1)1985年应邀参加影视剧拍摄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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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欣赏的古典、文学、史学作品推荐[1986年郑光路(上排左3)参加武术表演赛后和四川武林好友摄]
阅之有益的史学方面学术文章[图为郑光路(中)当医师时在医院为病人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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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近、现、当代史研究史料参考[郑光路1987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时照片]
文化与教育[图为郑光路练铁指功练武照]
体育武林前辈【左图:1984年时郑光路与李孟常师傅(右)。右图:郑光路与黄林派钟方汉师傅(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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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诗歌谈[图为文革时期郑光路(下排右1)和红卫兵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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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优秀作家陆续推出专栏
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重要文史精华文章专栏!2
重要网络转载时政精华文章专栏!3
2014


·写作范围:文史、文革史、抗战史、四川史研究,以及社会纪实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热点问题类纪实)
·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电话:--
·手机:重要业务联系,请发短信联系
·OICQ:--
·电子邮件:423648068@qq.com
·通讯地址:中国.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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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山──中国佛教十大名山

作者: -上传日期:2013/3/10
 
 
             
     
      佛教与山──中国佛教十大名山
 
 
 
      总目录
 
      前言
      一、文殊道场五台山
      二、地藏道场九华山
      三、法华圣地天台山
      四、禅宗祖庭嵩岳山
      五、诸宗竞演终南山
      六、佛国净土匡庐山
      七、亦禅亦教衡岳山
      八、观音道场普陀山
      九、普贤道场峨眉山
      十、迦叶道场鸡足山
      前言
        佛教与山、人文与自然,这是本书的主题。从释迦立教的本意上讲,佛教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而不是迷信。佛教哲学中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属于唯心主义,但其思想方法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佛教还具有独特的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同时还与文学艺术(诸如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语言文字学、民族风俗学、政治历史学、天文学、医学、体育养生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是人类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放射异彩但尚未完全被人感受到的一种珍品。佛教的根本精神是去恶从善、去染成净、护生佐世,用“出世”思想表示其“入世”的态度,亦即用“出世法”改造“世间法”。它的关于“众生平等”、人人具有佛性的主张,包含着深刻的人人可以教育、可以造就、布衣可以成圣的思想,认为只要通过戒、定、慧三学(同时也是三个阶段)的修习,便可证菩提、入涅般木,亦即所谓成佛。佛教的最高境界的特点是清净、虚寂。为了便于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僧人往往希望远离尘世之名利场,寻求可以寄身托志之所。而自然界中之山,得阳光雨露的化育,受风霜寒热之洗礼,尤具天地之灵气。林海云涛衬其静,飞瀑流泉见其净,莽莽苍苍显其空,虎踪鹿迹明其虚,自然之风采,天造的神韵,难以状貌。净、静、虚、空在僧人与崇山峻岭之间架起一道无形的桥梁,于是产生了独特的人文与奇特的自然融于一体的佛教名山。中国的佛教名山不啻成百上千,仅近世高鹤年居士亲自行脚游历者则有四大名山(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岳(嵩山、泰山、衡山、恒山、华山)、终南、天台、雁荡、罗浮、鸡足、武当、云居、庐阜、黄山、金山、焦山、武夷、天目、齐云、贸阝山、牛首、栖霞、紫金、药山、岳麓、云岗、华盖,崆峒、紫柏、鼎湖、越秀、杯渡、云台、邓尉、灵岩、曹溪、上方等、宝华、大茅等百数十山,遍布华北、关陕、川蜀、中南、华东十余省,相当于大半个中国,而且,这还远非佛教名山的全部。因此故,俗谚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不过,这个俗谚其实只道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僧人选择名山修习是一个方面,而他们一旦住山,便从此成为此山的义务护林员、育林员,而且将文化引进山林,形成人文景观,从而扩大、升华了这座名山的内函,则是另外一个方面。寺于山得其所,山以寺而扬其名,纯自然之名山变成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美之名山。当中国化的禅宗创立之后,这一趋势和作用尤其变得明显。本书所介绍的十山是众多中国佛教名山中之佼佼者,因此更能集中地、典型地反映出中国佛教名山的特点。具体言之,这些名山的特点是:一、都拥有诸多幽美、壮观、奇特、多姿的自然风景点。以十山中最偏远的云南省鸡足山为例,其景点有华首晴雷、苍山积雪、洱海回岚、万壑松涛、飞瀑穿云、重崖返照等等,或喻苍崖之险峻,或写瀑坠如悬练,或状松声之低吟高唱,或描环山之湖光山色……闻其名即欲临其境,临其境则令人既忘言又忘情。其中之美全在不言之中。鸡足山如此,余山亦不例外。二、都拥有雄伟壮丽之中见其玲珑剔透的古建筑群。或殿、或堂、或廊、或庑、或楼阁、或宝塔,有的如星罗棋布,在泼黛苍翠的群山之中隐现其红墙黄瓦、飘逸的檐角和高耸的塔刹;有的联而成片,依山而建,高低就势,参差错落,鳞次栉比。不同的建筑具有不同的时代风格特点,默默地叙说着兴衰荣辱的沧桑巨变,记录下建筑历史的曲折轨迹。在一座座殿堂阁塔中,或金像庄严,或舍利呈祥,或碑碣传幽,或经籍遗香,或钟磬唱古,或壁画流丹,满目尽是希世文物,处处珍藏国之重宝。在竹帛黄卷中它们早已记录在案,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则仍然是跳跃闪光的一朵朵浪花。僧人们不仅藉山川与经教淘洗心灵,同时也用汗力养育了山林以及山林文化。凡称得上佛教名山者,山川之秀与“三宝”之灵,二者不可或缺。三、都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共处之山。佛教名山其实并不是单一弘扬佛教之山,而往往是既有僧人和寺院,又有诸生和书院、道士和真观,同时并存共处一山之中,既斗争,又联系,互受影响,互相融合,酿造出芬芳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儒家讲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道家讲致虚、宁静、归根、复命,这与释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不无相似、相通,这或许就是不同的学说,不同的宗教选择山林作为其研习学问、修练功课的同一衷怀。三教同山为三教融合、加速佛教中国化过程创造了一种宜人的氛围、一个特定的良好环境、一条便捷的通途。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在编写体例上既着重于佛教,又同时着眼于儒道二教的原因。这样做,可以从更宽的视角、更高的层次上观察、突出这些佛教名山的文化内函,同时也可以更深层、更详尽地开发其旅游经济的丰富资源。四、这些名山大多具有国际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因此不仅誉满神州,而且也称美于海外。据可考者约略统计,在本书所介绍的十山中活动的外国僧人,属西域国籍的有25人左右,属韩国国籍的约69人,属日本国籍的约27人。如许之多的外籍僧人前后相踵、东来西往,或传法,或求法,时间绵历千余年,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们那种不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的传道受业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大大地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域和中国的文明,增进了中国人民与有关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这些佛教名山也因此而提高了知名度,使之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本书提供有大量翔实的资料,从自然与人文的广角研究和介绍了这些名山峻岭。此书集研究与实用、学术与旅游价值于一身,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希望能对研究者和旅游者都有所裨益。顺此说明,本书《文殊道场五台山》由温金玉同志撰稿;《法华圣地天台山》、《禅宗祖庭嵩岳山》、《佛国净土匡庐山》、《亦禅亦教衡岳山》、《普贤道场峨眉山》、《迦叶道场鸡足山》由白炎同志撰稿;《地藏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由陈景富同志撰稿;《诸宗竞演终南山》由杨照林、陈景富同志撰稿。全书最后由白炎、陈景富补充修改审定。陈景富于西安寓所无说斋1997.2.20日
      一、文殊道场五台山
        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汉地,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便逐渐弘传至这一地区。从此,五台山佛教历经沦桑,弘传不绝。寺庙林立,香火兴盛,名僧济济,宗派繁多。五台山成为海内外信众虔心巡礼朝拜的佛国圣地,与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一、地理形胜
        五台山在山西省的东北部,位于北纬39°02′、东经113°32′附近,地跨山西省的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和河北省的阜平县二省四县,但其大部分在五台县境内。五台山属太行山一个支脉,为东北至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纵长约二百里,方圆五百里。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和中台五大高峰。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西台挂月峰,海拔2773米;南台锦绣峰,海拔2485米;中台翠岩峰,海拔2894米;北台叶斗峰,海拔高达3058米,为我国华北地区最高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座台顶虽峻极云表,峰顶却平坦宽广,“有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又因此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广清凉传》卷上),亦称为“清凉山”,并被人们誉为“清凉圣境”。五台山景色宜人,风光秀丽,气候凉爽,是消夏避暑的理想胜地。五台山五峰耸立,左邻恒岳,右接天池,北陵紫塞,南俯中原,环基所至五百余里。自古便有五台、四土垂、四关、四门等形胜说法。其实,古今五台的分布罗列是有差异的。宋代僧延一的《广清凉传》卷上说:“至巨唐俨禅师,神异僧也,尝登西、南台之上,望见五顶,皆有五色云覆之。随云覆者配之为台,唯古之中台,即今之北台;古之南台,即今之中台(孝文封为南岳也)。余皆定矣。”唐代行俨禅师(?~849)以前的五座台顶是:北台为大黄尖,中台为叶斗峰,南台为翠岩峰,西台为挂月峰,东台为望海峰。此后的五座台顶变为: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南台锦绣峰,西台挂月峰,东台望海峰。古今五台,中、北、南台有变,东、西二台相同。人们习惯上把五台之外称为台外,五台之内则称为台内。所谓四土垂,在《广清凉传》中说:“按《灵记》,五台山有四土垂,去台各一百二十里”。东土垂无恤台,即恒山顶,在山西省浑源县境内;西土垂瞢薨豆山,即管涔山,在山西省宁武县境内;南土垂系舟山,在五台县灵境乡境内;北土垂覆宿堆,即夏屋山。明代沙门镇澄所撰《清凉山志》卷二也说:“五峰之外,复有四土垂,东曰青峰土垂,即常山,亦名无恤台,赵襄子曾登是山,因以为名。南曰朱明土垂,即方山,李长者著论处。西曰鹤林土垂,即马头山,亦名磨笄山,代子夫人磨笄自杀处也。北曰玄冥土垂,即夏屋山,亦名覆宿山,古之帝王避暑处”。这里所说的四土垂与《广清凉传》略有不同,东土垂仍为恒山,南土垂方山,在山西省寿阳县东北40里,西土垂马头山,在山西代县城东南25里。北土垂仍为夏屋山。
        所谓四关,在《清凉山志》卷1中载,五台山“雄据雁代,盘礴数州,在四关之中,周五百余里。”四关,即指雁门关、龙泉关、平型关和牧护关。雁门关,亦名西陉关,在山西省代县西北30里处;龙泉关,在河北省阜平县西70里处;平型关,在山西省繁峙县东130里处;牧护关,在五台县城东南10里处。此外,五台山还有四门的说法。近人李相之在其《五台山游记》中说:“五台山有东西南北四门。南门有三层:第一层叫大关,亦名虎狼(牢)关,离济胜桥四、五里。第二层是阁子岭,岭上有‘五台奇胜’石碑一座。第三层是虎阳岭。北门是鸿门岩,东门为龙泉关,西门即峨峪岭。”四关四门,分列于五台山东西南北四周边界上,成为五台山佛国圣地的出入门户。《敦煌石室遗书》中的佛教史籍说:“昔人颂宇内灵奇之境,恒言五岳之外,复有三山。盖谓五台、峨眉、普陀也。三山皆因佛迹显,而五台尤以山辟最早,境地最幽,灵贶最赫,故得名独盛。”五台山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形势,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自然地为五台山佛教道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即构成以五峰环抱的台内台怀镇为主体基地,四方弘布,东叩阜平的龙泉关、西临宁武的管涔山、南接寿阳的方山、北倚北岳恒山的地域广阔、佛法独特的北方系五台山佛教文化圈。二、佛教沿革
        五台山相传为文殊菩萨应化道场。早在东晋十六国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即北魏泰常六年,天竺沙门佛陀跋陀罗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中《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此经把清凉山定为文殊师利所居之地。唐景龙四年(710),菩提流支译出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大地)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中国古称震那国,五台山亦在中国的东北方,尤其是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恰好符合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由此武则天在位时法藏所著《华严经探玄记》卷15就说:“清凉山则是代州五台山也。于中现有古清凉寺,以冬夏积雪,故以为名。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正式确认清凉山就是五台山,而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唐华严宗四祖澄观在所撰《华严经疏》中更直截了当圆满了这一说法:“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将清凉山等同于五台山,把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这一衍化过程,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澄观撰《华严经疏》止,可以说基本结束。从此,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标一帜,影响越来越大。文殊为释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师,亦称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中地位极尊,五台山因了文殊道场的缘由,也就受到了僧俗信众的信仰、历代帝王的崇建以及王公武将文臣的护持,成为汉、藏、满、蒙各民族尊奉、海内外知名的佛教圣地。1、五台山佛教的肇始及兴衰
        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五台山佛教的兴衰和寺庙创建最早。关于五台山佛教的兴始和寺庙创建的时间,自古以来,说法很多。明代高僧镇澄所撰《清凉山志》载:摄摩腾、竺法兰“于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阳,”“明年春,礼清凉山回,奏帝建伽蓝。腾以山形若印度灵鹫山,寺依山名也。帝复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者信也。始度僧数十居之。”若依此说,大孚灵鹫寺当始建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是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此说源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其山属代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五台山东汉兴佛建寺之说,亦同样见于宋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大孚灵鹫寺者,世传后汉永平中所立。”这一说法因了道宣的声望及《清凉山志》的广泛流通,目前较为流行,但查诸僧传,均未载摩腾、法兰于永平十一年春至五台山一事。且摩腾其人,刘宋之前不见史载,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尚无定论。至于法兰传中说的“忄音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洛阳,明帝即令画工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梁《高僧传》卷1)。其中的“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中,并不是清凉山(即五台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五台山记》中说:“余考之,五台山在汉为虑厂虎县,而山之史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自天竺来此,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而不在此也。”其实,根据史料记载及考证,在东晋初年、后赵时期,由天竺高僧佛图澄及其弟子东晋名僧释道安方将佛教传入山西境内。所以,东汉时五台山即建有佛寺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况且,五台山回环五百余里,大孚灵鹫寺即今菩萨顶、显通寺一带,处于五台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在佛教初传汉地之时,即在这里建造寺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在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著作唐代沙门慧祥所撰《古清凉传》中又有另一种说法:“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仿佛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皆传录之谬也。”依此说,大孚灵鹫寺是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释慧祥所说的《高僧传》是指唐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其中《昙韵传》载:“昔元魏孝文,尝于中台置大布寺,帝曾游止,具奉圣仪”。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文物考证,北魏时期五台山兴建佛寺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到拓跋王圭时,始知佛法,只是当时“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同上)。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天下粗定,遂频诏建寺,礼敬僧人。拓跋王圭开北魏崇佛之风气,从此代皆如此。文成帝时(452~465),为其祖先铸释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万斤。又任沙门昙曜为沙门统,于城西武州塞凿山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绝一世。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孝文帝立,笃好佛理,大兴佛寺,至太和六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新旧寺约一百余所,魏境四方各地僧尼77258人,有寺6478所。北魏的崇佛政策,影响波及整个北国。处于平城东南600余里的五台山,此时兴寺度僧,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五台山佛教的兴起和佛寺的兴建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载,“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年礼谒,”并至台山避暑,于中台置千许“小石浮图”,在清凉谷岭建造了清凉寺。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认为“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孝文帝登五台山时,见“有一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广清凉传》)。遂“爰发圣心,”造建了大孚灵鹫寺,又于寺前种植花园二、三顷。并且环绕鹫峰置建了12座寺院。五台山佛教由此而兴。孝文帝以后,诸帝也都崇佛,“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阉官自慨刑余,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丈夫相。以状闻,帝大惊,重之。于是国敬《华严》,复尊恒日”(《大唐内典录》)。皇帝奉佛,朝野风从,一时皇亲国戚、王公贵族等,纷纷施财信佛,立寺建塔,至山瞻礼灵迹。魏文帝第四女信诚公主于五台山兴建佛殿讲堂,置公主寺。棣州剌史崔震于中台造精舍一所、小石塔数枚。宕昌王亦曾游五台山,于佛光山造宕昌寺和佛光寺。在元魏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公主寺、观海寺、铜钟寺等数十座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可见,其时五台山佛教已很兴盛。北齐诸帝大多好佛,至使齐境佛刹林立,僧尼众多。至今山西境内北齐佛教遗迹,还有多处。五台山佛教在北齐崇佛风气下,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进入其佛教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古清凉传》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寺塔,将四十千。此中(指五台山)伽兰,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按正史,周武帝灭齐后,执行废佛政策,在原北齐境内没收佛寺四万余所,使三百万僧人还俗。可见慧祥的记载大致符合史实。一座五台山,居然建寺二百,并割八州之税供养,可见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北齐初年,第三王子入山求见文殊菩萨,烧身供养,诏修王子烧身寺(即今寿宁寺)。周武灭佛,齐境盛极一时的佛教,于此衰落,五台山佛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寺庙悉毁,僧尼还俗。以至慧祥感叹道:“遭周武灭法,释典凌迟。芳徽盛轨,湮沦殆尽”(《古清凉传》)。隋兴,一改废佛为崇佛。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下诏,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清凉山志》)。开皇十三年(593),文帝又派人至五台山,设斋度僧,并自称“佛弟子。”五台山佛教又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李渊父子由太原起兵而有天下,建立唐王朝。因此,他们把太原府辖境内的五台山看作是“龙兴之地”。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云:“五台山者,文殊门必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清凉山志》)。于是,在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这就奠定了有唐一代对五台山佛教的基本政策。武则天为了给自己君临天下制造舆论,对佛教特别热心。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她“神游五顶”,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竣工后,命名僧感法师为寺住持,并封感法师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广清凉传》)。清凉山住持感法师成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僧官,这是五台山佛教在全国佛教界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发端。武则天遣使到大孚灵鹫寺前,采花万朵,移到禁苑,命内道场栽植供养。并派尼妙胜在中台造塔,一年完工;遣内侍黄门金守珍就山供养,设斋供一万菩萨,设斋之日,巡礼僧达万人。唐代宗时著名高僧不空曾派弟子含光来五台山建金阁寺,不空首先施舍自己的财产,并动员代宗及诸大臣赞助。于是,宰相王缙从中书省开出募捐许可证,命五台山的僧侣数十人,分赴全国各地募捐。代宗也给全国十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支持这项募捐活动。金阁寺建成后,又造了玉华寺。大历五年(770)不空还曾亲自到五台山修功德,并运用自己在朝廷的势力,奏请天子在天下著名寺院都建文殊阁,作为五台山根本道场的支院。又奏请在天下各寺院食堂中改所供宾头卢尊者为文殊。这样就把文殊信仰推广至全国,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以各著名寺院为枢纽,遍布天下各大小寺院的文珠信仰之网。五台山佛教经唐代诸帝的倾心供奉推动,寺院建筑规模宏大,全山僧尼数以万计,进入其佛教发展的第二个繁盛期。当时全山有佛寺360余所,其中规模宏丽者70余所,全山僧尼”达万人之众”(《全唐文》卷621)。五台山成为中外佛教徒共同向往的佛教圣地,瞻礼五台山的僧侣,川流不息。入唐以来,佛教有了很大发展,但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破坏,从而和寺院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废佛事件。武宗会昌四年(844)禁供佛牙,并敕五台山、终南山、泗州普光寺、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骨也不许供养。接着,会昌五年,大规模拆毁寺院,没收寺产,遣散僧尼。凡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寺庙四万多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佛教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会昌六年(846),武帝去世,继位的宣宗以至懿宗都力图恢复佛教,但王朝已临末运,藩镇倾轧,农民起义,数十年间,战乱频仍,中国佛教从此衰落。经过这次废佛,五台山佛寺中,只有僻处台外、规模不大的南禅寺遗漏保留下来。此寺建于建中三年(782),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成为我国最古的一座现存唐代木构建筑。其余寺院,有的就此湮没,有的重新修复。大中二年(848),宣宗诏令五台山新建五座寺庙,各度僧50人。昭宗时曾敕令重修寿宁寺,并拨给州田百顷。佛光寺,会昌废佛中被毁,宣宗即位后,愿诚和尚重返佛光,整理废墟,女弟子宁公遇施建了东大殿。此殿建于大中十一年(857),距今一千一百多年,是我国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又一颗明珠。《广清凉传》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再请君页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养主。”可知在宣宗在位期间,又修复了许多寺庙,诏度了五千余名僧人,五台山佛教有了一些恢复。但随即不久的五代,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遂使五台山佛教又趋式微。《广清凉传》载:“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俄钟随季,海内分崩,寓县沸腾,生灵涂炭。兵火延及,荡焉靡遗;大率伽兰,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67所,余皆湮没焉”。由此可知,尚未恢复元气的五台山佛教再遭打击,以至周世宗灭佛后,至宋初,寺院仅存67所。宋太祖赵匡胤创宋之后,一反后周灭佛政策,转而对佛教进行扶持和保护。于是,五台山佛教又从萧条转向了新的兴盛时期。太平兴国元年(976),太宗诏曰:“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敕中使将金泥书经一藏送至五台山菩萨院供养,“每岁度僧50人,令事清修”(同上)。太平兴国五年(980)正月,又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佛祖统纪》)。并令内侍张廷训往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供奉于真容院。同年四月,又遣使蔡廷玉等到台山建寺,“敕河东路有司运给”(《清凉山志》)。太平兴国七年(982)八月,寺建成,赐额“太平兴国寺”。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台诸寺院,今后每至承天节依例更不试经,特许剃度行者50人,内20人与真容院,余以等第轮次均分诸院”(《宋会要辑稿》)。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又“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广清凉传》)。由于宋代诸帝对五台山的崇建,佛寺兴建增多,僧尼人数猛增。《广清凉传》载:“自是,层楼广殿,飞阁长廊,云日相辉,金碧交映,庄严崇奉,邈越前代矣。”据《广清凉传》载,宋时全山有寺70余所,僧尼五千多人,香火已十分旺盛。北宋未年,金兵大举伐宋,五台山因与金朝接壤,“比因边亻卒,议括旷土,故我圣境山林,为土兵所有,门开余田斩伐,发露龙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残八九,僧众乞丐,散之四方”(《清凉山志)。五台山佛教因战事又一次受到冲击。宣和七年(1125),忻、代二郡失守,金兵占领了五台山,五台山一带僧俗受到金兵烧杀抢掠。五台山僧正真宝曾团练僧兵,联合宋军抵抗金兵。作为金朝统治者的女真族,一方面受当时崇佛社会风尚的影响,另一方面金代诸帝为柔服汉人,加强中原地区统治,亦对五台山佛教加以尊奉。天会十五年(1137),于五台山佛光寺重建七间木构建筑的文殊殿和五间天王殿。正隆三年(1158)建造了灵岩寺(即岩山寺)金帝完颜亮且命“御前承应画匠王逡同画人王道”(《灵岩寺水陆图碑记》)于正殿中绘画水陆图。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敕建五台山万岁寺。还在五台山新建了平章寺,重修了净名寺。从中可看出,金朝统治者对五台山还是尊崇的。
        元朝建立后,对佛教非常尊崇,喇嘛尤受优礼。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诏曰:“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清凉山志》)。第二年造经一藏,敕送五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并修十二佛刹。元贞元年(1295),元成帝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军卒,“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元史·武宗本纪》),参加营建施工的人数达一万三千九百人。可见当时工程规模之大。元代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有万圣国寺、大圆照寺、普恩寺、铁瓦寺、寿宁寺、西寿宁寺、护国寺、金灯寺、望海寺、温泉寺、石塔寺、清源寺等。元代兴建的寺院,规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选派任命,朝廷并将大量土地赐与寺院。元代五台山的寺院不仅拥有田产,还开采铁矿,经商贸易,这就为元代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元代诸帝的崇建,蒙汉人民的信奉,五台山在元代成为兼弘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圣地。明清时代又是五台山佛教兴盛时期。出身于僧侣的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佛教,以下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断地对五台山遣使供养,建寺修刹。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特别重视喇嘛教,因此使五台山自元代兴始的喇嘛教,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与汉地佛教等同的地位。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人到西藏迎请名僧哈里麻到京,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杨日升重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并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台山十寺为国祝厘,命五台县按月供给寺僧米粮,又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菩萨顶)。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经送普恩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在五台山设龙会,赐与五台山僧人锡杖、衣钵一千二百付。明神宗李太后,亦舍钱于五台山修建寺院。据明万历年间五台山狮子窝寺镇澄法师撰《清凉山志》记载,当时“台内佛刹,凡六十八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万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显通寺讲经时,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僧俗每日不下万人,也可说明当时五台山佛教之盛。入关统治中原的清王朝,更是对佛教优加崇奉。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由是中外刈安,边民享日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山西通志》)。国家非常重视利用黄教来加强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区的联系,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将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迁住五台山镇海寺,以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康熙皇帝曾赴台山五次,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台内十座汉庙(罗目候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改为黄庙(喇嘛寺),和尚也一并改为喇嘛。乾隆皇帝也赴台山六次。由于朝廷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因此五台山佛教特别是喇嘛教极为兴盛。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恒千余人”(《五台新志》)。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蒙藏佛教徒对五台山崇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不绝”(同上)。“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袁希涛《游五台山记》)。在清代,五台山佛教促进了汉、蒙、藏、满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在五台山黄教鼎盛的清代,汉地佛教也十分盛行。据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清末,全山有青庙(汉地佛教寺庙)78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以上。中华民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乱,许多人流离失所,人们把寺院当作避难之所。据有关资料统计,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台山境内有寺院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日军侵占五台山后,许多僧人不甘奴役,纷纷逃离,境内佛教急遽衰落,寺庙亦遭破坏。1946年,五台县解放,外逃僧人陆续返回。土地改革时,部分寺庙又遭破坏。建国初期,五台山佛教仍坚持正常活动。“文革”十年,五台山佛教亦受冲击,寺庙多遭破坏。1978年以来,逐步落实宗教政策,国家拨款1000余万元,修复寺庙30余座。五台山现有自唐以来各个朝代寺庙50余座,常住僧200余人。夏季,游方僧人很多,常有500至800人,目前,这些僧人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2、五台山佛教宗派及高僧
        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几经沧桑,本身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五台山这个小舞台上同样演绎着中国佛教史的风雨兴衰。自东晋十六国到现在的一千五百余年里,五台山佛教名僧辈出,僧才济济。各宗高僧来台活动,都把五台山作为弘法传宗的基地,使五台山佛教呈现出显密诸宗并弘,汉藏佛教共存的独特风采。华严宗《华严经》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是五台山为文殊道场的主要依据。从北魏时候起,五台山一直是传播、研习《华严经》的主体基地,华严学在五台山兴起最早。北魏太和初年,代京阉官刘谦之自惭形秽,入山修道,昼夜读诵《华严经》,将此经传入五台山。后有悬瓮山沙门灵辨于延昌四年(515)入五台山清凉寺研习《华严》,至神龟三年(520),撰成《华严经论》100卷。隋时释昙义及弟子昙训,常居五台山,每日讽诵《华严》一帙,以此为恒,经年不息。佛光寺解脱大师及其弟子明曜,转读《华严》,晓夜无辍,还依《华严》作佛光观。唐开元年间,著名华严学者李通玄曾至五台山华严寺,研习华严经,后于五台山南土垂方山著《华严经合论》120卷、《华严经大意》1卷、《华严决疑论》4卷。唐代著名高僧华严四祖澄观也于大历十一年(776)到五台山华严寺修习华严学,后经四年写出《华严经疏》60卷,有“华严疏主”之誉。在此书中,澄观明确把清凉山定为代州五台山,使五台山正式成为文殊道场。澄观开讲新疏,影响日大,后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又作《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抄》90卷。澄观驻锡五台山20年,讲演《华严经》达50遍,使五台山真正成为当时华严学中心地之一,他自己因此功德被授以“清凉国师”的尊号,成为五台山佛教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一代高僧。继澄观之后,华严五祖宗密亦于长庆元年(821)至五台山弘传华严教旨。此后五台山僧人中弘传华严宗的,还有后唐诚惠,后汉继,北宋承迁及其弟子净源。承迁著《华严经金师子章注》1卷,净源著《华严经原人论发微录》3卷、《华严经普贤行愿修证仪》1卷、《华严经还源观疏钞补解》1卷,时称“华严中兴之祖。”元代真觉国师文才以及号为“华严菩萨”的正顺,都是五台山研习《华严》的贤首大德。明代又有月川镇澄法师、无尽慧定法师和契真道相法师弘传华严。清代“阐教神师”达天通理亦是一代华严宗匠。净土宗北魏时,五台山佛兴寺高僧昙鸾是弘传弥陀信仰的净土祖师。他广学内外经典,修持净土法门,著有《往生论注》等,是五台山净土宗的先驱。唐大历五年(770),净土宗四祖法照至五台山华严寺,入念佛道场,弘传净土教义,创“五会念佛”,使学净土者益众。贞元十五年(779),创立竹林寺,成为唐代著名净土道场。明代又有衤朱宏真可、憨山德清以及月潭倡导禅净一致,归心净土。据民国年间统计,当时五台的净土教徒占全山僧尼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律宗早在北魏太和末年(497),法聪律师就在五台山北台(今碧山寺)为众开讲《四分律》,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解律之始,弟子道覆曾录为《四分律疏》。隋代僧人惠龙精通律学,继法聪律师以后,又在五台山开讲《四分律》。唐时,律宗创始人道宣律师曾至中台宣讲律学,使台山律学转变为律宗,五台山亦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戒坛。唐代大和二年(828),禁止诸州传戒之时,天下数百戒坛,仅许五台山、洛阳二处戒坛保留,足见五台山戒坛在当时地位之高。以后,五台山律宗延绵不绝,代不乏人,出了不少著名律师。如元代圆光法闻律师曾隐居台山6年,研读《大藏经》。至明代,虽然“谈经者多,弘律者少”(《清凉山志》),但五台山律宗还相当盛行。宗林律师为弘治年间登坛大戒主,曾任五台山提督,对五台山律宗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整顿纲纪,为五台山僧风的纯正做了杰出的贡献。被人称为“中兴律祖”的古心如馨律师为恳求戒法,三逾寒暑,徒步跋涉来到五台山,于此悟通大小乘律后,返回南京兴建古林寺律宗道场。弟子寂光曾于万历年中在五台山起皇坛传戒,中兴南山律宗。弟子远清自幼出家五台山,从如馨律师学律后,又返回五台山,精研律部,传戒授法,遂使五台山法戒大盛。禅宗早在隋时五台山解脱和尚就习禅,作佛光观。唐时五台山有北宗神秀系的巨方禅师,荷泽神会系的神英禅师,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系的智通禅师、赵州从谂、木叉和尚、隐峰禅师,雪峰系的孚上座,沩仰宗的无著禅师等于此修习弘传禅宗。五代时有五台山真容院匡嗣禅师弘扬禅法。金代有铁勤寺慧洪禅师精进不懈,勤修禅业。元时有临济一代宗师海云印简在五台山弘法,清凉高僧真觉大师就曾从印简咨决心要,印简为五台山禅学的延续作了巨大贡献,时人称为中兴临济名匠。元明清时期,禅宗在五台山居于主要地位,明时有碧峰禅师,明太祖曾为他在五台山敕建了普光寺;孤月禅师在成化年间在五台山华严谷建普济寺,后终于本寺,且有《清凉语录》行世,另外还有大巍、宝印、无边诸禅师在五台山参究禅机,弘扬佛法。禅宗自创宗以来,一直是五台山佛教中的一大派系,据1956年统计,全山445名僧人中,有禅僧163人。1983年统计,全山116名僧尼中,有禅宗僧人74人。密宗五台山密宗始兴于唐。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印度僧人佛陀波利把他译的《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置于台山诸寺,标志着密宗开始传入。大历五年(770),密宗大师不空派弟子含光、行满至五台山修金阁、玉华二寺,七月,不空也至五台山修功德,且令金阁、玉华、清凉、法华四寺转《仁王护国经》等,为国行道。密宗开始在五台山建有自己的传教基地,并开展佛事活动。元代诸帝特别信奉密教。至元初年,曾诏国师胆巴居于寿宁寺。国师阿麻剌室利在台山建立了大善法藏寺。明永乐元年(1403),曾迎哈立麻至京,明成祖令其统领天下释教,后又遣使送至五台山大显通寺居住。明成祖还于永乐十二年(1414)迎请黄教祖师释迦也失至京,尊为国师,次年敕住五台山。从此五台山就成了内地黄教盛行之区。清代更加尊奉喇嘛教,顺治年间就派喇嘛住于五台山,并特命阿王老藏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理番汉僧众。还有老藏丹贝住于罗目侯寺,执掌五台山政教大权。章嘉呼图克图亦住于五台山,影响及声望很大,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达到极盛的地步。1956年,据统计有密宗僧人217人。1983年有密宗僧人19人。可见密宗在五台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宗派。唯识宗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和永隆元年(680),唯识宗创始人之一,玄奘大师的高足窥基就两次入五台山,弘扬唯识宗旨,并于中台顶建了唯识宗道场。宋金时有清凉寺成觉及其弟子善慧、佛光寺日木公等唯识诸大贤。元代尚有弘教慧印大师继续在万圣佑国寺弘传唯识宗旨。天台宗在唐代,五台山天台学也十分兴盛,有天台名僧志远法师弘传此宗教旨。志远曾居五台山大华严寺40年之久,讲述天台圆顿之旨,修行法华三昧,并著有《法华疏》10卷、《玄门》10卷、《止观释义》10卷等。他志行高洁,声名远播。日僧圆仁曾来五台山从志远法师学习天台教义。五代时的光屿法师,宋代的慧悟法师都继志远法师之后,继续弘传天台教旨,使五台山天台宗得以延续。摩法宗为五台山独有的宗派。相传东汉时摩腾、竺法兰礼五台山后,隋唐僧人仰慕其法,故创摩法宗,后融于华严宗。清时再度出现。民国年间,同禅宗、净土宗并列弘传。据1956年统计,五台山有摩法宗僧人39人。1983年时,仍有14人。在五台山这块佛国净土上,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俱曾至此弘法布道,开创本宗基地,使五台山形成汉藏佛教两大体系汇合、青庙黄庙并存、显教密教竞传的独特格局。五台山佛山圣水也孕育了一代代名僧大德。除以上所列外,在现代尚有一代名僧能海上人。他精研佛法,显密兼通,曾在五台山清凉桥,复修吉祥寺律院,开辟弘密道场。能海法师学修并重,著译甚丰,被佛界僧众尊为四川文殊、第三法王,建国后曾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并出访印度,参加亚洲和平会议。能海法师于1967年圆寂于五台山碧山寺。中国当代名尼通愿法师,驻锡台山30年,弘法利生,苦心清修,精研戒律,志行高洁,海内外善信同仁,共仰尼师风范,共同推举其为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通愿尼师于1991年3月圆寂后,在五台山如法荼毗,并设供养道场。
 
      3、五台山佛教文物及艺术
        五台山文物荟萃,珍品汇集,是我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的艺术宝库。五台山现有各种寺庙50余座,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座,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0余座。南禅寺大佛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均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南禅寺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殿身面宽进深各3间,梁架制作,极为简练。屋顶平缓,出檐深远,殿脊高耸。殿周围由12根大柱支撑,柱体粗壮结实,柱头使用斗拱,拱头券刹都为5瓣,每瓣都向内幽页约3厘米,为我国木构建筑中的孤例。佛光寺东大殿重建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面宽7间,进深4间,单檐四阿顶,斗拱肥硕雄健,屋檐深远翼出,铆榫严实牢固,举折甚为平缓,梁枋嵌削规整,结构精巧,气势壮观,为我国唐代木构建筑中的杰作。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寺庙,有殿堂楼房400余间,布局整肃严谨,阔畅宏大。建筑多带宫廷建筑色彩,堪称明清寺庙建筑的典型。寺内有明建无量殿,全部砖砌,没有梁柱,又称无梁殿,为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寺中又有铜殿,铸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宽9尺,深8尺,高丈余,外观两层,内为一室,四角四柱,内供文殊铜像,四壁铸佛像万尊。与显通寺并称为五大禅林的还有塔院寺、菩萨顶、殊象寺、罗目侯寺。塔院寺内大白塔,通体高达75.3米,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据说是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塔身形如藻瓶,塔刹、露盘、宝珠均为铜铸,露盘及塔腰悬风铎252枚,为我国塔式建筑中的珍品,如今已成为五台山佛地的标志。菩萨顶在鹫峰之上,门前有石阶108级,大殿用三彩琉璃盖成,金碧辉煌。殊象寺所供文殊驾狻猊塑像,高达9.3米,如出神工;又有明代悬塑五百罗汉像,如同倒嵌的缕空大浮雕,手法新颖。罗目侯寺门前有一对唐代石雕卧狮,后殿内有木莲花一朵,高达丈余,转动机械时,莲瓣渐开,荷蒂中的四方佛徐徐现出,这就是著名的“开花现佛”。南山寺、佑国寺和龙泉寺的建筑特点是将木结构和石雕、砖雕、浮雕及彩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建筑整体。五台山的木结构古建筑,历史沿革性强,建筑宏伟,细部精巧,样式繁多,手法典型。在五台山,从唐以后,宋、辽、金、元、明、清,直到民国年间,均留下了典型的建筑物。唐代建筑庄严朴实,宋代建筑柔和绚丽,辽金建筑大胆减柱,元代建筑粗犷自然,明代建筑规矩谨严,清代建筑豪华精巧,民国时期的建筑细腻繁杂。五台山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篇幅浩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五台山除佛寺建筑外,还有型制多样的中国佛塔。从北魏到新中国,历代所建佛塔,在五台山均可以找到实物。从使用材料看,有砖塔、石塔、琉璃塔、木塔、铜塔、银塔、铁塔、玉塔、水晶塔;从建筑形制看,有穴率堵波式塔、密檐式塔、楼阁式塔、亭阁式塔、金刚宝座式塔、组合式塔;从规模上看,大者高75.3米,直插苍穹;小者0.05米高,精巧玲珑;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佛塔和墓塔,佛塔又可分为舍利塔、灵迹塔及一般供奉塔;墓塔也可分为高僧墓塔与一般性纪念塔。在五台山佛教文物中,还有华严经字塔,由白绫和黄绫裱糊而成,宽2米,长6米,上写华严经80卷,计字600043个,由字迹拼成一座7级浮屠图案。远看,飞檐悬铃,俨然工笔画就;近看,一笔一划全是由蝇头小楷组成,多一字无放处,少一字不成塔,经毕塔成,浑然一体。字塔系清代康熙年间,苏州三宝弟子许德心花费12年时间“沐浴焚香书成”。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珍品和艺术珍品。此外还有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郑板桥的兰竹刻画;明代丁云鹏画于菩提叶上的十八罗汉图;清代国画《五台山图》;清代竹禅和尚以舌写就的“心地未容一念杂,话头常复六时精”条幅等。五台山目前寺内寺外保存下来的钟、鼓、钵、碑、碣、幢、匾、牌、联,无一不是珍贵的文物。在中国音乐文化里,五台山佛教音乐也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五台山佛教音乐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兴盛起来的。原有的印度梵乐佛曲、呗赞转读,汲取中国唐宋曲牌、元代杂剧散曲以及民歌、民间器乐等音乐养分,便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寺庙音乐。寺庙音乐在国内分南北两个系统,北方又分东西两路流派。五台山佛教音乐属北方系统,但独立于东西两路之外,自成体系,曲调古雅,内分青庙与黄庙两个派别。青庙讲究“入法”,即规矩,风格幽雅、静谧;黄庙要求不甚严格,曲调明朗,更富有民间色彩。1958年,五台山青黄两庙的18位僧人,组成乐队,赴省城太原演奏庙堂音乐,荣获嘉奖。1989年3月五台山佛乐团首次抵达香港演出大型佛教音乐,引起轰动,反响很大。
 
      三、历代帝王与五台山佛教
        东晋名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崇建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魏孝文帝认为佛教有助于王政,在境内大兴佛教,于五台山始建了大孚灵鹫寺、佛兴寺、清凉寺等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遂使五台山佛教兴起。北齐诸帝亦倾心信佛,大起佛寺,五台山建寺2百余所,并割8州之税,以供香火。至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方寺塔悉毁,僧人散之。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迅速。隋代二主都崇奉佛教,敬仰五台。开皇元年(581),文帝即诏令五顶各置寺一所。大业二年(606)隋炀帝改驴夷县为五台县,县以山名,可见五台山在当时的影响。唐代,从太宗到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邦赍供,不可悉记矣,”(《清凉山》)。唐太宗就认为五台山是文殊所居,“实我祖宗植德之所”,所以建寺度僧。高宗显庆元年(656)十月,诏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奠定五台山佛教兴盛的经济基础。龙朔年间(661~663),曾“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寻圣迹”(《古清凉卷》),绘制了五台山文殊化现图,使“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同上)。睿宗朝,亦按照常例,给五台山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玄宗朝重修清凉寺。肃宗曾诏五岳并五台各建寺一区。代宗时,吐蕃兵陷京师,郭子仪兵至解围,败吐蕃,代宗以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助之力,便不惜耗费巨资,令修五台文殊殿,造丈六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并支持不空三藏于五台山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德宗时,曾诏五台山竹林寺净土四祖法照入宫,教授宫人五会念佛;诏大华严寺澄观法师至长安,并赐“清凉国师”之号。唐武宗会昌灭佛,五台山佛教又遭到严重打击,寺庙毁坏,僧众解散。宣宗即位后,于大中二年(848)正月敕曰:“五台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见存者,使令修饰。每寺度僧五十人”(《唐会要》卷48)。《广清凉传》也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可见,会昌后趋于式微的五台山佛教经唐宣宗的扶持,很快便得到恢复和发展。入宋以来,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三百八十轴。恢隆佛化,照耀林薮。清凉之兴,于时为盛”(《清凉山志》)。北宋诸帝崇奉佛教,在唐宣宗兴佛的基础上,又使五台山佛教得以发展和兴盛。太宗敕建太平兴国寺,诏令“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重修五台10寺。宋真宗于景德四年(1007),曾敕五台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元兴,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礼佛,修葺五台山12佛刹。成宗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并于元贞二年(1296)至五台山,瞻礼文殊,礼重五台山华严菩萨正顺法师,并敕建万圣佑国寺。武宗时亦大规模建寺于五台山,礼重五台山真觉大师,授以僧统之职。仁宗时置五台寺济民局,并“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开采铁矿。英宗也曾于至治二年(1322),至五台山朝山拜佛。泰定帝敕建五台山殊样寺,赐田三百顷。文宗也多次遣使至五台山作佛事,祈福安民。明代诸帝为了祈福延祚,巩固边防,吸取前朝经验,尊奉佛教,尤其崇奉五台山佛教。太祖幼出佛门,自然崇佛敬僧,曾对五台山璧峰禅师优加礼遇。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就迎请哈里麻,后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送往五台山,并为其重修显通寺和大白塔。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三年(1415)至五台山朝圣,成祖曾几次致书慰问,并敕赐袈裟禅衣、镀金莲座等。明英宗敕造《大藏经》5藏,安于5座台顶。宪宗于成化十七年(1481),造丈六镀金文殊像及画像百轴、香金5百两、布帛千尺,念珠万串,敕赐五台山文殊寺。正德二年(1507),武帝“敕建铜瓦殿,赐额广宗寺,兼圣谕护持”(《清凉山志》)。又于中台顶建寺,赐额演教寺。神宗受到慈圣皇太后的影响,十分崇佛。万历年间,敕建大塔院寺并舍利宝塔;于狮子窝修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敕建圣光永明寺(即显通寺)。神宗还多次于五台山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会,使五台山佛教盛极一时。
        清朝10代帝王,大多信佛,且特别崇奉喇嘛教。从始至终,推行一套“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策略,所以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也给予特殊的礼遇。顺治十年(1659),就令阿王老藏卓锡五台山,总理番汉经典。次年,又令老藏丹贝为清凉山住持,修葺菩萨顶等寺。康熙皇帝曾5次朝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第一次朝台,敕赐阿王老藏为“清凉老人”,且赐龙袍、貂座、靴衣、香银等物,还命老藏丹贝重修五顶寺宇。次年,菩萨顶大殿改覆琉璃黄瓦,并“于菩萨顶设立永镇把总一员,马兵10员,步兵30名,护守香火供器”(《山西通志》)。在五台山佛教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以后,菩萨顶成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的居处,前后共驻锡过19任札萨克大喇嘛。同时,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还让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住在五台山镇海寺。康熙皇帝5次巡幸五台山,敕赐梵文藏经两部、匾额55块、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修葺寺院20余座,做各种道场8次。乾隆皇帝也曾巡幸五台山6次,修葺演教、望海、法雷、普济、灵应、显通、殊像、碧山、镇海等20余寺,御制碑文8篇,题匾45块。雍正、嘉庆也来过五台山。以后,国势日衰,清室再未朝台。但在光绪九年(1883),还重建了大万圣佑国寺,称为极乐寺。慈禧太后还御书了“真如自在”四字,赐予普济和尚,如今还存于南山寺。
 
      四、五台山的三教融合
        五台山文化是三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文化又是华夏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所以在五台山文化中,儒家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上、宗法社会里的尊君孝亲的等级观念、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不偏不倚、取法于中的处世哲学等思想,是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的。加之五台山这种“封闭式的大陆环境”(五峰、四土垂、四关、四门的限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农经济,都为儒家思想的扩张准备了适宜的土壤。中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的仁爱二字为起点的,五台山传播的佛教,也是以慈悲为怀,也是植于仁爱的。在探求人性、止于至善、美化人生、安和社会方面,儒佛是一致的。所以五台山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本土儒家思想观念的交融影响,是母庸置疑的,也是无须赘述的。这从五台山寺院尚存的三百余幅壁画上,所宣传的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等内容,即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在五台山的活动时间,要早于佛教。《古清凉传》载,晋永嘉三年(309),“雁门郡竹俊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这说明东晋时代,道教在五台山地区已经广泛流传,神仙观念也已普遍存在。《仙经》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紫府在道教中即为神仙所居之处。唐代地理学著作《括地志》也载,五台山“其山层盘秀峙,曲径萦纡,灵岳神山奚,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这些记载,都说明五台山曾有过道教人士在此活动。北齐时,五台山佛寺林立,慧祥在《古清凉传》中说:“据此而详,则仙居灵贶,故触地而繁也。”从中透射出五台山佛道的微妙关系。其实,翻开《清凉山志》,道教踪迹随处可见,可知五台山并非单一的佛教圣地。现在五台山许多山名地名,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仙花山,南台之山名。“南台之麓,仙人之居。”昔人李环洲诗曰:“寻真到此聊经宿,莫谓丹成便浪猜。”。萨土垂崖,古有代州王氏女,不欲配,逃于此,“食薇饮露。”父母逼之,女投崖,“未坠而飞”。梵仙山,昔有五百仙人于此“饵菊成道”。其中食菊饮露,得道飞升,正是道教典型的修炼方式和成仙模式。昔人觉玄有诗描述此“山头紫气日长浮,上有仙人汗漫游。饵菊换教风骨异,白云影里去悠悠。”此外还有九女泉,相传有九仙女于此浣衣。紫霞谷,明让咏此曰:“云栖道者谈经后,散落天花遍九垓。”仙人庵,觉玄咏此曰:“何年仙子此修行,服日餐霞道气清。袖拂天风骑鹤去,至今传说有庵名”。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在五台山早期历史中,道教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至于道教有哪些教派及著名道士在五台山地区活动过,目前由于史料阙如,已不可考。但从一些地名及寺碑资料还可推知一些。五台山现有一处地名叫楼观谷。楼观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曹魏时即有道士活动于此,北魏时,形成很有影响的派别。北朝道士多止于楼观,为道法重镇。元代并入全真道。楼观谷,《清凉山志》未释其名,可见并非来自佛教,很可能是来源于道教楼观派。在五台山高僧中倡导佛道融合。三教会宗的首先应推昙鸾。北魏高僧昙鸾,早年出家于五台山佛兴寺,后因欲注解《大集经》未成染疾,遂发愿求取长生不死之法,便往茅山从南朝道士陶弘景学习神仙方术,并得《仙经》10卷而归。昙鸾著述甚丰,除《往生论注解》、《安乐净土义》、《无量寿经奉赞七言偈》之外,还有《调气方》、《服气要诀》、《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等,后列之书明显属于道教气功方术一类,具有浓郁的道家气息。对于佛道交融,也许昙鸾本人并无意于此,但历史却使他既是净土宗祖师,又对道教颇有研究。与昙鸾不同,曾居台山8年的明代高僧德清,则明确主张三教融合。创建不仅精研三藏,力倡禅净合一,而且还深谙儒道经典,其代表著作有:《华严经纲要》、《金刚经决疑》、《观楞伽经记》、《道德经解》(一名《老子解》)《观老庄影响说》、《庄子内篇注》、《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他说:“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39)。这一思想对五台山佛教影响甚大。
        五台山道教建筑目前有玄真寺。寺内清代道光二十三年碑载:“玄真神洞岁积久,汉唐开基古传流。惟恐年远有坍塌,元明及清几重修。”据传,玄真寺原为道家之地,后方为佛家所占。大殿东面有石洞两个,名玄真洞和大仙洞。此外还有明阳观、广阳观。元好问游历五台山时,曾作《明阳观记》一篇。明崇祯年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传入五台山,清代继传于金阁寺普济和尚,改名为九宫道,以后南山寺和尚李林洞任九宫道总领,以南山寺为基地,在东北、山西、河北一带传教。这样,在五台山后期佛教史上,呈现出的是,在佛教内部,诸宗融合,禅净合一;外部则是佛教与儒、道、民间宗教的合流,道家供奉的神仙、民间信仰的神灵,统统被纳入佛教寺庙信仰系统。道教把神仙住处称为36洞天,72福地,南山寺巨大影壁上,至今保存有“洞天福地”的石刻。在佛寺里,不断出现道教殿堂。如清代重建的金阁寺殿堂中,专门建有玉皇殿、三皇殿、圣母殿、阎罗殿等。民国年间,普化寺兴建了玉皇阁,故普化寺又称为玉皇庙、帝释宫。北院中专门兴建了吕祖庙,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尊胜寺也修建了三皇三圣殿。南山寺善德堂供奉三皇五帝、八洞神仙。在万佛阁中,专门建筑了龙王庙,把龙王当作佛教护法神供奉起来。供奉护法神的关帝庙则随处可见。如灵境寺关帝庙的一付对联“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就典型反映了儒家忠孝节义的人格精神。另外,在黛螺顶龙棚北半间的墙上,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时,尚有一幅古色古香的“张果老骑驴过桥图”。佑国寺1483幅石雕中有青龙播雨、天女散花、苏武牧羊、负荆读书、吹箫引凤、三星高照等反映各派各教思想的画面。五台山寺庙壁画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更为典型。如公主寺的壁画中有佛、菩萨、道教神仙、天地日月、四海龙王、山神土地,阎罗判官、帝王后妃、农工士兵等,整个画面阵容整齐,是天宫地狱、佛道各路神仙的大聚会,是五台山三教合一的历史见证。
 
      五、五台山与古印度朝鲜日本佛教
        唐代诗人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谓“北方之人锐以武,振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大唐润川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亦谓:“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于丘门也。”这些记载反映了五台山的深广影响,其声誉之所被,远及海内海外。五台山与外国佛教发生直接交流关系始自于唐初,主要国家有古印度(包括师子国)、朝鲜和日本。首先到五台山巡礼圣迹的是新罗僧人。唐贞观十二年(638),新罗僧慈藏率弟子僧实等10余人入华求法,首先参拜了五台山圣迹,于文殊大圣像前祷祈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并得异僧所给之袈裟、舍利等。继此之后,至五台山巡礼的朝鲜僧人有:朗智(与元晓同时)“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随众听讲,俄倾而还”(《三国遗事》);崇济,于唐贞观间(627~649)入唐受业于善导三藏,然后入五台山,感文殊菩萨现身授五戒(《三国遗事》);慧超,于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带着参译的经本赴五台山,住乾元菩提寺,至五月五日开始动笔记述译经中的秘闻佚事,同时写了《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竟让,于光化二年(899)入唐求法,先至谷山谒道缘和尚,问石霜宗旨,历游江南河北,然后巡礼五台。此外,登州赤山新罗法华院僧圣林亦曾至五台山巡礼;高丽僧慧月于元代间本拟巡礼五台,途经大都云居山,辄止,并化缘修补石经。智泉、慧勤等也都游参过五台山。印度和师子国僧人前来五台山巡礼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师子国僧释迦密多罗至五台山,由高宗敕使翻译陪同;仪凤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事已见前;开元年间(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台,瞻礼圣迹;贞元十年(794),为佛典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礼五台;贞元十二年(796),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其中,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监造金阁寺;宋代,佛经翻译家天息灾、法天、施护朝礼五台;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住此达17年之久,后寂于灵鹫寺,谱写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页。明代,先后有印僧释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尔僧室利沙朝礼五台,其中前者住于显通寺。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五台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礼圣取经,学习佛法大意,后返五台,于五顶各造石室,潜心静修,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与五台山关系密切的还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台山,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曾向志远法师求法,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返日后,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会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礼台,将日本桔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锈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咸通三年(862),他第三次来礼台,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返国途中,至普陀山,船为风浪所阻,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时人称为“不肯去观音。”普陀山由此发展成为佛教名山。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大周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大周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成寻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五台山,作为东方佛教圣地,是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它自尊自得,热情好客,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景慕。近年来,五台山接待了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的佛教代表团、进香团、朝圣团、拜山团等佛教团体一千五百余人。五台山佛教的对外友好往来,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五台山佛教圣地必将为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中外文化交流史谱写更为辉煌的篇章。
      二、地藏道场九华山
        一、东南第一山据唐代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九华山古号九子山,崛起大江之东,揖潜庐于西岸,俨削成于天外,旁临干余里,高峰峻岭臣焉,连岗走陇子焉。自元气凝结,几万斯年,六朝建都,此为关辅。人视山而天长,山阅人而波逝,其间圣后贤臣,歌咏叠兴,言不及者,兹山屈焉。”这段话,不仅道出了九子山得名的原由,同时更描绘出它的峻美。就今而言,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方圆百余平方公里,北邻长江,南隔太平湖与黄山风景胜地相望。《青阳县志》谓九华山山峰“得名者四十八”(或谓有九十九峰,大概是附会金地藏活九十九岁而来),主要者如天台峰、莲花峰、天柱峰、十王峰、玉屏峰、观音峰、老鹰爬壁峰、九子峰等。其中,十王峰海拔1342米,是九华山的最高峰。天台峰俗称天台正顶,与十王峰紧连,海拔1325米,虽略低于十王峰,但却是九华山的主峰,此峰顶上又分出两峰,东为龙头峰,上有平台,平台上有捧日亭;西为龙珠峰,两峰有拱桥连接,谓“渡仙桥”,颇有道教色彩。桥中间阴刻“中天世界”四字。天台峰的最高点为“云峡”,云峡由两巨石狭峙而成,空间下宽上窄,仰视唯见一线天。这里是观云海日出的最佳处,“天台晓日”是九华山“十景”之一。天台峰上有寺,名天台寺(或称地藏禅林),这是香客朝山必到之地,也是旅游者可以登临的九华山最高点。天柱峰南距天台峰三点五公里,海拔千余米,峰头如鳌,峰上有峰,状如石柱,直插云天。峰旁五石环立如五叟游山,俗谓“天柱仙踪”。九子峰又称九子岩,在九华山后山,海拔八百米,离青阳县城只有20公里,也是峰上有峰,其数为九,如小儿环列向背,团聚嬉闹,故名九子。九子峰上有寺,名九子寺,寺左有七布泉,音如钟鼓;寺右有垂云涧,声如环佩,俗谓此为“九子听泉”。九华山原名九子山,自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第一次称“九华山”,并喻之为“秀出九芙蓉”之后,俗乃随之,但作为九华山诸峰之一的“九子峰”则仍依旧名不改。峰之外,九华山又有16岭、14岩、22石、12洞、18泉、10溪等。岭之著者如神光岭,在平田冈下、新罗僧地藏塔前,相传地藏寂后于此起塔而现圆光,故名;天香岭,在少微峰北、卧云庵前,费冠卿拾遗曾隐居于此,诏而不就,使臣恐其逸去,即于岭上焚香谕旨;呈凤岭,在协济祠南,传说岭上有凤,樵人得之,群鸟争扑而夺之。岩之著者如邃谷岩,在山深处,人迹罕到,岩户高迥,炎热不生,纵夏秋亦有冰雪;双石岩,昔净居院址,双石峭耸,一瀑悬流,诗云“旧日禅扉松竹幽,寺移西去几经秋。谁知一币枯茅地,曾是谈经石点头”;观音岩,布帻峰西,仄石合成裂磔雄关,深如石室,上透天光,唐末有高僧结庵于此,感观音菩萨现身,故名;透碧岩,又名透壁,在滴翠峰侧,高、宽各约2丈,深倍之,与五老峰相映成趣;三斧岩,在九子山东北,石上有类似大斧所劈三痕,故名;东岩,在化城寺东,又名东峰、东崖,崖北有崖,深覆如屋,传说僧地藏曾卓锡于此,异僧周经、王阳明亦曾栖止于此;宝陀岩,在莲花峰北,岩户高峻突兀,迥然楼阁,上垂莎罗花、菩萨线,内如仙人居室,石床丹灶,宛然真实。洞之著者如金光洞,在香林峰下,洞有穴,可望而不可入,入则有金色神光充塞洞口,传说有致敬者若见金人像于其中,或谓僧地藏曾居于此;鱼龙洞,去南阳五里许,共7洞,洞中有涧水屈曲流转,又有绿鱼白鸟,还有洲渚,岩壁嶙峋,如玉笋、莲花,如攒戟,有玉柱、芙蓉冈、钟鼓石、仙人棋盘、出龛仙翁、狮子仙蛙,奇形异状,皆钟乳形状,洞尽处有一孔通外,日光照射,洞中五彩顿生,光芒难以名状;云岩洞,在云门峰北,广如厅堂,可容数百人,洞中有石像,若菩萨、仙子,又有钟乳石如幢盖,如瓶罂,洞前有溪流,云径幽僻。溪与泉在九华山也很美、很有名气。溪有黄石溪、澜溪、缟溪、龙溪、缥溪、舒溪、双溪、濂溪等。其中,龙、缥、舒、双、濂5溪之水于六泉口处汇合成为一溪,俗称这一段溪流为“五溪”,其水经五溪桥流至梅根,然后进入长江,可见,五溪实为九华山之门户。传说5溪是5龙爬行留下的痕迹,站在五溪桥头仰望,5溪从九华群峰中奔流而下,象银蛇蜿蜒,淌漾有声;远山近树,流水行云,“五溪山色”,美不胜收。元代文宗皇帝游九华山至此,面对此景,不觉动情,于是吟诗一首云:“昔年曾见九华图,为问江南有也无?今日五溪桥上望,画师犹自欠功夫。”清人王泽弘也有诗曰:“出门朝日望溪明,忽有诸峰入眼惊。但识夜寒同气候,如何天半异阴晴。山含微雪苍然白,水带残冰分外清。到此倍知身世幻,九华真有故人情。”九华山的名泉共有18眼,三角泉、天泉、巴字泉、七布泉、目露泉、龙女泉、白龟泉、璎珞泉,碧玉泉,温泉、双泉、派派泉、金沙泉、炼丹泉、戛玉泉、岩泉、虎跑泉、六泉等是也。金沙泉有两处,一在地藏塔前,有石刻“金沙泉”三字遗存;一在无相寺南,大不盈瓯,四时不竭,黄沙铺底,闪烁如金,传说僧地藏常以此泉水沏茶。七布泉在福海寺西,夏雨秋霖时,泉水分为7股,散落崖谷,一似云边野鹤穷来、石上寒猿见落,有诗云:“一泉分七布,胜在夏秋时。猿鹤常窥影,尘缘那许知?”龙女泉,在东崖西下,泉水澄碧,喝之甘洌,水中游鱼可数,费氏《化成寺记》谓是九子神献给僧地藏之泉,后人附会为“龙女献泉”,无论如何,此泉与地藏的确有着一段动听的传说,所谓“栖托先依水,泉从龙女开。空明飞镜下,皎洁弄珠来。洗茗寒香出,烧铛活火催,素磁方外话,斟酌胜春醅。”就是叙说地藏僧与此泉的关系。九华山的自然形胜与佛教文物构成了诸般美景,“五溪山色”之外又有“龙池飞瀑”、“天台晓日”、“东岩宴坐”、“化城晚钟”等,俗称“九华十景”。十景之中,既有浑然天成者,也有人工雕凿、刻意追求者。正是此天地之灵气、人间的鬼斧神工成就了这“东南第一山”!
        二、地藏菩萨道场的形成九华山的灵山秀水引来了朝鲜僧人的驻锡修道,地藏菩萨信仰专门道场的历史于是翻开了它的第一页。最早记录新罗僧地藏事迹的历史文献是前面提到的《九华山化成寺记》。此文载,唐玄宗开元(713~741)末年,“乡老胡彦”曾请僧檀和尚至九华山开演佛法,广度男女有情,但为时豪所嫉,官府于是焚其居,废其教。当此之时,新罗僧金地藏渡海入华,并来至九华山,就“面阳而宽平”的谷中之地“岩栖涧汲”,虔诚行道修习。不久,金地藏在南陵人俞荡等帮助下,写成四部佛经归山供养。此后几十年中,足不出山,“迹绝人里”,在石洞中昼夜闭目端坐,修禅入定,以白土和米烹煮而食。至德初(756),有青阳人诸葛节等人入山,至于深处,见和尚苦行若此,不忍失声哭泣,并发愿出帛布买檀公旧地,伐木筑室,建成禅宇,请其居之。继而又有上首僧胜谕等进一步增建台殿,凿溪涧,辟稻田,造放生池,又于“当殿设释迦文佛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门楼,以冠其寺。”于是乎,“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岩峦队起于前面,松桧陈横于后岭,日月晦明以增其色,云霞聚散而变其状,松声猿啼,相与断续,都非人间也。”建中(780~783)初,郡守张严仰藏师高风,厚加施舍之外,又奏请朝廷敕赐新额,是谓“化成寺”。此后,富商大族倾财以献之,牧贤豪右合礼而敬之,新罗僧俗也追风渡海投其门下,礼而师之。至此,化成寺广宇崇崇,僧徒济济,俨然一大名刹。尽管如此,金地藏和他的众多弟子仍然过着清苦的修习生活,“夏则食兼土,冬则衣半火,无少长余由田采薪自给”。岁中,地藏本人自领一徒移居南台,亲手编织麻衣,“其重兼钧”,既当衣穿,又当被盖,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了。此外,地藏又于寺内放生池旁建台,安置四部经于其上,终日焚香,味其深旨。贞元十年(794)夏,地藏坐灭于本寺,时年九十九岁。《宋高僧传》中又有地藏传,实据《化成寺记》而作,故文多类同,唯将卒年讹为贞元十九年而已。《佛祖统纪》指地藏为成都静众寺金和尚无相禅师,清代仪润所撰《百丈清规证义记》称地藏“姓金,号乔觉”,这些都是无典无据之说。传说金地藏入寂时,颇多瑞兆,其一是寺钟坠地,堂椽三坏,预告师之将灭;二是寂后按坐势敛于函中,三年后开函入塔时,颜状鲜活如生,升动骨节,其声若撼金锁,正符于“菩萨钩锁,百骸鸣矣”的经文;三是建塔之后,塔址发光如火,光成圆状。当地僧俗根据金地藏生前的事迹与死后的祥瑞,把他神化为佛经所说的地藏菩萨应世,对其住过的化城寺寺宇文物、肉身塔等加以保护,进行供奉,宣传“施一金钱,报一重果,下为轮王,上登圣地”和既“不能立殊绩以济众,又不能破余财崇胜因缘,啄腥犭、顾儿妇而生为人非、死为鬼责”的善恶报应、轮回生死思想。这样,至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信仰的专门道场宣告开始形成,这无论是从唐代的社会政治形势还是中国佛教发展形势来看,它的出现都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有关地藏菩萨的经典并不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唐代玄奘法师所译的《地藏菩萨十轮经》。此经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一)佛说十种法轮,一一与世间帝王治世能力相譬,说明佛威力之大及其救度众生的方法步骤;(二)显彰地藏菩萨的种种神力以及有情众生至诚称名、念诵、归敬、供养地藏菩萨所能获得的种种福德利益;(三)备述五浊恶世中一切僧尼、居士及其它有情众生的种种善恶业报,以及地藏菩萨渡尽众生,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地藏菩萨成了释迦佛灭后、弥勒佛未生前这一时期内来到人世间执行教化众生任务的“特使”,因此具有比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更大法力和福德的菩萨,因此不仅在平民百姓中,而且还在帝王将相、豪族巨富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九华山此一地藏菩萨信仰的专门道场在中晚唐相交之际形成后,又经过宋、元、明、清各代的扩充、增建,更加兴旺发达起来。特别在明代和清代前期,此一道场发展到了他的鼎盛时代。这与帝王的护法“功德”是分不开的。明万历十四年(1586),明神宗朱翊钧的母亲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41函,并旧刻藏经637函,由皇帝敕谕通行颁布于九华山地藏地(即化城寺),令寺僧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二十七年,万历皇帝更亲自下令印造大藏经,颁施于京寺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并谕九华山地藏寺僧众“各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惭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云云。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南巡,驻跸江宁府,准两江总督阿山、安徽巡抚喻成龙、兵部侍郎胡曾恩等奏请,遣包衣昂邦赫奕、内侍李环、太仆寺少卿格尔芬至九华山进香,赐银三百两供养;四十四年,圣祖又于南巡途中应安徽巡抚刘光美奏请,御书“九华圣境”四字匾额赐化城寺,而将真迹收藏于寺后藏经楼;四十八年,复敕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乌尔胡至九华山进香,并赐银百两供养。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宗应两江总督高晋奏请,御书“芬陀普教”四字匾额赐化城寺,真迹收藏于藏经楼。咸丰七年(1857),兵扰九华,寺、塔、僧寮悉遭劫焚,藏经楼内所藏明代赐藏亦多遭损毁,独清圣祖、高宗所赐匾额的“宸翰真本”(即御书真迹)仍完好如故。当此蒙恩承泽的全盛时代,九华山寺庙发展至三百余所,僧众达四、五千人,晨钟暮鼓、早诵晚唱、香烟纸火,四时不绝。又传说农历七月十五和七月三十日分别为地藏生日、传道日,因此,每年但逢此两个日子,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便成群结队,络绎于途,进山后,僧寮容纳不下,于是便随地坐卧,自肉身塔殿至山门,摩肩擦背,几无隙地。因此诸端,俗称九华山为“佛国仙城”,诚不过分。
 
      三、灵迹与寺刹
        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形成以后,吸引了四方释子前来游参朝拜和驻锡修道,因此,山上除地藏和尚的旧有灵迹之外,后来又增建了许多寺庵。明、清两代修建者尤多。截止于民国中期以前,全山佛寺(庵)已达150处左右,其中的9处为丛林,它们是:金地藏塔、化城寺、祗园寺、万年禅寺、甘露寺、上禅堂、东岩禅寺、乐善寺和慧居寺。其余为较小的寺庵,其分布情况是:以化城寺为中心,其东序(东寮)有6处,即九莲庵、旃檀林、通慧庵、天然庵、菩提阁、立庵;其西序(西寮)有7处,即佛陀里、宝积庵、长生庵、龙庵、永庆庵、天池庵、拱金阁;天台路有21处,即回香阁、华云庵、吉祥寺、长生洞、兴添寺、朝阳庵、翠云庵、崇兴寺、圆通庵、拜经台,地藏禅林、中常住(招隐庵)、正常住(德云庵)、老常住(护国寺)、真如庵、华严洞、接引庵、地藏庵、大悲庵、普济庵、延寿寺;化城东路有6处,即法华寺、沙弥庵、黄金庵、心安寺、伏虎洞、西天地;化城南路有7处,即净慧庵、三天门、转身洞禅室、二天门、正天门、一天门、崇觉寺;化城西路有3处,即小天台,建松树庵、西来庵;化城北路有24处,即聚龙寺、华天寺、万寿寺、半霄亭、龙池庵、燕子洞、二天门、大桥庵、西竺庵、一宿庵、无相寺、二圣殿、华阳亭、会龙庵、心庵、观音阁、回龙庵、小甘露庵、永丰庵、狮子林、观音庵、万缘庵、德云庵、通华庵。以上为当时“现存寺”,此外还有“废寺”67处。昔日九华山佛教之盛,由此可窥一斑。
        九华山现存寺庙仍然不少,主要者有:化城寺,这是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开山祖寺,位于九华山的中心谷地,即今之九华街上。此谷地南有芙蓉峰,北有白云山,东为东崖,西为神光岭,四山环围,俨如城池。寺院始建于唐至德二年(757),寺成,金地藏应请自石室迁来居住。不久后,上首僧胜谕进一步扩充寺域,增建台殿、山门、放生池、供经台等。建中初(780),唐德宗敕赐寺额名“化城寺”。明宣宗(1426~1435)、神宗(1573~1620)、清圣祖(1662~1722)、高宗(1736~1795)或颁藏经,或御书匾额,并赐金修葺。咸丰七年(1857),除藏经楼外,寺宇皆毁于兵火。光绪年间(1875~1908)重建。殿宇依山而建,由低向高递进,“丹素交彩,层层倚空”,十分壮观。今寺分四进院,除藏经楼外,余均清代光绪年间建筑。以前,藏经楼不仅收藏有经书、诏书、宸翰真本,而且有据说是地藏穿过的袈裟、高约五尺的毗卢佛铜像、定光佛铁像、数枚铜质方印、重约数百斤的铜质独角兽(地听)、刻有地藏菩萨像的紫黑色石碑等珍贵文物。“文革”中,寺中佛像文物多被毁坏,今存者有古钟一口,重约二千余斤,藏经楼内又有白玉佛像、明版《涅般木经》、血写《华严经》等。寺前广场上有一千年古塘,当是《九华山化成寺记》中所说的“相水攸涿者,为放生池”的放生池。祗园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全山佛寺之冠。原名祗树庵、祗园,位于九华街化城寺东,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清代多次重修、扩建。嘉庆年间(1796~1820),隆山禅师在寺内开坛传戒,自此成为十方丛林。九华溪绕寺流过,溪上有“迎仙桥”。寺前甬道颇具特色,由雕刻着莲花、金钱图案的一百多石条铺设而成。寺内主要建筑大雄宝殿高约13丈,金黄色琉璃瓦屋顶,飞檐画栋,金碧辉煌。殿内像设庄严,所供的三尊金色佛像各高3丈,是九华山上最大的佛像,此外又有海岛观音像和刻着唐僧取经故事的7面浮雕。寺内又有八口大锅,其中最大一口口径丈余,一锅可供千人斋饭。万年禅寺,俗称百岁宫。名列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中,位于九华山摩空岭上。寺碑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有僧海玉,号无瑕,由五台山至九华,在此岭摘星亭旁结茅而居,因亭而名庵,百岁而终,时人称其为“百岁公”,同时在旧庵处改建成宫室,以兹纪念。崇祯皇帝封海玉为“应身菩萨”,又御笔亲书“护国万年寺,钦赐百岁宫”10字赐之。寺名因此而来。现存寺宇依山势建为五层楼阁,东傍悬崖,西临幽谷,危岩宝殿,气势非凡。寺内肉身殿供奉着海玉和尚的装金肉身(木乃伊)。东岩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位于化城寺东三里许的东崖上。峭壁如削曰崖,崖中洞室曰岩。相传地藏和尚初至九华山,即在此东崖的岩洞中习定修法,洞名东岩,又称地藏洞、金光洞、舍身岩、舍生岩等,都是就地藏在此修习的不同传说而命名。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第一次来此游玩;正德十四年(1519)再次入山,并于此岩洞中晏坐读书。此外还有异僧周经也继地藏之后幽栖于此洞。万历间(1573~1620),将崖顶上祭祀地藏和尚的晏坐堂改建成寺院,并因洞而名寺。1933年,寺毁于火,唯存钟亭及幽冥洪钟。寺附近有巨石似艨艟巨舰,故名“云舫”。站在东崖上,东望天柱五老诸峰,西顾古仙岩诸胜,南瞻天台,北览长江,天然图画,尽收眼底。甘露寺,九华山“四大丛林”之一。位于九华山北半山腰上。此地山水环绕,茂林修竹,遮天蔽日。清康熙六年(1667),玉琳国师奉旨到九华山进香,行至此地,见风景奇秀,乃说:“此处筑兰若,必代有高僧”。伏虎寺(即东岩寺)和尚洞安据此建议募缘集资建寺,动工之日,满山林木翠竹尽挂甘露,佛经以“甘露”为诸天不死之药,食者命长身安,力大体光;又以“甘露法门”譬喻为“最上之法”,因此,洞安和尚遂兼取祥瑞和经义取名甘露寺。寺因山势而建,殿宇五层,皆金色琉璃瓦顶。万绿丛中,红柱金光隐约,颇富诗情画意。寺旁有“定心石”,传说地藏和尚曾趺坐石上入定,蛇来不惊魂,女诱心不动。肉身塔殿,位于九华山神光岭上,神光岭即古之“南台”。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地藏和尚在化城寺建成后,仍坚持苦修,每岁夏季皆率一徒居于南台自织麻衣。他入寂之后,弟子们即在这里建立肉身塔供养。塔成,发光如火,圆形,称“圆光”,后人遂改南台为神光岭。原塔为三级小浮图,后人复以木塔笼护,外建高殿以挡风雨、壮观瞻。千余年来,塔殿兴废相替,屡有修葺。其中,明万历间,皇帝曾赐名“护国肉身宝塔”,并赐金修建。清代也有多次维修。同治年间(1862~1874)塔殿毁于山洪。光绪年间(1875~1908)复作大规模整修,至今基本保持原貌。现存肉身殿成方形,宽长各5丈,高约6丈。殿顶用铁瓦覆盖,并由回廊内外20余根石柱支撑。重檐斗拱、画栋雕梁,风铎丁当,十分壮美。殿前廊下高悬“东南第一山”金字匾,前后门门楣上方竖挂“肉身宝殿”青花古瓷匾。殿内中央肉身塔,笼护木塔为七层八角形,高约17米,内壁用赤金贴写《地藏本原页经》,外壁涂以朱漆,每层每面均设佛龛,龛龛供奉地藏和尚金色坐像。木塔内即石砌的三级肉身塔。殿内两侧分列十王金色立像。殿内地面、塔基、神座皆用汉白玉或铺或砌,浑然一体,既给人圣洁之感,又用极强的反差衬托出朱塔、金像的辉煌庄严。塔前悬挂的镂空八角琉璃灯长明不灭。肉身殿是九华山的开山祖坟所在地,与化城寺同为此一地藏菩萨道场的法事重地和中心建筑,是进山僧尼、信士乃至一般游客必到之处。每逢地藏和尚的生日和成道日,僧尼、信士便蜂拥至此上供,不舍昼夜守塔、绕塔诵经礼拜。上禅堂,位于九华山神光岭肉身殿下。原名景德堂,清康熙年间,玉琳国师弟子宗衍扩建寺宇,并改名上禅堂,从前后的名字看,应为禅宗寺院。此寺山门不大,但殿宇宽广,环境清幽,在九华山寺庙中,此寺香火最旺,风景最佳、殿宇最丽。寺旁的金沙泉、洗砚池、九华三宝之一的金钱树传说多与唐代诗人李白有关。天台寺,位于天台峰(即天台正顶)捧日亭北,另名地藏禅林,明代创建,清代光绪间重修,与百岁宫、甘露寺一样,依山势建为五进楼阁,主要建筑有万佛楼,楼内梁、壁间雕有无数小佛像,故名。此外又有地藏殿,殿内供奉地藏和尚像。明清时期,默安禅师住寺,僧尘尘子在寺旁结茅而住,名活埋庵。民国九年(1920),僧彻德住持,重建佛殿,新订规制较昔整齐。民国二十七年前后,由僧明辉住寺。四、高僧与宗门
        凡佛教圣地,必有高僧大德,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亦不例外。据有关志书记载,九华山自唐迄于民国,高僧大德、耆宿总百余辈,其中唐代12人、五代1人、宋代7人、明代48人、清代41人,民国3人。这批人中之佼佼者又有:胜谕,唐僧,地藏和尚的上座弟子,曾主建化城寺台殿,立朱台、挂蒲牢,措置像设庄严,开渠辟田等,是化城巨刹的奠基者。道明,也是地藏的弟子,闵公舍地为地藏建寺后,其子亦从地藏出家,即道明其人。性莲,明代僧人。俗性王,太平仙源人。22岁出家,投金陵摄山栖霞寺,受具后,曾一度研习诸经论,以此不能了生死大事而还归故乡躬事田种。后复至清河谒法堂,受念佛三昧之旨,并从此深信之。闻妙峰开法于芦芽,又前往求见,颇受淘冶,数年后终于悟道,于是在池阳杉山卓锡建刹。任九华山丛林主后,精苦忘身,委曲化人,时达20年。所到之处,悉事兴建。万历二十五年(1597)入寂,终年54岁。其事迹见《憨山大师梦游集》。
        周金,明正德间(1506~1521)僧人。曾游少林寺,后还居九华山东岩。值王阳明游九华山,周金前往造访,与之谈心,甚契。阳明以偈、诗赠之。其偈曾刻于东岩悬石倒覆处。时在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八日。周金既是禅僧,又尚念佛法门,有偈为证:“千圣本不差,弥陀是释迦,问我还乡路,日午坐牛车。”卒年无考。古涧,清初僧人。四川峨眉人,出家后住燕京三教庵,继而游访天下名山,自普陀来至九华山,驻锡于华严洞数十年,归依者众。其教化,不凭文字,志以棒喝接引禅徒;又立规制,不行募化,以躬耕种植以易衣食,有盈余,尽散去。顺治八年(1651)入寂于住庵。智旭,字藕益,明末清初僧人。俗姓钟,苏州木渎(吴县)人。少学儒术,以“圣学”自任,曾作辟佛论文数十篇,后读云栖莲池大师《自知录叙》及《竹窗随笔》,悟入佛乘,固焚辟佛之文。20岁时,读《地藏本愿经》,遂发出世心。天启二年(1622)出家,先后听讲《首楞严经》、《唯识论》,继入径山参禅,受菩萨戒后,复遍研律藏。不久后转而求生西方净土。亦曾一度以弘律自任。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住九华山华严庵(即回香阁)。此间,曾到地藏塔前发愿,文中述其原由云:“智旭夙造深殃,丁兹末世,虽受戒品,轻犯多端;虽习禅思,粗惑不断;读诵大乘,仅开义解;称念名号,未入三摩。外者见魔党纵横,痛心疾首;内见烦恼纷动,愧地惭天。复由恶业,备受病苦。痛娑婆之弊恶,叹沉溺之无端,由是扶病入山,求哀大士,矢菩提于永劫,付身命于浮云……”后归寂于灵峰,时为清顺治十二年(1655)。一生撰述达40余种,尤其提倡念佛往生净土,故被净土宗人推为本宗第九祖。洞庵,亦作洞安,生卒年和藉贯皆不详。略知其为清康熙时(1662~1722)僧人。住伏虎洞20余年,终日默坐石窟,传说有虎侍卫。康熙六年(1667),玉林国师至九华山进香,洞庵依其嘱募地筹建丛林,即甘露寺。郡守喻成龙敬其苦行,请登堂说戒,律学因此盛于一时。
        圣传,俗姓王,安徽洞城人。6岁时出家,19岁发大心,求受净戒。不久后游访九华山,在此研究大乘经典达4年之久。随后应请为甘露寺住持一年。继又在无相寺旧址结茅而居。经营6年,终使废寺重成巨刹,并于此开坛传戒,三次剃度弟子达400余人。后来,又将大通镇大士阁改建成普济寺,如前开坛传戒,弘宣律学。光绪十五年(1889)入寂,终年61岁。无相寺以其为中兴之祖,普济寺以其为开山祖。果建,字法幢,俗姓严,安徽桐城人。20岁出家,至九华山无相寺礼圣传为师。受戒后,先后充无相寺副寺、监院等职。以苦行称著。大力协助其师中兴无相寺。后又应请充大通镇普济寺寺主,观察机宜,专以净土法门广化有缘,开莲社,以净土宗始祖慧远为模范,四方士女归依者众。辛亥革命后,佛教被当成“迷信”、“神权”而受到冲击,果建于是命其徒妙珑组织佛教会,以保护佛教、阐扬佛教要旨为己任。民国十六年(1927)入寂,终年80岁。九华山作为地藏菩萨的专门道场,始终以地藏菩萨为信仰对象,以新罗僧地藏和尚为地藏菩萨的化身来供养,以地藏和尚的苦修为行道榜样,以“众生渡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终极目的。这是九华山佛教最大的特点。基于此一特点,九华山又崇尚“肉身装金供养”。所谓的“肉身装金供养”,就是将某一高僧大德的遗体经过特殊处理、风干后,通身裱贴金铂,然后供奉于寺院的殿堂里,供僧俗永远瞻仰礼拜。这一肉身装金习俗,无疑与地藏和尚寂后被建立肉身宝塔供养有关,或者说是由肉身塔发展而来的。这是僧俗给与道行突出的僧人的一种殊荣。据《九华山志》载,这里前后有装金肉身像4具(或说7具)。这些死后遗体装金的僧人是明代之海玉(宗无瑕)、清代之隆山、法龙和民国的定慧。这4位僧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修行清苦、高寿。如海玉,在九华山东岩摩空岭摘星亭长期禅栖,寿百余岁,死后敛缸三年而颜色如生;如隆山,在伏虎洞清修达20余年,远近咸称其有道;如法龙,在天台翠云庵静坐习禅达于数十年,寿96岁。在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地藏和尚当年入山修道时的影子。除地藏菩萨信仰之外,由于住僧师承、志趣、体验的不同,致使九华山佛教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门户,有的以“清高了悟禅理”,“以棒喝接引禅徒”;有的“以弘律自任”,数开戒坛,剃度弟子;有的亦教亦禅,禅净双修,专志求生西方净土;有的研习天台教观,主唱三谛圆融学说,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与普陀山佛教有着颇为相似之处,究其原因,这与所处时代佛教的总趋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三教同山佛称盛
        儒释道三教,九华山都有。若论先后,则道在前,儒佛其次。志载,九华山之“仙道”始自汉。相传西汉武帝世,窦伯王(字子明)止陵阳山百余年后骑白龙仙去,其二女亦化凫飞升。九华山在汉代称陵阳山。至晋代,又有葛洪(字稚川)炼丹于九华山,卧云庵北曾有“葛仙丹井”,双峰下又有“葛仙洞”。唐代,张果老曾骑驴至拾宝岩看花。开元年间(713~741),九华山始建道观,名开元观,在云门峰下,三级泉西,今雪潭后之观冲即其遗址。乾宁中(894~898),赵知微又建延华观于凤凰岭,后知微于此羽化仙去。今沙弥庵即其故址。明代,有蔡蓬头善谈仙道,弘治十四年(151),王阳明游九华山,曾与之谈。蓬头以王阳明“终不忘官相”,不与言谈,唯一笑而别。此后至清,还有宁成、邓羽在九华山遇仙的二则传说,或为不经之谈。自汉至清,时间达2千年左右,九华山之所谓“仙道”不过这寥寥数事,道观不过两所,其力量的薄弱不言而喻。即使在唐代,其影响亦不能比于佛教。
        儒学之传于九华山,约与佛教同时。这从名贤、隐逸、文苑在九华山的活动及书堂(院)的兴建二项可以看得清楚。九华山的第一位隐逸之士是青阳人费冠卿。他于元和二年(807)登进士第,未及拜官即奔母丧,结庐墓侧15年。长庆二年(822),朝廷赞其孝节,诏拜右拾遗。冠卿以“禄以养亲耳,亲没何以禄为”为由,不就职,终生隐于九华少微峰下,此处有费拾遗书堂。唐代九华山的隐逸尚有王季文、李昭象,他们的隐居处也都建有书堂,前者在头陀峰下,即无相寺址;后者在碧云峰下。据说李太白诗魁也曾游九华,故在化城寺东、龙女泉侧也有太白书堂。此后至明代,山上又先后建起8所书堂(院),即宋隐士滕宗谅的滕子京书堂(在云外峰下)、宋文士汤允恭的汤侍郎书堂(在文殊峰下)、宋文士程鹏飞的双峰居士书堂(在福安院前)、元隐士陈岩的九华书院(不知所在)、明名贤邹元标的首善书院、明隐士施达的天柱书堂(在天柱峰下),明隐士吴钟的云波书院(在刘冲)、明文士程懋(鹏飞子)的闳肃书堂(在天柱峰下)。这些书院无疑都是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场所,但由于多为私人所办,往往以隐居者读书自娱为主,并无更多的人就学,故影响似乎不大,这从历代记载语焉不详的情况也可看得出来。相对地说,儒学在九华山传播与影响较盛较大的时期是明代。除上面提到者外,此时活动于九华山的名贤尚有王守仁(阳明)、湛若水、吕楠、张元忭、罗赐祥、毕以范等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守仁,他曾于明弘治、正德年间二游九华山,据说山上之宴坐岩因其于此静坐而得名。山中之高僧曾有与之交游者,如弘治中守仁来游时,僧实庵曾与语,意趣甚契合。王守仁题赠曰:“从来不见光闪闪气象,也不知圆陀陀模样。翠竹黄花,说什么蓬莱方丈。看那九华山地藏王,好儿孙,又生个实庵和尚。噫,那些妙处,丹青莫状。”又有周金僧,当王守仁于正德间游九华山时,亦曾与之谈心,言旨相契。守仁也书偈赠之,曰:“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山召比兔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桶里偷闲”。此外,又赠之以诗。嘉靖七年(1528),郡令于九华山建仰止祠,内祀王阳明。后祠圯,僧慧庵曾竭力修复,使祀典大兴。慧庵所学者佛,所慕者儒,在他身上体现了儒佛一致的特点。王守仁之所以和僧人交处,僧人之所以与他友善,反映了阳明学说与佛学有着相通之处,而主要是通禅。阳明哲学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观唯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即“致良知”说,认为“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不假外求”;“良知”是先天就有的,人人皆有的;“天下万事万物不外于吾心”,故“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这与禅宗关于佛性本具,万法尽在自心,成佛不假外求,但证于自心,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的说教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阳明哲学思想的终极目的是要“求得其心”,即所谓“致良知”,得其心即可得“天理”;禅宗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在一定程度上说,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是受了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而王守仁对于禅宗思想的采撷和认同则使儒、佛两家靠得更近。
      三、法华圣地天台山
        一、神秀山川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城北三里处。陶弘景《真诰》云:“山当斗牛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山为仙霞岭主干进入天台县之一段,是甬江、曹峨江和灵江分水岭,呈东北、西南走向。山有八重,“周回八百里”。由赤城、瀑布、佛陇、香炉、华顶、桐柏诸山组成。最高峰华顶海拔1136米。多悬崖峭壁、飞瀑、云雾和奇峰,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代孙绰在其《游天台山赋》序中,对天台山的赞叹很富有代表性,他说:“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元圣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主要的山峰有赤城山、华顶峰、石桥山、琼台山、双女峰和铜柏山等。赤城山,距天台县北6里,一名烧山,高海拔339米,石皆赤色,望之壁立如城,故名。加之“岩岫连沓,状似云霞”,因又称为“赤城栖霞”,为天台胜景之一。赤城山还有“悬溜千仞”、“飞流洒散、冬夏不竭”的瀑布,及“峥嵘无底,长松蔓艹田田田,幽蔼其上”的“山谷绝涧”,美不胜收。山有石洞十二,散布各处,各具一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玉京洞和紫云洞。还有二岩,一名“释笺”,因湛然大师居岩中解释天台宗而名。一名“结集”,因灌顶大师在此弘法而得名。“金钱池”相传则因僧昙兰憩池旁弃金钱于池中而得名。绝顶有七级佛塔一座,为南朝梁岳阳王妃所建。
        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60里处,海拔1138米,为天台山最高峰。从山顶望去,众峰环拱如莲瓣,唯此山孤峭中立,正当花心,故名华顶。有拜经台,传为智者大师拜读《楞严经》处。有华顶寺,建于五代。还有王羲之墨池,相传王羲之与支遁和尚游天台山,临池取水作书,故名。李太白书堂,传为李白读书处。华顶又称“望海尖”,天气晴朗时,登其顶可遥望东海。华顶峰也是观日出的理想之地。由于地势高峻,这里夏犹积雪。天气少晴多晦,故华顶常笼罩在虚无飘渺的云雾之中。有诗云:“天台众峰外,华顶当其空。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山上松杉扶疏,草木薰郁,如仙境一般。瀑布山,在县西40里处。山有瀑布,悬流数百尺,落于万仞之崖,远望洁白如练,悬挂隐映于苍崖翠壁间,恍若天河倾泻。石桥山,在天台县北50里处。这里有著名的“石梁飞瀑”胜景。明人叶良佩在《天台山记》中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他写道,上昙华亭倚槛观望,见“两崖门立,而石桥横亘其上,广不盈尺”,“山北左右肩有双泉飞出,合流而来,至桥下乃伏出,其下泻为瀑布可百余丈挂岩石间。”而下行至新亭观之,“则见石桥已在半天,而阝贵雪之溜自空中下击潭水作疾雷声,震动林谷”,甚为壮观。临潭岩壁上康有为题书“石梁飞瀑”四字。左侧有宋代书法家米芾题书“第一奇观”四字。历代文人墨客对此胜景吟咏不绝,题书甚多。瀑布东还有一景,称“铜壶滴漏”,系涧水冲入一形同壶状的山洞内,发出“口空口空”之声,然后从壶咀(洞口)喷出,注入潭内,自成其趣。琼台山,位于桐柏山西北,与双阙山“翠壁万仞,森倚相向”。琼台山三面绝壁,下临龙潭,于大壑之中,孤峰突起。沿山腰悬磴可度,但下俯百丈龙潭,“心悸骨惊不可近视”。沿流五里可至双阙山,但见“幽花凝岸,苔茵布石”,如入仙境。台上有石形如椅,相传每年中秋月明之夜,李铁拐总要坐在这把石椅上观月,故石椅称“仙人座”。明月当空,影落潭底,使人不免心旷神怡。“琼台夜月”为天台胜景之一。双女峰,位于天台县西。山以桃源洞而著名。相传东汉永平中,刘震、阮肇入山采药至此迷路,见二少女笑迎至洞,留半载始归,时家中已传至七代。宋景中(1034~1038),僧明照也因采药至此,见二女戏水桥下,连系以前故事,乃在此建亭并植有桃树,洞因名桃源洞,而洞旁两峰亦称之为双女峰,两峰间还有一溪流过。宋元二年(1087),邑令郑至道凿山开路,沿溪两岸广植桃树。每当春天到来,桃花红艳,流水沉碧。“桃源春晓”为天台胜景之一。铜柏山,位于天台县西二十余里处。其势伟峨,正所谓“势岌山业而若驰,恙羝偃蹇而横空,根厚地以盘盘,屹层霄其崇崇”。诗云:“千山盘鸟道,十里入猿声。草木飘香异,云霞引步轻。”唐代著名道人司马承祯曾隐于此,景云中(710~711)建桐柏观,山以此而更为著名。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置身其间,竟产生隐居之意,他在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四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二、佛宗渊源天台山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禅宗重要的弘法道场。三国吴赤鸟年间(238~251),有禅师来此结茅苦修,是为佛教在天台山传播之始。两晋南北朝至隋,为佛教初盛期,特别是陈、隋之际,高僧智岂页入天台山创法华宗,建12道场,使佛教大播,影响深远。唐代,禅宗在天台山有了很大发展。五代十国及北宋初期是天台山佛教最盛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吴越偏安一隅,社会安定,而且吴越王钱氏几代均重僧好佛的缘故。明清以后,佛教在天台山呈停滞和衰落状态,新建、修建寺院均大大低于前代水平。据统计,三国赤乌元年(238)至民国的1700余年间,共建佛教寺、院、庵、堂、亭等114处。最早建立的寺院有资福院、翠屏庵、回峦庵。资福院,位于天台山东麓,旧名“清化”,建于赤乌二年(239)。宋治平三年(1066)改兴化,隆兴初(1163)改今额。翠屏寺,在天台县西南45里处,天台山下。赤乌年间建,以山如屏峙,名翠屏庵,宋治平三年(1066)改净安院,明代改翠屏寺。回峦庵,建于赤乌二年,宋代改称兴教院、兴教寺,现存佛寺主要有国清寺、真觉寺、华顶寺、高明寺、方广寺等。国清寺,在天台县北3公里天台山麓,是我国佛教天台宗发祥地、祖庭。原为天台宗实际创立者智岂页大师修禅处,隋开皇十八年(598)晋王杨广承智岂页遗愿建立。初名天台山寺,隋大业元年(605)赐额国清寺。唐会昌中,毁于兵火,大中五年(851)重建,柳公权为书“大中国清之寺”额。宋景德二年(1005)改称“景德国清寺”。建炎四年(1130)诏易教为禅。后寺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所建。寺院规模宏大,占地19600平方米,有殿宇14座,房屋600余间。与南京的栖霞、山东灵岩、湖北玉泉合称天下四大丛林。主要建筑分布在三条轴线上,中轴线上依次有弥勒殿、雨花殿,大雄宝殿。雨花殿前两侧有钟楼、鼓楼。大雄宝殿内有雄伟的释迦弁尼坐像,通高6.8米,重13吨,为明代以青铜铸成。两侧还有18罗汉塑像,为元代以楠木雕成。西轴线上依次有安养堂、观音殿、文物室、妙法堂。妙法堂有台宗讲席,为寺僧讲经说法之处。东轴线上依次有斋堂、方丈楼、迎塔楼。此外还有修竹轩、禅堂、静观堂等建筑。寺内有古梅一株,传为隋代住持僧灌顶手植。寺外有隋塔一座,高59.3米,6面9级,空心,砖砌,四周还有许多浮雕佛像,形制挺秀。寺内藏有文物上千件,其中有隋代智岂页禅师贝叶经,清雍正年间“钦赐藏经”及唐代诗僧寒山子的《寒山诗集》。日本名僧最澄大师于唐贞元二十年(804)来此,从天台宗十祖道邃习教规,次年回国创日本佛教天台宗,故国清寺也被日本佛教天台宗号为祖庭,常有日本教徒前来认祖参谒。寺外还有僧一行禅师之墓,掩映在浓荫之中。寺周五峰耸峙,双涧环流,景色清幽,为天台胜景之一。
        真觉寺,在天台县北23里天台山中。隋开皇十七年(597)建。中有智岂页禅师塔院。原称定慧真身塔院,宋祥符元年改今额。塔院大殿中置大师肉身塔。塔高(连座)7米,2层6面,青石雕成,作工极为精致。第一层正面置智岂页坐像。殿壁排列有天台宗17位祖师画像。其中之一即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籍义通宝云禅师。塔院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明代重修。寺外有一碑亭,中立《修禅道场碑》,为唐元和六年(811)行满法师立,翰林学士梁肃撰文,徐放书。碑石现已移至院内厢房中。
        高明寺,在天台县东北20里处,以背倚高明山而得名,建于唐天七年(910)。原为智岂页禅师幽溪道场,明万历年间重建,1980年重修。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殿、楞严坛。寺周多奇石题刻,有一巨石名“看云石”,上刻“佛”字,直径约7米,甚为壮观。溪流之上,还有石梁形成的圆通洞,使人不禁感叹大自然造化的精奇。善兴寺,初名华顶寺,位于天台山风景秀丽的华顶峰。原为智岂页禅师宴坐处,五代晋天福元年(936),德韶禅师创为寺。后屡毁屡建,现存大殿系1928年修。寺额题“华顶讲寺”。现在寺中正在兴建重檐歇山顶大殿。寺周有太白书堂及王羲之墨池。还有茅蓬数十,被称为“七十二茅逢”,供斋期前来聚会的数百僧人居住。茅蓬掩映在绿树丛中,自成一景观。
        以天台山国清寺为根本道场的天台宗是天台山最主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虽追龙树、慧文、慧思分别为其始祖、二祖、三祖,但无直接师承关系,其实际创立者应为陈隋间的四祖智岂页。而隋代五祖灌顶承前启后创建国清寺作为根本道场,则标志着天台宗的真正形成。隋朝灭亡后,天台宗失去王权的支持,加之唐初慈恩、律宗、华严、密宗、禅宗的相继兴起,相比之下,天台宗渐趋低落,这个时期的六祖智威、七祖慧威、八祖玄朗都缺乏较大的影响力。中唐九祖湛然发挥祖述,创“无情有性说”中兴台宗。此时慕名求法者接踵而至,其中最著名的有鉴真、一行和日僧最澄。十祖道邃及行满对天台宗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在唐武宗发动的会昌法难中,许多佛教典籍损失严重,国清寺被毁,天台宗衰落。五代时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又下诏灭佛,幸天台处吴越之地,未罹其难。十五祖羲寂针对国内天台宗教典极缺的现状,请求吴越王钱亻叔向朝日购求典籍,使“一宗教文,复还中国”,从而奠定了宋代复兴的基础。十六祖为高丽人义通,创四明宝云寺。知礼师承义通为十七祖,于四明乾符寺、保恩院开席讲法、学徒云集,使天台宗第二次中兴。宋初,天台宗内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山家山外”之争。昭恩、源清、庆昭等只信智岂页所著《金光明经玄义》略本为真作,主张观心法门应是真心观,而知礼等相信《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为真,专说妄心观。两派往复辩难,终未统一,知礼等称为山家,晤恩等被斥为山外。后终以山家派代表天台宗盛于宋代。其后由于禅宗在天台山崛起发展,连祖庭国清寺也“易教为禅”,天台宗一度又沉寂下来。直至明末,百松真觉及其弟子传灯才重兴天台教观,于高明寺重立祖庭,促成天台宗的再盛。纵观前后,对天台宗的创立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高僧主要有智岂页、灌顶、湛然、羲寂、知礼、百松真觉、传灯等人。智岂页(538~597),世称智者大师,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俗姓陈,家居荆州华容。其父曾仕于梁朝,被封为益阳侯。18岁依湘州果愿寺法绪出家,20岁受具戒。初从慧旷学律,复到大贤山习法华无量义普贤观。不久,即既精律藏又好禅观,居然“怏怏湘东,无足可向”。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慧思禅师到兴州(河南光山县)大苏山,即往顶拜。慧思为说“四安乐行”。智岂页夜以继日刻苦学习,“经二七日诵经,至是真精进”。“照了法华,若高晖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陈光大元年(567)遵师嘱同法喜等27人至金陵弘法。金陵“朝野闻风,咸来请益”。太建元年(569)受请主瓦宫寺,开讲《法华经》题,树立新的宗义,判释经教,奠定一宗教观基础。时陈宣帝曾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在瓦官寺8年,除讲《法华经》外,还讲《大智度论》和《次第禅门》,撰《六妙法门》。陈太建七年(575)闻天台幽胜,前往弘法。初止石桥,后隐佛陇。于北峰创立伽篮,在寺周植松引流。又往寺北华顶行头陀行,昼夜禅观。至德三年(585)应陈后主诏请,回金陵讲授《大智度论》、《法华经》,弟子灌顶随听随记,录成《法华文句》。陈亡,智岂页赴庐山留居。隋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遣使至庐山奉迎,智岂页前往扬州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尊之为“智者”。次年回荆州,在当阳县玉泉山创玉泉寺。此后两年在这里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595)春,应晋王请,又到扬州,居禅众寺,撰《净名经疏》,九月辞归天台。时“吴越之民扫巷以迎,沿道令牧幡华交候”。虽然天台山寺“荒芜已12载,人踪断绝,竹木成林”,然“师雅好林泉”,尝负杖吟咏:“静夜深山,澄神自照,岂不乐乎。”病中,还向弟子口授《观心论》。开皇17年(597),杨广遣使请出山,行至石城入寂。终年60岁,僧腊40。智岂页一生弘法,“东西重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区,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记,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中国佛教》在总结他的学说时说:“除继承和发展了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之外,在教义上吸取了南朝盛行的三论、涅般木二系思想,摄取了‘南三北七’的十家判教之长,而倡导圆顿教规。”其著作甚丰,其中,小部分是亲自撰写的,大部分由弟子灌顶随听随录整理成书。共29部,151卷。《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玄义》、《金光明文句》、《观经疏》为“天台五小部”。这些都成为天台宗的主要典籍。
        灌顶(561~632),天台宗五祖。俗姓吴,字法云,临海章安(今属浙江椒江市)人,故又称之为“章安大师”。7岁入摄静寺,依慧拯出家,20岁受具戒。陈至德初,至天台山修禅寺事智岂页,随侍左右,“禀受观法,研绎既久,顿蒙印可”。对智岂页大师所讲诸经,随听随录,前后共集有大小部帙百余卷。智岂页圆寂后,灌顶奉智岂页遗书及《净名经文疏》至扬州见晋王杨广,扬广旋即为智岂页设千僧斋,并开始建造国清寺。仁寿元年(601)寺宇初成,灌顶为首任主持。曾应诏带《法华玄义》及《净名经文疏》至长安,缮写校勘。晚年于会稽称心精舍讲说《法华》,时人以“跨郎笼基超云迈印”之语评价他。郡中有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华》,闻灌顶之道,废讲散众,拜倒在灌顶足下,深悔前作之妄。唐贞观六年(632)终于国清寺,寿72岁,腊52。一生著作甚丰,有《天台八教大意》、《智者别传》、《观心论疏》2卷、《国清百录》5卷、《涅般木玄义》2卷、《涅般木经疏》20卷、《真观法师传》1卷、《南岳记》1卷。另外,智岂页禅师平时弘法“不畜章疏”,其“天台三大部”与“天台五小部”均由灌顶集录成书、流传于世,故《佛祖统纪》认为无章安(灌顶)“恐智者之道将绝闻于今日矣。”灌顶在奠定天台宗典籍基础方面,功不可没。他以国清寺为根本道场,以《法华经》为主要教义,承前启后,使天台宗得以正式形成。湛然(711~782),唐代僧人,天台宗九祖。俗性戚,常州晋陵荆溪(今江苏宜兴县)人。世称“荆溪大师”,又称“妙乐大师”。其家世习儒学。17岁游学浙东,寻师访道。20岁求学于台宗八祖左溪玄朗(673~754)门下,习天台宗教义。38岁在宜兴净乐寺出家,既而往会稽从四分律相部宗名僧昙一,广穷律部。后在吴郡开元寺讲《摩诃止观》。玄朗圆寂,湛然住天台山国清寺,以中兴天台宗为己任,他对门人弟子说:“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乃发挥祖述,撰天台三大部的注释及其他凡数十万言。他显扬宗风,对抗诸宗,使天台宗复兴于世。天宝、大历年间(742~779),玄宗、肃宗、代宗连诏,固辞。晚年归天台山国清寺,学徒云集。德宗建中三年(782)圆寂于该寺,终年72岁,塔于智者墓地西南隅。湛然在佛学上首创“无情有性”说,认为木石等无情之物亦有佛性,发展了天台宗教义。弟子有道邃、行满、元浩等39人。主要著作有《法华玄义释签》、《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止观义例》、《金刚钅卑》、《法华三味行事运想补助仪》、《始终心要》、《十不二门》、《法华文句记》、《摩诃止观搜要记》等。羲寂(919~987),五代时期僧人,天台宗十五祖。俗姓胡,温州永嘉人。幼入开元寺出家,后至天台山研寻止观。因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天台经典“零编断简,本折枝摧”,金华古藏中仅得《净名疏》。乃通过德韶请吴越王钱亻叔向朝日购获不少经籍,为天台宗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曾于佛陇道场、国清寺讲训,后兴螺溪道场,“四方学者雾拥云屯”。其弟子最著名者即高丽人义通,被尊为天台宗十六祖。主要著作有《止观义例》、《法华十妙不二门科节》。
        知礼(960~1028),北宋僧人,天台宗十七祖。俗性金,字约言。四明(浙江宁波)人。7岁依汴京太平兴国寺洪选出家,15岁受具足戒,专研律部。20岁至宝云寺从义通学天台宗教观。义通圆寂后受请住四明乾符寺,遂开讲席,学徒云集。咸平六年(1003),日僧寂照携其师源信并有关天台教义的疑问27条来询,他依教答辩,著《问目二十七条答释》。之后主“妄心观”,领导同主“真心观”的晤恩一派的辩难。自认为是天台宗正统,以山家自称,而将晤恩一派贬称为山外,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即始于知礼时代。大中祥符二年(1009),重建保恩院。六年建念佛施戒会,自此岁以为常。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特赐“法智大师”号。其著作还有:《金光明经文句记》、《金光明经文义拾遗记》、《观音别行玄义记》、《观音别行疏记》、《观无量寿经疏妙宗钞》、《十不二门指要钞》、《大悲心咒行法》、《十义书》、《观心二百问》等。知礼为天台宗的中兴作出巨大的贡献。佛教在天台山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派还有禅宗。唐代,高僧遗则开始将禅宗传入天台山。五代时期,高僧德韶在天台山兴建13道场,弘扬法眼宗,使禅宗在天台山得到很大的发展。宋代建炎四年(1130),高宗下诏“易教为禅”,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也变为禅宗“江南十刹”之一,反映了当时天台宗与禅宗一消一长的事实。遗则(773~830),唐代僧人。俗性长孙,京兆长安(陕西西安市)人。20岁依牛头山慧忠出家,得其心要。后南游天台,至佛窟岩隐居,“盖薜荔,荐落叶”。后在此弘扬牛头禅法达30余年,从其学者甚众。其学被称为“佛窟学”。遗则善属文,其著作主要有《宝志释题》、《南游傅大士遗风序》、《无生等义》以及歌诗数十篇。德韶(891~972),五代时期高僧。俗姓陈,缙云人。幼年出家于本郡,同光(923~926)中,为探求知识,寻访名山,行程不计其数。初学于投子山和尚,后师临川法眼禅师,得其心要,遂承其嗣。于天台山兴建十三道场。弘法眼宗。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下诏灭佛,幸天台处吴越内地,未罹此难,而且德韶依靠吴越王钱亻叔的支持,使禅宗在天台山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外,他还在天台山兴智者道场数十所,亦禅亦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禅教一致的趋向。《宋高僧传》赞颂他:“功成不宰,心地坦夷,术数尤精,利人为上。”时江浙一带尊称他为“大和尚”。终年81岁,法腊64。有弟子百余人,其语录流传很广。
 
      三、天台山与日本朝鲜佛教
        佛教天台宗远播日本始于唐代。鉴真(687~763)大师,曾从天台宗五祖章安灌顶的弟子弘景律师学习戒律和天台教义,是灌顶的再传弟子。天宝十三年(754)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他在日本传播律宗的同时,也大力弘扬天台教义。其弟子台州高僧思托随师东渡日本,在招提寺内宣讲天台教义,兼弘律宗,扩大了天台山佛教在日本的影响。日本僧人最澄(767~822)研习鉴真等人东渡时带去的天台宗教典,并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带弟子义真西渡入唐至天台山,先后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及行满学习天台教义,后又从天台山禅林寺僧然习牛头禅。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最澄学成归国,临行,唐台州剌史陆淳及台州司马吴岂页等都以诗话别。台州剌史陆淳《送最澄梨还日本》诗云:“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械,讲堂日出映朝霞。”最澄回国后创日本天台宗。公元822年最澄圆寂,嵯峨天皇批准在比睿山建立天台宗太乘戒坛。最澄弟子圆仁、圆载等也先后入唐求法,发展了日本天台宗。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日本天台宗寂照率徒7人前来,得到宋真宗接见。至天台山谒天台宗十七祖知礼,代其师源信提出27个问题,知礼遂作《问目二十七条答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天台宗高僧多次前来朝拜祖庭,于国清寺大雄宝殿东侧建祖师碑亭,内竖智者、行满、最澄三座丰碑。1988年又在天台山佛陇真觉寺建“般若心经塔”,日中佛教界关系越益密切。天台山佛教禅宗正式弘传日本当在南宋及元代。日本高僧荣西(1141~1215)两次至天台山从万年寺住持虚庵怀敬习黄龙派禅法。归国后建圣福寺,弘扬临济禅法。宋嘉定十二年(1223)日僧道元入宋求法,师事曹洞宗十三祖如净,得芙蓉道楷所传之信衣、嗣书及《宝镜三昧》、《五位显诀》等回国,创兴圣宝林禅寺,后又创永平寺,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日本临济宗、曹洞宗此后不断有人入宋、元求法寻根,禅宗在日本日益兴盛。天台山佛教传播朝鲜要早于日本。南朝时前来中国求法的朝鲜僧人已经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玄光。他曾从天台宗三祖,得其密授“法华安乐行门”,归国后于熊州翁山结茅弘法,门生“譬如众鸟附须弥山,皆同一色”。南岳衡山和天台山国清寺祖堂内,图画28人,“光居一焉”。开皇十六年(596),高句丽僧人波若至天台佛陇从智者学法,在天台山华顶修道16年未曾下山,后坐化于国清寺。天台八祖左溪玄朗门下弟子中,有新罗僧法融、理应、纯英。唐景福元年(892),新罗僧道育来天台山求法,住平田寺(万年寺),修道40余年,晋天福三年(938)坐化于此。天台宗典籍经战乱及会昌法难损失严重。宋建隆元年(960),吴越王钱亻叔在天台十五祖羲寂要求下,遗使以50种宝向高丽求取。高丽王派高僧谛观奉教典前来,并嘱道:“於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谛观往谒羲寂,“一见心服,遂礼为师”,而且在螺溪一住10年,直至坐化。与他同时代的天台宗十六祖义通(907~988)也是高丽人。晋天福年间来游中国,至天台先后师事德韶及羲寂。宋太祖赐所居寺额为宝云寺,义通被称为“宝云大师”。他在此弘扬教观20年,升堂受业者不可胜计,天台宗十七祖知礼即出其门下。端拱元年(988)坐化于宝云寺。真正把天台宗传入朝鲜的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义天。义天(1009~1101),俗名王煦。宋元丰八年(1085)来华求法,从天竺寺慈辨习天台教义,后游天台佛陇,礼智者大师塔。元元年(1086)携教典经书3000余卷回高丽,于高丽肃宗二年(1096)创高丽天台宗。编、著有《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并《释苑词林》等,依《总录》刊行教藏章疏4740卷,后人称之, 为《义天续藏经》。后人编其遗文为《大觉国师文集》。到过天台山的朝鲜僧还有竞让等禅僧。新罗僧人集中居住,乃至于在国清寺内形成“新罗院”。这些都说明,朝鲜佛教与天台山佛教自古以来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往来关系。
 
      四、文化名山
        我国自古富有崇尚自然的传统,名山成为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天台山可谓有山皆奇,无水不秀,无比秀丽的山川自古吸引无数文人雅士前来游览、讲道或隐居,在这里留下无数优美的诗、画和文章。特别是道教、佛教传入,大量的寺庙、道观建成,宗教文化和名山融为一体,使这里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一座文化名山。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又是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故有“佛窟仙源”美称。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宗旨,这里成为他们理想的修炼之地。道教传入天台的时间,也在三国吴赤乌元年(238),时著名的道家葛玄曾在桐柏山炼丹。传说华顶有葛玄茶圃,桐柏有葛玄丹灶。其后道教在天台山缓慢发展,直至明万历后,呈衰退趋势。天台山道人中最为著名的有葛洪,陶弘景和司马承祯等人。葛洪(284~364),东晋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天台赤城、桐柏炼丹。著《抱朴子》,其思想基本是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对道教理论有一定的发展。还著有《金匮药方》及《神仙传》等。
        陶弘景(456~536),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曾任齐朝左卫殿中将军,梁代隐居句曲山,后遍游名山。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住天台山炼丹。其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著作有《真诰》、《登真隐诀》、《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还整理《神农本草经》,著《本草经集注》。他为天台山道教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司马承祯(647~735),唐代道士,天台山道藏的创建者。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属河南)人。21岁入道,后隐天台桐柏,自号天台白云子。主张“收心去欲”。同唐王朝关系密切,曾先后被武则天、睿宗、玄宗召入宫,备受礼遇。睿宗还为他在天台山建桐柏观,并置有藏经殿。著有《修真秘旨》、《坐忘论》、《上清天宫地府图经》、《上清含象剑鉴图》、《道体论》等。这些著作及整理的其他经文皆置藏经殿中,“桐柏道藏”初步形成。道教在天台山最主要的道场要数桐柏观了。桐柏观在卧龙、玉女、紫霄等九峰回环中,道家称“金庭洞天”。吴赤乌元年,葛玄炼丹于此,建法轮院。唐睿宗于景云二年为司马承祯在此复置观,名桐柏观,规模宏大,为天台第一道观、道家东南祖庭。此地环境清幽,历代碑刻、吟咏甚多。唐代诗人孟浩然至此不愿离去,他在《宿桐柏观》诗中表示“愿言解缨绶,从此去烦恼。高步陵回壁,元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江,云涛空浩浩”。天台山除宗教文化蔚然发展外,儒家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在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大师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至淳熙十年(1183),三至台州,从释、道二教汲取营养,丰富了理学内容。同时朱熹在此地广收弟子,使台州理学勃兴,车若水、方教儒等著名学者辈出。另外,许多儒士以同释、道交游为时尚,而许多僧人、道士本身就出身于儒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天台山的诗僧寒山子就是一位较典型的人物。他生活在唐代,其诗内容丰富,而且包含禅机。一些诗飘逸优美超凡脱俗,而一些诗则能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故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流传至今。他的诗“一例书岩石”,寄情于山水之间。后人集之成卷,名《寒山子诗集》,共收诗300余首。释、道、儒长期并存互相融溶,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又一显著特点。唐宋之际,“三教”相互影响加深,其代表人物都先后表示出宽容的态度。宋孝宗曾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主张。宋初天台宗十七祖知礼提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明确表示出向儒学的靠拢。释道二教也相互吸收,日趋融合。《佛祖统纪》中记载:“天台张平叔,少得混元之道。……道成,著《悟真篇》传于世,尝遍参禅门,大有省发。”说明北宋初年已有道士参禅的风气。其实早在唐代,司马承祯已引佛入道,创立三戒、五渐、七阶炼养理论,被称为“佛道双修”学说。三教融合还基于共同的认识,即都重内在的修养──“修心”。另外“三教”的互补性也是它们长期共存的重要条件。“儒”作为经世之学,注重调节人与人的关系,“道”重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释”则重在调节人与“天”的关系。人们同时需要“三教”,而三教也因此长期依存。
      四、禅宗祖庭嵩岳山
      一、山川形势
        嵩山,文字记录最早见于《尔雅》“释山篇”。夏禹时称嵩高、崇山,商汤时称嵩高,西周时称岳山,东周时定嵩山为中岳,五代以后称中岳嵩山,与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共称五岳。《白虎通》载:“中央之岳,加嵩高字者何?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也。”正所谓“尊位中天,雄冠四岳,体势之峭,峻极于层霄”。嵩山山体由变质岩组成,属伏牛山脉,位于河南登封县城北10里处,东西绵延约100余里,北向可俯瞰奔流的黄河。少林河把嵩山划分成两大山峰群。一为太室山群,主峰峻极,峰高1584米;一为少室山群,主峰王寨山高1405米。另一说:“其山三尖峰,东曰太室,西曰少室,中曰峻极”。嵩山极为雄伟,古人云:“其山峙二室环五乳列三台皆屹然天表,手可扌门星,其下大河东注。”诗云:“凌层直上几千仞,凭虚坐觉星辰披。”“巍乎太室何嵯峨,傍曰少室差肩磨。总号崧高几千丈,覆压百里睨洪河。”极言其“俊”和“壮”。太室有24峰,远近齐一,无“昂亻免”之态。其峰有峻极、黄盖、青童、浮丘、三鹤、遇圣、万岁、玉镜、狮子、虎头、起云、凤凰、金壶、华盖、玄龟、卧龙、会迁、子晋、老人、玉人、玉女、独秀、积翠、太白、玉柱等。少室36峰与太室诸峰并峙,山势磅礴,其峰有朝岳、望洛、太阳、少阳、石城、石笋、檀香、丹砂、钵盂、香炉、连天、紫霄、罗汉、七佛、灵隐、来仙、清凉、宝胜、瑞应、琼璧、紫盖、翠华、紫薇、药堂、白道、天德、卓剑、白云、金牛、明月、凝碧、迎霞、玉华、宝柱、系马、白鹿。这些山峰是根据其坐落方位、形状、外貌、名人遗迹、神话传说而命名。往往每一峰名就包含一个有趣的故事。玉镜、狮子、虎头、玉柱、香炉、罗汉、玄龟、卧龙、老人、石笋、卓剑等峰是以形状外貌而命名。玉镜峰,“皎皎冰盘营百围,广寒宫殿见依稀。春山万叠浑如洗,浮翠光中一镜飞。”卧龙峰则是“头角低回藓蔓封,蛇蜒端似卧真龙。旱乾岁祷多灵应,时见油云出此峰。”老翁峰,“翳雾埋云皓首翁,难将书传考前踪。商山羽翼朝家后,化作中天一石峰。”而卓剑峰,其状为“一峰卓立列嵩中,紫气腾腾射斗虹。昨夜洞宾经过此,却遗长剑倚崆峒。”起云峰、望洛峰、太阳峰、连天峰等显然以其坐落方位命名。望洛峰,有诗云:“凭高懒上三山顶,望远偏惊两月空。试向此间登眺处,洛阳形胜在嵩中。”登岭可见洛阳。太阳峰,“榻摇经影来山麓,锡柱晴光出岭头。独步高明时正午,顷令万壑失阴幽。”峰顶高明,日光毕照。少阳峰,“晓星才撤曙方明,乘兴探奇陟少陵。忽觉丹霞来袭体,不知旭日自东生。”连天峰,峰势独高,望之若与天接,可谓,“天连嵩岭岭连天,晓抹青云晚带烟。且说匡庐高万丈,与天连也未相连。”一些峰名同统治者神化自己有关,而利用嵩岳神化自己莫过于汉武帝了。许多峰名同他有关。如黄盖峰,相传汉武帝在峰下获“玉人”,时此峰上有黄云如盖,故名。万岁峰,相传汉武帝至此闻山呼万岁,故名。会仙峰,相传汉武帝在此下棋而名。系马峰,是他封禅系马之所。八角井则是他炼丹之处。凤凰岭的命名在唐代,相传唐高宗登游时有凤凰飞集其上,故名。统治者以“神”来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其用心可谓良苦了。嵩山峰秀,水也美。据载有河、池、潭、泉多处。颖水,源出少室山颖谷,流经黄盖峰西,向东流入淮河。石淙水,源出岳顶,下流同颖水汇合。唐武后游嵩山,曾在水傍建离宫。五度河,源出山之东谷,其水潆回者五,故名,东南流入颖水。其他还有少阳河、李庄河、双溪河、石柱川等。潭有龙潭,位于黄盖峰东北17里,其潭有九相连属,传说有神龙主之,故为岁旱祈雨处。池有中天池、帝圣池、京兆王池。泉有天门泉、太乙泉、鸣琴泉、双泉、七星泉、醒心泉、玉皇泉、许由泉、卓锡泉。卓锡泉,相传为禅宗二祖慧可卓锡杖得水处。
        二、佛门净土嵩山,地处中原,是佛教最早流播之地。据《嵩岳志》载,著名的寺院有13座,它们是:少林寺、法王寺、嵩岳寺、龙潭寺、庐岩寺、庐岩下寺、清凉寺、龙华寺、宝林寺,竹林寺、会善寺、永泰寺、戒土,还有初祖庵、二祖庵。法王寺最为古老,建于东汉永平十四年(71),为“中国作寺之始”。三国时魏改称护国寺,以后又多次易名。寺位于玉柱峰下,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寺屡毁屡修。现寺内有清代建大殿。寺北有座密檐式砖塔,高约40余米,15层,称“法王寺塔”,据形制分析,此塔当建于盛唐。寺东侧另有三座形制较小的单层单檐式和尚墓塔,其中两座为唐塔,一座是五代或宋塔。寺为群峰环拥,旁有潺潺溪流,环境很是幽静。王守元《游法王寺》即颂此:遥望诸峰半接天,法王寺近五云边。琳宫飘纱烟岚重,宝塔微茫紫气旋。忆昔神光谈贝叶,尚遗福地产金莲。碧萝绕户朱门静,始信僧家无俗牵。少林寺最为著名,位于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系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为西域僧人跋陀所建,因处于少室山丛林中,故名少林。隋文帝曾改名为陟姑寺,唐太宗时又复旧名。孝昌三年(527),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在此首传佛教大乘宗,倡导“面壁坐禅”,后被追尊为禅宗初祖,故少林寺也被推为禅宗祖庭。少林寺还是武术“少林拳”的发祥之地。相传达摩坐禅为防身心疲惫,创“心意拳”,后被发展成独特的拳路,即“少林拳”。隋末秦王李世民率兵攻打洛阳王世充,为其女至王仁则追赶,寺僧挫败王仁则,帮助秦王脱险。唐立国后,李世民曾玺书优慰,赐地40顷,水碾一具,并立碑纪念,特许建立僧兵。这件事后来被演义成“十三棍僧救唐王”故事广为流传。少林寺也从此讲武之风大盛,许多武林高手云集,少林拳获大发展。寺为七进院落,现存建筑有山门、客堂、达摩亭、白衣殿、地藏殿和千佛殿等。山门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门额“少林寺”三字,为清康熙皇帝手书。山门北为碑林。寺内保存有唐以来碑碣石刻300余件,其中有唐王告少林寺主教碑,以及苏东坡、米芾、日本僧人邵元等撰文书写的碑刻。由碑林经天王殿,达大雄宝殿遗址。东南钟楼遗址上有重达11000斤的大铁钟,铸于金泰和四年(1204)。再向北经藏经阁、方丈院到达摩亭。达摩亭,相传为禅宗二祖慧可当年在门外立候达摩,大雪没膝犹不稍动的地方,故又叫立雪亭。亭北即千佛殿。千佛殿为明代建筑,殿壁绘有《五百罗汉朝毗卢》巨幅壁画,画面约300多平方米,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线条清晰动人,为明代壁画珍品。殿东侧为白衣殿,内有清代少林寺拳谱、十三和尚救唐王壁画。寺西有塔林,现存有自唐至清千余年间的砖石墓塔200多座,面积14000多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最大塔林。其中有日本僧人邵元撰书塔铭的菊庵塔(建于1369年),天竺和尚就公塔(建于1564年)。西北有初祖庵,西南有二祖庵,及唐代法如塔、同光塔,五代的法华塔,元代的缘公塔。少林寺历史悠久,环境清幽,历来文人墨客吟颂不绝。有诗云:岩壑深严入翠微,少林金碧雾烟霏。五峰屏簇禅庵小,万劫天开佛日辉。闻说九年空面壁,得逢二祖便传衣。千秋少室山灵在,曾见先师只履归。(见许安仁《游少林寺》)
        永泰寺,位于太室山西麓,创建于北魏,原名明练寺,唐为纪念魏孝明帝之妹永泰公主入寺为尼,更名为永泰寺。寺内现有大雄殿、毗尼殿等,系清代建筑。塔两座,分别为唐朝和明朝所建。门前经幢两座,上刻陀罗尼经,系唐代造。寺外有唐碑一通,述寺史沿革。寺院四面群峰环峙,门前有溪涧流过,环境清幽秀丽。会善寺及琉璃戒坛,位于积翠峰下,原为魏孝文帝避暑离宫,恭陵王舍宫为寺,孝明帝时名闲居寺,随代改名嵩阳寺、会善寺,后毁于兵火。唐初重建寺宇,武则天曾临幸此寺,拜寺中高僧道安为国师。密教高僧一行和尚及其弟子元同在寺中创设戒坛,俗称琉璃戒坛,是唐代全国重要戒坛之一。五代后梁时,此寺曾一度毁废。宋初重建大殿,此后历代皆有重修。现存会善寺为一小院,院中大殿为元代建筑,面阔五间,三架进深,单檐歇山顶,斗拱硕大朴实,是嵩岳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小院西数百米处有唐建净藏禅师塔,塔基高大,塔身粗壮,工艺奇巧,是古塔中之珍品。历代住寺高僧除一行师徒外,又有道安禅师(俗称老安和尚)及其弟子净藏。嵩岳寺,位于太室山南麓,亦是一林泉秀美的风景之区。原址为孝明帝之离宫,正光元年(520)改为寺,初名永明闲居寺。隋唐两代曾对寺院进行过大规模扩修。唐李邕《嵩岳寺碑》载:寺院为一广大佛刹,“殚极国材,济济僧徒,弥七百众,落落殿宇一千间”。当时寺中有七佛殿(风阳殿)、定光佛堂、无量佛殿、禅院等。北魏时所建宝塔仍存,俗称嵩岳寺塔,砖构,密檐式,塔高40余米,15层,平面是12角形,“发地四铺而耸,凌空八相而圆,方丈十二,户牖数百”,至今不失其伟岸壮丽。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密檐式砖塔。
        作为少林寺的组成部分,还有达摩当年面壁处的初祖庵、慧可的二祖庵。初祖庵在少林寺塔院北之山巅上,今存北宋宣和七年(1125)所建大殿,阔进各三间,单檐歇山顶建筑,1983年曾落架按原貌重修。二祖庵在少林寺对面的钵盂峰顶,今存硬山式小殿,唐、元、明塔各一座,清碑数通。在嵩山,影响大的高僧有菩提达摩、慧可、僧稠、法如、普寂、元王圭、道安、一行、义净等人。菩提达摩(?~536),史称其为禅宗西天第二十八祖和东土(中国)禅宗初祖。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师般若多罗,改号菩提达磨(亦译为摩)。遵其师嘱往震旦(中国)传教,乘舟经海路于梁普通七年(526)九月到达广州,十月至金陵(南京)见梁武帝。时梁武帝对佛教很感兴趣,致力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但达摩与他见解不同,“机缘不契”,于是北上,进入北魏境内。十一月至洛阳嵩山一带游历、传授禅法,寓少林寺,“忘心之士莫不归信”。达摩以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弟子。他认为“借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今舍伪归真”。意即,人皆有佛性只是为物所障,认识不到而已,应当使人摒弃谬误而归依真谛。为达此目的,就要修习禅法,“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提出“理入”和“行入”的修行方法。“理入”要求“舍伪”、“归真”,解决认识问题;“行入”要求按佛理践行。这些主张,后来演变发展为中国的禅宗,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内容,以觉悟众生心性的本源(佛性)为主旨。菩提达摩被追尊为禅宗初祖。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十月(一说525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相传,后取其遗履置少林寺供养。唐代宗谥圆觉大师,塔称“空观”。慧可(487~593),禅宗二祖。俗姓姬,初名神光,又称僧可,洛阳武牢(河南荥阳)人。自幼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到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禅师出家,于永穆寺受具足戒。遍学大小乘义。年三十二,返香山,终日宴坐8年。四十岁时,遇达摩游化嵩洛,一见而生敬畏之心,遂师之。相传,他前往拜见时,达摩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因而想:“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
        时天大雨雪,他坚立门外不动,以至天明雪积三尺没膝,甚至断臂以示其诚,终得达摩真传。被更名为慧可。但据考证,这段“立雪断臂”的故事纯系误传,但从侧面反映了达摩禅初传阶段的艰难。北齐天保三年(552),授法于弟子僧璨,后抵邺(河北临漳)传道34年。逝后葬磁州滏阳县东北70里。隋文帝赐谥“正宗普觉大师”,唐德宗赐谥“大祖禅师”。被追尊为禅宗二祖。僧稠(480~560),早期禅学奠基人之一。俗姓孙,昌黎(治今辽宁义县)人,后居巨鹿广婴陶(今河北宁晋西南)。初,勤学世典,备通经史,徵为太学博士。曾讲解坟、索,声盖朝廷。28岁依钜鹿景明寺实法师出家。从佛陀(或称跋陀)弟子道房禅师受行止观。佛陀,天竺(印度)高僧,魏孝文帝为他在嵩山造寺,即少林寺。既受禅法,北游定州嘉鱼山。依《涅般木经》行“四念处”禅法。历5年,又至赵州障供山道明禅师处,受“十六特胜法”。后到少林寺向祖师三藏呈己所证,佛陀禅师赞他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并更授以深要。之后,到怀州西王屋山、青罗山、马头山修习。魏孝武帝于永熙元年(532)在尚书谷中为他建立禅室,集徒供养。又北转常山、大冥山,创开归戒,奉信者众。北齐文宣帝于天保二年(551),请他赴邺(河北临漳)入宫,为论正理。文宣帝从受禅道,断酒、禁肉、放生。天保三年(552),在邺城西南80里龙山之阳为之构建精舍,名云门寺,并请他兼石窟大寺主,“佛化东流,此焉盛矣”。撰有《止观法》两卷。
        慧安(582~709),俗姓卫,荆州枝江人。隋大业中,大发丁夫开通济渠,人民苦甚,饿殍相枕。慧安乞食以救之,获济者众。隋末,天下大乱,登衡岳,行头陀法。唐贞观中,至靳州黄梅谒禅宗五祖弘忍法师,得其心要。后周游名山大川,曾从终南山至嵩少,声言:“是吾终焉之地也。”从此在嵩山弘扬禅法,吸引众多禅者前来拜会,其中有后来颇享盛名的坦然法师和怀让法师。武后曾徵至辇下,待以师礼。神龙二年(706)唐中宗赐紫袈裟,度弟子27人,仍请入禁中供养。次年又赐摩衲,辞归嵩山,旋寂。“慧安”为讹称,实即道安其人,俗称“老安和尚”。一行(673~727),俗姓张,名遂,巨鹿(一说魏州昌乐,即今河南南乐)人。少即聪敏过人,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为当时著名道人尹崇所推崇,称“此后生颜子也。”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之结交,一行避匿之。21岁出家为僧,隐于嵩山,从普寂学禅。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悟真习梵律。曾从善无畏、金刚智学密法。助善无畏译《大日经》,并作《大日经疏》20卷。汇编经、律、论要文为《摄调伏藏》10卷。还著有《大衍论》3卷、《天一太乙经》、《太乙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1卷。一行还精通历法和天文,曾同梁令瓒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重新测定150多颗恒星位置,发起在全国12个地点同时进行天文观测,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应诏考察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著有《大衍历》20卷、《开元大衍历经》52卷、《七政长历》3卷、《易论》12卷、《心机算术》1卷、《宿曜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护摩法》算。法如(638~689),幼事青布明,从学经论,修观法。19岁削发,从蕲州弘忍习禅,达于16年。咸亨五年(674),忍师灭度,如乃北游京洛,转入嵩山少林寺。垂拱二年(686),应众所请,开讲禅法,忍师之法眷悉集其座下。《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叙禅宗源流谓:菩提达摩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当传之不可言者,其曰其人,孰能传哉。”故学术界或以此碑为据,推定法如为禅宗六祖。普寂(651~739),幼循经律,后从玉泉寺神秀习禅,时达6年,尽得其道。五祖弘忍寂,众归法如,如寂,众归神秀,秀奉诏住东都,因荐寂,度之为僧。神秀入化,众复归于寂,故寂每以七祖自居。开元初(713),居嵩山嵩阳寺,天下好禅者,咸称受法其门,公卿士大夫亦以弟子礼侍之。元王圭(645~716),伊阙人,幼出家,唐永淳二年(683),受具戒,隶闲居寺,习毗尼无怠。后从安国师习禅,顿悟玄旨,乃卜迁嵩岳之庞坞,屡有异迹,名声益彰。义净(635~713),少出家,咸亨二年(671)至证圣元年(695),在天竺国巡礼求法,回国后于东、西二京从事佛典翻译,总出经56部230卷,是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此外还撰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罪要行为》、《受用三法》、《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等。他通于三藏,尤精律部。长安四年(704),他在少林寺讲授律论同时,曾于寺内创设戒坛,为僧尼受戒,亲撰戒坛碑铭。据《嵩山志》载,嵩山曾有《戒坛碑》,至今仍存义净所撰《戒坛碑铭》。嵩山佛教以少林寺而闻名,少林寺佛教,以禅法为主,少林寺以禅宗祖庭之称而为中外释子所景仰。少林寺最初所传为达摩的渐悟禅,慧可在少林寺从达摩受法后,托化西归,此后之三祖,四祖、五祖均未在少林寺活动。自唐高宗永淳二年(683)至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复有五祖弘忍之高足法如禅师住少林寺弘扬渐悟法门。北宋时,南宗顿悟禅青原系曹洞一派传入少林寺,至金末元初而大盛,自此不绝如缕,绵延至今。此外,如上所述,嵩山佛教也与律宗有一定的关系。会善寺琉璃戒坛在国内颇有影响。
        三、国际交流
        嵩山作为一座佛教名山,自北魏以后便逐渐见闻于世,前来这里习禅受戒和巡礼的外国僧人不在少数,但由于年深月久,文献记载语焉不详,至今可考者仅有新罗僧神行、慧超和日本僧邵元3人。神行于唐天宝三年(744)前后入华求法,从普寂禅师之高足志空习北宗渐悟禅法,地点便在嵩山南之三峰(禹县)及京师广福寺,其巡礼禅宗祖庭自是情理中事。《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称神行“凝神壁观”,“独步唐中”。“壁观”禅法源自嵩少。慧昭于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投沧州
        神鉴禅师门下习南宗顿悟禅法,元和五年(810)自沧州前往嵩山琉璃戒坛受具,后复反沧州继续学习。日僧邵元于元泰定四年(1327)入华求法,天历二年(1329)来住嵩山少林寺。与少林寺第十五代住持僧息庵禅师及其师叔菊庵法照禅师过从甚密,在少林寺任“书记”一职。法照与息庵入化后,其弟子子珍请邵元为法照碑书丹,为息庵碑撰铭。邵元在禅学、汉文、书法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郭沫若和赵朴初对邵元及其书法都有颂诗。此外,尚有日僧德始亦住过少林寺,并为嵩山少林寺住持淳拙禅师碑书丹,可惜其事迹不详。四、文化荟萃嵩山同其它名山一样,是座文化山。中国多姿多采的传统文化在此交融荟萃。除已经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文化外,中国古文化的遗传以及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也在这里蓬勃发展。祭祀山神的活动,是中国古文化的遗传。古人认为自然物具有至高无上的灵性,可以主宰人的命运,故有崇拜自然的习俗。中国人对山的崇拜尤盛于别国。嵩山历来为享祭之山。少林寺有秦槐,相传被秦始皇封为大夫槐,可见始皇帝东巡曾“登礼于斯”。汉以后,嵩山地位更加重要,据考证,确定五岳祭祀制度即始于汉武帝时。他因至嵩岳礼祭,“听到山(一说三)呼万岁”,故特为崇奉,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伐其草木,以山下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唐高宗和武则天常住洛阳,嵩岳自然成为他们礼祭和巡幸之地。凤凰台,相传因他们登临时有凤凰飞集其上而得名。武则天还留有《幸少林感怀》等诗文数篇。唐玄宗于开元十八年(730),命祀嵩岳以王礼,封岳神为“中天王”。六月遣河南守尹至山下恭祀,终唐无改。宋真宗诏加号为“中天崇圣帝”。元武宗加封号为“中天大宁崇圣帝”,每年初遣使致祭。明太祖朱元璋一改前代作法,尽去其封号,仅以山水本名称嵩岳,称神为中岳嵩山之神。认为上天后土才有资格加封号给自然神,人君岂敢参预。但仍遣使致祭。后世亦祭祀不绝。中岳致祭之所为中岳庙。中岳庙前身为太室祠,始建于秦。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令祠官加以扩建。北魏迁至山之东南,始定此名。其后庙址屡有变迁,唐代中叶定于现址。中岳庙背依黄盖峰,面对玉案山,为群山所环拱,为古树相掩映,景象非凡。现庙为清代重修后规模,存有楼、阁、宫、殿、台廊、碑楼等建筑400余间,为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的寺庙建筑。中岳庙前有一对东汉石刻“翁仲”,造型古朴大方。其北为中华门。从中华门向北,经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崇圣门、化三门、峻极门、崧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寝殿到御书楼共11进,面积计有10余万平方米。其中位于庙宇中心部位的中岳大殿(又称峻极殿)宽9间、深5间、面积达920平方米。殿内供奉“中天王”像。大殿红墙黄瓦,气势恢宏。庙内崇圣门东古神库,四角分立四铁人,为北宋治平元年(1064)铸造,各高约3米,横眉怒目,威严十足,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庙内还有金属铸器和石刻碑碣百余件。其中尤以北魏中岳庙碑最为著名,为不多见的书法珍品。道教在嵩山也很活跃。主要的道观有崇福观、土德观、二郎观、承天观。崇福观位于万岁峰下,汉武帝初建时称万岁观。唐改为太乙观。宋代扩建,于天圣中(1023~1032)建御容殿,奉真宗像,改本名。明清又多次重修。土德观,位于中岳庙东,元代天历年间(1328~1330)建。二郎观,位于虎头峰下。承天观,位于金壶峰下,金代崇庆元年(1212)建。清微观,位于少室山麓,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建。天封观,即唐嵩阳宫,玄宗请道士炼药处。李林甫有记。后改名天封。观内立石有韩愈题名,有欧阳修跋。宋代梅尧臣曾赋诗云:“车马云外来,衣沾半山雨。弭节叩真居,扌门萝笑尘矩。回溪响石松,灵茹抽岩坞。玉槛刻年华,应无愧千古。”描绘出天封观环境的清净和幽深。主要的庙宇除中岳庙外,还有真武庙,九龙圣母庙、迎仙庙、许由庙、启母庙和少姨庙。儒家在嵩山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讲学传道。嵩山最有名的书院是嵩山书院。书院位于峻极峰下,创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初名嵩阳寺,隋唐时名嵩阳观、奉天观。后周改为太乙书院。宋代初名太室书院,后改今名。书院宋代最盛,生徒达数百人,著名学者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朱熹、程颢、程颐先后在此讲学。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睢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院内有巨大的古柏两株,据说曾被汉武帝封为大将军和二将军。同时还封有一株“三将军柏”,已在明末毁于火灾。院外西南隅还立有一通唐天宝三年(744)《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碑高8米,为嵩山最大石碑。历代文人都将嵩山看作游历隐居的胜地,不少人还在此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碑刻,故嵩山又有“文物宝地”之称。这些文人大多都同僧人和道士交游,同僧、道交游甚至成为传统的风尚,僧、道及寺观成为他们吟咏的主题之一。这里随手摘几首以共尝:昨诣山僧期,上到天坛东。向下望雷雨,云间见回龙。久与人群疏,转爱丘壑中。心淡水木会,兴幽鱼鸟通,稀微了自适,出处乃不同,况本无宦情,誓将依道风。──岑参《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得道凡百岁,烧丹唯一身。悠悠孤峰顶,日见三花春。白鹤翠微里,黄精幽涧滨。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梦,朝云如可亲。何由者见颜色,挥手谢风尘。──李颀《寄焦炼师》
        山高路已穷,倏尔逢兰若。落日老僧闲,支颐古松下。缓步入禅庭,苔苍但潇洒。”
        ──梅尧臣《峻极寺》
        颖阳道士青霞客,来似浮云去无迹。夜朝北斗太虚坛,不道姓名人不识。我有龙团古苍壁,九龙泉深一百尺。凭君汲井试烹之,不是人间香味色。欧阳修《送龙茶与许道人》
        文人学士从释道的哲理中得到启发,进而发展并融汇贯通了这些哲理。也正是文人们的“穿针引线”,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派系,呈现出互有差异,各自蓬勃发展,且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
      五、诸宗竞演终南山
      一、秦山奇古终南秀
        秦岭横亘于陕西省中部,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海拔在1500至3500米之间。它大部分是火成变质岩山地,北坡断崖壁立,形势陡峻。
        终南山指的是秦岭中段,“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幸攵皿、眉阝、雩阝、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终南山又称“中南山”,以其居天之中,都之南故;又称“太乙山”,以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在都城长安以南的南山口建太乙宫故。终南山历史悠久,《尚书·禹贡》中已提到“终南”之名,《诗经》中亦有“节彼南山”之句,《山海经》简称其为“南山”。终南山约略可以分为三段,周至以西至宝鸡一段为西段,户县、长安境内一段为中段,蓝田境内一段为东段。从总体上看,终南山西高东低。西段眉县县南的太白山海拔3767.2米,既是终南山的主峰,也是整个秦岭的主峰。太白峰巅高插云天,雄伟壮丽,风雨无时,气象万千。高处背阳地,虽在夏季亦有积雪,故俗有“太白积雪六月天”之说,这在炎热的关中来说是件稀罕事,故此成了关中八景之一。太白山巅有太白三池,面积为7公顷,水色蔚兰,纤尘不染,平静如镜,深不可测。太白山之高,令诗人赞叹不已,李白《登太白山》诗云:“西上太白山,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日,前行若无山”,“太白何苍苍,星辰上列森。去天三百尺,邈尔与世绝”。岑参《宿太白》诗也称“太白峰最高”。山上森林茂密,珍贵野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现已被列为国家“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太白山以东的周至县境内山区,由于强烈的水流切割,形成了“九口十八峪”,“苍巅互出缩,峪势曲走蛇”,因此也形成了许多奇观胜景,所谓“狮山象岭”、“九峰叠翠”、“西山登雾”等等,就是诸般景致的数种。山中有仙游谭,阔2丈,水黑色,深不见底,俗称“五龙潭”,古时朝廷每年都要遣中使前来向潭中投金龙祈福。由103条支流汇成的黑河,在山中蜿蜒奔流,年径流量为6.63亿立方米,如今,它已经成了解决古都西安工业和生活用水的永不枯竭的源头。终南山中段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有40余座,以高峻秀美著称者有4座。其一为紫阁峰。此峰位于紫阁峪脑,海拔2150余米,其西北面是岩层断裂后所形成的高500余米的悬崖峭壁,其峰翠如泼黛。《雍胜录》载,紫阁峰位于户县东南,每当旭日照射,烂然而紫;其山势上耸,若楼阁,以是故名。明代王九思云:紫阁峰有瀑布,景特奇绝。紫阁峰之北有黄阁峰,其南有白阁峰,其西有仙掌峰,俯仰皆景。其中以“紫阁睛岚”为最。李白有诗谓“紫阁连终南,青冥青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万井惊划出,九衢如弦直。渭水银河清,横天流不息”。极写了登上紫阁峰放眼远望的情况。宋人李马勹缶也有诗曰:“石磴溪桥傍翠峦,分明深入画图间。远饶禅刹疑无景,迥向群峰别有山。微雨欲来云影乱,轻风不断乌声闲。岚光可是清人骨,更待中霄一梦还。”这又是从全局着眼来描绘紫阁峰的仪态了。紫阁峰的东北邻是高冠谭,这里山势陡绝,有飞瀑泻入谭中,潭水激射,其声如雷。北宋时,草堂寺寺主在此建了一盘水磨,“又南依危峰岩岫,北面长川秦原,筑高楼,西开客馆,东敞僧房,俾来者洗以尘襟,醒乎耳目”;“望辽天而空阔,夜月良多;睹雨霁于秋光,并观叠嶂,阒然世外,杜绝尘喧”,于雷轰之处,却是一片寂静的世界,以动衬静,这真是造化所做的一首极富哲理的诗。圭峰山位于太平谷口,为断裂岩形成的三角形孤峰。它拔地而起,海拔约1500米,三面为悬崖峭壁,唯南面坡度较缓,上有一寺,圭峰禅师宗密曾在这里坐禅。峰顶一席之地筑有一庙。每当黑云压顶,必有大雨,故俗云“圭峰戴帽,白雨发泡”。圭峰旁又有天池,秋月照射,澄沏如镜,其峰之南旧有别墅,“暮山紫翠,横绝天表,月高露下,群动暂息,忽有笛声自西依山而起,上拂云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听之,天地人物洒然如在冰壶中也。”有一首诗对“圭峰夜月”这样描写说:“浩照圭峰树影重,天云潋滟淡春容。银河斗转横轮阁,铁鸟风清杂晚钟。青幛远衔秋夜月,轻云暗抱大夫松。山家乘兴恒孤往,石径穿林护短筇。”难怪它要成为当地景点之一了。南五台距长安县城20公里,由五座山峰组成,俗称五台,即大台(又称观音台)、文殊台、清凉台、灵应台、舍身台。每当天清气朗时,登上西安古城城垣便可看见南五台。这里山势峻峭,峰峦叠嶂,树林茂密,泉水叮口当,风景极为幽美,旧志有“今南山神秀之区,惟长安南五台为最。”登五台,以前必须经过塔寺沟,这里山道崎岖,溪流蜿蜒,泉水喷珠吐玉,修竹身影婆娑,数十处佛寺殿塔掩映于绿树丛中,情趣横生,美不胜收。到达大台之后,放眼四顾,群山如屏环列,芙蓉万仞插入青冥。从大台有一条鸟道通往其它四台,四台中数送灯台山势奇峻,是最能吸引游人的去处。翠华山距西安城30多公里,传说由翠华姑娘乘龙至山中坐化而得名。汉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于此山谷口建太乙宫,故翠华山又名太乙山。登山须经“十八盘”,这是由盘石自然堆积而成的石阶。山中有太乙池,水面百余亩,既可坐在岸边垂钓,也可以乘舟至湖中游赏,湖光山色,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动人山水画。池之外,又有龙移湫、澄源湫,传说为天宝年间(742~756)山石崩塌堵塞水流而成,在山左太峪村东南有一所谓的“龙涎窝”,瀑布从山崖上泻下,气势磅礴,吼声震耳。村西有冰洞,虽盛夏亦有坚冰,又有风洞,凉风飕飕出自洞中。村东石壁上有金华洞、玉案峰,由于高峻路险,难于攀登,所谓“云从玉案峰头起,雨自金华洞口来”即是其高峻的形象写照。终南山东段主要有玉山,位于兰田县东南部,因出产玉石而得名,主峰海拔为2339米。玉山又名王顺山,此山之美,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话来说便是“一游五昼夜,欲返仍盘桓”。玉山的景致主要有:古栈道,开凿在绝壁峰半山腰上,是隋唐时攀登悟真寺上寺的必经之路,栈道弯弯曲曲,很是惊险。栈道旁有石龛,当年白居易登山时曾在此休息过。石龛旁的崖壁上有一悬空巨石,白居易称之为“一片石”,僧人们曾爬到此石上坐禅、诵经,故又称之为“定心石”。宾位亭,位于陡峭山坡间的一片开阔地,如今只剩下一块数十立方米的大石头,此石经过人工雕凿,人称“月亮石”,也是白居易憩息的地方。周围是一片竹林,无数个和尚墓塔掩映于其间。此地树木坚瘦,抱石而长,树身盘曲如虫蛇。古时,树木有松有桂,四时葱郁,乱不成行。东岩怪石,东岩是玉山的主峰,唐代时是兰田玉的主产地,玉长于石中,从崖面上看,由玉石形成的纹路犹如嵌着的根根翠竹,夜间,玉石闪光,与星月争辉。此峰高峻,犹如“拄天青玉竿”,难以攀登,据说峰顶有白莲池,“素葩覆清澜”,可惜“闻名不可到,处所非人寰”。三级瀑布,这是秦岭北麓最大的瀑布,位于兰田峪尽头,由南石河河水从一百多米高岩面跌落而成,石分三级,瀑亦随之,抛珠溅玉,水雾团团,煞是壮观。除此之外,又有古道瀑布、四级瀑布、辋川瀑布等,各展风姿。天然岩洞,这也是此段山区的一个重要特色。主要的岩洞有碧天洞与珍珠楼。位于蓝桥乡政府所在地的西边石壁上,前者有3个洞厅,后者在碧天洞上方2百米处,洞分两层,是一个楼上楼,可容百余人;凌云洞,位于辋川乡岩子村附近的照壁山上,全洞多厅多层,构造复杂,钟乳石造形奇特多姿,虽纵深长度在520余米以上,但洞内空气清新,暖如温室。这是此地溶洞群中最大的一个。此外又有卧虎洞、藏龙洞、哺乳洞、绣楼洞,皆据洞中钟乳石的造形特点而命名;锡水洞,位于照壁山对面成仙岭的山腰,洞中有潭有楼,幽静别致。考古发现,古人类曾在此住过,后来则成了道家的洞天福地。由于终南山为地壳隆起、岩层断裂所成,因此地热十分丰富,并因此又给这里凭添了不少自然风采,其一是温泉多,水质好,骊山华清宫温泉与白居易的《长恨歌》连在一起,闻名全世界,古今墨客记述已多,这里不赘。汤峪,又名汤泉湖,位于兰田县西南20公里处,汤峪温泉不但水温高(62℃),而且含有碘、氟、锰等多种矿物质,是12类矿泉水中之最优者。既能去腻洁肤,又能治病。早在唐代,明皇玄宗即已在此大兴土木,建造“大兴汤院”,分设玉女、融雪、莲珠、漱玉、濯缨5池,也是闻名京师长安的一处温泉。如今,这里已经建成汤峪疗养院并真正地服务于人民。其二是由地热所形成的烟雾。最著名的要算“草堂烟雾”了。姚秦时鸠摩罗什至止译经的草堂寺曾有一口“烟雾井”,地热蒸气从井口冒出,升至空中,每当落日西沉时,腾空的“烟雾”便蔚成奇观:轻烟淡雾摇曳于圭峰之巅,呈淡淡的紫色,沿着屏列的终南山北麓,随风向着帝都长安悠悠飘去。颇有规律性的“草堂烟雾”于是成了“关中八景”之一。终南山的俊秀首先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占有。秦皇汉武所建之上林苑都包括终南山的中段和西段东端在内。起初,秦始皇建成上林苑之后,又在苑中北端兴建阿房宫,并且自前殿下建阁道直通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汉武帝时更广开上林苑,周回达数百里,将原来阿房宫以南周至至宜春苑(今长安县南)间的田亩山林悉划归上林苑,全苑开12门,括36苑、12宫、25观。隋唐两代又在终南山中增建了不少离宫别馆,如隋之凤泉宫,在眉县境,为隋文帝沐浴之地,唐高祖亦曾临幸;仙游宫,在周至黑水峪内;宜寿宫,在周至境内;甘泉宫,在户县栗峪口;太平宫,在户县太平峪口;唐代新建则有太和宫,在长安县太和峪黄峙村,贞观二十一年(647)改作翠微宫,附建太子宫,太宗卒后改为翠微寺和龙田寺;万泉宫,在兰田县境,由高宗建于永淳元年(682)。终南山中除了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之外,还有大臣显贵的庄园别业和私第。而最为寻常、普遍的则是长安的官僚、文士以及各地的迁客骚人常常在公务之余到此游赏娱乐,一本《全唐诗》中,吟咏终南胜景的绝唱不下数千首,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元稹等著名诗人,无一不留下了这方面的杰作。即使在唐朝灭亡,政治中心东移之后,终南山作为一个游宴之地仍然是很出名的。今圭峰草堂寺所存《章忄享题名碑》和《重修户县志》中程明道先生《户山诗序》都给后人指示了游赏终南的线路。二、终南山佛教源流终南山佛教是长安佛教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终南山可谓长安佛教之摇蓝。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长安之后不久,终南山也开始建立弘教的据点,这就是其北麓户县境内庞村的罗汉寺。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初年(58~61),初名白马招觉院。西晋惠帝于太和元年(302)颁布圣旨(《圣旨碑》现存该寺)敕建该寺,并派出两名监造官负责扩建,扩建后更名为“行香院”,并召该寺高僧普觉入宫,以国师之礼相待,赐地千倾,造殿堂百座,瓦厦数千间。”此碑实为长安最早弘化佛教的珍贵资料,它填补了汉至西晋阶段长安弘化佛教的断代。三国时,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从雍州出发,前往于阗求取《大般若经》,这件事也说明了三国时雍州境内已有佛教信仰。东晋十六国时,长安佛教进入大发展的阶段,而终南圭峰山下的大寺(草堂寺前身)与长安城北的逍遥园则成了此一时期长安佛教的大本营。这里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国立译经场,而且也是第一个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机构的所在地。自此开始至于唐亡,长安成了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终南山也成了众多僧人栖隐修行之所、佛教诸宗的策源地和教难时期佛教徒们的避难所。当中国佛教开始向前发展而又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的时候,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分别于公元446年和574年发动了两次灭佛运动,长安均成为法难的中心而因此荼毒最烈。此时,长安城里的僧人即逃入终南山以保存力量,法难过后,他们再重新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高僧传》载:僧周及其弟子僧亮等数十人曾在第一次法难前夕逃入“寒山”(或称太白山)隐居。文成帝继位后下令复兴佛法,派人入山请僧周师徒同兴法事,僧亮随使至长安,受到了全城百姓的欢迎,镇守长安的永昌王奉旨“亲自枉道接足致敬”,并在其建议下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史称“关中大法更兴,亮之力也。”北周法难时期,逃入终南山避祸的僧人更多,主要者略如以下数人可代表之:普安曾栖隐于终南木便梓谷西坡,同时又引静(一作青彡)渊法师同止林野,后渊法师于此置寺结徒,是为至相寺之始,后来由此而演成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静霭法师于时亦携其徒侣30余人入终南山,东西造寺27所,依岩附险,使逃逸之僧得以安置,此不啻为灭佛之祸行虐关中乃至全国时的一方净土。普安本人则于隋季被频请入京,为皇储门师,住于长公主所建之静法寺。法应亦避迹终南,“饭衣松萝,潜形六载”。当隋代复兴佛法之后,应复至长安师事昙崇,并代其维持五百徒众。开皇十二年(592),当选为全国“三学业长”的25人之一,并领徒三百于(长安)实际寺相续传业。道判法师曾西奔于太白山,逃难之中不忘讲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周宣帝即位后下诏复兴佛法,判当选为120名“菩萨僧”之一;隋立,复充大兴善寺住持。开皇七年(587),敕于终南山交谷东岭由天竺人监工建造龙池寺,请其居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某种程度上,终南山成了(佛教)屏避劫难的堡垒。中国佛教的宗派,若将三阶教包括在内,便共有9宗,其中三阶教、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的祖庭都在长安,7宗之中,又有5宗的祖庭或中心寺院是在终南山中。对于三论宗、华严宗和律宗来说,终南山可谓是它们的发祥地。这3宗的祖庭或中心寺院如下:草堂寺,在户县境内终南山北麓的圭峰脚下。始建于西晋,姚秦时称为“大寺”。弘始三年(401)至十三年(413),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应秦主姚兴之请,在逍遥园~大寺建立中国第一个国立译经场,译出经律论三藏经典35部425卷,诸经以大乘为主,间杂小乘,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观无量寿经》、《禅法要》、《禅要解》、《菩萨戒本》、《十诵律》等等,关涉到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等,不少还成了创宗立说所依据的经典。罗计所弘以性空学说为主,其高足僧肇被称为“解空第一”,在自己的撰述中阐明并确立了“诸法缘生性空”的三论宗义,成为罗什学说的正宗传人。后来,辽东僧朗传得此学,并至江东弘扬,至吉藏而正式确立三论宗大旨和仪轨。由于本宗依“三论”而立宗,推鸠摩罗什为本宗初祖,大寺也便成了该宗的祖庭。魏周之际,大寺分为草堂、常住、京兆王寺、大乘等四寺,独草堂寺存留至今。唐季,华严宗四祖澄观法师于此撰成《新译华严经后分经疏》10卷,五祖宗密住此教禅双弘,飞锡法师于此据《法华》而说“净土”,可见,这个三论宗的祖庭此时与华严宗、禅宗、净土宗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至相寺,其创始及位置已如前述。普安法师崇重《华严》,创建者青彡渊法师亦以义学称著。至相寺从一开始便是弘扬华严学的重镇。隋代,高僧智正曾至此从青彡渊研习《华严》;华严宗的初祖法顺、二祖智俨、三祖贤首国师法藏都曾在此研习、弘扬《华严经》义。至相寺实际上是华严宗的发祥地。后人只是因为法顺寂后葬于樊川北之少陵原华严寺才称此为祖庭,这其实是欠确切的。真正的祖庭应当是至相寺。
        净业寺,位于终南山北麓沣峪口内柳林坪(昔名清官村)后庵山上。始建于隋末。唐初,道宣律师常住此寺,潜心研习弘扬律学。麟德二年(665),奉诏于此寺内创设戒坛授戒。因此寺地处南山,故道宣律师依《四分律》而创立的律宗亦称南山宗。师寂后,门徒于寺后峰起舍利塔供养,今寺后石崖间仍有其静修遗址。寺东南又有唐代诗人白居易衣冠冢。
        丰德寺,位于终南山北麓沣峪口东山坡上。北周武帝灭法时,此地乃禅僧智藏隐居之所,开皇三年(583)正式定居于此。文帝以其道望隆广,多所施赐,并诏以所住寺为丰德寺。唐贞观十六年(642)至十九年,道宣住此,撰成《比丘尼钞》3卷(今作6卷),后一度参与玄奘译场工作。贞观二十年,复返丰德寺,将前作《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1卷扩充为2卷,将《羯磨疏》2卷增为4卷。永徽二年(651),又将《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及此戒本《疏》进行增订。至此,南山律宗宗义大备,而丰德寺成了他完善本宗理论的重要场所。寺院今存,为尼寺。百塔寺,位于终南山天子峪至鸟鸣坞。开皇十四年(594),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和尚入寂后葬于此,因成塔院。后代僧人慕其德行,死后亦多建塔于此。唐大历六年(771),正式更名百塔寺,宋以后称兴教院。明代秦藩重修,国初尚存残破砖城、北门城楼、照壁,残垣内有3所寺院,各有堂殿、僧舍,残垣西北方有砖塔一座,方形、13层;东南方有舍利塔数10座。由此尚可见出当年院宇的规模。百塔寺今为一小院,尚有香火。信行所创立的三阶教由于执着“末法”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欲望产生矛盾,先后于隋开皇末年、武后圣历二年(699)、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被敕禁或限制,但从若多僧人慕名随葬的情况看,它在佛教徒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作为三阶教在隋代长安城中的五所寺院即化度寺、光明寺、慈门寺、慧日寺和弘善寺早已无存,百塔寺因此而更具历史价值。香积寺,位于终南山北子午峪口外数里处。据《隆禅法师碑》载,唐永隆二年(681),净土宗的创始人善导和尚入寂,弟子怀恽为其崇灵塔于神禾原。“其地前终(南山)峰之南镇,后帝城之北里”。“歌钟沸出,移上界于阴门;泉流激洒,比连河于阳面”。又于塔侧“广构伽蓝,莫不堂殿峥嵘,远模忄刃利;楼台岌山业,直写祗园”。环境清幽,寺宇雅致。王维有诗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雾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寺院建成后,不仅成了净土宗祖师的塔院,而且成了弘扬净土宗的中心道场,怀恽、净业相继充任寺主,继续弘扬净土教义。由于善导正式创立了净土宗,香积寺也因此成为本宗的祖庭。
        古代长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终南山山水如画,又距帝京不远,因此,这里的佛寺比其它任何一处名山都多,人谓“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据志书记载,迨至明代,仅户(同雩阝)县一地便有佛寺千余所之多,而且几乎是“无地不寺,无寺不奇”。长安县境乃神居帝里,寺院之多不亚于户。这偌多的寺院好大一部分即在终南山中,除上述祖庭、中心寺院外,比较重要的还有:西段的太白山中,昔有九林寺,是9大寺院的总称,9寺之中今存铁佛寺。相传这里是北周武帝灭佛时禁锢关西僧人的地方。此外又有不少僧人因避祸或隐修来至山中结茅,既有汉僧,亦有胡僧,唐代诗人岑参有《太白胡僧歌》云:“闻有胡僧在太白,兰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难见但闻钟。窗边锡杖解两虎,床下钵盂藏一龙。草衣不针复不线,两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几哪得知,手种青松今十围。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识,愿一见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里看山空黛色。”经过历代营建,山上寺院达数十座,由此构成了太白山独特的古建筑群,这些寺院多用铁瓦覆顶,佛像多为铁铸或木雕。如今,由远门口登山,于海拔1060米处有下坂寺、上坂寺;由营头口登山,于海技2000米处有菩萨山(俗称大殿),往上又有平安寺、明心寺、向阳寺等。由太白山向东渐次有骆峪寺,原为隋大业间(605~617)高僧道哲潜隐之所,后又“营构禅宇,立徒策业,教以正法,训以律仪”,寂后葬此。黑水峪内之仙游寺,始建于开皇二十一年(即仁寿元年,601),初时亦宫亦寺。隋文帝第一次下令在全国建数十座舍利塔,仙游寺占其一,此塔至今犹存,名法王塔,方形7级,高31米。咸通元年(860)分而为三寺,现留一寺,位于黑水南岸。这里山环水绕,到处是茂林修竹,甘泉飞瀑,加之薄雾缭绕,古洞幽奇,素有“洞天福地”之谓,此处古今皆为山水胜地。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住此写成不朽名篇《长恨歌》。如今,寺院已将毛泽东手书此诗中之一段及臧克家的跋文镌刻成巨碑供游人观尝。田峪内之神田寺,高僧僧照于周武灭法时避祸於此,独处幽居,“高步松苑,顾影与心,相娱自得”。至隋初,佛法大兴,僧照乃于田峪立神田寺,养徒纵业,名振谓川。终南山中段户县境内无论于古于今都是佛寺最多的地方。其中,栗峪口西有明阳寺,本隋甘泉宫旧址,唐时改为佛寺,清代方毁于火,今仍存石碑、铁钟、舍利塔数座。栗峪口东慈云山山腰有大悲寺,创建年代不详,今寺内尚存清代石碑三通。直峪口的新兴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始建,今存。皂峪、谭峪分水岭南端的九华山寺,因此地九峰相连,故名,周围茂林修竹,有12佳景。山下阿姑泉村有弥陀寺,寺内有唐代石佛像一尊,此两寺均建于唐代。西圭峰之阳面有圭峰寺,圭峰宗密禅师住持草堂寺时曾来此坐禅。其山阴有重云寺,五代后梁开平五年(911)京兆僧智晖创建,时有叠云祥出于众峰间,故名,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0)改名长兴寺。其西之牛头山下有金峰寺,唐代高僧一行和尚曾住锡此寺,今寺内塑有一行立像。西圭峰东山脚下及太平峪口有太平宫寺,隋文建宫,大业未改为佛寺,以法藏(俗姓荀,颖川颍阴人)名望,补为上座。直至贞观时,太平峪内山水奇绝,殆非人境。唐高祖、太宗都到过太平宫寺游历避暑。由太平峪口入山,经重云寺下院、入长啸洞、过虎溪、凤池,然后可达云际寺。此寺创建于魏武之始,因寺在山巅,山峰孤高,白云缭绕,故又称云际寺,今存古迹“风月楼”,楼外有“北瞻帝阙三千里,南望圣唐百二区”对联,楼内有“晓行先见红日起,晚步独披淡秋风”对联。此寺在唐代颇负盛名,与新罗求法僧有着密切关系。在紫阁峰山阴,除昔日由“大寺”分出的4寺外,还有高冠峪东侧小圭峰(或称东圭峰)上的圭峰寺,宗密禅师寂后曾于此荼毗。高冠峪西侧岭上的青龙寺,隋大业未年,高僧慧赜由长安至此静修,并因岩构室而成寺。紫阁峪口杜家庄南有大圆寺,传说汉时这里称“子房庄”,即所谓张良辟谷处。大圆寺则由僧大圆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创建。寺据终南之胜,南控黄崖,北看紫壁,西依仙掌,东俯量空,寺院朱阁丹楼,修竹成林,内多名人题咏。直至“文革”前,寺内尚存韦陀铜立像和弥勒、如来佛铜像五尊,或说为五代时物。从紫阁峪口往里走6里,可达宝林寺,为贞观年间由大将尉迟敬德监修,寺南山峰顶有密檐式唐塔,俗称敬德塔,高15米左右。此寺又名紫阁寺,曾一度藏有高僧玄奘三藏的头盖骨。属于中段的长安县境内山区,也有多处寺院群。沣峪口寺院群除净业寺、丰德寺之外,还有观音寺,又称望香台,创建年月不详,但唐代已为终南名寺,寺院所在的山峰海拔2166米,居高临下,周围众山如奔马涌浪,远近景色尽在眼底,李白《登观音台望城》中“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的诗句,活画出登寺远眺的景象。当年寺宇多达5百余间,现存山门和中佛、送子、观音三殿。此寺之周围又有南雅寺、金禅寺、万峰寺、水帘洞及东西南北四景池等殿宇,诸寺虽依岩而建,但周围都长满树木。寺院隐藏在茂林深处,显得更加幽静和神秘。主峰东面为悬崖峭壁,站在南天门往前可看见岩壁上一尊天然而成的巨佛,高约150余米,佛头顶部面积也有百余平方米,此像比四川乐山大佛还要大一倍。太和峪寺庙群包括翠微寺与龙田寺、黄峪寺以及西邻青华山的卧佛寺。翠微寺由翠微宫改成,龙田寺即翠微宫侧之太子宫,《贞元释教录》又谓大和宫之正院为大和寺,至贞元时,龙田寺与大和寺合拼为翠微寺。黄峪寺今已无存。卧佛寺创建于唐代,今存,内有一卧佛,总长17米,系就自然山石雕造而成。此外又有十余尊铁铸佛像。南五台寺院群由塔寺沟与5个峰台的寺院组成。南五台自隋唐至于明清,这里建有寺宇数以百计,而早在唐代即已成为全国4大佛教“灵境”之一。民国时期,这里仍有70余座寺庙。现在,沟内台上主要的寺庙有:弥陀寺,位于塔寺沟口,建于隋,盛于唐。现已毁后修复,新建罗汉堂中置一6面5层木塔,高5米余,上4层各置石雕佛、菩萨像6尊,堂壁嵌有5百罗汉石像,造形十分精致。圣寿寺,在塔寺沟内。隋仁寿间(601~604)创建,昔日规模已无从考证。今尚存山门、大殿、僧房等20余间。大殿北侧有隋建方形楼阁式砖塔一座,其旁又有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师影塔。唐代惟政禅师等高僧曾于此居住弘法。现寺内种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所赠80棵落叶松,后又育苗增种6百余株,已经蔚然成林。西林寺,在观音台南坡上。光绪十六年(1891)由僧觉朗创建,初名大茅蓬,民国时改为今名。印光大师曾一度住此习法。清末民国间为南五台的主要寺院之一。常住僧达50至60人。现存寺宇9间并觉朗舍利塔。圆光寺,在南五台最高峰观音台上,隋仁寿年间(601~604)创建,初名观音寺。唐代改名至圣寺,宋代改为今名。明代建殿宇40余间。民国以来曾遭两次火灾,现尚存寺舍数间。除上述寺庙群之外,还有蛟峪的天池寺、白道峪嘉五台的兴庆寺和新安寺、大峪的莲花洞寺、小峪口的清禅寺等,其历史都很久远。终南山东段的主要佛寺,临潼境内有石瓮寺,在骊山绣岭山腰。开元年间(713~741)以造华清宫余材建造此寺,初名福崖寺,玄宗题额。当时寺内有幽州所贡白玉佛像,名家杨慧之所塑佛像,寺旁飞泉上方的红楼内有玄宗皇帝题诗、王维的山水画。后寺毁复建,名石瓮寺,以悬泉瀑布激石成臼故。寺存至今,内有宋代石雕佛像三尊。庆山寺,始建于隋,初名灵岩寺。唐垂拱二年(688),寺附近地涌成山,刚刚登基的武则天以此为瑞,制以山名庆山,灵岩寺改名庆山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曾重修此寺,后或毁于“会昌法难”中。1985年于此废寺址出土“释迦如来舍利宝帐”一座及金棺银椁、珠宝、三彩狮子等珍贵文物127件。蓝田县境内山中有悟真寺,始建于隋开皇初年,分上下两寺,上寺在王顺山巅,殿堂依山势而起伏,共4千余间,周围修竹成林,故上寺亦称竹林寺。诗人白居易曾游王顺山5日,写有长诗记叙山寺胜景、古迹、文物。隋唐高僧净业、慧超、善导、法诚、归真等人曾住寺弘法。下寺在王顺山脚。现存之水陆庵亦名蓝渚庵,是悟真寺的组成部分,明代为秦藩王家佛堂,堂内始作巨形佛本生故事、五百罗汉、二十四诸天、菩萨等壁塑以及横三世佛、报应身佛以及儒、道、医人物等塑像。据说西檐墙上的兜率天(俗称千人听经图)壁塑为五代作品。这些塑像多达3700余尊,作工精细,神态各异,脱俗逼真,色彩鲜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乃至于被人称作“第二个敦煌”。玉泉寺,在蓝田散谷,始建于隋,唐武德初大仆卿宇文明达之子世寿重建,因山有润玉、下有流泉而改名玉泉寺。高僧静藏奉敕住持,弘化远近道俗。空寂寺,在县城东北20公里东咀村沟道中,始建于唐,首任住持为大福和尚(曾充任庆山寺住持)。有唐一代,该寺地产横夸渭南、蓝田两县境。除以上诸寺外,蓝田山中尚有清原寺、丰盈寺、玉山寺、汤兴寺、红门寺等30余座。终南山不仅寺庙数量、富丽程度甲诸山,住山高僧也称第一。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高僧传》、《续高僧传》和《宋高僧传》的终南僧人有西域的鸠摩罗什、昙摩流支、那崛多,中僧僧肇、道生、道融、僧睿、慧观、昙(僧)影、慧严、道恒、僧丰刀石、慧睿、僧弼、昙鉴、慧安、昙无成、僧导、僧因、僧苞、僧业、僧周、僧亮等。这批僧人中的绝大部分主要活动于圭峰大寺(即今之草堂寺),是“逍遥园──大寺”国立译经场的译主和骨干力量。南朝梁代以后的僧人有:昙相、法藏(北周隋唐间之法藏,葬云际寺),僧照、静藏、道删、法应、静霭、普济、普安、青彡(静)渊、法诚、慧超、善慧、法琳、智藏、法喜、智正、净业(悟真寺主)、慧远、灵润、会通、觉朗、智洗、弘智、法顺、智俨、善导、道判、慧赜、法藏(唐贤首国师)、道宣、澄观、宗密、净业(香积寺主)、怀恽、玄奘、飞锡、惟政等等。此外还有一批生前不曾涉足终南,死后却长埋于此的僧人,如通幽葬至相寺南峰,昙迁葬终南山北麓胜光寺山苑,昙崇葬至相寺之右,信行葬至鸟鸣阜山足,普旷葬龙池之峰,道宗葬至相寺南岩,吉藏葬至相寺北岩,僧邕葬于终南山北,慧藏葬于至相寺前峰,智梵葬终南山,明瞻葬太乙山智炬寺,灵干葬终南之阴,慧君页葬丰德寺东岩、昙伦葬终南山,灵藏葬至相寺前峰,玄琬葬终南山,慧满葬龙池寺侧,慧乘葬南山谷口,空藏葬于龙池寺侧,德美葬木便梓谷,道氤葬逍遥园侧,慧因葬至相寺等等。这批僧人有的是某宗派的创立者,有的在法难劫后振兴佛教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的以某一方面的学说见长,总之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起过促进作用,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高僧大德的活动和死后竖起的无数灵塔,无疑给峻秀的终南山增添了不少庄严与神圣的色彩。三、终南山与朝鲜日本佛教终南山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名山,而且与朝鲜、日本佛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艹付秦开始,以迄于明初,朝鲜入华学僧至今尚能考知其名号者达二百几十人,其中唐朝时期的入学僧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这时曾经在终南山请益求法或作短时间活动的竟达20多人。最有名的如:慈藏,贞观十二年(638),与门人僧实等10余人入唐,经五台山到达长安,唐太宗以殊礼待之。不久后至终南山云际寺东崖架室而居,时达3年之久,贞观十七年还国,带回佛教藏经一部和佛像、幡花盖具等,回国后建议新罗国王采用中国的服章制度。慈藏被任为大国统,主持新罗一切僧尼规猷,以“定律”称著本国。圆测(613~696)为新罗国人,3岁出家,15岁至长安请业,时当贞观二年(628),比慈藏早入华10年。他终生留居中国,在唯识学研究上很有成就,其独具特色、自成系统的唯识理论被称作“西明系”,与玄奘高足窥基为代表的慈恩系学说颇有不同之处。晚年曾奉敕多次参加译经工作,时人称其为“海东法将”。在西明派与慈恩派的诘抗争长中,圆测曾在玄奘去世、窥基返回慈恩寺居住弘法后前往终南山云际寺静修,后更去寺30里结茅而居,前后达8年之久。卒后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北谷,其弟子慈善和胜庄(亦新罗僧)将其部分遗骨带回长安,葬于终南山沣峪口丰德寺东岭上,宋政和五年(1115)复移葬于樊川北沿兴教寺玄奘舍利塔左。其塔至今仍存。义湘(625~702)也是新罗人,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入华,住终南山至相寺,从华严宗二祖智俨习《华严》义,与华严宗三祖贤首国师法藏为同学。与同住山中的道宣律师亦有交往。咸亨元年(670)还国,创浮石寺弘扬华严教。后来,法藏托归国的新罗僧胜诠法师将自己的新作《华严探玄记》等多部著作送给义湘法师。义湘得书,再创10寺弘扬其教。此前,义湘法师亦曾托入华的孝忠法师送给法藏金九分。两人的密切关系于中可见。义湘在本国被推为“华严初祖”。义湘以外,曾到至相寺求法的新罗僧还有孝忠、胜诠、道亮、宝壤等人。此外,与终南山有关的朝鲜僧人还有:圆安,新罗皇隆寺僧圆光(亦入华求法僧)的弟子,武德、贞观中入唐,初住长安京寺学习经论,晚归心学,名望暂显,后应特进肖王禹之请,住蓝田津梁寺,并受其四事供养。僧连义亦住于蓝田谷。智仁,入华年代不详,曾参与玄奘译经场工作,其中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终南山翠微宫协助玄奘译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1卷,任笔受。慧超,于唐开元初入唐。然后经海路至印度求法,至开元十五年(727)还至长安,撰成《往五天竺国传》,后从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学习秘法,是不空的6大弟子之一。大历九年(774)二月,慧超曾奉敕往周至境终南山仙游寺的玉女潭祈雨,完成任务后曾给代宗上表汇报工作。慧昭,贞元二十年(804)入唐,投沧州神鉴大师研习曹溪禅法,后西游长安,入终南山紫阁峰“饵松实而止观”3年,然后又下山当四达之路织芒鞋施人,亦3年。大和四年(830)还归故国,先后于尚州露岳长柏寺、康州智异山花开谷双奚谷寺开法,受到兴德大王、愍哀大王的隆遇。日本佛教的各宗都与中国佛教有着渊源关系,其中的净土宗创始人源空法然在创宗时曾提出了“偏依善导大师”的口号,重视称名念佛,依靠弥陀本愿力(他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于是此宗信徒便追终南山阴的善导塔院香积寺为其祖庭。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之后,日本佛教协会于1978年、1979年两次组团来华拜谒香积寺,并与中方商妥着手修复该寺,然后又在善导逝世1300周年纪念日的1980年5月14日和法然诞生850周年纪念日的1982年11月15日组团到香积寺与中方僧人隆重举行法会、表演歌舞和举办净土书法展览,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日两国僧人间的友好关系。日本日莲宗依据《妙法莲华经》创立宗派,此宗的“三大秘法”中奉日莲亲书的“妙法莲华经”5字及绘有天部诸尊的十戒互具的曼荼罗为“本门的本尊”、“妙法莲华经”5字同时为“本门的题目”、《法华经》即本门的精华。《妙法莲华经》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5)在圭峰大寺由鸠摩罗什译出,因此,日莲宗便以大寺,即今之草堂寺为其祖庭,并对鸠摩罗什感恩载德。1980年9月,日莲宗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组团访问中国,并专程参拜草堂寺,归国后即成立“草堂烟雾会”为协助中方修葺草堂寺募集经费。1982年日莲宗向草堂寺奉献鸠摩罗什木雕像一尊,并在草堂寺联合举办尊像奉安开光法会,后来又在草堂寺内修建了一座鸠摩罗什纪念堂。日莲宗与草堂寺的密切关系正在与日俱增。四、释道消长与融合道教推老子李耳为始祖,尊《道德经》为根本经典,终南山道教之始一般被追溯到老子入关传经设教之时。终南山西段有楼观台,在周至县东南15公里的山麓中,相传周大夫函谷关令尹喜最先于此结草为楼,以观星气,故名草楼观,后来简称楼观。老子西入关,在楼观南筑台为尹喜授经,故台称说经台,又因位于楼观境内,故亦称楼观台。《楼观本起传》谓“此宫观所自始也”,“此大教所由兴也。”继楼观之后,汉武帝于元封初(前110)因夜闻太乙神之告而于第二年在终南山大和峪口建太乙宫,以祭山神,至光熹元年(189),始有道士杨谌,住此主宫事,“胎息辟谷,炼气飞神,咒水飞符,役使六丁,召龙至雨”,从而使其成为道教的又一据点。南北朝时期,终南山道教有了新的发展,至有唐李氏王朝的建立,道教被钦定于佛教之前,从而达到它的盛期,但在道观、道士的数量上都难比于佛教。随着唐朝的灭亡,政治中心的转移,终南山佛教开始走向衰落。而道教则不然,其始有陈抟、吕洞宾、刘海蟾、张无梦,种放等人居山修道,迨至金、元时期,王重阳及其弟子继之创立并弘扬全真教,终南山道教于是又进入它的第二个盛期,并且有了更多的新变化。历代于终南山中所建道观可考或现存者尚有楼观台、通道观、仙游观、金台观、重阳宫、清凉山、望仙宫、丹阳观、长春观、太一观、四皓庙、玉真观、金仙观、开元观、灵泉观(原华清宫)、白鹿观、太元观、艹负黎观(原
        艹负阳宫)、化羊宫(亦称化羊庙)、太平观(原太平宫)等数十座。无疑地,昔日的道观数目实际上比这要多得多。特别是,道教的一些主要派别的祖庭就在终南山中。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将终南山列为道教名山。
        在终南山的道教史上,有几件突出的事与佛教有着特别的关系。其一是楼观派的形成。楼观建成后,至三国咸熙(264~265)初,有道士梁谌事郑履道法师于此,受《日月黄华上经》、《水石丹法》、《楼观先生本起内传》,传“炼气隐形之法”,“水石还丹术”、“六甲符”及采服“日月黄华法”。北朝时,更有高道如王浮、王延、严达等住此修炼,并终于演成宗派,是为楼观派,楼观台因之成为道教的活动中心、道法重地。这一派的特点之一是宣扬老子西升化胡说,昌炼形之术,兼修内外丹,声称周、秦时已设道士,借以与佛教抗衡。这时的二教虽然同山,但其基本关系是磨擦乃至于对抗。这一派发展至唐代而尤盛。其二是通道观的建立。北周武帝曾7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优劣问题,至建德三年(574)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庙塔赐予王公,先建通道观于教城,选著名道士、僧徒120人住观学习《老》、《庄》、《周易》,目的是要以道教教义改造佛教;接着又于楼观台附近的田谷建通道观别院,选华山道士8人、楼观道士10人居之,共弘“真教”,其中的德高望重者称“田谷十老”。北周武帝禁佛道二教的实质是尊儒、祖道、禁佛,通道观的建立即是一大证明。终南山这时是道长佛消。随着北周的灭亡,隋、唐两个统一王朝的相继建立,佛教劫后余生,走向鼎盛,终南山佛、道二教的形势才又随之番然变样。其三是全真道的创立。全真道由金代北宋遗民隐居不仕、自食其力、聚徒讲道而逐渐形成。其创始人王重阳系陕西咸阳大魏村人,早年习儒,后应文、武科考不第,遂于终南山下刘蒋村隐居,不久自称遇仙得道,并赴山东境内布道,创宗立派,点化马钰等7人。卒后归葬于刘蒋村成道宫,马钰于宫内修建一套大厅,亲题横额“祖庭”二字,此后各方门徒即以此为祖庵。元代,王重阳先后被追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重阳开化辅极帝君”,“祖庵”亦因此改名“重阳宫”、“重阳万寿宫,”这时宫内殿宇共计5048间,居宫道士上万人,仅元廷派来保护宫观的道兵便达3500人。重阳宫成了全国七十二路道教的总集合点。原属于楼观派的楼观台这时也归属于重阳宫统领,转弘全真道。王重阳的7大弟子也一度在终南山活动过,其中的马钰又收弟子10人,世称“十大解元”,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终南山祖庭的“仙真”,有的在终南山另建道观。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三教平等、三教合一,它以王重阳《立教十五论》为行为规范,注重清修,不事烧炼与符竹录,不食荤腥,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兼有儒之谦逊、墨之坚苦,静修以明心见性则与佛教禅宗相仿拂。全真派道教的这种态度,也许就是终南山佛教为什么衰而不泯、绵延至今的原因之一。
      六、佛国净土匡庐山
        一、匡庐奇秀庐山,中国佛教名山之一,又名匡山、庐岳、匡庐。位于江西省北部,北依长江,东连鄱阳湖。其势正如毛泽东所形容的那样:“一山飞峙大江边”,俊极,壮极。山为东北──西南走向,长约50里,宽约20里,周围绵亘约500余里。其北紧接九江市,南傍星子县,西南临德安县。山为古老变质岩断块山,属淮阴弧形山系,约在八千万年前,由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而形成,经冰川的作用,其山岩峭壁,幽谷飞泉,更显得伟峨多姿。宋代欧阳修曾赞叹说:“庐山高哉,千万仞兮。根盘几百里,峨然屹立于长江”。唐代白居易的评价是:“匡庐奇秀甲天下”。李白也曾说:“予行天下,所游览山川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人们莫不为此无比壮丽的山川景致所折服。庐山奇峰峻岭约有90余座。其中汉阳、香炉、五老等峰最为著名。大汉阳峰为最高峰,海拔1474米,高耸入云。徐霞客登此峰时说:“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西盼建昌,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峰顶有石砌的汉阳台。登汉阳峰,真可谓:“耸身缥渺,八荒皆顾”,“每风收霁放,仰眺列星,俯窥万派,迥然独辟者矣。”汉阳峰有峭壁,被称为禹王崖,相传大禹治水时登此,故名。在大汉阳峰的石柱上,有清代王以敏心撰写的联句:“峰从何处飞来,历历汉阳,正是断魂迷楚雨。我欲乘风归去,茫茫禹迹,可能留命待桑田。”五老峰位于庐山东端,石山骨立,突兀凌霄,如五老人并肩而坐。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说:“山之阴,一冈连属;阳则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空下坠者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际目甚宽。”“惟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商丘漫语》写到,登此峰,“东南州郡,数百千里轩然呈露,可指顾而尽”。李白写过《五老峰》诗,对此大加赞颂,他吟道:“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山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后李白果来此隐居,太白书堂就构筑在五老峰旁的屏风叠。庐山各峰无不秀美,至山南,又觉“庐山之美在山南,山南之美在秀峰”。秀峰是香炉、双剑、文殊、鹤鸣、狮子、龟背等峰的总称。群峰竞秀。“双剑崭崭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香炉一峰,直山头圆阜耳”;“孤峰拔起”,四望无倚,绝顶为文殊台、顶有文珠塔。此峰“对崖削立万仞,瀑布轰轰下坠,与台仅隔一涧”。群峰间还有瀑布多处。其中一支从鹤鸣、龟背两峰间泻出,喷薄数十百缕,称为马尾水。另一支从双剑峰东面凌空直泻至大壑中,悬挂数十百丈。李白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即咏此。人们至此,无不惊叹造化何至如此神奇。庐山不仅峰美、谷美、瀑布美,它的云雾也极美。由于三面临水,以及封闭的地形,江湖水蒸发,不易扩散,随山势上升即成云雾。庐山云雾千变万化,神秘莫测。无数文人墨客对此作了大量的描绘。试举其一:“晓起,推窗四望,烟雾弥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涛,不复知有世界。微风东来,云气舒卷,忽而一峰乍见,忽而绝壁半开,忽而千峦中断,忽而万壑合寞,恢奇秘幻,不可摹拟。少焉,阳乌漏光,云收入轴,凭栏俯眺,见白云乍凝,有团团如轮者,有飘飘如丝者,有绵绵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横塞山麓罅隙间。青松红叶,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角,或隐或现,又如天孙织锦,五色炫目,匡庐幽尝,无过于斯,观止矣。”春夏之交,云雾最重,变化万千。整个庐山隐现在虚无缥渺间,难怪苏轼要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叹了。二、佛国净土史载:“迨东晋末,山之南北名刹迭兴,远公居东林,陶渊明居栗里与陆修静辈日见称述,然后庐山之胜昭著人耳目矣。”可见名刹,名僧与名山的关系。东晋南朝至唐宋时期,庐山兴建了大量的寺院,遍及各峰。对此,唐宋诗中多有叙及,如:“僧屋五百住庐峰”、“庐山三百寺”、“宋时三百六十寺”,可见寺院之多。明人张率见佛寺遍布,赋诗曰:“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只为渊明曾好酒,至今有鸟号提壶。”据载,至清代初年,知道名称的寺观还有200多处。庐山最早的寺院当推归宗寺:归宗寺位于庐山南面金轮峰下、玉帘泉附近,原为王羲之别墅,东晋咸康六年(340)舍给西域僧人达磨多罗作为寺院。唐元和中(806~820),智常禅师复兴重建,遂成禅院。诗人白居易、李渤等曾至寺访道。至太平兴国九年(984),释道诠主持寺务,为本寺第十二代住持,此时,寺中法事,极为兴盛。此后相继任住持的僧人是克文、正贤、昙华、慧南等。《归宗寺志》称:此寺之壮丽,“甲于南山诸刹”。其山门书有“江右第一名山”六字横额。苏辙曾赋诗咏叹:来听归宗早晚钟,疲劳懒上紫霄峰。墨池漫垒溪中石,白塔微分岭上松。佛宇争雄一山甲,僧厨坐待十方供。欲游山北东西寺,岩谷相连更几重。此外,还有宋王十朋《宿归宗寺》诗和清周体观《归宗寺》诗。王诗谓:好山无数不知名,路入禅林气更清。岩石不时开镜面,溪流入夜作鸾声。临池墨客余风韵,拭眼高僧避宠荣。安得清风生两腑,紫霄峰顶望寰瀛。周诗谓:坡前错落寺门古,山气苍凉秋日斜。九月悬泉犹瀑布,重阳野菊尽开花。云霓飞阁临丹壑,翡翠香烟出绛纱。何处伽蓝曾舍宅,至今传是右军家。影响最大的要算慧远和他的东林寺了。慧远(334~416),本姓贾,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部)人。早年于儒、道学说都有根底,后从道安出家。晋哀帝兴宁三年(365),他南游至浔阳(今江西九江),爱庐山峰林清静,定居下来。初住龙泉精舍,后在其师兄、西林寺主持慧永帮助下,另辟禅林。新寺建在原西林寺东,“寺当庐山之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之外廓;中有大溪,自东而西,驿路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孔道。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寺院“规模甚大”。西林寺、东林寺是庐山北部最早、最主要的两座寺院。当年,慧远在东林寺率众行道,倡导念佛法门。鉴于当时江东于禅法无闻,律藏残缺,故令弟子法净、法领到天竺寻访。太元十六年(391),请南游浔阳的宾沙门僧加提婆入山,译《阿毗昙心》、《三法度》两论,并为两论作序,推重提倡,开南地毗昙学之端。安帝隆安五年(401),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到长安,他即遣人前往致书通好,并就大乘要义往复问答,又节录罗什所译《大智度论》为《大智论抄》。元兴元年(402),他率众于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期生净土,结白莲社,以期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后世称之为净土宗,又称作莲社。净土宗立祖之说起于宋代,慧远被推为净土宗的始祖。慧远隐居庐山30年,其行止不过虎溪,潜心研究,弘扬佛法。其弟子有慧宝、法净、法领、僧济、法安、昙邕、曾彻、道汪、道祖、慧要、昙顺、昙铣、法幽、道恒、道授等。现在,东林寺内最著名的是神运殿,殿内供奉释迦、观音、文殊、普贤等佛像。庐山著名的寺院还有大林寺、栖贤寺、开先寺、圆通寺等。大林寺在庐山北端的云顶峰,系晋慧远弟子昙铣所建。据说昙铣法师于云顶峰讲经台东南杂植花木,郁然成林,故云顶峰又称大林峰,寺称大林寺。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写道:“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寺前有树,甚壮伟,“铁干铜肤四十围,隔逢犹自望孙枝。涤云抹日空山里,曾见东林行道时”。据说此树种为西域僧人带来,昙诜手植,似娑罗木,被称为宝树。寺久圯坏,历代曾多次修复。今废圯。
        栖贤寺位于庐山东南栖贤谷中。建于南齐。唐代智常禅师为纪念曾在此读书的李渤而命名。栖贤寺唐宋时最为兴盛,僧房多达数百间,寺僧多达五、六百人,殿堂楼阁极为壮丽。寺周风景古迹荟萃,有著名的激流奔涌的三峡涧、深不见底的金井、玉渊潭和被称为天下第六泉的招隐泉。泉旁还有著名的陆羽亭、飞跨峡谷两岸的三峡桥。智常禅师系禅宗传人马祖道一的弟子。道一派在庐山影响也很大,不少寺院曾由道一或其弟子任住持。
        开先寺位于庐山南麓鹤鸣峰下,建于后唐初,南唐中主李王景即位前,以万金置地建读书台,来此读书。即位后,将读书台舍给寺院,为己有国之祥,故名寺曰开先。经历代维修扩建,寺“穷壮极丽”,可以“千人宴坐”。寺为香炉、双剑、鹤呜、龟背等峰所环抱,东瀑、西瀑飞漱两旁,苍松翠柏,掩映其间。圆通寺位于庐山西麓石耳峰下,为南唐后主李煜建造。寺近江州至洪州驿道,香火很盛。
        人们习惯将西林、东林、大林,称为“三大名寺”;将归宗、栖贤、开先、圆通称为“四大丛林”。此外,千佛寺规模也很宏大。千佛寺位于庐山西南麓黄龙山南金竹坪。明万历七年(1579
        )恭乾仁敬法师始建,后经其弟子续芳智联禅师扩建,“遂成巨刹,聚僧垂万”,寺中大雄宝殿“巨丽甲山南北”。寺周环境幽美,所在金竹坪“无径不竹,无阴不松”。古代庐山几乎峰峰有寺,甚或一峰数寺。随手翻开《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山川典庐山部分,知名的寺院俯拾皆是,数不胜数。现略举如下。慧远门人弟子建于晋代的寺院主要有龙池寺、清泉寺、龙泉寺、圆觉寺、中大林寺、上崇福寺、上化成寺。另外分布于各处的有,赤脚塔山东南黄龙寺,为明代彻空和尚所建,寺内有藏经阁;金竹坪西南有净土庵、圆觉庵,会胜庵、宝树庵;仰天坪有云中寺;寺东芦林有五叶寺;万仞峰南有青莲庵、朱砂庵;小天池山有小天池寺;石船峰有石船庵;九叠谷有九云寺;小汉阳峰有匡顶寺;大汉阳峰傍有竹影寺;汉阳之西南有香山寺;黄龙山温泉上有净慧寺;屏风山上有宋建屏风寺;开先寺西为黄岩寺,唐僧智常所建;庆云峰下有庆云庵,再向下有万杉寺;五老峰有吉祥寺、头陀寺、芒山寺;狮子峰有折桂寺、华严寺、方竹寺、实竹寺;华严寺南有海会庵,其东有石泉庵;石泉庵东有金竹庵;凌霄峰有唐道一禅师所建凌霄院;凌霄岩西南有太平寺;罗汉山有罗汉寺;东古山山上有法轮院,东古之阳有翠微庵,东古之阴有善山寺;西古山有西古寺;东古山南行为能仁寺,宋代大慧日木禅师曾居之;南康郡界有唐天宁寺、宋兜率寺;紫阳堤西北为水陆寺、铜铃寺;落星墩有落星寺,等等。庐山不仅寺多,而且许多峰名、地名都被打上佛教的印记,如金轮峰、般若峰、佛头峰、佛手岩、文殊崖、文殊台、狮子崖、宝陀岩、罗汉岩、罗汉山、普陀岩等即是。佛塔遍布庐山各处,著名的有耶舍铁塔、天池寺东西舍利塔、赤脚塔、六和塔、文殊塔、观音塔等。其中般若峰巅舍利塔系东晋佛驮耶舍自西域来,奉佛舍利建塔于此,即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塔之一。在庐山活动的僧人极多,现据《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庐山”部分略举如下,东晋及南朝,除前已述及的慧远及其弟子外,还有慧永、慧持、道仪、慧安、山阴、慧静、慧归、慧明、佛驮耶舍等;唐代有道一、道明、智常、耶舍等;宋代有居讷、大慧日木、圆悟、太虚等;明代有慧空、静庵、彻空、恭乾仁敬、高峰耆宿、镜堂、无染、了宗、慈舟、若昧智明、广玉等。在庐山还流传着许多同佛教有关的传说神话,其中关于慧远的最多。相传慧远当年于法堂庵撰《涅般木经疏》,疏成而掷其笔,笔卓立虚空不堕,化为掷笔峰。相传东林寺建成后缺少泉水,慧远以杖掘地,泉水喷涌而出。再如关于“虎跑泉”的来历,据说慧远与名士高僧在东林寺后游玩,老虎跑来效劳,掘地成泉,供他们饮用,此泉故名“虎跑泉”。又相传天池山下有巨石障路,慧远弟子慧持往诵尊胜咒千遍,石忽开裂,路遂通。这些神话传说固不可信,但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这一佛国净土浓厚的文化氛围。三、释子与儒道名流庐山历来为儒士们所青睐,他们或游历,或隐居、或办学,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这里重点提及的是白鹿洞书院和濂溪书院。这两个书院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阵地,也是儒士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白鹿洞书院地处庐山五老峰南山谷中。其北靠后屏山,其西倚左翼山,其南为卓尔山。山中林木繁茂、郁郁葱葱。贯道溪从凌雪峰来,经书院,穿过峡口,向东流去。白鹿洞原为唐代江州刺史李渤读书隐居处。时李渤养有一只白鹿,人呼其为白鹿先生,称其所居为白鹿洞。唐末,为避战乱,不少儒士来此读书讲学。南唐升元间(937~942),此地开始建学置田,称为“庐山国学”。宋初扩为书院。宋太宗曾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下诏,将国子监印本“九经”颁发给书院。宋真宗则在咸平五年(1002)下诏在书院内塑孔子及其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1008),礼部郎中孙琛,为学院增建学馆十间。时学生“常数十百人”。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为全国四大书院。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火连天,白鹿洞书院遭严重破坏,以至“屋宇不存”。南宋时,白鹿洞书院的中兴得力于朱熹的苦心经营。淳熙六年(1179),朱熹任南康守,他接连上书,力主重办白鹿洞书院,并争取到宋孝宗的赐额及御书,使书院名声大振。朱熹为书院制定有“白鹿洞规”,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定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关于“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朱熹对书院倾注极大的热情,将这里作为他传播和研讨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在这里留有众多的诗文及题名。同时在这里讲学的还有陆九渊、王守仁等著名学者。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一宏大的建筑群落。元代,白鹿洞书院为战火所毁。直至明正统元年(1436),翟溥福任南康知府时,才开始修复。明弘治年间(1488~1505),苏葵任江西提学佥事,重修部分殿堂。明弘治十一年(1498)御史陈诠为书院收回学田900亩。书院得到恢复和扩大。但好景不长,明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请废书院,白鹿洞书院也在被废之列。书院虽终未毁,但征去学田1000亩,变卖后以充边防军费。此后,潘志伊任南康知府时,收回学田数百亩,“重构堂庑,召集坐徒”,但也只能勉强维持。明末清初,书院又一次遭到破坏,直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江西巡抚蔡士英前来南康,书院才得到重修,并清核田租,使书院每年保有900余两白银的固定收入。此后书院得以多次维修,但仅处于维持状态。白鹿洞书院现存房舍,基本为清道光年间所修。仅存有圣殿、御书阁、彝化堂等。圣殿西原为启圣祠,现有碑廊存碑百余块,其中有朱熹制书院学规及历次修建文记、名人书法等。明万历间紫霞道人的《白鹿洞歌》为书法珍品。院外有独对亭、枕流桥等景观。后山洞中有石鹿,为明代正德年间复制。
        庐山著名的书院还有濂溪书院,系宋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周敦颐于宋熙宁五年(1072)所建,位于庐山北麓莲花峰下。此后书院屡毁屡建,直至清末,为封建社会中国南方一重要学府。儒家与佛家、书院与佛寺长期并存于庐山,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当在必然之中。
        自古以来僧人中不乏学者大师。这些人往往出身于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不满社会的黑暗,深感仕途的艰险,遁入空门以寻求精神的寄托。这些人往往兼通儒、佛、道三家经义,既能谈禅又能论政。他们将深奥的佛教哲理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弘扬了佛法,并大大提高了佛教的社会地位。东晋南朝直至唐宋,庐山佛门中的慧远、慧永、智常、居讷等人,正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还有更多的士人,自己虽未投身空门,却同僧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把和僧、道交游视为一种超逸风雅。在东晋南朝时,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宗炳等士人与慧远、慧永有莫逆之交。晋元兴元年(402),慧远邀集刘遗民、周续之等学者居士聚会,研讨如何转生西方净土世界问题,并请刘遗民撰《发愿文》,123人共誓佛前,转托来世投生西方极乐世界。谢灵运与慧远交厚,慧远死后,著《慧远法师诔》以示悼念。王羲之也崇尚佛教,将自己的别墅舍给西域僧人达磨多罗,是为归宗寺。在唐代,白居易也同佛门联系密切,临别时,将自己的文集寄存在东林寺,并委托僧友代管在庐山的草堂。在宋代,李常将万卷藏书寄存在庐山白石庵。欧阳修与圆通寺住持居讷禅师一见如故,坐而论道,成为至交,并赠诗给居讷: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三苏(苏洵及二子苏轼、苏辙)同居讷也有交往,相互以诗词应答。士人投身空门和僧人保持密切的关系,既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但更多的则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佛教这一异质文化自东汉末年传入以来,已渐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已渐渐得到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认同。也正因为这种认同,更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在庐山的繁荣。除佛教外,道教在庐山也有一定的影响,著名的道观,要首推南朝时陆修静创建的简寂观了。此外还有祥符观、先天观、景德观以及唐朝的白鹤观、广福观、太平会等。当时的佛教寺院多集中在庐山西北麓,而道观则集中在东南麓。佛、道两家的竞争是激烈的,但道家往往处于劣势。清代文人李渔为简寂观书写一幅对联,反映了这种状况:“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
        自古以来,名刹依名山,名山因名刹而更有名,二者相得益彰,这在庐山又得到一次很好的佐证。四、国际交往庐山同其它一些佛教名山一样,也和国外有着文化上的交往。仅就佛教而言,其影响远及朝鲜、日本。唐开元中(713~741),当南岳怀让下二世法嗣智常禅师主法庐山归宗寺时,新罗僧大茅和尚曾前来从师求法,《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均录其机语。宋咸平中(998~1003),广济坚禅师在庐山罗汉岭下、白鹿书院南建寺,寺成不久,高丽国来献佛、罗汉像,以章圣皇后曾梦十八应真请求归住庐山,因诏令将高丽所献金像供奉于此寺中,寺亦因此称罗汉寺,寺所在之山亦称罗汉岭。庐山在历史上以慧远在东林寺弘扬念佛法门而颇享道誉,日本净土宗中的一些信徒,至今追根溯源至庐山,尊东林寺为其祖庭,不断有僧前来礼谒,开展各种佛教文化交流活动。
      七、亦禅亦教衡岳山
        一、山川独秀衡山,又名岣嵝山或虎山,以其俊秀名闻天下,被誉为“五岳独秀”。它位于湖南衡山县西。旧志将现在的岳麓山、石鼓山也划归衡山,所谓“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周回八百里”。东南俯瞰湘江,如泛舟江上,从此经过,就会“帆随湘水转,处处见衡山”,湘水环带山下,五折乃北去。魏源在《衡岳吟》中比较五岳雄姿时写到:“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南岳独如飞,朱雀展翅垂云大”。南岳山形似朱雀,加之缭绕山间的烟云飘移变动,72峰真像翱翔于太空的神鸟一般。其脉正如诗云:“西起岷峨接滇贵,东走江越连吴会。南条之山谁最尊,俯临五岭控八桂。沅湘夹流迤逦来,下注七泽洞庭开”,实为“南干之大宗”。衡山为花岗岩断块山体。地近亚热带,年平均气温为11.2℃,年平均降水量为2000多毫米,气候温暖湿润。这里森林茂密,花草繁盛。由山麓远眺,但见群峰罗矗,层现叠出。计有72峰,其中以祝融、天柱、芙蓉(一说为云密)、紫盖、石廪五峰最为著名。祝融峰,海拔1290米,为衡山最高峰,相传古代帝王三皇之一的祝融曾在此栖息奏乐,死后葬于此地,故名。祝融峰之高为衡山一绝。峰为群山环拥,位于中心“独尊”位置。因其山高风大,故“草木坚瘦”,苍松低矮。峰顶有祝融殿,殿旁有望月台,还有风穴雷池。相传风穴“每雨将作,阴风怒号,自其穴而发”。雷池为古人祷雨的地方,旁有甘泉涌流。峰下有罗汉洞、舍身崖、会仙桥等景致。峰顶气象万千,当“烟霭未尽澄彻”时,“四望渺然不知所极”,如“大瀛海环之”。当月明星稀之时,则会感受到“人间朗魄巳皆尽,此地清光犹未低”的意境。至于日出,更令多少登山者为之惊心动魄。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雅士趋之若鹜,在此留下美好的诗篇,试摘录几段以共尝:祝融万丈拔地起,欲见不见轻烟里。山翁爱山不肯归,爱山醉眠山根底。山童寻著不敢惊,沉吟为怕山翁嗔。梦回抖擞下山去,一径萝月松风清。韩愈《祝融峰》,曾到祝融峰顶上,步随明月宿禅关。夜深一阵打窗雨,卧听风雷在半山。陶弼《祝融峰》
        云山于此尽,风袂不胜寒。孤岛知人意,茫茫去不还。朱熹《祝融峰》
        紫盖峰,在南岳庙东。其形嵯峨有似麾盖,因以为名(一说有“紫霞华笼之状,其形如盖”故名)。诸峰皆向祝融,如“拱揖”之状,独此峰面南。杜甫有诗述及:“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山业相望”。峰顶有鹤泉、仙人池、翠麓岩、鹤呜台、宝露台及天宝台等景观。相传宝露台系夏禹埋宝露瓮之处。峰有飞泉如素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朱熹在《紫盖峰》诗中吟咏道:谁能张紫盖,杳杳来空中。双双逼人清,对侍两碧瞳。我来待高秋,飘然御天风。前驱二彩凤,乘予一苍龙。芙蓉峰,在南岳庙北。峰有飞泉瀑布下灌田亩。相传赤精子曾授经于此,今留有讲经台。此峰风景极佳,《荆州记》称,衡山三峰极秀,一紫盖,一石,一芙蓉。芙蓉峰“最为竦杰,非晴不见”。石廪峰,在岳庙西南。其峰耸峙,远望如仓廪之形,故名。相传此“仓”有二石门,门开预示歉收,门闭则预示丰收,所谓:“时雨闻开阖,年秋识歉丰”。峰顶有陈真人炼丹台等遗迹。相传南朝刘遗民曾受指点在此峰觅“仙方上药”,因迷路不复至,故称当地为“迷津”。有诗咏此:“新陈四时雪,启闭一天风,上药何曾得,迷津路罕通”。天柱峰,在南岳庙西北方向。其形如双柱,因名。山势峻伟,正所谓:“一柱通天镇火维,层标拔起势孤危。翠摩日月蟠三楚,影落元湘带九疑”。衡山不仅峰美,而且水也很美,不少飞流清泉奔突其间。一动一静,使得南岳更加多姿而迷人。据有关志书统计,主要有3涧、9溪、25泉、9池。3涧为灵涧,出自天柱峰下;寿涧,出自紫盖峰下;洞真涧,出自紫盖峰东、祝融峰南。9溪为舜溪、禹溪、清溪、明溪、双溪、渭溪、宏溪、云溪、夕阳溪。25泉为玉砂泉、鹤鸣泉、观音泉、梦应泉、甘泉、虎跑泉、夜乐泉、得道泉、浴丹泉、普客泉、悬泉、金砂泉、白鹤泉、卓锡泉、灵泉、洗药泉、白泉、雷霆泉、安乐泉、苍龙泉、一酌泉等。九池为仙人池、长生池、浴丹池、法雨池、洗钵池、雷池、洗药池等。充足的雨量和江河溪流的环绕,加之南面盆地的地形产生的大量水气不易散失,使72峰常笼罩在云雾弥漫之中。烟云的飘移变幻,为南岳群峰蒙上一层瑰丽而神秘的色彩。“衡山烟云”成为南岳的一大奇景。二、释子法苑衡山是佛教名山之一,自古以来这里寺院遍布、名僧会集,是万千信徒朝拜的圣地。据史载,这里祠宇寺观有300余所,其中佛教寺庵约有百余所。从记载看,最早的寺院建于晋代,多数建于南朝、唐及五代,宋以后新建的寺院已为数不多。建于晋代的寺院主要有法轮禅寺、会善寺。法轮禅寺,位于岣嵝峰,晋咸和年间(326~334)建,号云龙寺。隋大业末年,高僧大明居之。至唐末迁移山下。五代时楚马殷更名为金轮寺。宋太平兴国中,太宗赐“法轮寺”额。这里“环寺杉松数万,每至风激,林响声若海涛”,诗云:“茂林深似海,古刹湛如渊”。寺旁有普客泉、道人亭。会善寺,在会善峰,建于晋咸和年间,时称重理寺。相传为十八高僧禅会之所。据唐朝沙门惠日所撰《十八高僧传》,十八高僧指陈·惠思、梁·惠海、隋·智颖、大善、僧照、惠成、大明、惠勇、惠稠、惠诚、惠、善优、昙楷、义本、义颢、悟实、道伦、智明。建于南朝的寺院很多,其中有南台禅寺、福严禅寺、方广寺。南台禅寺,梁天监中,高僧海印喜其山秀地灵,结庵而居。唐天宝初,希迁禅师见此地有石状如台,乃居其上,传授慧能南宗禅法,影响甚广,学者日众,寺亦成为南方禅宗第一大道场,亦为禅宗曹洞、云门、法眼三家的祖庭。希迁墓尚在,所著《参同契》刻石立于寺内。寺西有甘泉,注入寺内,名之洗钵池。宋代石曼卿书“释迦文佛”四字在寺前石崖上。寺周环境极佳,有诗吟道:“烟萝深处南台寺,景象观来地最高。拨土谁开诸洞上,层楼人架半崖牢。石桥过处数千仞,松径行时几万遭。到此心生清净外,峰头闲看戏猿猱”。后经历代重修,现寺为清光绪年间所建。据说,日本僧六休,为唐僧希迁四十二代孙。日本佛教曹洞宗追认南台寺为祖庭。实际上,南台寺同为禅宗曹洞、云门、法眼三家的祖庭。福严禅寺,在掷钵峰,被称为岳中禅刹第一。陈太初中,法华宗先驱者惠思和尚自大苏山领众来此建立道场,因修《法华》、《般若》,故寺称般若寺。唐代南宗禅奠基人之一怀让禅师也曾结庵于此,为七祖道场。寺东北有磨镜台,相传,怀让曾在此以磨砖方式启发道一,使之“决然开悟”。这里古木参天、浓阴蔽地。怀让墓在台后,有唐碑“最胜轮塔”四字,传为裴休所书。寺周景致极多,有虎跑泉、马祖庵、三生塔(慧思墓)、七宝塔、坚固塔、玄泰塔、兜率桥等。风景极佳,有诗吟道:“掷笔峰高处,鳞排殿数层。有名千古寺,无念十方僧。云出松窗侧,苔粘石砌棱。正酬君禄切,难此继南能”。宋绍兴年间被焚毁,虽经修复,规模已远不及前。现寺内有大雄宝殿、藏经阁、斋堂、禅堂等建筑。寺内石柱上有一对联:“福严为南山第一古刹”、“般若是老祖不二法门”。除佛教殿堂之外,寺内又有岳神殿,属儒家神殿,寺兼儒、佛,可谓特色。福严寺在南岳佛寺中占有重要地位。方广寺,在莲花峰,梁天监初,僧希遁结庵山上,为南岳十八高僧惠海和尚的道场。唐代,李白曾到此游,留有《咏方广诗》:“圣寺闲栖睡眼醒,此时何处最幽清。满窗明月天风静,玉磬时闻一两声。”描绘出山中古刹的幽深和闲适。方广寺之深为衡山一绝。宋元丰中,山洪暴发,移寺于峰下。明再修缮。寺有正殿和祖师殿,侧有二贤祠,西有惠海和尚补衲台、洗衲台,附近还有石涧潭、黄沙潭、黑龙潭等景观。云峰寺,后倚云密峰,前临禹溪,建于梁天监年间,高僧法磴,曾在此聚徒讲道。有会圣阁、齐云阁、养亭、清照亭、松风亭、观音泉、梦应泉,风景极佳,正如诗云:“绀宫清绝占奇峰,迥在朱陵宝界东,赏遍禅林归驭晚,禹溪斜日照丹枫”。隋唐五代寺院很多,其中有上封禅寺、胜业禅寺等。上封禅寺,位于祝融峰下,原古先天观,隋炀帝时始易为寺。“其势孤峭特迥,禽鸟不能及”,下视众山如觞豆而已。因高寒,故秋初已结冰,虽盛夏亦夹服。木之高大者不过六七尺,万年松亦不盈丈。若烟云稍开,四望千里,使人心旷神怡。历来游赏骚人题泳甚多。僧齐己诗云:“猿鸟共不到,我来身欲浮。四方皆碧落,绝顶正清秋。宇宙知何极,华夷见细流。坛西独立久,白日转神州。”寺侧有风穴、雷池、龙年堂、祝融庙基、青玉坛、白壁坛等。佛寺与儒、道遗址共存。毕田有诗咏此:“既壮黄金宇,何言青玉坛。谁将应供者,又此易仙官。”胜业禅寺,在衡岳庙东,即古圣容寺。相传,夏禹建清冷宫以奉虞舜之像,唐武宗朝废之,五代楚国马氏再建,改为报国寺,北宋政和中改为神霄宫,后复为寺。寺内有株禹柏树,极为高大,“庭际虽广,一柏尽蔽之”。寺后甘泉上筑有悦亭。寺中还有柳宗元所撰弥陀和尚第二碑。这里题咏也很多,试摘一首:“故宫余禹迹,胜地属僧家。古庙松阴合,幽亭竹影斜。岭云吟尝合,山鸟定中哗。谴逐成经别,空怀客路赊”。此外,藏经殿也为佛教一圣地。因明太祖朱元璋赐大藏一部于此而得名。位于祥光峰下,殿极宏伟,周围林木繁盛。附近无碍林中还有三株“宝树”:“金钱柳”、“连理枝”、“同根生”。“藏经殿之秀”为南岳四绝之一。南岳是名僧荟萃之所,但影响最大的当推天台宗三祖慧思、南宗禅奠基人之一的怀让和净土宗三祖承远。慧思(515~577),被追为天台宗三祖。俗姓李,后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人。15岁出家,“奉持守素,梵行清慎”。20岁受具足戒,“道志弥隆”,“栖幽静,常坐综业,日惟一食,不受别供”杜绝周旋迎送,每日诵法华等经,数年之间便满千遍。因读《妙胜定经》,开始修习禅观。时慧文禅师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乃往归依,从受正法。每天认真完成僧人常务,不怕劳苦,然时时不忘潜心修禅,终于开悟,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一念明达。后将自己悟得的道理,请教于鉴、最等法师,得到他们的赞许。研炼越久,领会越深。后游行各州,讲习禅学,其名远闻四方,学徒日盛。他以大小乘中的定慧法,敷扬引喻推及其他。梁承圣三年(554),展转来到大苏山,在开岳寺、观邑寺讲《大品般若经》,信徒日众。陈永定二年(558),于光城县齐光寺完成书写金字经本并贮于宝函的心愿,并撰写《立誓愿文》,陈述自己弘扬般若、广度众生的思想。陈光大二年(568)自大苏山带徒众40余人入住南岳,继续倡导心学(修禅),当地信徒莫不归宗。陈主(废帝)迎他到建业(今南京),住栖玄寺,讲《大品般若》。鉴于当时南地崇重义门(理论),轻视禅观,于是双开定、慧两门,昼谈义理,夜间修禅,使禅法尽力于引发智慧、穷究实相。走所谓“因定发慧”的学道之路。陈主尊他为“大禅师”,道俗倾仰。后又返南岳,继续传授禅法。他平时讲学,“善识人心,鉴照冥伏,讷于言过,方便诲行”,深得徒众爱戴。平时奉持大戒,衣服只用棉布,寒则装以艾叶以避风霜。时人认为“自佛法东流几六百载,惟斯南岳慈行可归”。陈太初九年(577),从山顶下到半山道场,大集门徒,连日说法,语极苦切,旋终。凡所著作,口授成章,无所删改。撰有《诸法无净三昧法门》2卷、《立誓愿文》、《随自意三昧》1卷、《法华安乐行义》2卷、《大乘止观法门》2卷等。慧思的中心思想虽属于《般若》,但他更推崇《法华》。认为讲《大品般若》只有讲到《法华》才讲圆顿义,这对于他的弟子智岂页后来创立以《法华》为中心的天台宗学说,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故后来被推为天台宗的三祖。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还有新罗人玄光、大善,南岳的僧照、枝江的慧成、江陵的慧威等人。慧思在南岳的主要道场是般若寺,即后来“岳中禅刹第一”的福严寺,另外许多地方也留有他的遗迹。例如,天柱禅寺下有慧思二生塔,会善寺也曾是慧思禅会之所,高台禅院处,相传原有500和尚居住,闻慧思将至,说:“山主即至,我辈当避之”,遂徙他所,石上犹留车辙痕。这些都可见慧思在此地影响之大。
        怀让(677~744),南宗禅奠基人之一。俗姓杜,金州安康人。15岁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后往曹溪参谒六祖慧能,执侍左右15年,得其法。唐先天二年(713)前往衡岳居般若寺,弘扬禅法。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在寺附近常习坐禅,怀让知是法师,前往问道:“大德坐禅图什么?”答:“图作佛。”怀让乃取一砖,在庵前石上磨。道一问:“磨作什么?”答:“磨作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答:“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得作佛?”道一问:“那么如何作才是呢?”答:“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呢,还是打牛?”道一没有回答,怀让开导他说:“你是学坐禅呢,还是学坐佛?若学坐禅,而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禅门要道,不应有所取舍。如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着坐相,说明并未明达其理。”道一听后,豁然契会,从此成为怀让的得意弟子。怀让在这里用以开导道一的一番话,体现的是禅宗的基本思想,即,佛不由坐而得悟,成佛的根本在于自心,自心等同佛性,提倡主观觉悟。怀让居般若寺30年,对弘扬南宗教义作出重要贡献。其入室弟子6人,怀让这样评价过他们:“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仪(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顾盼(智达);一人得吾耳,善听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气(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谈说(严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可见道一得其心印。怀让对“心”评价是极高的,认为“一切法皆从心生”。天宝三年(744)终于衡山,春秋68,僧腊48。道一为其师建塔于别峰。后谥号为大慧禅师,塔号最胜轮。
        承远,详见这里。
        希迁(700~790),南宗禅承上启下重要代表人物。俗姓陈,端州高要(今广东省高要县)人。开元十六年(728)受具戒。初师慧能(南宗禅创立者),慧能逝世后,受遗命,往庐陵清凉山师事行思(慧能弟子)。当时行思弟子众多,但最中意的还是希迁,曾说:“角虽多,一麟足矣”,给予他很高评价。在行思处得法后,于唐天宝初年(742)。往南岳南台寺。寺之东有石状如台,乃结庵其上,众仰之,号石头和尚。希迁在此传授南宗禅法。当时南岳的禅师怀让、固、瓒等人都很推崇他,对自己的门下说:“彼石头真狮子吼,必能使汝眼清凉。”由是影响更大,学者日众。南台寺成为南方禅宗一大道场。希迁殁,建塔于山脚,唐德宗赐谥为“无际大师”。大中初年,宰相裴休书《无际禅师见相塔碑》于其旁,行笔遒劲。所著《参同契》、《草庵歌》由善圆师刻石立于寺内。其弟子有惟俨、道悟、天然等21人,后来演化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家。故南台寺也应是这三家的真正祖庭。
        道一,详见这里。
        法照,唐代净土宗著名法师。据考为南梁州(治今陕西汉中)人。游于南方,永泰中(765~766)到衡山师事承远,受净土法。大历二年(767)栖止衡山云峰寺。四年(769)又于湖东寺入般舟道场,传布五会念佛法。同年离南岳衡山北上,次年至五台山,弘念佛往生法门,建竹林寺为念佛三昧道场,后赴长安住敬业寺净土院,继续传布五会念佛法,在当时影响很大。唐代宗感其劝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宫人念佛,并尊为国师,世称为五会法师。遗著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3卷、《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1卷。法澄(723~801),俗姓郭。居衡山云峰寺,广阅众经,故理得其深。平时“轨行峻特,器宇弘大”,有来受律者,示之以尊严整齐;有来求道者,示之以高广通达。前来受教者上自元臣硕老,下至“髫童毁齿”,凡度学者5万人。律己甚严,“冬不燠裘,饥不丰食”,为世之仪表。时推人师,则专其首,诏求教宗,则冠其位。乾元元年(758),唐肃宗命五岳推荐高僧,南岳首推法澄。凡莅事50年,弟子3千余人,其中著名的有诠、远、振、巽、素等人。所居云峰寺,后倚云密峰,前临禹溪,西有大禹岩。初建于梁天监中。法澄在此开坛聚徒讲道,直至迁化。柳宗元为他撰有《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及《南岳云峰和尚塔铭》。日悟(735~804),俗姓蒋,零陵人。13岁出家,22岁受具戒。师津大师。津大师在衡山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日悟尽得其道,接补其师地位,为浮图者宗。后以为由定发慧必用毗尼为之室宇,遂执业于东林恩大师。以为去凡即圣,必以三昧为之轨道,遂服勤于紫霄远大师。得道后归而传教。度比丘众,每年凡千人,37年不断。唐肃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7人,日悟即其中一人。曾于崇岭起精舍,凡南方专念佛三昧者,多由此出,被称为般舟台。逝后,唐元和三年(808),其弟子景秀为之立碑,柳宗元还为他撰写了碑文。惠开(733~797),俗姓欧阳,潭州(治今长沙)人。天宝十一年(752)出家,大历十一年(776)登坛为大律师。曾师峻、侃以究戒律,又师秀、昱以通经教。广德二年(764),立大明寺于衡山,诏选居寺僧21人,以惠开为首。后衡山立“毗尼藏”,诏选讲律僧7人,惠开在选中。平时律己甚严,动辄皆依教戒,为学者数万。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其弟子有怀信、道嵩、无染(尼)等。其塔在祝融峰西址下,碑在塔东。碑文为柳宗元所撰。
        玄泰,五代时南岳高僧。因不衣丝绸,号泰布纳。居衡山紫盖峰,其寺号七宝台。豁如自适,不收门徒。深于禅理,善著文,笔若有神。时山民斩木烧山,对环境损害严重。玄泰针对此,作《畲山谣》加以劝阻。相传有这样的句子:“由道今年种不多,明年阔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此文广为流传,楚王马殷听到后令衡州太守对此山民陋习加以制止。佛教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由此可见一斑。
        三、三教鼎炽之文化名山早在远古时代,衡山已被抹上浓厚的文化色彩。相传黄帝定五岳,衡山为南岳。这里有许多关于黄帝、炎帝的传说。据说夏禹导水岷山之阳至衡山,在岣嵝峰得金简玉牒治水之书,后人立有神禹碑以示纪念。周武王受命辨九州之国,正南称荆州,其山镇称衡。《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清代以前的历代统治者每年都有祭山神的活动,南岳衡山历来为享祭之山。现存的南岳大庙,即唐武德年间高祖李渊遣人修建的山祠,后经历代修建,至清光绪八年(1882)形成现在的规模。它是湖南最大的古建筑,位于衡山脚下,坐北向南。有正殿、寝宫、御书楼、盘龙亭等。占地九万八千五百平方米。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宏伟壮丽。正殿中的72根大柱(象征南岳72峰),由石凿成,柱头还有精美的雕刻。大殿四周的石栏上,还有144块汉白玉浮雕,表现的是《水经注》中的典故。据史载,通向岳庙的道路绵亘数十里,“夹道皆合抱松桂相间,连云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来香闻十里,计其数一万七千株”。岳庙正所谓“千杉翠拥,万瓦烟生”。衡山历来是知识分子游历、讲学、休憩和隐居的绝好去处。唐代的韩愈、柳宗元都在此逗留过,李白、杜甫、王维、刘禹锡、陈子昂、韦应物、贾岛、王勃、宋之问、张九龄等人都来过这里。宋代欧阳修、朱熹、张木式等都在此游历和生活过。他们为山川所陶醉,留下许多动人的篇章。李白认为衡山是“江南之仙山”,具有“黄鹤之英气”。王维在《方尊师归南岳》中描绘道:“山压天中半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松杉常带雨,夕阳苍翠忽成岚。”韩愈在《谒南
        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中写道:“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我来正值秋雨节,阴风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空。”衡山开云,从此被传为佳话。后人为纪念他,还在衡山县城西门高台上建开云楼,其岭称开云岭。钟灵山川,似乎可以予人以钟灵之气。许多文人学士都看中这块园地,在此讲学和研讨学问。见于记载的著名书院有邺侯书院、石鼓书院、胡安国书院、周廉溪书院、胡铨书院、南轩书院、甘泉书院、白沙书院、邹东廓书院、集贤书院、文昌书院等。邺侯书院即南岳书院,最先系唐朝宰相李泌子李繁为纪念其父曾在此隐居而建,位于集贤峰下。相传李泌、张九龄曾在此论道。石鼓书院位于回雁峰下,初建于唐朝,宋代重建,景年间宋真宗赐额并学田,与睢阳、岳麓、白鹿合称为四大书院。许多著名的学者在此留下他们的足迹。创办周廉溪书院的周敦颐(1017~1073)系北宋著名哲学家,其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创办胡安国书院的胡安国(1074~1138)系南宋著名经学家,他的《春秋传》明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创办胡铨书院的胡铨(1102~1180)系南宋学者。创办南轩书院的张木式(1133~1180)也是南宋著名学者,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建甘泉书院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湛若水(1466~1560),与王阳明为友。以其号相称白沙书院的陈献章也是明代著名学者。建邹东廓书院的邹守益(1491~1562),初讲学于石鼓书院,从学者甚众。衡山也是儒学延播鼎盛之地。
        不仅如此,衡山还被称为道教的洞天福地,道教甚至早于佛教在此传播,但基本上也是始于晋,发展于南朝,盛于唐。见于记载的道观有数十处之多。其中有,建于晋代的衡岳观、元阳宫、洞灵宫、招仙观、九真观;建于南朝的中宫、北帝院、九仙宫、西台观、西灵观;建于唐朝的紫盖院、圣寿观、田真院、寻真观、洞阳宫、紫虚阁等。现存的水帘洞古称朱陵洞,传为朱陵大帝所居,道教36洞天福地,此为第三。洞在紫盖峰下,上有谷地,下临绝壁,中有水池。水自谷口奔泻而下,形成瀑布,甚为壮观。张居正诗“误疑瀛海翻琼浪,莫拟银河倒碧流。自是湘妃深隐处,水晶帘挂五云头”,及毕田诗“洞门千尺挂飞流,玉碎珠帘冷喷秋”即咏此。“水帘洞之奇”也为衡山一绝。衡山自古流传许多道教修炼成仙的传说,为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全国范围看,佛、道都盛行于唐代,但因李唐王朝尊李耳为祖,对道教更为推崇,故道教的发展应具备更为有利的条件。而事实上道教在此的影响远不及佛教。据唐末道士杜光庭所作《历代崇道记》,道士共15000余人,不及僧人二十分之一。据衡岳有记载的寺观来看,道教的观、宫不及佛教寺庵的三分之一。一些寺原为道观改建而成。如柚峰西北的西观台,相传最早为周穆王所建,陈代改为太初观,后改为寺。又如光天观,系道教二十二光天坛福地,天业中改观为寺,即上封寺。西有青玉坛福地,佛教改名为罗汉行道坛。灵峰寺建于五代天福年间,其西北有王母殿基,下有石刻真人像,原当系道教宫观。从一定角度上可看出此地佛长道退之势。在衡岳,佛道的分布大体是:道教宫观多集中在山之东北,而佛教寺院则多集中在山之中、西部。也有佛、道共处于一地的记载,如《南岳总胜集》载:吐雾巾子二峰“北有仰天台神庙尼寺基,亦有庵宇,僧道居之”。白马峰“上有庵宇,僧道居之”。儒、释、道三家都在衡岳蓬勃发展,它们在斗争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作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就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向中国的传统文化靠拢。无数佛教学者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这项工作。魏晋时期,佛教学者多用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义,以迎合上层社会的需要。南北朝时期,南岳高僧慧思在此基础上,还吸收了中国道教的神仙方术思想。例如在他的《誓愿文》中曾发愿“成就五通神仙”以期长生。至于后来创立的禅宗,则完全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了。“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和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玄学家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纯任自然、蔑视礼法的性格”,以及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性善论”都对禅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岳高僧怀让对南宗禅的创立及其在南岳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道教对佛教产生影响的同时,佛教对道教也同样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南北朝时期,道教著作中有许多宣传神仙长生的思想,而到隋唐时期则转向唯心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这同佛教理论的渗透不无关系。唐代曾在南岳活动,并对南岳道教产生重要影响的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倡导五戒、八戒、十戒。这些戒律是在吸取了佛教有关戒律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至于他提出修炼主要在于修心,修心在于主静,以及“坐忘”、“静则生慧”等主张,显然源于佛教的“三学”。在三教混同中,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许多高僧和道士本身就是儒士出身。他们的加入,抬高了佛、道教的地位,也提高了佛、道教的水平。改造后的佛教,也更加引起知识分子的青睐和关注。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将佛教文化、道家学说引进儒学中来。北宋,在衡山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周敦颐就是个典型。他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都很大。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教思想,提出“宇宙构成论”。而他的达到道德最高境界须通过“主静、无欲”的思想则来自佛教。衡山白沙书院的陈南章,他主张修养“主静坐”的思想则颇接近佛教禅学的观点了。三教混同,特别是佛、道的混同也反映在人们对佛道的看法上,往往界限并不分明。例如《南岳总胜集》载有这样一件事,唐永贞元年(805),南海贡卢眉娘,极聪慧,“工巧无比”,能在一丈绢上绣法华经7卷,字如小米粒,而点书分明。又善作飞云盖,其中有10洲3岛台殿麟凤之像,而执幢捧节的童子不下千数。唐顺宗极为赞叹,度她为道姑,赐号逍遥,敕居南岳魏阁。眉娘在绢上绣的是佛教的法华经,应度她为尼姑才是。可见在顺宗的概念中,佛道已有点不分了,这样的例子在民间还有很多。三教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三教融合成为衡岳的文化特色。
        四、国际文化交流
        衡山的国际关系,主要是与新罗的关系。怀让禅师在山中开弘南宗禅法时,其门下有新罗弟子本如禅师和玄晟禅师预法席,但他们学成后是否还国,不得而知。如前所述,早在怀让禅师之前,天台宗三祖慧思门下已有新罗僧玄光法师承其法绪,第一次杷法华三昧传归海东。玄光在南岳山寺祖堂中,曾图写28人真影,玄光即其一,天台山国清寺祖堂亦然。足见其影响之大。八、观音道场普陀山
        一、石林水府神仙地普陀山在淅江省普陀县境内,是杭州湾外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普陀山原称梅岑,以汉代梅福在此隐修练丹而得名。山上长满小白华树,所以也叫小白华山。普陀山东南紧邻一更小的岛屿,悬峙海中,称洛伽山,因此,普陀山又往往连称普陀洛伽山。全岛呈狭长形,南北最长距离8.6公里,东西最宽处3.5公里,总面积12.76平方公里。普陀洛伽山是全山的总称,内中又分许多山、峰、岑、岩、洞、沙、阝奥、湾、涧、泉、潭、井、池、境,山灵水秀,洞石斗奇,给这片海天净土凭添了许多妙趣,是一个真正的石林水府神仙地。岛上之山,总十余座,它们是:双峰山、佛顶山、雪浪山、锦屏山、莲台山、青鼓山、茶山、伏龙山、天竺山、梵山、南山、观音眺山、毛跳山、长短山、喇叭咀山等。诸山中,最高的是佛顶山,此山又称菩萨顶,海拔291.3米。顶圆平,广约20余亩,旧有石亭,内供石佛一尊。民国间建灯塔于此,为行船指南。站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光熙、妙应等众峰,累累如杯瓢覆于山上。这里也是看日出的最好地方,有诗云:“傍晓日东升,祥辉照眼红。眸开千里旷,心静万缘空。色相窥难定,光芒射处通。扶桑疑可接,好趁一帆风。”诗句把红日从海波中跃起时的美景以及此刻人们的感受都写出来了。佛顶山的右边是雪浪山,也称作大小雪浪,山上多突出白石,在满山绿树映衬下,如冬天之积雪,如大海之涌浪,故名。佛顶山之左是锦屏山,为法雨寺之主山。山中林木青碧,白葩丹蕊,四时开放,又因此山在寺侧环列如屏,是以谓之“锦屏”。佛顶山之后是茶山,山中多溪涧,产茶,僧众于雨前采摘加工,可治肺痈、血痢,故有“神茶”之称。山中又多山茶花,树高数丈,每逢冬春交际,丹葩被谷,若珊瑚林,可见茶山之名,实取“神茶”与“茶花”二义。普陀山的山不能与大陆上的山同日而语,峰也只是相对于“山”而言。全岛共有十八峰。诸峰或以形状特点、或以神话传说而命名。前者如光照峰,在佛顶山左,峰石耸秀,形似石莲花,又似石屋,故有诗曰:“玉垒孤峰顶,花开万树头”,“天排玉垒难寻路,鸟向琼林特借技。看到彤云消欲尽,上方无处不琉璃”;踞狮峰,在东天门上,奇石蹲踞如狮,雄特可畏;翔凤峰,在朝阳岭东,峰形如凤凰翱翔舞蹈;象王峰,在雪浪山后,崇冈逶迤,迭起三峰,如群象奔驰争饮;灵鹫峰,在普济寺后,为寺之主山,三石嵯峨并立,东峰高约二丈,昂头尖喙,状如定鸟;达摩峰,在灵鹫峰右,大石矗峙,高十余丈,锐首丰背,远望如人荷物而立,面西将行;会仙峰,在梅岑峰右,石颇耸拔,广崖巨壁,展列如屏,冥蒙杳霭间,恍若鸾骖鹤驭来游。后者如烟墩峰,峰顶似塔,有台三重,传为古烽火台遗址;炼丹峰,在几宝岭上,相传有道士于此炼丹;梅岑峰,在达摩峰右,为南山最高处,林深石秀,相传汉代梅福曾在此隐修;正趣峰,在梵山之右,峰上白石磷磷,如嵌珠璧,传说此地为观音大士说法道场,观音菩萨又名正趣菩萨,故借此名峰;雨华峰,在正趣峰右,相传观音菩萨与诸菩萨围绕说法时,天降曼陀罗花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种种传说给普陀山增添了不少神奇梦幻的色彩。山、峰、岭之上,往往怪石嶙峋,千姿百态,鬼斧神工,极尽造化之能。这般之石,此地称之为岩,总数十五。青鼓山西有白石,玲珑似玉,与它山石异,称“八仙岩”;金刚窟西有石,与巫山相对,高十余丈,下削上突,刻划玲珑,如雕镂枕香木状,中有一石,嵌于两峰之间,从内视之欲坠,从外视之若合,奇巧绝伦,因名“玲珑岩”;梅岑山腰有石,高三十丈,石上纹路如浪,睨之欲动,故名“石浪岩”;西天门之北,有石险而峻,或凌空孤峙,或参差排突,循行环视,并无隔碍,名“圆通境”;灵鹫峰之西,有石长三四十丈,高二十丈,自南而北,蜿蜒夭矫,俯首欲降于北海,名“龙岩”。此外还有雪浪山后之“鹰岩”、观音峰后之“佛手岩”、几宝岭朝阳洞顶之“狮象岩”等等,都极富形象,颇有特色。普陀山的岩洞也是一大胜景,这些洞层复幽奇,很难形状,其名又往往与佛教有关,诸如潮音洞、善财龙女洞、法华洞、朝阳洞、摩尼洞、金刚洞、宝塔洞、观音洞、莲台洞、梵音洞、洛迦洞、古佛洞、弥勒洞等即是。其中,潮音洞在普济寺左的龙湾之麓,岩石从沙中隆起,大约一亩见方,岩面如犬牙利齿密布,不可容足,从崖至洞脚,高数丈,洞顶有穴如天窗,海潮日夜拍击,遇风,声若雷轰,吞吐倏忽,险怪万状,观者眩目震耳,魂惊魄散。宋元时,缁素多于此叩求观音大士现身。洞旁有“舍身崖”。善财龙女洞,在潮音洞之右,也是传说中观音神通显现之地。岩有罅,峻峭蹙狭,深不可测,外有石壁,珠泉喷滴,名“菩萨泉”,僧俗常取泉水疗眼疾。法华洞在几宝岭东、东天门下。洞穴多达数十处,由许多方形巨石相互垒架而成,有的洞如嵌空刻露,伛行可达;有的洞宽广如室,中供佛像;有的洞上宽下窄,清泉涌出,注而成池。在普陀山诸多洞壑中,惟此洞最平旷,古时这里的茅蓬颇多。梵音洞,在青鼓垒,与潮音洞东南相峙,洞口峭壁危峻,高三四十丈,陡劈两崖如门,崖前数丈处,架石建台,台下有石阶盘曲通海,潮水激荡,听者竦栗。凡谒洞者,应先至崖顶,纡回随磴而下,历二三百级,至, 于台上,然后面崖礼拜,求大士现身。“梵音洞”额由康熙帝于三十八年(1699)御书。康熙五十五年,滇抚甘国璧施钱委法雨寺住持性统在台上再架一层,上奉菩萨像,下供人礼拜。雍正九年复赐帑重建。
        洞之外,还有沙,同样令人叫绝。著名的沙滩有四处。是谓金沙、千步沙、塔前沙和龙沙。塔前沙早被海浪淘尽,如今只剩下若刻若镂的馋岩了。龙沙实为一飞沙聚集而成的沙丘,高丈余,上面长满古木怪藤,颇显森阴馥郁。如今令人留连忘返的是其它两处沙滩。其一是金沙,位于龙湾西,黄沙满地,长约数里,在阳光照耀下,如金闪烁,美丽极了,僧俗指此为佛经中所说的“金沙布地处”。千步沙,起自几宝岭,迄于法雨寺东,亦长约数里,沙色如金,不沾滞,宽广、平坦、柔软,象一幅金色的地毡,诗有“黄如金色软如苔”之咏,海潮拍岸,来如飞瀑,去如曳炼,遇大风激荡,则尤如雷轰雪涌,眩目震耳,倏忽诡异,不可名状。游人多在此海浴嬉戏。古人有诗云:“千步堪留月,祥光散碧霞。远看布金地,近泛浪成花。水气云飞絮,波声雷驾车。慈航如可渡,此夜拟乘搓。”“谁把珠沙布得成,传闻佛步此中行。卷将浪影千寻白,铺就潮痕一片清。不管晴阴雷惯吼,才交子丑日光生。想来净土贪痴净,满地黄金却不争。”这两首诗不仅描写了沙之形、潮之态,而且赋与了它美妙的神话色彩,还突出了僧人们的执着追求。借诗以言志,大概在僧在俗都是一样的。
        城有城门,寺有山门,普陀山有的是天门,如南天门、东天门、西天门者是。南天门位于南山上,清康熙间(1662~1722),由普济寺住持通旭正式题名。南天门孤悬入海,正南有小石桥与本岛相通,桥似龙,故称环龙桥。岛上有梵刹,又有观音大士坟。入门有巨石矗立,清总兵蓝理题名“海山大观”四字于其上,体势苍劲。东天门有二处,一在光熙峰右,高丈许;一在虎岩侧,即法化洞顶,其上两岩突起如门,仰看不高,俯瞰则岩壑深杳。西天门在金刚窟西,对峙的两石间仅容一人伛偻而过,危石横亘其上,额曰“西天法界”,左右石上分别题刻“振衣濯足”、“同圆种智”。此数门并无绳墨规矩、彩拱飞檐,不过是巨石突兀,相对耸峙而类于“门”而已,但三天门名立,普陀山便俨然一海天净国了。二、观音大士说法场普陀山原叫“梅岑山”,因梅福于此隐修而得名。梅福字子真,西汉寿春人。少时于长安求学,明《尚书》、《春秋·彀梁传》等。后来回乡述职,复补南昌尉,不久弃官家居。汉成帝、哀帝之世(前32~前1)曾数次上书言事。迨王莽专政,于是弃妻、儿而赴九江入仙道,后又曾在会稽改名换姓为吴市门卒。其隐居普陀山当在此后。继梅福之后,又有葛洪,据传也曾在此寄隐。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世句容(今江苏句容)人。晋成帝咸和(326~334)初,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不就。闻交趾出丹砂,乃求为句漏令。述职时路经广州,为剌史邓岳挽留,又不听,而止于罗浮山练丹,丹成尸解。遗著数百卷,其中的《抱朴子》分内外篇,叙述黄白之事。又有《神仙传》、《集异传》及诗赋杂文等。《普陀洛伽新志》载其寄隐事,不知据何,时间亦不明。从传说看,普陀山在汉、晋时实为道家的洞天福地,与佛教尚无关系。普陀山与佛教结缘,并最终形成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观音信仰道场,那是唐、宋间的事情了。佛经记载,观世音是一位大慈大悲、法力不可思议的菩萨,于过去无数量劫中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他具有大悲愿力,为使众生获得安乐,故又重新现作菩萨,充当阿弥陀佛的胁侍之一,赞佐其教化众生,“于怖畏之时能施无畏”,“苦恼众生只要一心称念菩萨之名”,是菩萨即闻声而来救助,使其去危解厄。许多佛经中都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记载,诸如《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观音三昧经》、《大悲心总持经》、《悲华经》、《观世音菩萨授记经》等等。随着诸如此类经典的译成汉文,有关观世音的崇拜和信仰也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据文献记载,在北方首先崇拜和信仰观世音的人是西凉国王沮渠蒙逊,《法华传记》说,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花经》中的“普门品”曾单独别行于河西一带,原因是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在此弘法的中印僧人昙摩罗忏即说:“观世音此土有缘”,乃命念诵,病苦即除,因此别传一品流传部外,是为《观音经》。在南方,至肖梁时观音信仰也已形成,史载梁武帝曾修观音忏法,救后妃死为巨蟒。可见,观世音崇拜和信仰早于东晋十六国时期便已在中国流行起来,但这时的信仰尚无专门的道场。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观世音信仰也有了新的发展。唐人避唐太宗讳,把观世音简称观音。至晚唐。普陀山历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据传,大中年间(847~895),有梵僧至普陀山潮音洞前焚十指,得见观音大士现身说法,并授以七色宝石。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有关普陀山佛教的最早传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佛祖统纪》作“唐大中十年”),日本僧人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菩萨像,拟带回国供养,道经四明出海放详,舟过普陀山,搁礁不能动,锷及同行人望潮音洞而祷曰:“若尊像于海东机缘未熟,请留此山。”说完,舟即浮动,慧锷于是以观音像安置于洞侧张氏家,张氏最后舍宅为建观音院,俗称“不肯去观音院”。鄞人闻此,迎像还郡城置开元寺供养。未几,有无名僧以嘉木至开元寺仿此像而刻之,弥月而新像成,僧亦不知去向。后来,此新像被供奉于原不肯去观音院。古往今来,僧俗皆以日僧慧锷建观音院为普陀山观音信仰道场的肇始。不言而喻,不肯去观音院即此一道场的第一所寺院。宋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奉诏使三韩(今朝鲜),途遇风涛,舟搁浅。据说这时有金色光现满月相,珠缨粲然,自普陀山潮音洞升起,舟复安然行驶。事毕归国,奏此瑞应于朝廷,宋神宗于是赐寺额曰“宝陀”。宝陀应是“普陀”、“补陀”的谐音。按补陀洛伽山又称光明山、海岛山、小花树山、是佛经中所说的观音菩萨居住、说法处,位于印度南之海上,或说山在“东洋”,善财童子曾“于东洋紫竹林参观世音”。宋神宗所赐“宝陀”寺额无疑是采自补陀洛伽山的传说。后来,宝陀又演变成“普陀”,梅岑山之名终于被“普陀山”所取代。自此之后,海东诸国如朝鲜、日本、扶桑、阿黎、占城等数百国的雄商巨舶往往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便望山归命,而终于获安。于是,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灵应”越传越广,越传越神,普陀山作为观音信仰的专门道场也便如此这般地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道场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僧俗有关,而且也与国际上的僧俗有关。从这个角度看,普陀山观音道场不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它的形成,是和唐、宋
        海上交通的发达、国际贸易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发达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三、沧海桑田话法事普陀山的佛教事业活动包括三个方面,即寺院的兴建沿革、高僧大德的弘法修持和宗派的演变。在普陀山观音信仰道场形成的过程中,全国各地的高僧纷纷慕名来投,寺院、庵、蓬也因此渐次增加。至元代,岛上至少已有宝陀寺、潮音洞、善财洞、盘陀石、三摩地、真歇庵等多处佛事活动场所。明清两代相继兴建寺院,至清末已有3大寺88处庵堂和128处茅蓬。其中的3大寺为普济禅寺、法雨寺和慧济寺。3大寺是全岛佛事活动的中心,因而也就成了普陀山佛教的主干和代表。普济寺,亦名前寺,在白华顶南、灵鹫峰麓。为一山供奉观音大士的主刹。名称代有不同,后梁时为不肯去观音院。宋元丰三年(1080)神宗赐名为宝陀寺。绍兴元年(1131),真歇清了禅师复在此结庵,名曰海岸孤绝禅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住持僧德韶请朝廷赐钱万缗建大殿,并为御书“圆通宝殿”额。元代颁赐尤隆。明洪武十九年(1386),信国公汤和徙岛上居民、焚毁殿宇,迎观音像供于郡东栖心寺,并奏改栖心寺为补陀寺。正德十年(1515),僧淡斋募缘入岛兴复。嘉靖三十二年(1553),再次内徙。隆庆六年(1572),山西五台山僧真松入岛修殿宇。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发帑金千两造藏殿。三十三年,迁寺址至山麓(即今址),又发帑金重建圆通等殿,改辰向为丙向,赐寺额曰“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敕准每年度僧一人。清康熙四年(1665),葡萄牙侵略者至岛劫掠。至十年,第三次迁徙岛上居民,殿宇毁残一如洪武时。二十三年,弛海禁,设县治,佛法再次复兴,僧照机任住持,开始重建寺宇。后经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和雍正九年(1731)的三次赐帑金大修,终于奠定了后来的寺院规模。殿堂巍峨,佛像庄严,寺宇达二百余间。康熙帝于三十八年重修后赐二额,曰“普济群灵”,曰“普济禅寺”。在重修中,定海总兵广大来、蓝理、僧潮音也都出了大力。寺面纵深60丈,横宽80丈。寺有3门,即中山门,东山门和西山门。殿宇有天王殿、大圆通殿、藏殿、景命殿、伽蓝殿、祖师殿、绣佛殿、白衣殿、灵应殿、关帝殿。寺内还有堂17处、楼12处、轩4处、亭1处、寮1处。寺外原来又有下院5处,即本山下院、定海下院、宁波下院、松江下院、台州下院。法雨寺,亦名后寺,在白华顶左、光熙峰下。明万历八年(1580)由僧大智真融结茅创庵,名海潮庵。二十二年由郡守吴安江改名海潮寺。二十六年毁于火。二十七年钦赐龙藏。三十三年增建殿宇,次年赐额“护国镇海寺”,再赐龙藏。四十年尽毁于火,旋复建。崇祯十六年(1643),大殿又毁。清顺治三年(1646),复于旧殿址建小殿5间。供奉观音大士。小殿前建伽蓝小殿5间,康熙八年(1669),海寇毁寺。十年,水师提督张杰建殿5间。是年迁徙岛上居民,殿宇残毁如普济寺。弛海禁后,寺院随之复兴。二十六年,住持别庵先后建藏经阁、东禅堂、三圣堂、三生堂、官厅、印寮。二十八年,朝廷赐帑金增建,三十二年建成圆通殿,供奉观音菩萨;继又建成大雄殿,供诸佛。三十八年和雍正九年(1731)复两次获赐帑金,继续修建。此前,康熙帝还于赐帑同时御题“天花法雨”、“法雨禅寺”等额赐之。由是殿堂楼阁整齐完美,与普济寺同耀海山。同治(1862~1874)和光绪(1875~1908)间曾进行大规模的修葺。整个寺院几成正方形,纵深62.5丈,面宽69丈,左右有山门,寺宇计有7殿(天王殿、大圆通殿、珠宝观音殿、大雄殿、伏魔殿、准提殿、伽蓝殿)、13堂、4阁、10楼等,总数达数百间,今尚存245间。过去曾有6座下院,名道头下院、定海下院、宁波下院、杭州下院、温州下院、上海下院。慧济寺,又名佛顶山寺,在白华顶右。旧有亭,内供石佛。明初,僧圆慧在此结茅。创慧济庵,额曰“宝月含空”。康熙八年(1669)僧普明重修。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临济宗僧能积立志复兴,建圆通、玉皇二殿和大悲楼、斋楼,扩庵为寺。嘉庆三年(1798)挂单安众,咸丰元年(1851),始行传戒,光绪三十三年(1907),住持文质大兴土木进行扩建,遂成巨刹,一切规制与普济、雨法两寺相同,是普陀山的第三大寺院。全寺有4殿(大雄殿、天王殿、地藏殿、雷祖殿)、7堂、6楼、2阁等。过去曾有一座下院,名道头下院。
        除三大寺之外,山上的主要庵堂尚有18处,诸如妙峰庵、朝阳洞、悦岑庵、鹤呜庵,长生庵、大乘庵、常乐庵、双泉庵、逸云庵、药师庵、息来庵、伴云庵、澄心庵、常明庵、三圣庵、锡麟堂、洪筏堂、文昌阁等等。三大寺和诸多的庵堂、茅蓬散布于普陀山各处,“山当曲处皆藏寺,路欲穷时又遇僧。”普陀山的确成了名符其实的佛国净土了。《普陀洛迦新志》云:“非有大德之住持,奚副高山之仰止?”事实正是如此,普陀山所以能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与众多名僧大德在此兴衰起蔽,不惮劬劳,虔诚弘法,甘自清苦的努力和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但凡称得上是名僧大德的僧人,又往往是三大寺的住持。截止于《普陀洛迦新志》撰成,普济寺与法雨寺的住持分别为55任和19任。普济寺的55任住持是:日僧慧锷(五代僧)、真歇清了、自得慧晕、闻云德韶、大川普济、梦窗嗣清(以上宋代僧)、王介禅师、东岩净日、如智、东洲永、一山宁、如律、孚中怀信、古鼎祖铭、大千慧照(以上元代僧)、大基行丕、祖芳道联、淡斋、普贤道诚、本空圆献、无瑕明通、真松、一乘真表、云峰真宰、寂庵如迥、普光真遇、奇峰真才、逊吾如让、三藏真经、万容如钦、昱光如曜、朗彻性珠、文玉寂美(以上明代僧)、贯介照中、道衡普周、公门音通亮、通元照机、潮音通旭、古心明志、自修明果、绎堂心明、震六源法、中赞源正、钅监堂德镜、梦兰源善、云中、承德维贤、融通能圆、月中桂、鸿昆能仑、定智果、慧源嗣诜、方方土宝悟圆、广学宽量、了余广导(以上清代僧)。法雨寺19任住持是:大智真融、天然如寿、宝莲如光、寂住、文元秀(以上明代僧),明如德、明益普容、别庵性统、玉峰空怀、洞彻空明、见火工空焱、乐道空经、法泽明智、远辉慧、超尘续恩、海南性、立山满圆、化闻福悟、开如德月(以上清代僧)。除二大寺住持之外,又有众多的本山出家、十方寄住的名僧大德。他们或弘法,或兴建,都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努力,为建设这座佛教名山奉献一颗虔诚之心。仅就两大寺的众多住持而言,其中主要的又有以下数名:普济寺有宋之真歇清了禅师、元之孚中怀信、清之潮音通旭。真歇俗性雍,蜀人,年十一依圣果寺俊僧受业,17岁试《华严经》得度,具戒听讲,玄解经论,但以为“言说终未究竟”,所以离蜀经三峡到达沔汉,投丹霞淳和尚门下习禅。后又北游五台,继至汴京,最后南抵仪徽(今江苏扬州附近),谒长卢祖照禅师。绍兴元年(1131)浮海至普陀山结庵于山椒,自此禅林英秀多依之。就在这时,朝廷应其之请,寺院“易律为禅”。后来,真歇复先后主持过国清寺、雪峰寺、育王寺、龙翔寺、兴庆寺、双径寺。“五承紫泥之诏”,“得度弟子四百”,嗣法者30余人。遗著有《语录》2集。寂后建塔于普陀山无畏石旁。真歇为普陀山禅宗的祖师。孚中俗姓姜,明州奉化人。15岁离家投法华院僧子思,执童子役,不久被度为僧,受具戒于鄞县五台寺,又从延庆半岩,学三观十乘之旨,后以教相繁多、浩如烟海,欲穷之必自困,于是往参天童山景德禅寺竺西坦公,大彻玄旨,因于当寺就职维那。坦灭,复命司藏钥。泰定三年(1326)奉宣政院请住(四)明之观音寺。天历二年(1329)迁往普陀,历时14年。其间不以位望之高而盛饰车舆,始终自持一钵乞食于吴楚间。镇南王、宣让王或迎至府中问道,或遣使送衣物,请示法要。曾以姑苏奇石造多宝塔上三层载归普陀,是为后来之太子塔。驸马都尉高丽王绎、承相撒敦将其德行上奏于朝,皇帝乃赐号曰广慧妙悟智宝宏教禅师。又赐金衤阑袈裟等。后主金陵龙翔寺教务,明太祖亲幸听法。孚中每天坚持默诵《法华经》7卷,四时不断。卒后分别起塔于金陵牛首山和天童山,遗著有《五会语录》。潮音俗姓俞,祖藉新安,生于松江华亭。初于普陀山旃檀林剃染,于白龙慧镜受具戒。后遍参海内名席,随侍啸堂、寒泉二宿。悉入堂奥,当机不让。受天台万年无碍彻老宿之请,开法于慈
        奚谷寿峰寺、姚江圣寿寺。康熙二十九年,清圣祖南巡,赐银千两重修普陀佛殿,定海总兵蓝理请音为普济寺住持,主兴复之事。凡所经营,必使之能坚固垂久。前后历时10年,复使普济寺百废俱兴,“近举八十余年之陋习,远绍四十二祖之芳猷,德业望闻,焕然中兴。”潮音崇尚曹溪禅法,主张“为人无致意,世情随顺是菩提”,反对“多游族姓,修饰竽牍,务为求名”的“狂禅”,并认此为“大法之坏”的根源。普陀自开山后,或禅或律,屡废屡复,甚而縻爵披紫,梵行益弛。至潮音住持之后,复又易律为禅,于是玄风大振,法灯重朗。这件事与其高足绎堂心明的鼎力协佐是分不开的。康熙三十七年,潮音入寂,终年50岁,建塔于普陀息来院外,又有衣钵塔在普贤塔后。遗著有《语录》、《随录》、《普陀列祖录》、《百岁老祖宗谱》等。潮音之后,他的法子法孙相继为普济寺的六任住持,可见其法脉之久远,声名、地位之显著。法雨寺的住持大德中,也有三个代表,一为明初创庵的大智,二是清初的别庵,三是清末的立山。大智为楚之麻城人,15岁投本邑定慧寺出家,数年后至建康牛首山,嘉靖二十七年(1548),居燕京崇国寺,数月后在万寿山受具戒。然后住五台山5年,住伏牛山3年。三十六年还楚,住龙华寺转经,一年后入蜀至峨眉山,住12年。万历二年(1574)移住蜀北金莲庵,八年渡海至普陀光熙峰下结茅,曰海潮庵,并逐渐建立殿宇,是为法雨寺之始。不久,郡守改庵为寺。时值禅教中衰,大智以持戒精严知名,与云栖、憨山、紫柏诸宿并称于当时。万历二十年(1592)入寂,终年69岁。建塔于寺西雪浪山之麓。有弟子性贤、如寿,亦随住海潮寺,后者曾继任为住持。大智是法雨寺的开山祖,法雨寺开始时为一律寺。别庵俗姓龙,蜀高梁(今四川梁山县)人。12岁出家,22岁受具戒。之后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应请前往普陀山任法雨寺住持。庵于瓦砾场中结茅,持律说戒,四方释子于是望风云集。二十八年,清圣祖赐帑敕建寺宇,庵亲自经理,法雨寺自大智开创,如光再造,后复被毁,至此而首创殿楼,功毕之后,别庵入京祝寿,被8次召见,9次进诗,凡所启请,无不应允,赐翰赐紫,为自古宠幸所未有。别庵还改革万历以来第习讲律的旧规,提倡禅宗大乘之学。法雨寺至此中兴,而别庵则为本寺禅宗的开山初祖。五十六年入寂,终年57岁,建塔于本寺莲花峰下之右。遗著有《续灯正统》、《祖师正宗道影》、《高峰宗旨纂要录》、《梅岑集》、《经山录》等。法嗣有洞彻、翠厂圭、玉峰、见火工、乐道、在、文樵。其中的玉峰、见火工、乐道以及在的弟子法泽四人相继为法雨寺住持。立山,俗姓缪,华亭(今江苏松江县西境)人。20岁出家,受具于大崇福寺。之后或住普陀,或住松江。同治九年(1870)掩关于普陀伴山庵,每日礼《华严》,参海众。时法雨寺久经兵荒,凋敝已极,立山应本山尊宿信真和尚及其法眷之请,出任住持,时在同治十一年。山以兴复为己任,竭力经营,整修不辍,数年间百废俱举,虽未全复旧貌,但大局已具。后在清凉冈筑常明庵作退身之所,至光绪十年(1884)迁居是庵,决志西归,念佛不辍。又令庵内二时课诵,二时念佛,永为恒规。他认为,“末世众生障深根钝,向上一著,不易凑泊,大悟尚难,何况实证?唯净土一法,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圣下凡,皆当修持。”为此,他曾规定:几违念佛之旨者皆摈出法门。光绪十五年入寂,终年65岁。弟子数十人,其中之化闻继其任法雨寺住持。化闻弟子开如再继为本山住持。
        普陀山的佛教主要是观音菩萨信仰,自古及今并无变更。从佛教最初传入普陀山时始,它就与观音菩萨结下了不解的因缘。山上的三大寺,寺寺有圆通殿,代代供奉观音像,其它的许多洞、庵或供奉观音像,或充满了观音显灵的神话传说。实际上,普陀山就是作为四大名山中的观音道场而闻名中外的。然而,就住山的僧人而论,他们除信仰观音、维护此一观音道场的神圣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独特信仰和修持。从前面有关普陀山三大寺的历史沿革和名僧大德事迹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里曾有过以习律持戒为主的时期,也有过所谓“易律为禅”的改革和禅宗称雄的时期。两者比较,禅重于律,禅活动时间长于习律持戒时间。仅仅从禅宗这一方面着眼,所谓的禅其实并非纯粹的禅,而是禅教并重、禅净双修。在禅僧中,有人“默诵《法华经》”、“日课《法华》”,有人“讽《华严经》”、“晨夕诵《华严经》、”日礼《华严》,有人“决志西方,念佛不辍”,甚而至于将此定为“恒规”,违者逐出教门等等。普陀山佛教的这些特点,正是中国佛教自宋元以后发展为亦禅亦教、禅教结合、诸宗俱修西方净土倾向的反映。
      九、普贤道场峨眉山
        一、山川形势峨眉山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峨眉县西南12华里处。因遥望两山相峙如峨眉,故名。也有说,“此山云鬟凝翠,髟真黛遥妆,真如螓首蛾眉,细而长,美而艳”,故名。佛教《华严经》称它为“光明山”,道书则称之为“灵陵太妙洞天”。峨眉山周回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诸山,今游览地实即大峨山。峨眉山周辶回数百里,主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走出县城,就会看到云遮雾绕的座座翠峰矗然屏峙,压地盖天。正所谓“万仞白云端”、“三峨压岷右”。从山麓至峰顶有100多华里路。诗云:“峨眉高,高插天,百二十里云烟连。盘空鸟道千万折,奇峰朵朵开青莲”。可谓雄秀幽奇。苏轼“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极言其高。范镇“前去峨眉最上峰,不知崖嶂几千重”则极言其幽深。南宋诗人、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来此留连忘返,赋诗云:“大峨两山相对开,小峨迤逦中峨来。三峨之秀甲天下,何须涉海寻蓬莱。昔我登临彩云表,独骑白鹤招青鸟。石龛石洞何参差,时遇仙人拾瑶草。丹岩瀑布连天河,大鹏图南不可过。昼昏雷雨起林麓,夜深星斗栖岩阿。四时青黛如彩绘,岷山番蔡蒙实相对。”极言其秀美和神奇。峨眉山“奇迹异景,尤难穷历”。就自然胜迹而言,主要有清音阁、黑龙江栈道、金顶、龙门洞、峨眉宝光等。清音阁为登山第一胜处,位于牛心岭下,距山麓报国寺约15公里,海拔约900米左右。岭东有白龙江,岭西有黑龙江。两江在清音阁两旁分别架有两桥,将牛心岭同其他两座山头连接起来。这两座桥就是著名的双飞桥。桥下石堑深数十丈,两江飞湍喷雪奔出桥外,约数十步,合于阁前。合流处,砥立着一块形若牛心的黑色巨石,名牛心石。当洪水到来时,激流猛烈撞击牛心石,波涛滚滚,声响如雷。但平时却清音淅淅,如琴如瑟。于是高高在上的清音阁就成为谛听江水清音的绝妙境地。清朝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联句道:“双桥两虹影,万古一牛心。”《峨眉山志》十景诗云:“杰然高歌出清音,仿佛仙人下拂琴,试向双桥一倾耳,无情两水漱牛心。”即咏此。近岸岩石间丛生着繁花和绿树,来到这里,耳闻目睹,恍若置身仙境一般。清音阁西,溯黑龙江上行一华里,即进入白云峡。这里有著名的黑龙江栈道及“一线天”胜景。但见两岸断崖如削,壁立百仞。峡长一里余,两岸间距离仅丈余。沿江崖壁建有栈道,人依栈道前行,脚下是湍急的流水,头上仅兰天一线。崖壁间滕萝斜挂,野花点点。置身其中,别有一番情趣。金顶是峨眉山第二高峰,顶高3077米。平时云雾笼罩,阳光一出,云海滚滚,诸多峰顶隐约可见,极为壮观。金顶有四大奇观,即云海、日出、圣灯和佛光。其中尤以圣灯和佛光为峨眉山所独有。每当无云且无月的夜晚,站在山顶,就会看到遍布山坡上的星光点点,那就是“圣灯”。它忽明忽暗、闪烁不定。又似萤光,飘忽无常。范成大在形容他看到的佛灯时说:“日暮,云雾皆散,四山寂然。一夜灯出,岩下遍满,弥望以千百计。”当此奇景,人们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了。据说,这些圣灯,其实是矿石中释放出来的一种可燃性气体的一种自燃现象。至于佛光,就更被誉为奇观了。对此,范成大作了最为详尽生动的描绘,后人很难超越之,现不妨借来一用:“俄氛,雾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银色世界也。有顷,大雨倾注,氛雾辟易,僧云洗岩雨也,佛将大现。兜罗绵云复布岩下,纷郁而上,将至岩数丈辄止。云平如玉地,时雨点犹余飞。俯视岩腹,有大圆光偃卧平云之上,外晕三重,每重有素黄红紫之色。光之正中,虚明凝湛,观者各自见其形现于虚明之处,毫厘无隐,一如对镜。举手动足,影皆随形而不见傍人,僧云摄身光也。”佛光是许多自然条件的合成,故出现的机会很少。过去,佛光一现,善男信女们为成正果,纷纷从舍身崖跳入深渊。现在人们当然知道了,佛光的成因同彩虹本无两样,只因在高山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才形成这种奇特的现象罢了。峨眉另一胜景是龙门飞瀑。龙门峡“两山相对,如合水从中出,绀碧无底”。两岸岩石卓立,“色如碧玉,刻削光润”。入峡千余尺,有两瀑布各出一岩顶,从相对七、八百尺高处倾下,岩根有盘石承之,激为飞雨溅沫,发出震耳欲聋般轰鸣,这就是著名的龙门飞瀑。除此之外,峡中还有数道瀑布倒泻入涧中,蔚为壮观。就在距水面两丈的绝壁上,有一圆洞,即龙洞。上有苏东坡大书“龙门”二字,壁上历代文人题咏甚多。洞前溪流中还有一状如小舟的巨石,被称为“普贤神船”。船边山岩上有明人“藏舟于壑”的题刻。因此处风景极佳,故范成大在其游记中称:“昔尝闻峨眉双溪不减庐山三峡。前日过之,真奇观也。及至龙门,双溪又在下风。盖天下峡泉之胜当以龙门为第一。”
        峨眉山气候也别具特色,并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由于山高,山脚与山顶温差很大。大体上,低山区属亚热带,中山区属温带,高山区属正寒带。故酷暑登山,也需备有寒衣。同气候相关,植物也成垂直分布。峨眉山动植物种类繁多,据称,植物多达3000多种。许多动植物是这里独有的,古人云:“大抵大峨之上,凡草木禽虫悉非世间所有。”成群结队,向人觅食的可爱的猴群,也是峨眉一大特色。二、普贤道场峨眉山为佛教名山,这里几乎无峰不寺、无岭不殿。以至于山与寺联为一体,密不可分。离开佛教胜迹就无从写山,无从写水。峨眉山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文化山。峨眉山被称为普贤道场。普贤,佛教菩萨名,为释迦牟尼右胁侍,专司“理”德。《华严经》说:“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普贤),与其眷属(门人)3000人,常在其中演说法。”峨眉山夜有“圣灯”、有“佛光”,一片光明,故佛教徒们认为峨眉山就是《华严经》中的光明山,自然也就是普贤道场了。峨眉山佛教传入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认为是在汉代,但据不少学者考证是在魏晋间。晋代,著名高僧慧持登峨眉山建寺弘法,对佛教在这里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南北朝梁武帝信奉佛教,大修寺庙,佛教大行。唐代高宗、武则天、玄宗都支持佛教,使之有了很大发展。宋明两代是峨眉山佛教的鼎盛时期。此时,寺庙不断建成,名僧辈出。据《峨眉山志》载,有佛教寺庵近百所,僧人达3000余人。峨眉山被视为普贤道场,也自宋代始。正是宋人附会说古时有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菩萨瑞相。宋太祖时,嘉州屡奏普贤显像,朝廷还派遣内侍张重进前往庄严瑞相。太宗时,又造普贤巨大铜像,置大阁供奉。峨眉山渐成为普贤圣地。普贤道场的确定,可以说是峨眉山佛教大发展的一种体现。清代以后,佛教在峨眉山渐呈衰落趋势。同治年间常住僧已降至600人左右。最早的寺院主要有光相寺、黑水寺和普贤寺。光相寺,位于高峰金顶。相传建于东汉。初称普光殿。山多雷火,屡建屡废。正殿永明华藏寺系清光绪年间重修。殿后最高处,原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所造铜铸佛殿一座,阔近5米,深4.5米,高6米余。中祀普贤菩萨,四壁铸出万佛,门阴刻全蜀山川程途。可惜此铜殿及华藏寺均毁于火。现在原铜殿遗址附近留有铜塔两座,还有铜殿内明成化年间(1465~1487)所铸铜碑一通,正面为《大峨山永明华藏寺新建铜殿记》,背面为《峨眉山普贤金殿碑》,今存于殿侧卧云庵。其实,山名“金顶”皆因此铜殿而得名。当时铜殿在阳光下灿然生辉,故名。寺处海拔3077米的山顶,危崖凌空,旁即万仞峭壁,俗称舍身崖。平时寺周云雾弥漫,太阳一出,则云海滔滔,无数山头隐约可见。站在山顶极目西望,数百里外的雪山历历在目。在金顶还可一睹神奇的“佛光”和“圣灯”,风景奇秀。朝拜金顶是登山的佛教徒的最终目的。历代文人墨客对此吟咏甚多。“脚头踏破翠芙蓉,直上峨眉第一峰。夜共斗牛岩畔宿,薜萝深处白云封。”极言其高。“天阙尘氛净,烟霄草木香。”极言其净。“诸天银色界,万里玉光铺。”“谁骑六牙象,来坐七天中。”“凌晨观日出,极目海云东。”极言其奇和壮。黑水寺,位于对月峰,魏晋间僧肇所建,其后寺屡毁屡建。被追为峨眉祖堂。寺前有唐代高僧慧通之妹慧续尼院,传说有黑虎为之巡廊。附近有“八音池”。据说“池集群蛙,过之者拍掌,则一大蛙鸣,群蛙次第相和如八音之作。音将终,则一蛙复大鸣,群蛙顿止。”十分有趣。普贤寺,位于峨眉主峰万佛顶东海拔1000米处一开阔台地上。东晋高僧慧持(净土宗奠基人慧远之弟)所建。唐代名白水寺,宋代名白水普贤寺,明代称之为万年寺。寺经历代扩建,到明代,已有殿宇七重,规模最为宏大。可惜在1946年大火中,除无梁殿外,其他建筑皆付之一炬。现有殿宇主要为1953年重建。无梁殿又称砖殿,为了护罩普贤菩萨像,明万历皇帝命当时白水寺主持福登修建。殿呈窿顶方形,外部通高16米,边长5.7米,顶上建有5座小型白塔。因除大门外,全殿未用一梁一木,故名。万历皇帝还曾为寺赐额“圣寿万年寺”,借以为其母祝寿。殿内普贤菩萨骑白铜象,铸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象长7.35米,高4.7米,重62吨。据说此象先分十段在成都铸成,然后运到寺里焊接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属不易。殿内四壁下部有小龛24个,各供铁佛像一尊,上部横列小龛6道,供小铜佛像307尊,铸工精致。现存其他规模较大的寺院还有报国寺、伏虎寺、仙峰寺、洪椿寺和洗象寺等。报国寺,位于峨眉山麓。系明万历年间明光道人所建,初名会宗堂。清康熙年间,闻达和尚易地而建,改名报国寺。康熙皇帝题有“报国寺”额。殿依山而建,逐殿升高。进山门即弥勒殿,向上依次为大雄宝殿、七佛殿、普贤正殿、藏经楼。大殿从整体到每一细部都经巨匠精工雕成,气势轩昂。各殿供奉的佛像姿态各异。其中坐于白象之上、手拈如意的普贤菩萨,庄严而慈祥,极富特色。寺内大雄宝殿后供有一尊彩釉瓷佛像,通高2.47米,面部色泽白晰,光洁照人。寺内还有14层紫铜华严塔一座,明代铸造。塔通高7米,塔身铸有小佛像4700余尊及《华严经》全文。寺内外苍松翠柏,古木参天,殿前还植有满庭丹桂,花香四溢,环境清静幽美。伏虎寺,位于峨眉山麓、报国寺西约1公里处。为峨眉山最大寺院。初建于唐代(或说建于宋、明),宋代名神龙堂。至绍兴年间,这里虎狼为患,高僧士性建尊胜幢一座,以示镇压,故改名伏虎寺(或说以山形如虎蹲伏而得名)。寺几经兴废,清顺治年间重建。据说当时僧徒按《大乘经》字数,每字植一树,共植楠杉、柏10余万株。寺周古木参天,浓荫蔽日,但尽管殿堂掩映在密林之中,而屋顶却无残枝败叶存留。康熙帝因此题“离垢园”三字以道其神奇。据分析,这是因为山谷中形成的环形气流正好将这些落叶吹走了的缘故。寺后罗峰山经常有轻云缭绕。“罗峰晴云”为峨眉胜景之一。古人赋诗云:“一径钟声瞻玉殿,万杉烟色绕琼楼。石桥水隔红尘杳,台榭飞花绿树稠。”言其幽深秀美。仙峰寺,位于华严顶九老洞一带。明万历年间僧本炯创建。古称慈延寺或仙峰禅院。寺背倚高山,面对危崖,俯视华严顶下,群峰林立,气象万千。寺宇宏敞,凡五进,多为清代重建。屋顶覆以锡板铁瓦,在日光照射下,晶莹夺目。寺内供奉释迦牟尼和普贤菩萨。舍利殿内还供有释迦牟尼舍利两枚。寺右数百米即九老洞,传说九位仙人居住其中。他们是天英、天任、天柱、天心、天禽、天辅、天冲、天芮、天蓬。九老洞附近还有先皇坛,相传为轩辕黄帝问道处。寺处海拔1700米山中,故盛夏如秋。寺周多松、杉,另外还生长有一种珍贵植物珙桐。寺宇远离尘寰,更显得深邃幽寂。寺周还是群猴栖息之地,山僧戏称之为猴居士。他们或嬉戏,或从游客手中觅食,倍添山中情趣。洪椿寺,位于天池峰,建于唐代(~说明代),后屡毁屡建。古称千佛殿,因寺前有洪椿古树,故易此名,又称洪椿坪。寺院殿宇宏敞洁净。明代规模最大时有上下四殿,成为山中一大庙宇,慕名前来静习的达千人。大雄宝殿内供普贤菩萨像,左右为18罗汉像。楼上供有千尊一尺多高的佛像。还有一盏千佛莲灯,高1.7米,7边形,上刻龙纹7条及佛像582躯,作工精细,工艺高超,据说系1915年花费1万余元雕刻而成。清代康熙皇帝曾赐额“忘尘虑”及对联“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鸥”一幅,均佚。大殿门前悬有一幅清乾隆年间写成的长达200字的对联,号称天下第一联。寺为群峰环抱,两侧有深谷溪涧,海拔1100米,故盛夏如秋。又因山间水气不易散发,故夏季每日清晨均有小雨蒙蒙,“洪椿晓雨”为峨眉胜景之一。《峨眉县志》有《洪椿晓雨》一诗:“万壑千岩势不平,攀藤扌门
        葛力难胜。苍茫山雨天将曙,寺入洪椿又一程。”而“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则更形象地描绘出晓雨的可爱。大概寺周的林木花草日日为晓雨清洗,故纤尘不染,苍翠欲滴,环境雅净至极。洗象池,位于峨眉钻天坡顶。明称初喜庵,规模甚小,清康熙年间扩建为寺。旁有石池,深六尺,传说为普贤菩萨浴象处,故称洗象池。池本平常,以神话而贵。殿宇伟峨,祀观音、地藏、大势至。寺处2100米高处,气候寒冷,故遍山皆为松杉盖满。这里早晚需燃炭取暖,正所谓“五月峨眉需近火”了。每当无云和无月之夜,在洗象池前还可看到“圣灯”点点,为寺蒙上一层神秘的异彩。这一带也是猴群栖居之地,他们常到路边向游人索要食物,十分可爱。历代在峨眉山弘法的僧人数以千计,他们在此修建寺院、译经、讲道、修行,推动了峨眉山佛教的发展,甚至对峨眉山环境的保护、名山的建成,起重要作用。据载,影响较大的有慧持、明果、宝掌、慧通、继业、怀古、别峰、别传等人。慧持(337~412),东晋僧人,俗性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净土宗奠基人慧远弟。14岁始读书,但接受快,“一日所得当他一旬”。善文史。与兄共以道安为师,“遍学众经,游刃三藏”。后奉师命,随兄东行,初止荆州上明寺,后至庐山修住。数年后至建康东明寺,得到晋卫军王郎琊王王句器重,帮助西域僧人伽罗叉译校《中阿含经》。后还庐山。晋隆安三年(399)立志入蜀传法,其兄慧远苦留不住,感叹说:“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慧持答道:“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遂与兄别,远行到成都,在龙渊精舍,大弘佛法,得刺史毛璩推崇,次年登峨眉山,同当地苦行僧一起,披荆斩棘,辟地为寺,供奉普贤菩萨,号普贤寺。成为峨眉山佛教少数奠基人之一。两年后仍回成都龙渊精舍。后世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蜀人谯纵举兵杀刺史毛璩,自称成都王,举邑纷扰,慧持避乱居郫县中陀寺。谯纵从子道福“凶悖尤甚”,带兵到郫县讨伐,进入寺中。众僧皆惊惧逃走,惟慧持镇静自若。逼至前,仍盥洗如常。道福竟“愧悔流汗”。可见慧持修道之深。晋义熙八年(412)卒于龙渊寺,春秋七十六。明果法师,俗性林,四川资州人,曾在北魏道武帝廷下为将,以功封镇南将军。后在泽州问月庵出家,法名太空,别号澹然。回峨眉山住锡,弘扬佛理。时乾明观道士受到感悟,多弃道皈佛,并请明果住观。于是明果改观为中峰寺。这件事被后世演义为“刺蟒救道”的故事加以渲染。宝掌和尚,印度人,因左掌心有痣,故名。南北朝时来华,初住成都大慈寺,译经布道,并以善诵《般若经》著称。人们赞颂他“劳劳玉齿寒,似迸泉岩急。有时中夜坐,阶前鬼神泣。”后上峨眉,建庵弘法。《峨眉县志》称峨眉灵岩寺也为宝掌所建。还曾到五台山住融峰华严寺住锡。对佛教在峨眉山、乃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慧通禅师,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从洛浦寺元安和尚出家。唐僖宗年间(874~888),自会稽至峨眉山,喜爱这里山清水秀,遂住白水寺,弘扬佛法。他对峨眉山佛教最突出的贡献是四处募化,修建寺院。经他率门人组织修建的寺院有普贤寺、清音阁、华严寺、中峰寺、黑水寺。由于他相信“峨眉山属火”故多火灾的说法,于是分别改华严寺、中峰寺、牛心寺、普贤寺、华藏寺寺名为归云阁、集云寺、卧云寺、白水寺、黑水寺,认为这样可防火灾,保护寺院。峨眉山关于慧通的传说很多。《峨眉山志》载,有一次慧通在普贤寺前突遇洪水,无法过溪,这时一只大虎伏在身边,待他骑上,一跃过溪。后来在此建有一桥,名虎跳桥。
        继业三藏大师,俗姓王,耀州(今陕西耀县)人,在东京天寿院削发为僧,乾德二年(964),奉诏率僧300人去天竺(印度)求法,开宝九年(976)始归。他将请回的舍利、经卷呈献朝廷,得到太宗嘉奖,赐他袈裟一袭,并诏他择名山修习。继业禅师选中峨眉山作庵(即牛心寺)而居,在此译经、讲经、注疏、誊写经文、直至圆寂。终年84岁。由于他通晓佛教经、律、论,又被尊称为三藏。怀古和尚,宋代僧人,俗性张,字德成,峨眉县人,出家于峨眉山中峰寺。善作诗,与建南的希昼、金华的宝辶贝贝隹、南越的文兆、天台的行肇、沃州的简久、贵城的惟凤、淮南的惠崇、江南的于昭,被称为“九诗僧”。《峨眉县志》收录他一首《送田锡下第归宁》,诗云:“念彼孤亲去,无成万里归。来程芳草尽,去国故人稀。栈道浮云险,刀州入望微。前期有公介,莫负老莱衣。”他的诗清隽高雅,为时人所推崇,欧阳修等人对他的诗也很赞赏。别峰禅师,俗姓李,名宝应,峨眉县人。陆游《别峰禅师塔铭》云:“禅师少而奇警,日诵千言,然不喜有家,成童时,已博通六经及百家之说。”出家后从中峰寺密印为师,深得密印赞尝。后又师事成都昭觉寺环悟大师。其后去过径山,又至保宁、金山、雪窦开堂升座。淳熙七年(1180),住锡径山灵隐,卒于此。同陆游交往甚厚,故陆游为之撰有塔铭。
        别传禅师,明代僧人。俗姓王,名会宗,湖北云梦人。7岁时出家于白鹤寺,嘉靖年间至峨眉山,住锡积圣寺。曾铸3口大铜钟,1口留积圣寺,其他两口分赠白水寺和永延寺。“积圣晚钟”是峨眉胜景之一。钟高2.3米,重12500公斤,钟内外刻有佛经、佛偈、铭文、洪钟疏及捐钱铸钟者姓名等内容。钟声深厚清越,每当它回荡在崇山峻岭之间,常使人浮想连翩。别传禅师于隆庆年间建金龙寺,并按《法华经》字数,在寺周广植楠木,一字一树,共植69777株,取名古德林(又名功德林)。明神宗嘉奖其建寺造林之功,赐号“洪济禅师”。他在峨眉40年,弘法布道,深得僧众敬重。终于京师,年81岁。塔建于峨眉山万年寺前,当时大学士陈以勤为撰《别传禅师塔铭》。三、峨眉释与道峨眉被视为佛教名山,也曾被视为道教的福地洞天,道教在此也有过很大的发展。据《峨眉县志》载,道教最早传入是在三国时期,而峨眉山最早的道观应当是西晋乾明道士所建的乾明观了。东晋时,著名道士陆修静“好方外游”,曾“西至峨眉访清虚之高躅”。隋唐之际,著名的道士和医学家孙思邈曾来峨眉山采药炼丹,相传今牛心寺后药王洞就是他炼丹之地。《峨眉县志》载,被称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到二峨山猪肝洞隐居,附近“八仙洞”传为八仙聚会之所。唐诗中,相当一些是以道观道士为题材的,如鲍容的《赠峨眉山杨炼士》就是其一,他在诗中吟道:“道士夜诵蕊珠经,白鹤下绕香烟听。夜移经尽人上鹤,天风吹入青冥间。”道士施吾也在《天柱山峨眉道士》中吟道:“古称天柱连九天,峨眉道西栖其巅。”诸多以道教为题材诗歌的出现,反映了唐代峨眉山道教的兴盛。宋代,峨眉山道教也有很大的发展。许多道观,如东岳庙、玉皇观、雷神祠、关帝庙等都是此时新建的。许多地名如“龙门洞”、“仙皇台”、“九老洞”、“三霄洞”、“女娲洞”、“伏羲洞”等都是以道家经典而取名。当时著名道人陈搏(?~989)曾从华山来此修行,并自号“峨眉真人”。后人修陈搏祠,并供其当年写于石上的真迹“福寿”二字。有诗咏此祠:“仙馆三峰下,年华百岁中。梦成孤蝶往,蜕在一蝉空。蕊木笈微言秘,霄晨浩气通。丹遗舐后晰,林遣御余风。布雾沉荒白,餐霞忘暗红。峨眉有归约,飞步与谁同。”元、明以来,道教在峨眉渐趋衰落,许多道观改为佛寺。明万历年间修建的纯阳殿,为当时最大道观,供奉吕祖、三霄之像。但到清代乾隆年间,此观已无道士居住,为僧人所占。至此,峨眉山成为清一色的佛教天下。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宋代以前,峨眉山佛道共存。但到明代,佛道发展失衡。佛教在峨眉山呈蓬勃发展势头,几乎无峰不寺,信徒日众。相比之下,道教则受到冷落,甚至由于宫观少人进祀,道士只好下山。在峨眉山释道关系中,曾出现两次将二教融为一体的尝试,具有典型意义。一次是明万历四十年(1615),明光道人建会宗堂,同时供奉佛道神祗:普贤、广成、楚狂牌位。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泰安和尚重建九老洞寺庙,第一殿供道家赵公明像,第二、三殿供佛像。在明、清时期出现二教融合的尝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至此时早已中国化。释、道、儒三教经长期交流,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备了太多的相似之处。尽管如此,各教所据经典毕竟大有不同,故“融为一体”终未实现。
      十、迦叶道场鸡足山
        鸡足山,又名九曲岩,在云南省宾川县西北40公里处。全山南北7.5公里,东西15公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20米。山势背西北而面东南。山形前舒三支,后伸一支,状若鸡足,故名。古代此地远离中央,“古帝巡狩弗逾四岳,神禹穷源不越岷山”,“秦皇东封,汉后西祀,亦惟汾阴社首”,“又况文人墨客之不能及远”,故“荒徼无辙迹”,“前贤纪述寥寥”,甚至宋臣撰洞天福地记滇南名胜,亦“见斥不录”。但这里的佛教传入却很早,可说是源远流长。据考,蜀汉时佛教已传入这里,建有小庵。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载:“迦叶承旨主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迦叶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最后入灭于鸡足山。又相传,迦叶至鸡足山后,进入禅定,奉持如来附嘱之金衤阑衣,以待弥勒出世而授之。显然迦叶入定的鸡足山是在印度境内的摩揭陀国,中国之鸡足山由僧人附会、仿造而来,同时也作为迦叶道场载入中国释史。至明代,山上僧尼云集,佛事最为鼎盛。“琳宫绀宇不知数,浮图宝刹凌苍苍。”据统计,有“大者七十二所塔院”,且“规天矩地,制度虚敞”、“院宇壮丽”。另外还有许多“静室精舍”。至清代,这里还有寺36所,庵72所,盛时常住僧尼5000人以上。翻开有关志书,可见这里历史上几乎无山不寺。
        佛教在鸡足山的发展,其一可能与南方的开发有关。南宋政治中心南移,鸡足山渐为更多的人所知,至明代这里就更加著名了。其二,许多僧人奔迦叶道场而来。其三,这里的自然环境幽偏僻而美,适宜静修。其四,这里是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荟萃之所。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这里佛教文化的兴盛。历代在此活动的高僧很多,惜无详细的记载。知名者有唐代的明智、护日,宋代的慈济,元代的源空、普通、本源,明代的法天、大错,清以后的虚云、自性等。许多僧人远道而来在此结茅修行,于是在这些高僧大德修行处,一座座寺庙建立起来。鸡足山是僧人向往的一块净地,明代僧人静闻的事迹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据冯志《仙释传》,静闻原为江苏迎福寺莲舟法师的法嗣,他禅诵达二十年,剌血写成《法华经》,发愿将此经供于鸡足山。崇祯九年(1636),他同徐霞客结伴西游至湘江,不幸遇盗堕水,但将写经举在头顶,独不遗失。后创病死于途中。临终前嘱徐霞客将其骨灰带至鸡足山埋葬,以了其生前未了之愿。徐霞客带着静闻的骨灰和血写的经书,展转数千里来到鸡足山,将其经供之于悉檀寺,并在山上为之建塔埋骨。徐霞客吟诗《哭静闻禅侣》六首以悼念。其中云:晓共云关暮共龛,梵音灯影对偏安。禅销白骨空余梦,瘦比黄花不耐寒。西望有山生死共,东瞻无侣去来难。故乡只道登临少,魂断天涯只独看。此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鸡足山历史上留有著名的寺院很多,这里只就其中一些资料较丰富者作简单的列举。迦叶殿,又名金衤阑寺,位于插屏峰麓绝顶悬岩之畔,创始年代不详,奉迦叶为尊者,据传唐天宝时,刻迦叶像于此,后屡遭焚毁。殿中藏有书板经数十函。寺古有铜塔,后毁。所倚插屏峰,壁立千仞,其东罗汉壁也是悬崖万仞。石钟寺,位于仙鹤峰下,寺创于唐代,明朝永乐正统间,敕赐大少林寺,康熙年间重修。此处风景优美,寺东南方有茶房瀑布,北有小龙潭,东有大龙潭。“阁之左有澄潭,上悬岩石,扣之如钟鸣,故名”。还有一说,因寺楼下掘出钟形石而名,这些都已无确凿证据可考,系传说。悉檀寺,位于满月峰,明代万历年间僧本无与丽江土府建。天启年间,请得嘉兴本藏经一部。明代寺中还设有浴池,“池以砖秋瓦,长丈五,阔八尺,汤深四尺,灶从隔壁釜中,竞日乃温”,徐霞客曾在此沐浴。放光寺,位于绝顶下山壑中,明代嘉靖年间无穷禅师创建。寺南向,后倚绝壁,前临盘壑。由此上眺华首门,则见一削万仞,雄奇无比。寺门下有石金刚二座,雕刻甚精,翊翊如生,寺内巨石上还建有小亭。万历年间,寺曾毁而复兴。李元阳有碑,“范铜而镌之”。其后建有毗卢阁,藏经一部。寂光寺,倚旃檀岭,明代嘉靖年间定堂禅师创建,处万松林中。华严寺,在鸡足山中峰,背倚熊罴岗,面向九重岩,明代嘉靖年间月堂禅师创建。尊胜塔院,位于文笔山前、悉檀寺东,明代崇祯年间丽江府与僧道源建。塔高六丈六尺,四周有禅房40余间。院内还有巨钟一口,清代顺治年间铸就,重约2000余斤,“晨夕钟声,响震山谷”。山后有静闻和尚骨塔。
        大士阁,位于象头山前,明代创建。传说有敌袭大理,见一老妇人背巨石而行,十分惊愕,上前打问,老妇人说,我老且病,不能背重的了。敌人见状,惊惧而退。当地人认为这位老妇人是观音化身,非常感激他退敌之恩,故就石建阁。其前有坊有楼,登上陡峭的台阶,可见主建筑大士阁,上供大士像。左右各有楼。大士阁又名三摩寺。
        其他如圣峰寺、龙华寺、大觉寺、幻住庵、那兰陀寺、西竺寺、会灯寺、传衣寺、大锅寺、铜瓦殿等均为著名寺院。鸡足山佛教在清朝后期曾一度衰落,寺庙仅余十余座,且已破败。鸡足山佛教在近代的复兴,当首推虚云法师之功。虚云法师,俗姓肖,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原藉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幼习儒学。清光绪八年(1882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出家,后云游天下参学访道。曾谒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九华山佛教四大名山。曾到终南山,并准备在那里结茅修行。还长途跋涉至西藏拉萨,参拜布达拉宫。他的足迹远至东南亚的缅甸、锡兰、泰国、槟榔屿等地。每到一地,他都同当地高僧大德研习经典,切磋学问,影响渐大。虚云法师对鸡足山情有独钟,数登是山。1903年,他再上鸡足山时,决定重兴迎祥寺。1904年,将在泰国募得的佛教文物及捐款带回鸡足山。1906年,他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慈禧太后当时拨巨款在迎祥寺旧址上重建新寺,光绪皇帝赐新寺名为“护国祝圣禅寺”,封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称号,并赐以紫衣、玉印、金钵等物,颁赐《龙藏》一部。从此,鸡足山以祝圣寺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寺庙群,佛教在此再度兴盛。保存至今的寺院主要有祝圣寺、金顶寺、华严寺、慧灯寺等。祝圣寺,原名迎祥寺,创建于明代,位于钵盂峰下,处全山中心位置。经虚云法师努力,历十余年修成。寺内最主要的建筑是宏伟的大雄宝殿,正中供奉如来佛,两旁为五百罗汉,全贴有金泊,望之光彩夺目。其他建筑有天王殿、藏经楼、藏珍楼、钟楼、鼓楼、禅堂、僧舍等。藏经楼藏经四十一函,旧刻藏经三十七函。藏珍楼藏有紫衣、钵具、锡杖、如意、缅玉卧佛、碧玉观音、名人字画等。寺内还有一青铜巨鼎,重3000余斤,竖立在月台上。寺内有池塘、石桥、八角亭。天王殿前两株云杉,高达三、四十米,挺拔蓊郁。风景十分幽美。
        金顶寺,位于天柱山峰上,为鸡足山最高寺庙。明代弘治年间建庵,后人建普光殿、天长阁(一曰方长阁)、观风阁、善雨亭,殿亭四周,筑城环之,城四面架楼为门:南云观、北雪观、东日观、西海观。崇祯年间黔国公沐天波移中和山铜殿至此。康熙三十年(1691),殿阁俱焚毁,只留铜殿独存。次年总督范公、提督诺公及姚安土官与僧人重建。头山门弥勒殿,二门护法殿,院内有铜殿,中奉迦叶尊者,最后为佛殿,两厢为僧人寮房。寺内原有光明塔一座,1929(一说1927)年重修,易名为楞严塔,塔高41米,加之高耸于海拔3220米的金顶上,更为壮观。如登塔远望,可将四方美景尽收眼底,向东可观日出,向西可观苍山洱海,向南可观云海,向北可观玉龙雪山。建国后屡有修葺,金顶寺更为壮美。
        其他寺院也各分布于深山幽谷之中,景色宜人。每年春节前后,香客游人如织。这里同东南亚佛教联系较密切,开香寺还建有缅塔。由于宗派等原因,形成这样的格局:华严寺接待南京朝山的和尚,睡佛寺是西藏喇嘛朝拜的必到之处。据说每到鸡年,西藏喇嘛要驮经文、佛像到鸡足山朝拜。鸡足山成为佛教文化荟萃和交流之地。
        鸡足山自然环境也极优美。高鹤年居士在其《名山游访记》中,将鸡足山美景归纳为八:天柱佛光、华首晴雷、苍山积雪、洱海回岚、塔院秋月、万壑松涛、飞瀑穿云、重崖返照,现简述如下:天柱佛光:天柱山金顶寺为观佛光最好去处。佛光出现于“风止雨收”时。高鹤年居士以其亲身经历描写道,“时在秋前早七时”,“黄光遍现顶上,阁左右无不弥漫”,“约二时许始散”。不久见“五色毫光,形如彩虹,周轮圆满,半时始散”。“午后三点钟”,“视山腰下,白云弥漫,圆光五色现其中。时观者十余人,余跪拜,圆光中亦影现跪拜,有人舞跳,圆光中亦现舞跳。大圆镜中,幻身幻色,重重无尽,俗谓之摄身光,约半时许,消灭无形矣。”佛光是种自然现象,正如风、雨、彩虹的形成一样,但确带给人一种神奇的美。华首晴雷:华首门位于天柱山峰顶南侧,为绝顶观海门下危崖处。徐霞客曾攀登至此,他描写当时的感受道:“仰眺祗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其顶,下瞰祗觉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缀身其间,不辨身在何际也。”就在这悬崖峭壁之上,奇观出现了,因崖壁有痕,状若门,而且门巨大,“石规十丈如半月”,门上还有“飞檐”,“崖势上飞,高穹如檐,覆环其下”,此为华首门。华首门,相传为迦叶守衣入定处。正因为华首门极高的位置,故雷雨皆在其下发生,每当雷动云暗,山下大雨,而此处则日光普照,晴和如初,成一奇景。苍山积雪。苍山位于鸡足山西,山势雄伟,挺拔峻峭,各峰一般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主峰马龙峰海拔4122米,山顶终年积雪,烟云缭绕。如此奇景,近处反不能见,而鸡足山与苍山遥遥相对,正是观赏苍山积雪最佳处。苍山积雪成鸡足山一景。
        洱海回岚。洱海位于苍山东、鸡足山西。北起洱源,南至下关,长40公里,东西平均宽7~8公里,面积246平方公里,海拔1980米,湖水碧绿,远看烟波浩渺,如诗如画,从鸡足山金顶西望,如此美景尽收眼底,令人陶醉。塔院秋月。塔院即前述尊胜塔院。尊胜塔高六丈六尺,塔身洁白如玉,秋月当空,相互辉映,加之“院宇宏敞,廊庑清幽,山空夜静,恍如濯魄冰壶矣”。万壑松涛。鸡足山自古以来遍植松树,自山顶而下绵延不断,松荫空翠,掩云蔽日,清风过处,松涛阵阵,音韵悠扬。飞瀑穿云。鸡足山多瀑布,以玉龙瀑布最为著名。当年徐霞客从观瀑亭看飞瀑,只见对崖“瀑布从玉龙阁下阝贵,坠崖悬练,深百丈,直注峡底,峡逼箐深,俯视不能及其麓”,似“中悬九天,绝崖阝贵雪,下嵌九地”,且“霁色澄映,花光浮动”,置此景中,“觉此身非复人间”。重崖返照。九重崖位于鸡足山东侧,为海拔2700米以上处的一处峭壁,峭壁高200~300米,形成南、西、北三面曲崖。每当夕阳返照,霞光斑阑,岩壁尽赤,形成鸡足山又一奇观。
        鸡足山植被保护也相当好。树以松最为普遍,花以山茶最为著名,其中的“狮子头”、“九心十八瓣”、“龙棕”、“龙竹”、“龙爪杜鹃”等都系珍品。此外,兰品亦最多,徐霞客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述,他说雪兰、玉兰为最上品,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最易开。兰花叶阔有一寸五,叶长达二尺五。家兰一穗有二十余朵,野兰一穗一花,但花香更为清远。这里也产牧丹,且花朵甚大。其他物种也很丰富,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有本山参、孩儿参、桂子、海棠子、松子、胡桃、花椒、石密及各种菌类等等。鸡足山俊美的自然风光及丰富的佛教文化为人们了解之后,许多高僧大德、文人墨客从四面八方前来观光瞻仰,留下不少优美的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霞客,他二上鸡足山,并亲自修定《鸡足山志》,认为“天下日、海、云、雪得其一就以为奇绝,而鸡足山则一顶已萃天下之四观”,因此留下许多赞颂鸡足山风光的诗篇,现摘《绝顶四观》以共赏:芙蓉万仞削中天,博刮乾坤面面悬。势压东溟日半夜,天连北极雪千年。晴光西洱摇金镜,瑞色南云列彩筵。奇观尽收今古胜,帝庭呼吸独为偏。日观
        天门遥与海门通,夜半车轮透影红。不信下方犹梦寐,反疑忘打五更钟。雪观
        北辰咫尺玉龙眼,粉碎虚空雪万年。华表不惊辽海鹤,崆峒只对藐姑仙。海观
        万壑归同一壑沤、银河遥点九天秋。沧桑下界何须问?直已乘槎到斗牛。云观
        白云本是山中物,南极祥光五色偏。蓦地兜罗成世界,一身却在玉毫巅。鸡足山,令人神往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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