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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作品!2017年1月《“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出版!当当网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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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专栏

作者: -上传日期:2013/3/10
 

何蜀专栏 

 

不应有的遗忘

 

 

 

 

    季羡林先生在为马识途“文革”回忆录《沧桑十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充满忧虑地说:“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

 

    近来在阅读中,竟意外发现,不仅是青年,甚至在老一辈的“文革”过来人中,也对“文革”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

这样的例子,先是在《随笔》1998年第6期上李国文先生的《小人礼赞》一文中发现的。

 

    李国文这篇文章说,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小人”们不间断的作践,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并总结说:“当代小人的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说:“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李先生还举出了茨威格、海明威、杰克·伦敦、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说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这样说,就未免太离谱,太有悖史实了。

 

    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的自杀者,果真是只有“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吗?当然不是。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文革”中含恨自杀的资料:

 

    邓拓(《燕山夜话》作者,诗人、杂文家、新闻工作者),1966518服药自杀。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196682跳楼自杀。

    老舍(小说家、剧作家),1966824投湖自杀。

    陈笑雨(文艺理论家),与老舍同日,投河自杀。

    傅雷(作家、文学翻译家),196693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

    陈梦家(早年著名“新月派”诗人,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与傅雷同日自杀。

    白辛(作家,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19669月服毒自杀。

    杨朔(散文家),196883自杀。

    周瘦鹃(著名“鸳鸯蝴蝶派”作家,散文家),1968812投井自杀。

    李广田(散文家),1968112投池自杀

    闻捷(诗人),1971113开煤气自杀。

    ……

 

    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中国作家在“文革”十年中远非只有“一两位老先生”自杀。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的作家,如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1967210“跳楼自杀”)、小说《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1967年“上吊自杀”)等,人数就更多了(今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上赵淮青《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一文,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但赵文“为尊者讳”,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

 

    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没有人写绝命书,没有人尝试过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不能不令人困惑。难道李先生在“文革”中和“文革”后都是“桃花源中人”,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

 

    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一两位老先生”要多得多。其实,仔细一想,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

 

    杰克·伦敦,1916年(服麻醉药过量而死,通常被认为是自杀)。

    有岛武郎,1923年。

    叶赛宁,1925年。

    芥川龙之介,1927年。

    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

    茨威格,1942年。

    法捷耶夫,1956年。

    海明威,1961年。

    三岛由纪夫,1970年。

    川端康成,1972年。

 

    可以看出,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日本、奥地利、苏联等不同国家,分别自杀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其中,在与中国“文革”十年相同的时间段里自杀的,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如果要作比较,应该是以一国与一国,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才有“可比性”。否则,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

 

    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邓拓先生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邓拓“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吗?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是怎么得来的。众所周知,邓拓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一人,他并非“低头接受批斗”,而确是“杀身成仁”——以死抗争了。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没有人写绝命书”)。这是稍微了解一点“文革”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怎么可以将这“文革”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

 

    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文革”遗忘症的例子,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口述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然而,如白璧之瑕,在侯波、徐肖冰这本书中,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

 

    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无微不至杨主任》)中,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被江青、‘四人帮’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添油加醋”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窃听”所致,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杨尚昆被‘四人帮’揪出来以后……”(见该书246页)这才真是“天方夜谭”了。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窃听”,被谁“揪出来”的?众所周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革”第一大冤案。这一冤案,是在196654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四人帮”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主持这次会议的,自然更不是“四人帮”,而是后来被“文革”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杨尚昆被“揪出来”时,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并结成帮派),“四人帮”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做不到杀身成仁”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因为作为作家的李国文,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玉碎》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选入多种书中,但李先生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的,是杨尚昆的直接部下,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揪出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

 

    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理时写错了?但是,据说一本书的出版,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三审”。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

 

    遗忘,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吸取。

 

    李国文《小人礼赞》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文革”中自杀的原因归之于经受了“小人”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小人”只是传统文化中与“君子”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用来指代在新中国的“革命”政治运动中充当“革命动力”的某些人物,未免有些欠妥。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说他们是“见利忘义”吗?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利”,但这是为了“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利”与“义”(革命大义)已合二为一。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须知,那些运动都是

 

    “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那些充当“革命动力”的人物,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但从“革命利益”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很可贵、很值得提倡的),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极个别”,相当多的“革命动力”们(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革命对象”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却是在“革命”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说了违心的话”。

 

    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有些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右”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有的在“反右”时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反胡风”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在延安时期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托派汉奸”的王实味打过棍子……能说他们都是“小人”吗?何况,这一次次越来越“革命”的政治运动,都是并非由“小人”,而是由属于“伟大”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仅仅归罪于“小人作祟”,“浮云蔽日”,显然是不恰当的。

 

    巴金在《十年一梦》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文革”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心态:“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巴金还总结说,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贵族”,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精神奴隶”。这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文革”中没有自杀的原因,恐怕比“小人”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

 

    现在看来,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了,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这更说明,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文革”研究,建立“文革博物馆”,确是十分必要的啊!

 

 

 

 

文革中的32111钻井队

 

 

 

 

  血战火海英雄事迹动神州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不久,1966622日凌晨1,四川南部合江县天然气井塘河1井,正在进行投产前的关井测压时,突然发生井喷事故,井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在这里钻井的32111钻井队职工迅速投入了制服井喷、扑灭火海的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这口大气井。全队6人壮烈牺牲,21人光荣负伤。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

  就在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批转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第9号《文化革命简报》(对于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意见),已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各地(后来这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的罪状之一);中共中央华北局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这天正在召开全校万人大会揭露、控诉“陆平、彭佩云黑帮”,竭力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正轨”;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均因发生了少数师生反对工作组的“六二0事件”而处于动荡之中;清华大学工作驵这天正在根据上一天“右派学生”蒯大富公开提出要向工作组夺权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部署开展“斗蒋南翔黑帮”与“反蒯”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亲手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这天则在家乡韶山的滴水洞别墅里独自思考着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

  三个月后,32111这个数字组合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官方传媒中。中共石油工业部党委授予32111钻井队“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追授该队已牺牲的张永庆等六人及授予在“血战火海”中表现突出的张仲珉、雷洪炳、王存友、王有发、胡德炳、冉树荣、彭家治等七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授予牟茂修“五好家属标兵”称号;授予李治国等十六人“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称号。

  926,《人民日报》发表了《3211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报道,称之为“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并为此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社论以极具时代特色的、被称为32111英雄钻井队豪言壮语的一段话开头:

  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社论高度评价了这个钻井队: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扑灭了一场冲天大火,在中华儿女的英雄史册上写下了最新的一章。

  他们是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集体的欧阳海,集体的麦贤德。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结合。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32111队人员头戴铝盔披红戴花的集体照片及获得荣誉称号的每个英雄的照片、伤员们在北京治伤情况的照片、美术工作者赶绘出来的宣传画、连环画等,都由新华社发给各报刊载。

  中共中央对这个英雄集体的事迹十分重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跃升为中央第四号人物,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陶铸,领导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宣传32111钻井队英雄事迹的办公室,下辖报告团、演出队、展览队三套人马。32111队的大部分人员连同他们“血战火海”的一些现场实物被一起送往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务院农林、财贸、外事各口政治部,全国妇联、国家体委政治部,各中央局,中共四川省委,都纷纷向下属单位发出通知,号召学习32111钻井队英雄事迹。

  国庆节前夕,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32111钻井队赴京人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929日下午,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石油战线32111队等先进单位代表。32111队的张仲珉、冉树荣、雷洪炳、彭家治、王存友、王有发与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等一起受到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表扬32111队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用得好,把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表扬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体。30日晚上,32111队人员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国庆举行的国宴。周恩来向其他来宾热情介绍:“这是我们的救火英雄!”

  101,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150万游行大军。这是他第四次检阅红卫兵。在游行开始前,林彪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讲话之后,由中央挑选出来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和少数民族代表分别站到毛泽东身边讲了话。

  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的,就是32111钻井队的青年工人王有发。在他照本宣读的那篇由宣传部门捉刀代笔、经有关领导反复审定的讲话稿中,在那段已经家喻户晓的豪言壮语后面,加上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总结的几句话:“把读毛主席的书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把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周恩来给毛泽东介绍王有发是32111队的工人时,毛泽东握着王有发的手笑道:“就是那个打火队嘛!”

  毛泽东与王有发亲切交谈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的头版显著位置。

  至此,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声誉达到了顶点。

  104日上午32111队代表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首场报告会。大会开始时,头戴铝盔、身穿工作服的32111队人员高举红旗和石油工业部颁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锦旗,绕场一周,全场听众起立,挥舞《毛主席语录》向英雄们欢呼致意。

  《人民日报》在那篇社论中断言:

  这个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决不是偶然的。它象一颗红色信号弹,向人们宣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到来,我国人民必将以更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出现在东方大陆上。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今天已经众所周知。不过,许多人尚不知道,就在这“深入发展”中,仅仅几个月之后,32111钻井队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集体,就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悲剧火海之中。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钻井队也展开“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32111钻井队正在四川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

  还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陆续从大庆、克拉玛依、玉门等油田调来的精兵强将,从成都、重庆、荣县、威远等地招募来的民工队伍,就已在川南、川中、川东、川西北的许多地方摆开了“开气找油”的战场。参加会战的人们都兴奋地获知: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作了有关指示,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彭真、贺龙、李井泉等从1965年底开始先后前来视察并作了重要指示。石油部把能不能打好这场会战看作是“石油部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还是下半旗”的重大原则问题,曾参加指挥大庆石油会战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受命担任四川石油会战总指挥。

  在威远县城北约20公里的曹家山山沟里,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安营扎寨,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垒”平房,300级台阶直达山梁顶上的千人大礼堂,礼堂顶上矗立着很远都能看见的彭真题写的“红村”两个大红字(彭真被打倒后又换成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各矿区、各工地都传达了这样一些斩钉截铁的上级指示:

  “在四川找不找得到油,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

  “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就找不到大油田?”

  许多矿区、工地上都写着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

  “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

  “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开气找油任务,我们死就死在钻台上,埋就埋在井场里!”

  32111钻井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投入忘我工作的。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有这样的描述:

  今年二月间的一个晚上,从上级领导机关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石油战线职工发出的找气找油的战斗号召。这时已是四点钟了。能延迟到天亮再向大家传达吗?不能!一分钟也不能推延!一秒钟也不能推延!全体职工立刻在井场上紧急集合起来。毛主席的战斗号召,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星空回响。……当天上午,他们就开始翻山越岭,奔向千里之外的新井场。赶到目的地,大家一不问住,二不问吃,扔下背包,就摸黑干了起来,立誓要给祖国找到更多的气田和油田。

  就在这个月下旬,彭真(在他即将被打倒的前夕)来到红村视察,指示说:“搞好三线建设,我们少睡觉,让毛主席多睡觉,睡好觉。”

  然而他万想不到,毛泽东正为身边睡着“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包括彭真在内)而睡不好觉……

  就在工人们“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找油田”,一心要拿下大油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像突如其来的井喷燃起的烈焰一般席卷了中国大陆。

  在四川石油会战的各矿区、工地,各级党委也跟领导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照例进行了慷慨激昂的动员,照例建立起了“文革办公室”、“文革领导小组”,也到处开始了揪“小邓拓”、“小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来热火朝天进行生产竞赛的誓师会、庆功会、打擂比武会,被杀气腾腾的声讨会、批判会所取代。原来贴满墙头的大红纸的挑战书、决心书,被白纸黑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

  32111钻井队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小小的基层生产单位里,也一样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要揪出“牛鬼蛇神”,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惯例和上级统一部署,钻井队职工也被暗中进行了政治“摸底排队”,划分一、二、三、四类,确定谁属于运动“动力”,谁属于运动“对象”。

  最具讽刺意味,也最发人深省的是,后来在井喷事故中殉职而被追认为烈士的副班长张永庆,这时就在“摸底排队”中被“打入另册”,划入了不可靠的类别。后来因为他牺牲了,又是牺牲的六人中的副班长,领头人,不仅被追认为烈士并追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那篇新华社通讯还将他放在了突出地位,称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他的日记被作为重要遗物送交展览——若不是后来局势动乱,还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前的《雷锋日记》、《王杰日记》那样经“整理”后出版。新华社还专门播发了由《工人日报》通讯员和记者采写的通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记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模范共产党员张永庆烈士》。在新华社播发、各大报刊载的《32111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中,张永庆的日记摘抄被放在头条。

  在“血战火海”之后,“运动”毫不含糊地继续进行。在这个钻井队被揪出来的批判对象,除去通常的“反党”、“反革命”一类帽子外,有的还多出了一顶独具特色的帽子:“怕死鬼”。

  7月下旬,石油战区突然奉命撤销工作组。派工作组领导群众运动,本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直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时却出人意料地被毛泽东斥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就很不理解的众多领导干部,这时就更是无所适从。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通知各基层单位,暂停“大鸣大放”,只开展学习32111队的正面教育。

  但是,很快又传来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喜讯”,全国城乡敲锣打鼓欢呼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没有几个人会想到欢呼来的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各级领导干部又手忙脚乱地紧跟中央精神继续领导运动。

  8月底,得到毛主席、党中央赞赏、支持的红卫, 兵的“革命大串连”,将造反之火燃到了各地。为防止发生动乱,维护生产秩序,“保卫文化大革命”,许多地方都由官方部署建立起了赤卫队、纠察队一类“群众组织”。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也指示各单位由政治、保卫部门负责,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赤卫队一建立,马上采取“革命行动”,到处以“宣传《十六条》”的名义打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牛鬼蛇神”,并从群众中揪出一些“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山沟里无街则游工地)示众;他们还分兵把口,阻拦同样是“宣传《十六条》”的红卫兵进入石油矿区、工地;检查职工邮件,没收私人信件中寄来的外地传单……一时间到处笼罩“红色恐怖”,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生产秩序井然,运动“健康”发展。

  32111钻井队也在829奉命建立了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两位“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党支部委员胡德炳和副指导员雷洪炳被任命为该队赤卫队正副指导员。在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曾浓墨重彩地记叙了他俩的英雄事迹:雷洪炳三次昏倒、三次站起来冲进烈火中去打开放喷闸门;胡德炳从烈火中抢救出被毒气薰倒的同事后自己也昏倒、醒来后又冲进火海去开三号闸门……此时,他们又决心将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落实在行动上。随后,32111队就佩戴着赤卫队袖章上北京,赴大庆。他们都相信赤卫队是同红卫兵一样“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光荣的革命组织。

  但是,当32111队到北京后。面对史无前例的复杂形势,他们才知道事情并非钻井采油那么简单。

  这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六条》将领导干部划分成了四类,因开发大庆油田而立下功勋、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石油工业部,按照工人们的理解,自然应该属于“一类”干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部机关里却也贴满了大字报。“好学生”怎么也会遭到这么多人批判(有些罪名还大得吓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鼓励群众用大字报这种手段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石油部领导却又给32111队人员规定了纪律,再三告诫他们不准看大字报,在部机关里不准看,上街也不准看。从一些干部的谈话中,使人觉得仿佛是有右派学生在制造“匈牙利事件”,又要开展一场“反右派运动”,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不但没有像五七年那样号召工农兵起来反击右派,反而告诫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毛泽东多次接见、官方传媒中大肆歌颂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有关领导们却竭力不让32111队人员与之接触……

  这些在“血战火海”时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茫然了。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工农兵,心最红,文化革命当尖兵!”“工农兵,眼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面对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局势,叫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怎么能分得清?又怎么去当尖兵?

  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北京的报告会中,32111队代表们的发言稿里,增加了这样的新提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血战火海的精神,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就跟当时那些充斥报刊的“咱们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俺们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一类“工农兵发言”一样,32111队的报告稿自然也是由宣传部门指派的“笔杆子”精心炮制,又经若干领导干部层层审查后定稿的。这里所说的“走资派”,显然还只是指彭真、邓拓以及北京大学陆平、清华大学蒋南翔这样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点名批判的“黑帮”。这些文字一经由32111队的代表宣读,并由新华社播发、报纸刊登后,就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声音”。然而,主持炮制这些文字的领导干部们不会想到,那块现在由他们搬起来砸别人的石头,不久就会砸到他们自己的脚上。

  年底,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发群众性造反浪潮,各地各行业都开始陷入动乱,党政机关近乎瘫痪。在大庆油田和大港油田作过报告后,32111队人员被通知取消再赴克拉玛依油田、胜利油田等地报告的计划,“回本单位闹革命”。

 

  英雄集体起来造反了

 

  124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的一支造反队,来到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所在地红村,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中央精神,是毛主席的号召,会战领导小组不得不指示会战政治部通知附近各单位派人赴会。造反派与到会表示抗议的赤卫队展开了辩论,发生了磨擦。在红村附近,还发生了前来参加大会的民工与阻止他们的赤卫队间的武斗事件。四川石油战区也开始动乱了。

  三天后,32111队赴京人员回到成都。这时,四川的局势令他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在重庆已发生了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在成都已发生了造反派与产业工人战斗军大规模武斗的“红照壁事件”。“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已经被喊得震天响。32111队的英雄们已经不再像两个月前那样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了。

  1967111,由毛泽东授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群众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他们在上海的造反行动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全国人民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新的工人阶级“光辉榜样”。

  第二天,就在全国一片欢呼中央致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喧嚣声中,32111钻井队赴京人员全体返回川南矿区。这时,“造反”已是得到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时代大潮,官方传媒一再号召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谴责那些说造反行动“糟得很”的论调“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这时反对造反,就跟当年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的罪名一样了。

  那篇记叙32111队“血战火海”英雄事迹的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按照当时毛泽东所赞赏的、官方传媒大力宣传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说法,“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个被誉为“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的工人阶级英雄集体,能不造反吗?

  于是,一批32111队职工起来造反了,他们成立了“六·二二”革命造反队。三天后,造反队声明砸烂“资产阶级保皇派”赤卫队,勒令钻井队队长周文华交出赤卫队旗帜、袖章,造反队员与赤卫队指导员胡德炳等发生了冲突。随后,这个造反队加入了于196612月底成立的四川石油战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

  很快,从官方传媒中得知,毛主席、党中央并不支持赤卫队之类“保守组织”,119,新华社还播发了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九个赤卫队员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是作“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当然是无须考虑的问题。赤卫队迅速瓦解。32111队原赤卫队人员也宣布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一些人另外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队”。

  与此同时,留在北京住院治疗的32111钻井队伤病员王有发、徐元才、杨淑云、冉友松、张仲珉、李治国等联名于115致信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红卫兵,祝贺红卫兵“在批判石油部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取得辉煌的战果。”他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是毛主席的工人,要冲破一切阻碍和阻力,一定要把石油部党委和会战领导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虽然身在病房,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文化革命大事。……我们对石油部党委内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表示愤怒,辜负了我们石油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在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与石油部造反派联合向石油部党委夺权后,这封信被列入《来自石油战线的贺电和贺信》中,发表于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宣传组主办的《红色造反报》1967124第四号上。

  1月中旬,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红村召开了“四川石油战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大会”。以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为首的会战领导小组“走资派”们被揪到大会上批斗。

  32111钻井队的造反队员和一些在家休假人员被专车接到红村参加大会。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32111队成员当众撕毁了赤卫队旗帜和袖章,扔到“走资派”身上,表示与“走资派”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32111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在大会上发言,愤怒控诉石油部和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的“走资派”千方百计阻挠32111队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

  英雄钻井队也起来造反了,这自然被看作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不久,彭家治被造反派推选为川油司负责人(当时美称为“勤务员”,现在鄙称为“头头”)。

  12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向走资派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自然应当又毫不犹豫地“落实在行动上”。126,川油司在红村向会战领导小组及会战指挥部夺权,建立起了带权力机构性质的“临时生产筹委会”,彭家治被推选为负责人,挑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与此同时,32111队的造反队也在钻井队夺权。

 

  “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易位

 

  夺权导致局势进一步动乱和群众进一步分裂。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按照惯常的“阶级斗争”思路,毛泽东在128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中,第一条里就提出了“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最后一部分也着重谈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于是,在许多地方掀起了“二、三月镇反运动”浪潮。有的是夺权后的一派群众组织以“新生红色政权”名义向持不同意见的另一派群众实行“专政”;有的是参加“支左”的部队或公安机关(有些还只是公安机关中的造反组织)对一些与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或参加了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进行打击。情况错综复杂。

  川油司下属的一些组织及人员也陆续成了打击对象。川南矿区最先造反的一派群众组织首当其冲被打成了“反革命”。为了与“反革命”划清界限,32111钻井队原“六二二”造反队负责人之一、“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及一部分造反队员,于213宣布退出川油司,同原赤卫队负责人雷洪炳、胡德炳及原“红色造反队”一起,另外成立了32111队“革命造反团”。223,川南矿区对川油司有不同意见的职工,成立了川南石油工人联合联络站,32111队的胡德炳和“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彭美凤被推选为负责人。

  2月底,“镇压反革命”已成为主旋律,川油司也力图紧跟形势,以示自己是“革命左派”,一面将已被打成“反革命”的下属组织和人员统统开除,“纯洁组织”,一面将红村附近一个以民工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一二·四”打成“反革命”,抄砸了该组织总部,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整理报送了该组织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其免遭打击。

  在一片“镇反”声中。32111钻井队属于川油司一派的“六二二”造反队被打成了“反动组织”,一些成员被32111队“革命造反团”批斗,逼迫“向毛主席请罪”。昨日在“血战火海”中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成了势不两立的“革命”与“反革命”。

  34,红村地区戒严,川油司、“一二·四”等造反派组织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一些成员遭到逮捕。彭家治因是见过毛主席的英雄,幸免于被捕,但因他参加了川油司工作和石油战区的夺权,被32111队“革命造反团”宣布开除出该钻井队,不再承认他是这个英雄集体的成员。

  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以原赤卫队人员为主体的反川油司一派群众,在“砸烂川油司”的同时,在红村建立起了另一个带权力机构性质的四川石油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川油筹委会),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之一王存友被推选为筹委会负责人。又一个“血战火海”的英雄、“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被推上了领导石油战区“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

  整个形势似乎又返回到了196667月间批斗“牛鬼蛇神”的“正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规范大字报张贴区域,布置打扫环境卫生……

  毛泽东大概觉察到了这有违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于是又从3月底开始,在他批准下发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党报党刊社论里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不能动用专政机关把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已逮捕的要立即释放,已打成“反革命”的要一律平反。毛泽东于46批示“此件很好”下发的另一个《中央军委命令》中还明确提出:“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一概不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等。官方传媒中“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的调子变成了“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前一段时间里将“镇压反革命”说成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时“镇压反革命”本身却又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了。各地监狱纷纷放人,一度被压垮的造反派组织又重新恢复、集结,与曾经对他们实行“专政”的一派群众组织矛盾更加激化。

  从4月初至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由一些红卫兵护送上京告状的彭家治,作为四川石油战区造反派代表和“血战火海”的英雄,获准参加了会议。57,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这个被称为《红十条》的决定正式宣布打倒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等“走资派”,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决定》还指责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肆逮捕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为一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的同时,又将另一些群众组织打成了“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革命”与“反革命”再次易位。

  就在这一天,一些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的红卫兵抢先来到红村宣传“中央精神”,鼓动川油司等造反派重新起来向“保守派”反击。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黄成厚(新华社通讯里记叙了他被气流火浪打倒在泥沟里仍坚持爬起来忍痛打开已经烧红的水管闸门的事迹),前去同红卫兵辩论,双方发生冲突。川油筹委会以“打伤英雄黄成厚”为由,当晚组织人马将这些红卫兵赶出红村。

  几天后,正式获知中央决定,原本认为自己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的川油筹委会,被这意外一击打得晕头转向,迫于形势,宣告解散。一个月后,重新建立了川油工筹会。但川油司一派仍称之为“臭味会”(筹委会)。并像一个多月前筹委会“砸烂川油司”那样,开始了一系列“砸烂臭味会(筹委会)”的行动。

 

  英雄集体卷入全面内战

 

  529。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归来的彭家治,回到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向群众汇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精神和五一节应邀参加天安门观礼见到毛主席等“喜讯”。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成员对这个已被开除了32111队籍的“反革命”竟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大为恼火,高喊着“打倒彭家治”、“彭家治是狗熊”的口号冲击会场,有人还脱光上衣露出身上“血战火海”留下的伤疤,要彭家治来比谁是真正的“英雄”。两派群众从相互谩骂发展到扭打。新华社通讯中曾记叙彭家治与胡德炳等在“血战火海”时自动形成一个战斗小组去打开五号放喷闸门的事迹,而这时他们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

  611,川油司召开新生代表大会,彭家治再次被推选为负责人。

  在这期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派出的军管会已经进驻红村。已被舆论压力和川油司等造反派的报复性打击搞得焦头烂额的川油筹委会(工筹会),“满眶热泪迎亲人”,以为亲人解放军是来支持自己的。谁知形势已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曾经坚决执行毛泽东批示的前一个《中央军委命令》,“镇压反革命”,现在又坚决执行毛泽东批示的又一个《中央军委命令》,为前一段时间里打成的“反革命”平反。军管会按照《红十条》精神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川油司一边。当时很少会有人去怀疑毛泽东那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忽左忽右、似是而非、可作多种解释的“最高指示”和那些谁也猜不透的“伟大战略部署”会有什么问题,遇到问题只有在“走资派”或“阶级敌人”方面去找原因。在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教育中形成了特定思维方式的人们,相互间动辄就“疑人偷斧”地往“反革命”上想。群众间的对立自然是有增无减,川油筹委会与川油司的冲突日益扩大。712日,红村连续两天发生武斗事件。

  73,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管会在红村召开大会,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坚决执行《红十条》,坚决支持川油司,并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会遭到川油筹委会的冲击。其中自然有以“英雄”身份打头阵的32111队的人员。而端坐主席台上的也是同样有“英雄”身份的32111队原副队长彭家治。会后,军管会宣布查封川油筹委会的小报《红涛》,让川油司的小报《石油怒火》取而代之。在这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两天后,曾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川油司川南分部举行欢呼军管会《七三公告》的游行,32111钻井队中,属于川油司一派的群众参加了沲行,另一派群众则与当地相同观点的红联站一派群众组织一起公开抗议。双方发生冲突。昨日并肩战斗“血战火海”的战友如今相互谩骂,大打出手。

  武斗迅速扩大,32111队的川油司一派群众因力量弱小,于次日撤离。

  “英雄集体”的两派群众正式分道扬镳,站到了“全面内战”的敌对营垒里。

  武斗愈演愈烈,“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不久,在32111队所在的川南矿区一带,以泸州为中心形成了武斗热点,“红旗”与“红联站”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并引发了全省许多群众组织支援参战的“武装支泸”行动。一时间炮火连天,工厂停产,水陆交通中断,长江、沱江上行驶着架起了机枪、大炮的装甲巡逻船……一派谴责对方是“反革命暴乱”,另一派谴责对方是“反革命围剿”,各自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各自都抨击对方是“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卖命”、“疯狂复辟资本主义”。各自都把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员称为“烈士”,都把同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我失骄君失柳……”当作哀乐播放,召开追悼会、控诉会……据四川省2000年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省情简介中谈及文革时期的文字中称:“仅泸州武斗期间,五十多万人口的合江县,从财政开支的武斗经费就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浪费粮食五百多吨。”可见其武斗规模之一斑。合江,正是32111钻井队所在地。

  在这场可悲的“全面内战”中,32111钻井队的职工,昨日在“血战火海”中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些“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变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敌。他们离开了“开气找油”的生产岗位,满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悲壮心情走上“保卫毛主席”的战场。在这场内战中,他们都以32111队名义发声明、提抗议,上成都和北京告状……

  当年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曾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

  大火熄灭后,副队长彭家治穿过人群,走过烟雾弥漫的井场,大声喊着:

  “32111队的同志集合!”

  然而,毛泽东点燃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却使得这个英雄钻井队的职工们再也不能像那样集合在一起了。

  就在全国许多地方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打得难分难解的1967789月,毛泽东乘坐一般群众不得接近的专列,通过听取汇报“视察”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107,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往各地,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在这些“光辉指示”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对于各地的大动乱和全面内战,毛泽东见解独到地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不过,毛泽东仍然为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分裂为两大派感到困惑不解。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他同时却又以赞赏的口气谈到许多家庭的分裂:“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他分析工人分成两派的原因时说,“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各地分裂的群众组织陆续开始大联合,并在联合过程中你揪我的“黑手”,我揪你的“坏人”,或者自己揪自己内部的“黑手”与“坏人”。又是新的对立,又是新的冤案……

  真是“走资派”的挑动和“坏人”的破坏导致了群众的分裂吗?从32111钻井队这个英雄集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并非如此。

  在各地区、各单位出现的群众大分裂,自然各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除去“文革”中不同观点和利益的冲突外,还不乏历次政治运动积淀的历史积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恩怨,小团体小圈子利益的冲突,以及带封建色彩的宗族矛盾,邻里之间的是非口角,甚至会夹带有“清官难断”的家庭纠纷……但是,导致群众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正是那一整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所谓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被几亿人“落实在行动上”,才导致了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悲剧性分裂,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作者:何蜀

 

    虽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革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却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他被公开点名批判时,不仅是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而且是民主党派领袖和元老,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党派职务。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三人中,一人是吴,另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专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打交道的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也就是说,“三家村”中有两人与民主党派有关。这一事件预示了民主党派在文革时期的命运。

一 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民主党派停止活动

 

  1966年“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於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8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北京的这股红色风暴很快就刮到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在全国陷入灭顶之灾。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回忆:

 

    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份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份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著各大城市。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没有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明确表态。

 

  周恩来曾在92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提出十条要求,其中一条载有“对於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於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这份文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对而没有通过。914,周恩来主持中央巾头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於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列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来作了多次修改后,交中央文革小组,请他们先行派出各报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准备国庆节后讨论解决。在922召开的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到包括民主党派政策在内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见下文。

 

  103,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对来京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讲话中,批评了红卫兵砸南京孙中山铜像和给宋庆龄贴大字报等错误行动,谈到有人提出要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不要政协,不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不能把东西搞坏。”并明确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但仍未对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作出明确表态。

 

  827,由“红卫兵战校”(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出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传单中,第八点“关於破四旧”说到:“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向中央、市委报告,在中央、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红卫兵“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受到过来自中共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评,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在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两个月之后的10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汇报会议,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才对这个问题表态。他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向红卫兵讲清楚。”但是,毛泽东这一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传达,事后也未对此加以强调,因此未能像其他“最高指示”一样产生影响。民主党派仍然未能恢复活动。

 

二 民主党派人士在“破四旧”中遭到残酷打击

 

  自“破四旧”狂潮掀起开始,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为之呐喊助威。823,《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做得对!做得好!〉;824,《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这片“好得很”的欢呼声中,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规模迫害。

 

  据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828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此时“文革”已开始)回家坐下不到两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著张的鼻子, 质问:“你是甚么人,是甚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著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被一竤女红卫兵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里,听她们宣读通篇是凌辱言辞的《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

 

  在恐怖浪潮席卷京城的829,《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一记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里搜出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笯”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最典型迫害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灾祸,从824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气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

 

  在197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共有68人。

 

  最能反映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典型事件,莫过於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诞生地、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重庆“特园”遭到了毁灭。

 

  “特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当年他不顾国民党当局威胁,经常接纳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馆内活动,而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郭沫若、冯玉祥分别为之题写过“民主之家”匾额。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是“特园”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特园”曾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对外活动场所,毛泽东曾三次亲临“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并在这里说过:“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解放后,“特园”主人、民盟中央委员鲜英被划成右派份子,“特园”从此冷落下来。

 

  文革初期,19668月,“特园”被重庆大学赤卫军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凡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鲜英的家属后来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这显然不应视为“竤众性自发行动”。后来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武斗发展成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特园”的主要建筑——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曾多次作为国共两党谈判场所和中共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场所的达观楼,被其中一派红卫兵作为武斗据点。在该武斗队战败撤退时,因销毁传单资料而引起火灾,达观楼化为废墟。毛泽东赞赏过的“民主之家”被他所提倡的“大民主”毁掉。

 

三 有关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党派的几份名单

 

  1966830日晨86岁高龄的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章士钊,因前一夜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残暴凌辱和折磨,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圜转一下”。毛泽东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中列出的12个著名人士,除去中共方面的郭沫若和无党派的宋庆龄(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章士钊、傅作义、张奚若外,其余7人是民主党派领袖: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民建中央常委、“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周恩来在仓促间写成的这份名单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两个党派的部分负责人,其他民主党派无人列入名单。显然,周恩来在开列名单时主要不是从这些人士的党派身份上考虑的。在这份名单中还规定了六类干部(外加李宗仁一人)为保护对象,第五类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只是这一“负责人”的含义不像其他几类干部如“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部长、副部长”等那样明确(直到两年多之后,周恩来在致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的信中才写明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

 

  许多文章在谈及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时,都只谈到其重要意义而未具体考察其实际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时期,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认真执行,更何况这样一份名单?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属名单中明确规定的第二类保护对象,却在这份名单提出四个月之后在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即使是列入这份名单中的几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如蒋光鼐、张治中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先后在抑郁中去世。蒋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个中共党外部长级干部(纺织工业部部长),时值大动乱的19676月,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以周恩来的名义给追悼会送花圈,在追悼会后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

 

  而名列保护名单上7位民主党派人士之首的程潜,情况更糟。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派来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的儿媳妇,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护士长。在制订手术方案后,周恩来批准了。但是很快发生变动,周恩来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全部改变,换上来的医护人员对程潜的态度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竟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说:“对於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里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196849日程潜病逝后,对他这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举行追悼活动竟无人敢作主。直到周恩来闻讯后作出明确指示,人们才著手筹备追悼活动。追悼会於412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开得颇为冷清。

 

  周恩来其时因中共高层领导内突发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潜的追悼会,直到第二天晚间才抽出时间专程到程潜家表示悼念。这时,在程潜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和成立、庆祝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均回顾了湖南的革命斗争历程,但只字未提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一事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在社论中公布的毛泽东“最新指示”,还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出现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提法。在那个形而上学空前猖獗的年代,与国民党有著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名称中就有“国民党”字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然就被许多人视同於国民党或“国民党残渣余孽”。因此,像程潜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被算作“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内,就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於是,在周恩来向程潜家属表示慰问时,程潜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气问周恩来:“程潜究竟算甚么人?我家到底算甚么成分?”当时全场震惊。直到周恩来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潜所有在场亲属才如释重负。

 

  但是,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只是对程潜一人而言。反观同样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湖南军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种对待。据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当时正在接受审查的唐生智从报上看到程潜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说,颂公死得值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追悼会(引者注:此说有误)。这话被汇报到了造反派那里,省政协的一个年轻造反派头头,竟跑来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唐生智一记耳光,还责骂:“你还想这种待遇么?”

 

  与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相对立的,还有另外几份与民主党派有关的名单。

 

  1980112,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检查院检查长兼特别检查厅厅长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中第56两条指控:1968827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於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於四届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两个报告都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将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和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三反份子”、“里通外国”等。在这两份“黑名单”中,民主党派人士被列入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王昆仑,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赵九章,九三学社成员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民建中央常委、民建辽宁省委暨渖阳市委主任委员巩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萨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民进中央副主席车向忱,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盟中央常委吴鸿宾等。

 

  《起诉书》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38条罪行即是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其中指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车向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周谷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受到诬陷、迫害,黄绍蠥、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扬、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麟瑞、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

 

  《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职务分别是:黄绍蠥,民革中央常委;梅龚彬,民革中央秘书长;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高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潘光旦,民盟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刘念义,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性尧,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泽,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许崇清,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州市委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广东省委主任委员;李平心,民进中央委员;陈麟瑞,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郑天保,致公党中央常委、秘书长;王家楫,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刘锡瑛,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张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王天强,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

 

  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并不完备,比如其中就缺少农工民主党人士。其实,农工民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样大有人在,如该党前中央主席章伯钧,该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郭则沉、中央委员黄琪翔等人,都应列名其中。此外,这份名单里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尚未包括其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

 

四 民主党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年国庆节前,周恩来曾打算向参加国庆观礼的高级民主人士说明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帮助其“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奉命通知有关民主人士。可是,毛泽东检阅游行队伍的庆典结束后,民主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厅里苦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周恩来,最后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事后方知,那天毛泽东因为广场上人们的狂热欢呼而一时心血来潮,走下了天安门城楼,走到人竤中去了。周恩来只好紧跟著毛泽东以保护其安全。一次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就因毛泽东这一随意性的举动而告吹。不过,尽管那天周恩来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未能开成,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们出於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敬仰与信任,仍然竭力让自己去理解、去“紧跟”。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66831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蒋光鼐抱病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周恩来问他抄家情况,他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有正确态度,只好淡淡地回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张治中时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治中说:“去了。”毛泽东有些惊讶:“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甚么?”张治中也没有趁机申诉。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问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挨斗情况,胡子昂撒谎说没挨斗。

 

  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典型。当清华大学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后,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张治中病危之时,於19681010口授的“遗嘱”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并认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是没有甚么遗憾的”。从这份打著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遗嘱”可以看出,民主党派人士是何等虔诚地要求自己“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

 

五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后的命运

 

  随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不断呼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导红卫兵和造反派将打击矛头指向中共“党内走资派”。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民主党派就躲过了劫难,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

 

  在当时的“揪叛徒”恶浪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於1967年制造了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诬陷在1942年和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抗战胜利后获释的中共干部131人“投敌叛变”,并将打击矛头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康生甚至说这是“叛徒”和“国民党”张治中相勾结,好在共产党内潜伏下来。张治中听到这个说法后,悲愤地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没有了是非黑白了吗?”

 

  周恩来在对红卫兵谈话中说明了新疆出狱一事的经过:张治中是受他之癠,将一批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干部释放,党中央早已做了结论;张治中才幸免於难,但精神受到打击,健康日趋恶化。当年由他释放并精心护送回延安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高登榜等92名中共高级干部仍被立案侦查、批斗迫害。马明方等26人更被迫害致死。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但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则因中共党内的刘少奇、贺龙两大案而被迫害致死。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到长沙,要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一事。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智数次个别谈话,逼他检举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汉工人交了枪,但究竟是工人自动交的还是奉谁之命,则不得而知。由於他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代,夜里反省,有家归不得。专案人员又反覆启发提示,要他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唐生智。

 

  张治中与唐生智都是因中共党内的案牵连而受到迫害。在这场重点打击中共“党内走资派”的运动中,却另有一个以民主党派人士为主要打击对象的重庆“一号专案”。

 

  自19689月至19719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以“清查武斗黑手”、“清理阶级队伍”名义组织了一个所谓“管训队”,集中管训以民主党派成员(其中多为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吏)为主的“牛鬼蛇神”236人,对他们进行法西斯的刑讯逼供,不仅“挖出”涉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所谓“政历问题”材料数百件,还炮制出一个以三位民革领导人:民革中央委员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候补委员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为首的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嫌疑案,即重庆“一号专案”。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案,诬称裴、鲁、夏等从19672月开始即密谋策划,串连他们解放前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打倒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萧泽宽一起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干部)的同意,於19673月在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裴昌会宣布集团军设总部,所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总司令裴昌会,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夏仲实,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鲁崇义,第二军军长卿云灿。兵力来源:插手竤众组织;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并设专用电台,与台湾、上海、广州等地联系,待机暴动……。

 

  在长达三年的“管训”中,案涉及的人员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百般摧残,被强加了“潜伏特务”、“武斗黑手”、“残渣余孽”、“投敌叛国”等诸多罪名。裴昌会等人被迫害致残,夏仲实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之后,这一大案才得以平反昭雪。类似这样的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罄竹难书,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作为“要犯”被关入了北京秦城监狱。

 

  除了对民主党派政治人物的迫害外,对民主党派高级知识份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落实政策”,也是另类形式的精神迫害。例如,19691月底,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迟竤,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经毛泽东审阅、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学习的清华大学所谓“坚决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这个经验被称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样板”。其中说,革命竤众按照毛泽东“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於无用”的指示,把清华大学的著名建筑学权威梁思成、机械学权威刘仙洲、力学权威钱伟长这三个“反动学术权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废品”、“垃圾”。批了之后怎样“给出路”呢?对梁思成、刘仙洲这样“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人,所给的出路就是“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宣传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对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还派人到医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当面传达这个文件。梁妻林洙回忆:后来当我翻阅他的笔记本时才发现,从126227他没有写一个字。沉默!这是他的回答。对知识份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

 

  1969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活动,但民主党派仍未恢复活动。54,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要求给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份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19702月,周恩来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从周恩来这几次指示,我们可以从反面得知,民主党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决不亚於中共干部。

 

六 民主党派的“十月晋言”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向毛泽东直接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作过曲折的抗争。

 

  久已黣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的张治中,虽然在后来留下的“遗嘱”中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拥护,但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仍委婉地对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在当时,这是无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否回答了张治中?是怎样回答的?我们不得而知。

 

  程潜在他家附近发现贴出了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时十分气愤,叫女儿赶快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将其覆盖。当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刘少奇的浪潮时,他坚持让服务员把刘少奇的像挂起来,并说:“还没有取消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职务,为甚么不能挂呢?”

 

  在当时的形势下,民主党派领导人之间已很少往来,以避免是非,但程潜有一天仍然将朱蕴山请来家里,谈及对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满,不知该如何向毛主席进谏。朱蕴山劝告他千万不要写信,以免落入江青一夥手里,最好是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当面直言。程潜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出见毛泽东,都是有求必应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都没有回音,使他失去了“进谏”的机会。

 

  197210月,几位著名高层民主党派人士共同向毛泽东和中央提意见,亦即所谓的“十月晋言”。事缘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夏,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作为王季范的学生和挚友,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世钊专程进京探望。王季范去世后,周世钊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黴、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萨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兹九等。大家无不为国事担忧,并达成了要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於是,周世钊通过王季范之女、当时常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的王海蓉,向毛泽东表示想要“晋言”的意思。随后,几位民主人士在胡愈之家中进行了认真商量,并决定:为避免有人与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为难而不谈外交问题;为避免犯江青的忌讳而不谈文艺问题。最后由胡愈之将要谈的问题归纳为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并确定了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黴分别进行准备。

 

  10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钊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周世钊当面递交了他於85就写好的近四千字长信,信中谈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严惩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份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包括恢复共青团、少先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外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其他书可读的状况;设立受理竤众申诉的机关,健全法制。周世钊向毛泽东反映了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长谈了3个小时,并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晋言的愿望。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去听取意见。

 

  於是,从103日下午10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其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的华国锋前来听过一个半天。谈话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胡愈之著重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周世钊著重谈教育问题;杨东黴著重谈青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提出恢复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

 

  至今尚无公开材料可以让我们了解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和这次民主党派人士“晋言”的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愈之提出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请求并非全无反响。在“晋言”一个月之后的1112,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明确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虽然还只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民革这次是以民主党派身份而不是以“爱国人士”身份出面了。又过了两年多,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提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算是明确了民主党派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名份(尽管仍未恢复其组织活动)。

 

  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行动,是有背景的。1971827,毛泽东在长沙与湖南省军政领导人卜占亚、华国锋谈话,曾谈及民主党派,他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还说:“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甚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大约是得悉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19719月,周恩来指示让下放到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 1971年底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共中央关於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肯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但是并未提及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楚图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谈及“十月晋言”一事时说:“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订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1972年“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一笔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墨闲居]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何蜀

 

  对于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来说,颇具象征意义的是,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当时不仅是中国党员,而且是民主党派领袖,是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党派元老。在被公开点名批判时,他不仅担任着北京市副市长的公职,而且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党派职务。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谓“三家村黑帮”三人中,一人是吴晗,另一人是中国北京市委专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打交道的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也就是说,“三家村”中有两人与民主党派有关。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过,因为毛泽东和中国中央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中国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一时还显得难以预料。尽管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的许多作法都与反右派运动中的作法如出一辙,但是与反右派运动明显不同的是,那时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是以所谓“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和由民主党派人士主办的《文汇报》与《光明日报》;而“文化大革命”兴起后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却是中国高层领导内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中国北京市委、中国北京大学党委等中国组织及《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等中国党报党刊。“三家村黑帮”三人中名列第一的“主帅”邓拓也是中国高级干部:中国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国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进一步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中国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是,在《十六条》中提到的打击对象仍然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足以使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民主党派人士心惊胆战。而且,《十六条》中对“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大中城市、农村、企业、部队怎样进行都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还专门有一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但是偏偏没有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这又不能不使民主党派人士惶惶不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红卫兵发出最后通谋民主党派停止活动

  《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于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8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1]──这里所说的党中央自然不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而是指中国中央。北京的这股红色风暴很快就刮到了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在全国陷入灭顶这灾。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据当时的中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回忆:“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最后通牒’,‘勒令’各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被抄家、被揪斗。红卫兵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家劫舍,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到处出现。恐怖气氛笼罩着各大城市。”[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19668月下旬红卫兵的行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青年学生的“自发”行动。因为这批红卫兵许多有高级干部家庭的背景,不仅有来自中国高层领导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而且他们的许多“破四旧”行动是在各地党委及公安机关支持下进行的。有的抄家对象就是由当地党委及公安派出所圈定的名单。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 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毛泽东与中国中央没有明确表态。

  周恩来曾在92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提出十条要求,其中一条中有“对于在国家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对,这份文件没有得到通过。914,周恩来主持中央磁头会,时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列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来作了多次修改后,交中央文革小组,请他们先行派出各报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准备国庆节后讨论解决。在922召开的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到包括民主党派政策在内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见下文。[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03,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对来京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讲话中,批评了红卫兵砸南京孙中山铜像和给宋庆龄贴大字报等错误行动,谈到有人提出要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不要政协,不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不能把东西搞坏,并明确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但却未对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作出明确表态。[4]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827由“红卫兵战校”(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红卫兵发出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传单中,第八点“关于破四旧”说到:“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向中央、市委报告,在中央、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红卫兵“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受到过来自中国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评,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两个月之后,10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汇报会议,听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才对这个问题作了表态。他在谈话中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向红卫兵讲清楚。”[5]但是,毛泽东这一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传达,事后也未对此加以强调,因此仅管同样是“最高指示”,却未能像其他许多指示一样产生影响。而且,紧接着就是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各级中国组织自顾不暇,没有谁顾得上为“民主党派还要”的问题去“向红卫兵讲清楚”。民主党派仍然未能恢复活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主党派人士在“破四旧”中遭到残酷打击

  自“破四旧”狂潮掀起开始,“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为之呐喊助威。823,《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做得对!做得好!》;824,《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这片“好得很”的欢呼声中,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规模迫害。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828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此时‘文革’已开始)回家坐下不到2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于中国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着张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6]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是被一群女红卫兵抄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里,听她们宣读通篇是凌辱言辞的《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拉走了。[7]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8]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恐怖浪潮已席卷京城的829,《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功勋”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一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里搜出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辟”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9]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迫害最为典型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叙,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从824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汽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1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197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共有68人。[1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主之家”毁于“大民主”

  对于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诞生地,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重庆“特园”遭到了毁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特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当年因不顾国民党当局威胁经常接纳中国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馆内活动,而被中国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郭沫若、冯玉祥分别为之题写过“民主之家”匾额。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是特园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特园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对外活动场所,毛泽东曾三次亲临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并在这里说过:“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12]解放后,特园主人、民盟中央委员鲜英被划成右派分子,特园从此冷落下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谓发扬了“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文化大革命”,使特园遭到了更大的打击。19668月,特园被重庆大学赤卫军(当时重庆各大专院校中的教职工组织,与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样,均在党政领导授意和支持下组成,后被造反派称为“官办保守组织”)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凡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后来鲜英家属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13]这显然不应视为“群众性自发行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后来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武斗发展成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特园主要建筑,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曾多次作为国、共两党谈判场所和中国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场所的达观楼,被一派红卫兵作为武斗据点。在该武斗队战败撤退时,因销毁传单资料而引起火灾,达观楼化为废墟。毛泽东赞赏过的“民主之家”被毁于他所提倡的“大民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有关“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党派的几份名单

  1966830日晨,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86岁高龄的章士钊因昨夜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残暴凌辱和折磨,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转圜一下”。毛泽东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中列出的12个著名人士中,除去中国方面的郭沫若和无党派的宋庆龄(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章士钊、傅作义、张奚若外,民主党派领袖就占了7个,他们是: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民建中央常委、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这份名单中还规定了六类干部(外加李宗仁一人)为保护对象,第五类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只是这一“负责人”的含义不像其他几类干部如“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部长、副部长”等那样明确(直到两年多之后,周恩来在致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的信中写明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14])。此外,周恩来在仓促间写成的这份名单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两个党派的部分负责人(民建还不是列出的中央主席、副主席),其他民主党派无人列入名单。显然,周恩来在开列名单时主要不是从这些人士的党派身份上考虑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许多文章在谈及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时都只谈到其重要意义,而未具体考察其实际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时期,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认真执行,何况这样一份名单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属名单中明确规定的第二类保护对象,却在这份名单提出四个月之后在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又何况名单中含义不甚明确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乎?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即使是列入这份名单中的几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有的(如蒋光鼐、张治中),虽然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到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先后在抑郁中去世。蒋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个中国党外部长级干部(纺织工业部部长),时值大动乱的19676月,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以周恩来的名义给追悼会送花圈,在追悼会后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15]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而名列保护名单上7位民主党派人士之首的程潜,情况更糟。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派来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的儿媳妇,很有经验的护士长。制定了手术方案,周恩来批准了。但是很快发生变动,周恩来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全部改变,换上来的医护人员对程潜的态度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竟说:你还让人侍候?像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说:“对于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里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16]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6849日程潜病逝后,对他这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举行追悼活动竟无人敢作主。直到周恩来闻讯后作出明确指示,人们才着手筹备追悼活动。追悼会于412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开得颇为冷清。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周恩来其时因中国高层领导内突发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潜的追悼会,直到第二天晚间才抽出时间专程到程潜家表示悼念。这时,因为在程潜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和成立、庆祝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回顾湖南革命斗争历程时,只字未提程潜作出了大贡献的湖南和平解放一事,而且在社论中公布的毛泽东“最新指示”,还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出现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提法。在那个形而上学空前猖獗的年代,与国民党有着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名称中就有“国民党”字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然就被许多人视同于国民党或“国民党残渣余孽”。因此,程潜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被算作“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内,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于是,在周恩来向程潜家属表示慰问时,程潜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气问周恩来:“程潜究竟算什么人?我家到底算什么成份?”当时全场震惊。直到周恩来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潜所有在场亲属才如释重负。[17]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只是对程潜一人而言。因此,同样是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的湖南军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种对待。据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当时正在接受审查的唐生智从报上看到程潜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说,颂公死得值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追悼会(引者注:此说有误)。这话被汇报到了造反派那里,省政协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小青年,竟跑来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唐生智一记耳光,还责骂:“你还想这种待遇么?”[18]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与那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相对立的,有另外几份与民主党派有关的名单。

  1980112,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检查院检查长兼特别检查厅厅长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中第56两条指控,1968827,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国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两个报告都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将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和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等。在这两个“黑名单”中,民主党派人士被列入的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王昆仑,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赵九章,九三学社成员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民建中央常委、民建辽宁省委暨沈阳市委主任委员巩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萨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民进中央副主席车向忱,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盟中央常委吴鸿宾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起诉书》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38条罪行即是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其中指出: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吴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车向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周谷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受到诬陷、迫害,黄绍竑、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扬、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麟瑞、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各民主党派中的职务分别是:黄绍竑,民革中央常委;梅龚彬,民革中央秘书长;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高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潘光旦,民盟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刘念义,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性尧,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泽,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许崇清,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州市委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广东省委主任委员;李平心,民进中央委员;陈麟瑞,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郑天保,致公党中央常委、秘书长;王家楫,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刘锡瑛,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张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王天强,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并不完备,比如其中就缺少农工民主党人士,其实,农工民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样大有人在,如该党前中央主席章伯钧,该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郭则沉、中央委员黄琪翔等人,都应列名其中。此外,这份名单里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尚未包括其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主党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年国庆节前,周恩来曾打算向参加国庆观礼的高级民主人士说明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帮助其“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中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奉命向有关民主人士作了通知。可是,毛泽东检阅游行队伍的庆典结束后,民主人士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厅里苦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周恩来到来,最后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事后方知,那天是因为毛泽东在广场上人们的狂热欢呼中一时心血来潮,走下了天安门城楼,走过金水桥到了人群中去。周恩来只好紧跟着毛泽东走下去以保护其安全。[19]一次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就因毛泽东这一随意性的举动而告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过,尽管那天周恩来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未能开成,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敬仰与信任,仍然竭力让自己去理解,去“紧跟”(顺从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的“勒令”,停止作为合法政党所应有的组织活动就是一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66831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蒋光鼐抱病去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周恩来问他抄家情况,他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有正确态度,只好淡淡地回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张治中时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治中说:“去了。”毛泽东有些惊讶:“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张治中也没有趁机进行申诉。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问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挨斗情况,胡子昂也撒谎说没挨斗。[20]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方面,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一个典型。当清华大学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后,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2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治中病危之时,于19681010口授的《遗嘱》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并认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2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这份打着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遗嘱》可以看出,民主党派人士是何等虔诚地要求自己“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如果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渊源,对此是很难理解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后的命运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毛泽东与中国中央不断呼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导红卫兵和造反派将打击矛头指向中国“党内走资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派就躲过了劫难,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当时的“揪叛徒”恶浪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于1967年制造了所谓“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在1942年和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抗战胜利后获释的中国干部131人“投敌叛变”,并将打击矛头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原来,在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奉蒋介石委派到新疆处理问题,周恩来特地请他设法将那批中国干部释放出来,并安全送回延安。张治中慨然应允,到迪化(乌鲁木齐)后,他即派人去狱中探望了他认识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并送钱表示慰问,说明是周恩来送的钱。次年3月张治中主政新疆后,三次致电蒋介石,恳切陈词请示释放这批中国人员,得到同意。闻知释放消息时,这些共产党人担心被秘密杀害,提出要先在迪化住一段时间,并在报上刊登消息。张治中对他们派出的杨之华等代表说明:“释放并护送你们回延安是真的,这不但是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周恩来先生的谆谆嘱托。恩来先生从大革命时起就和我是好朋友,我从重庆来新疆前,他们夫妇亲自到我家来再三嘱托,你们一出狱就走,不能停留,更不能见报,否则有危险。”这样才取得了这批共产党人的同意。张治中又派出得力人员护送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使他们安全回到延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批中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康生等人诬蔑成叛徒,康生甚至说这是“叛徒”和“国民党”张治中相勾结,好在共产党内潜伏下来。张治中听到这个说法后,悲愤地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没有了是非黑白了吗?”[2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周恩来在对红卫兵谈话中说明了新疆出狱一事的经过,说明这批干部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张治中这才幸免于难,但精神受到打击,健康日趋恶化。当年由他释放并精心护送回延安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高登榜等92名中国高级干部仍被立案侦查,批斗迫害。马明方等26人被迫害致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则因中国党内的刘少奇、贺龙两大冤案而被迫害致死。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到长沙,要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智数次个别谈话,逼他检举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汉工人交了枪,但究竟是工人自动交的还是奉谁之命,不得而知。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待,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专案人员又反复启发提示,要他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对唐生智进行威胁……[24]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张治中与唐生智都是因中国党内的冤案牵连而受到迫害。在这场重点打击中国“党内走资派”的运动中,却还出了一个以民主党派人士为主要打击对象的重庆“一号专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自19689月至19719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以“清查武斗黑手”、“清理阶级队伍”名义组织了一个所谓“管训队”,集中管训了以民主党派成员(其中多为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吏)为主的“牛鬼蛇神”236人,对他们进行法西斯的刑讯逼供,不仅“挖出”涉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国高级干部的所谓“政历问题”材料数百件,还炮制出一个以三位民革领导人:民革中央委员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候补委员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为首的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嫌疑案,即重庆一号专案。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冤案诬称裴、鲁、夏等从19672月开始即密谋策划,串连他们解放前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打倒的中国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肖泽宽一起被打成“肖李廖反党集团”的中国重庆市委领导干部)的同意,于19673月在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裴昌会宣布集团军设总部,所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总司令裴昌会,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夏仲实,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鲁崇义,第二军军长卿云灿。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并设专用电台,与台湾、上海、广州等地联系,待机暴动……[25]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长达三年的“管训”中,冤案涉及的人员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百般摧残,被强加了“潜伏特务”、“武斗黑手”、“残渣余孽”、“投敌叛国”等诸多罪名。裴昌会等人被迫害致残,夏仲实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之后,这一大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类似这样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罄竹难书,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作为“要犯”被关入了北京秦城监狱。

  除去赤裸裸的批斗、关押及肉体摧残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迫害──精神上的即所谓“触及灵魂”的迫害。其中最为著名的、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几乎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对梁思成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所谓“落实政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691月底,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迟群,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经毛泽东审阅、由中国中央批发全国学习的清华大学所谓“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这个经验被称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样板”,其中说,革命群众按照毛泽东“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指示,把清华大学的著名建筑学权威梁思成、机械学权威刘仙洲、力学权威钱伟长这三个“反动学术权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废品”、“垃圾”。批了之后怎样“给出路”呢?对梁思成、刘仙洲这样“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人,所给的出路就是“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宣传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对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还派人到医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当面传达这个文件。梁妻林洙回忆:“后来当我翻阅他的笔记本时才发现,从126227他没有写一个字。沉默!这是他的回答。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26]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694月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活动,但民主党派仍未恢复活动。54,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要求给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国党内标准要求。”[27]19702月,周恩来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28]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从周恩来这几次指示中可以得知,作为中国大陆合法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有这样一些共同遭遇:他们的中央机关都已实行军事管制;他们的机关工作人员中也都有了“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们许多人还在遭到“随便揪斗”;他们也同其他机关干部一样被下放到了进行惩罚性强制劳动的“五七干校”……这些怪诞的情况,都是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难于想象的,是政党史上“史无前例”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党派最有光彩的一页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向毛泽东直接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作过曲折的抗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久已卧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的张治中,虽然在后来留下的《遗嘱》中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拥护,但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仍委婉地对毛泽东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29]在当时这是无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否回答了张治中,是怎样回答的,不得而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程潜在他家附近发现贴出了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十分气愤,叫女儿赶快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将其覆盖。当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刘少奇的浪潮时,他坚持让服务员把刘少奇的像挂起来,并说还没有取消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职务为什么不能挂呢?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当时形势下,民主党派领导人已很少往来,以避免是非。但程潜一天仍然将朱蕴山请来家里,谈及对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满,不知该如何向毛主席进谏。朱蕴山劝告他千万不要写信,以免万一落入江青一伙手里。最好是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当面直言。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程潜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出见毛泽东,都是有求必应。但“文化大革命”后,他多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都没有回音,使他没有了“进谏”的机会。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程潜辞世四年后,另外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却有了一次向毛泽东晋言的机会。[30]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夏,因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世钊,作为王季范的学生和挚友专程进京探望。王季范去世后,周世钊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萨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兹九等。大家无不为国事担忧,并达成了要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于是,周世钊通过王季范之女、当时常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的王海蓉,向毛泽东表示想要晋言的意思,随后,在胡愈之家中,几位民主人士进行了认真商量,并决定:为避免有人与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为难而不谈外交问题;为避免犯江青的忌讳而不谈文艺问题。最后由胡愈之将要谈的问题归纳为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并确定了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莼分别进行准备。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0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钊到中南海见了毛泽东,周世钊当面递交了他于85就写好的近4000字长信,信中谈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严惩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包括恢复共青团、少先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外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的状况;设立受理群众申诉的机关,健全法制。[31]周世钊向毛泽东反映了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长谈了3个小时,并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晋言的愿望。毛泽东指定时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去听取意见。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于是,从103日下午10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其间,时任中国中央委员、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的华国锋前来听过一个半天。谈话由当时的中国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胡愈之着重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周世钊着重谈教育问题;杨东莼着重谈青年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值得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可能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提出恢复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泽东提出的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意见。

  在此之前,1971827,毛泽东南巡期间在长沙与湖南省军政领导人卜占亚、华国锋谈话中,曾有一段话谈及民主党派,他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还说:“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32]毛泽东这番讲话,虽然比较明确地谈到了恢复民主党派的存在问题,但却只是对一个省的地方官员谈的,同时,他只是因“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而同意恢复其存在。这哪里是把他们当作现代社会的合法政党!至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是否通过某些渠道透露出来过,从而使周世钊他们得以敢于晋言?不得而知。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大约是得悉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19719月,周恩来指示让下放到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1971年底中国中央在京召开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国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肯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但是并未提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的事。[3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今尚无公开材料可以了解到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和这次民主党派人士晋言的看法。但是可以明确的是,胡愈之提出的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请求,并非全无反响。在晋言一个月之后的1112,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明确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国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34]虽然还只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民革这次是以民主党派身份而不是以“爱国人士”身份出面了。又过了两年多,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提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算是明确了民主党派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名份(尽管仍未恢复其组织活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楚图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谈及“十月晋言”一事时说:“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35]这里所说的“相反的反应”,无明确内容。周世钊在一年半后再度进京,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准确些说是被安排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他希望再次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却既不安排会见,也不给他回信。在周世钊于苦闷中离京返湘之前,一个负责人“奉命”向他转达:“周老,要保持晚节!”这是否曲折转达了毛泽东对周世钊的批评警告?毛泽东同意恢复民主党派是因为“他们没有搞翻案”,而“十月晋言”及周世刈的长信却有不少意见是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所幸的是,刚刚发生了林彪事件,心力交瘁的毛泽东未像当年对“二月逆流”那样龙颜震怒,大兴问罪之师。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周世刈在忧愤中去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国中央制定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1972年“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目前许多“文化大革命”史著作中都只提到中国党内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1967年的“二月抗争”(即所谓“二月逆流”),其实,民主党派人士在1972年的“十月晋言”,其意义并不下于“二月抗争”。两相比较,“二月抗争”只是与毛泽东所倚重的中央文革小组正面冲突,“十月晋言”则是更直接地向毛泽东本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从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十月晋言”也更全面、更系统、所代表的民意更广泛。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一笔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光彩的一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注: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7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金城《周总理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二三事》,《怀念周恩来》17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7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二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

  [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09

  [6]《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2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7]夏从本《周恩来在“文革”中对蒋光鼐的关怀》,《团结报》199683第二版

  [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72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9]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1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10]章乃器《七十自述》,《文史资料选辑》第824649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23

  [12]吕光光《毛主席和张澜的会见》,《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694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3]鲜述秀《我的家特园》,《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329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295

  [15]余湛邦《大树阴深荫弱苗》,《怀念周恩来》188

  [16]廖心文整理《周恩来总理与程潜将军》,《怀念周恩来》194195

  [17]夏从本《程潜辞世前后》,《团结报》199548第二版

  [18]艾晓明《血统》157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19]金城《周总理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二三事》,《怀念周恩来》182

  [20]夏从本《周恩来在“文革”中对蒋光鼐的关怀》,《团结报》199683第二版;余湛邦《张治中将军年谱(下)》,《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222页;金城《周恩来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二三事》,《怀念周恩来》18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1]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46

  [22]《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223224

  [23]《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223

  [24]艾晓明《血统》111115

  [25]廖广扬、曾永遐《十年沉冤,一朝平雪》,《重庆文史资料》第4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6]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257258

  [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294295

  [2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51

  [29]《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7223

  [30]周彦瑜、楚泽涵、吴美潮《“文革”中胡愈之等痛切晋言前后》,《炎黄春秋》1996年第二期25

  [31]周彦瑜、吴美潮《周世钊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团结报》1998110

  [3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0710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1月版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87页、503

  [3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63

  [35]楚图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人民日报》1986124第四版

  何蜀,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副编审、副主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著有:《文革中的“外国造反派”》、《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应是重庆“一二·四”事件》、《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的重庆“一二·四”事件》、《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若干史实问题》、《“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等。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曾发于《二十一世纪》并选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但有删节,此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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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音符:文革中的战斗歌曲

 

 

 

作者:何蜀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人们唱《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喀秋沙》,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

  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人民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2《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62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101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30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12,《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25,《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语汇而且又长,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真是谈何容易!还有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后人将很难想象都是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歌”。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196610月率先发表的前两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等都曾在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过极大的鼓动作用。以至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出现“文革”时期的场面时总爱用《造反有理》歌作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在红卫兵“破四旧”的196689月里,这些歌还未诞生。当1968年底大陆各地建立起“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1969年初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之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掌权,曾为鼓动群众造反起过作用的那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便“鸟尽弓藏”,从官方传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等新的“毛主席语录歌”。在整个“文革”进程中,经常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些新出现的“语录”也都被谱成了歌曲。

  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这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19674月,全国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借题发挥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罪行”。为了配合这一批判热潮,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了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这样的“历史剧”也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首语录歌(连同剧中的其他10首歌)由红卫兵专程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了曲。

  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中,竟还有一首是由老外谱的曲。那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四面树敌,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文革”前关系甚好的亚、非、拉美许多新独立国家也关系恶化,同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邻国关系也一度紧张,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国人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1025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当时很受群众欢迎。

  “语录”毕竟不是都可以谱成歌来唱的。尽管当时幸免于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作曲家和一些业余爱好者费尽心力,勉为其难地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但是真正得到群众认可,广泛传唱的并不多。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彪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19661025《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彪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在1967年和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些地方还流行过不知谁从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118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封建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除去领袖人物的语录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指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

  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

  虽然“毛主席诗词”没有对“文革”政治形势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通常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用汽车载尸游行示威。在这样的会上和游行中,“毛主席诗词歌曲”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传说。据长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极左派理论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回忆,当年与他在长沙同狱的一位“联动分子”程德明告诉他,程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友(“联动分子”)在19672月底来信说,毛泽东已下令将全部被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1]因为这首歌是毛泽东怀念前妻杨开慧的。不过,对这一传说,文革后公开发表的一些“联动分子”的有关回忆均未提及,而只说到他们当时如何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当时奉命“支左”的解放军部队也常遇到这样的窘境:因为要到某一派群众组织驻地去强行办理如搜缴武器之类事情而被阻于屋外时,该群众组织也会在高音喇叭中播放这首歌,照样唱“敌军围困万千重”。解放军战士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当时群众爱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有的还编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调优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造反派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知道这是毛泽东为江青所摄照片题的诗。而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中共高层领导内经常以“为造反派说话”的姿态出现,被造反派视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欢这首歌,则是因为诗句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毛泽东诗词歌曲还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了。据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回忆,1973年军宣队撤离五七干校时,一位搞美术的“五七战士”唱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想起,这首诗名叫《送瘟神》。

 

  出自民间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全面展开的196667月间,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作曲家们迅速行动起来,谱写了一首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然,除了极少数几个作曲家或工、农、兵业余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只作为“集体创作”,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集体创作”、“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集体创作”等。自从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势逐渐失控,原有的专业作曲家一批批被当作“反动权威”、“黑线人物”打倒。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地掀起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从这时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传媒中,除去“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和一些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之外,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什么别的创作歌曲了。在这一段一方面是极端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空白时期,在群众中便流行开了许多造反派自行创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也最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的《革命造反歌》。歌词共有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此歌作者严恒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宣布退出了“红旗”,“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3]这三段流行的歌词是改之前还是之后的?不详。196686,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应邀到会的江青在讲话中,提到造反歌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诗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负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4]818,毛泽东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在事后新华社于21日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中,有这样几句话: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这大概是官方传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这首歌却未能在官方传媒中发表和播放,不过,因其旋律简朴、节奏明快,歌词大致能表达初期一部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因此仍然不胫而走,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为初期各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笔者当年曾见到红卫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传单上署名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笔者闻知彭小蒙大名即始于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红旗的名气所致(当时是不会有“版权”之争的)。北大附中红旗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属于那批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女”。只是他们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而打击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仅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当时所听从、所保卫的“党中央”,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内的中共中央集体。后来这些高干子女成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成员,被打成“反革命”,也尝到了被专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随着“联动”的被批判,加上歌词中的“血统论”意味,逐渐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这首歌了。

  1971810,周恩来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用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在唱歌中高喊“杀杀杀”口号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另一首较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见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阶段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个版本的《鬼见愁》原是宣扬“血统论”的“联动”对联,上、下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鬼见愁”是横批。这幅对联出现于19667月底,大约8月上、中旬被编成歌曲。据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一学生的申晓辉在《文革日记》中817的记载:“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

  后因“血统论”露骨地“违反毛泽东思想”,也得罪了广大的普通群众(特别是人数不少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联动”对联不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众的鄙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中批判了这幅对联。造反派便将这首歌改了歌词,有了后一个版本: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唱完后通常还要高呼几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有的还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把他脑袋(或称”狗头“)砸个稀巴烂!”一类口号。这个新版的《鬼见愁》,成了一首典型的造反派歌曲。流行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众性造反高潮时期。其不同于《革命造反歌》的重要特点是,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种高干子弟引为自豪的“血统论”(“革命后代举红旗”、“党是我们亲爹娘”)的痕迹。因而更为许多没有“好出身”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背上黑锅、受到株连,长期遭受歧视甚至迫害的群众所欢迎。1966年底,四川某工矿企业第一支职工造反队到上级机关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因造反队负责人之父是已被打倒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保守派”工人赤卫队便在会场边起哄,叫喊“狗崽子滚出去!”造反派则理直气壮唱起这首新版《鬼见愁》,“正义”的歌声使赤卫队败下阵去。

  至于歌中骂人的话,则是从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那里学来的。因为“老”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不但平时爱“骂娘”,就是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也会“骂娘”。为了表明自己是血统纯正的“革命后代”,他们便不仅穿上父辈的旧军装,还学着像父辈那样“骂娘”(连女孩子都如此)。尽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对红卫兵讲话中多次劝告他们不要骂人,但因这一不良现象已被当成了“革命血统”的标志,所以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还“普及”到了后来的造反派当中,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另有一首造反派歌曲更进一步骂道:“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

  继造反歌之后出现了慷慨激昂的群众组织战歌。

  自近代以来,一些宗教团体为了使信徒们产生认同感,常运用节日、圣人崇拜、历史铨释、定期集会及音乐、绘画等手段来增加凝聚力。在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音乐、绘画,都已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中也能看到。

  从1966年底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的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团体或自己这一派的“战歌”,以及歌颂自己的造反纪念日(自定的“节日”)或“战斗历程”(作出“历史铨释”)的颂歌。

  当时最为走红的“革命作曲家”李劫夫就曾应邀为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卫东》的“战歌”谱曲,歌词是卫东红卫兵所作,颇有代表性:

  红旗飘飘,炮声隆隆,文化革命战火红。卫东战士迈大步,行进在革命的行列中。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的红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二段前四句与第一段相同,后四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奔向那共产主义锦绣前程。为了把革命大旗插遍天下,红卫兵永远跟着毛泽东!”

  在19671月夺权之前,重庆的造反派尚未分裂为两大派,统称为八一五派,当时曾流行过一首《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由“中央音乐学院赴川革命串联队”集体创作,歌词第一段是: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的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第二段歌词除“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一句不变外,其余是:“敢造反,敢革命,革命到底不回头。”“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有的群众组织虽然没有专门创作的战歌,但是经常在广播中播放和在集会上齐唱一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自己组织意愿或感情的歌曲,可以视为他们的“代战歌”。如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经常广播“文革”前的一首表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歌颂毛主席的流行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以彼社代此社,试图以毛泽东是“新北大公社”的人这一虚幻意愿来自慰和打击对方。另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经常广播那首“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以示自己一派虽属少数,但却有如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而对方尽管人多势众,也只是反动的“敌军”。清华大学的两大派中,井冈山兵团属掌权的多数派,自然不必以这首“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歌来鼓舞士气,有人便创作了一首《井冈山战歌》,歌词为:

  井冈山是造反的山,井冈山人是造反的英雄汉。舍得一身剐,敢闯阎王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井冈山人是红色的英雄汉。忠于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创建红色新江山。

  但是这首歌并未得到“井冈山战士”认同,因而也未能作为“战歌”流行。清华大学另一派“四一四”则经常唱的是那首俗称《完蛋歌》的“林彪语录歌”。

  1967年夏秋之际,各地造反派两大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因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公开讲话提出“文攻武卫”,所以武斗在“武卫”的旗号下变成了正义之举。于是也就有了理直气壮歌颂武斗的歌曲。在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的《红色文化、红色文艺战线》第26号合刊版上就载有一首《文攻武卫之歌》,由江苏文总省锡红反团与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新上音》《革命楼》红卫兵创作,歌词有两段,第一段是: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

  江青同志号召我们文攻武卫,我们再也不能天真烂漫。

  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

  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

  歌词第二段只有“江青同志……”一句改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其他与第一段同。

  当时重庆两大派以大型兵工企业生产的援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各自抢占制高点,坦克上街,“舰队”巡江,展开了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在重庆南岸黄山上原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别墅,50年代改建为工人疗养院,此时则被一派群众组织占据作为武斗据点,建立了所谓“黄山警备区”。对此武斗据点居然也有自编歌曲《黄山战歌》,歌词大意为:

  都爱黄山好风光,我爱黄山是战场。山下长江炮声响,山上松林红旗扬。站在山顶放眼望,五湖四海胸中装。毛泽东光辉思想来武装,红色江山万年长,万年长!

  歌中唱的“山下长江炮声响”,即指当时这一派以改装舰艇组成的“长江舰队”溯江而上与另一派在江岸上的几处武斗据点展开炮战。时光流逝。不仅后人将不会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的“战歌”,就连当年的造反派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这类歌曲了。

  稍晚于“战歌”,出现了“史诗”型的造反历程颂歌。

  由于受到“文革”前《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薰陶影响,造反派组织自己编演的“史诗”型大歌舞一时成为风气。

  首都中学红卫兵“四三”派于1967年初夏编演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京公演达101场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观看了演出。71,该剧进入广播剧场摄像,由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剧中的创作歌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7]这可能要算是在官方传媒中“露脸”的极个别的造反派创作歌曲之一。此歌未见记载,内容不详。若要了解歌中表达的红卫兵情绪,有另一首同题歌曲可供参考,这是四川著名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创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七场《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是毛泽东对四川大动乱所作的评价)中的一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歌词为:

  巴山蜀水连北京,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志擎大旗。红卫兵战士永作您忠实的红小兵!风险大,浪连天,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也心甘!山连水,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紧跟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永向前!红卫兵战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变!

  在1967年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战歌演出办公室编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红卫兵战歌》中,有另一首内容相似的歌曲《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歌词为:

  像海边的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松无比勇敢坚强,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实助手,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英雄的红卫兵革命意志坚,心红甘愿排除万难。大风浪里跟着您,海枯石烂心不变。誓做您的铁拳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敬爱的中央文革啊,我们永远跟您心相连!我们永远跟您胜利向前,胜利向前!

  当时首都红卫兵不仅编演了根据“文革”前肖华作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原曲重新填词的《红卫兵组歌》,另外还创作了一个仿照《长征组歌》体例,词、曲均由红卫兵另行创作的《红卫兵组歌》,由首都红卫兵展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4525部队、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天津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团集体创作。包括《革命烈火连天烧》、《白色恐怖奈我何》、《心中想念毛泽东》、《难忘的八月十八那一天》、《煽风点火革命大串连》、《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等十二首歌曲组成。歌词都很有时代特色。如《革命烈火连天烧》: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革命的烈火连天烧,连天烧!

  从渤海湾到戈壁滩,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斗争的火焰万丈高,万丈高!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吹响了文化革命进军号!

  拿起笔,作刀枪,意气风发胆气豪!

  风在啸,山在摇,革命造反杀声高!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卷起红色大风暴!

  把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把修正主义连根拔掉!

  瞄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开炮!开炮!

  ……

  群众组织编演大型歌舞之风刮遍各地。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又各编各的。如四川成都的两大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编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则编演《四川很有希望》。但是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众组织自己的“战歌”,多因其严重的标语口号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碍,大多没有得到流传。

  在大歌舞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个并非歌颂造反派的造反历程,而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表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曾在1967年至1968年间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其中第四场《红色政权》中的《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第七场《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楼的灯光》等歌曲,因艺术水平较高,曲调优美抒情,同时又没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传唱一时,颇为流行(不久前笔者还在重庆街头听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两歌乐曲)。

  造反派歌曲中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为“林彪语录”谱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词”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年却是颇为严肃地流行过一时的。例如,在1966124重庆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会场造反,与正在集会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流血事件后,在混乱中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一些造反派从火葬场强行拉走几具尸体,认定为“造反烈士”,陈尸展览,大造舆论,重庆文艺界造反派特地为此创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大意为: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亲爱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因其曲调哀婉抒情,一时间到处传唱。但当有关“烈士”的传言被证实是无中生有后,这首歌也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大规模武斗中真的死了人,一些地方便又出现了歌颂“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碍和一般群众对武斗的反感,这类歌曲多半只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少数人中传唱,难以流行。

  从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刻影响。红卫兵、造反派大多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对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牺牲的英雄壮举的追求。只可惜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登错了舞台。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8]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10]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8月作的……”[12]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8131011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818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3]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818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1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3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

  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820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

  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15]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前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课本,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电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424,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912,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0]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渲泻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1]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10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造反较早,批斗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对吴、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他们支持。这一派违背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13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称为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事发后,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由“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22]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渲泻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

  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中国“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强烈了。

  1968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原词为:“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重庆有知青将词改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还有一段是“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这样的歌来渲泄苦闷和自娱自慰。

  从1968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23]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

  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

  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1210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35,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1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124,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顶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6]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束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8]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著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521,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O 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O 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司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30]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爰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31]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

  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68《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71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

  1973610,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迎接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中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文革口述史应该是信史

——订正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的若干史实错误

 

 

 

何蜀

 

  记录整理口述史,在我国是一项起步不久的工作。口述史,其内涵是“史”,“口述”只是其表现形式。但是,因“口述”这一形式的随便谈、不严谨的特点,一些整理者就忽略了治史应有的严谨,只满足于有闻必录的记录,而忘记了应有的“整理”的责任。即使整理,也只满足于作一些文字修辞方面的整理,而未能进行更为重要的鉴别真伪、查证史实、纠正记忆错误等方面的整理。这样,就必然导致错误百出的“口述史”草率问世。20049月下旬出现在网上的由“老田”记录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以下简称“田文”),就是这方面一个例子。

  本来,田文从一个大城市文革群众组织中较有影响的一大派领袖人物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叙述文革发展的全过程,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口述史。然而,读过全文之后,却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一方面,文中表现出思想观念上的严重滞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而田文却仍然通篇贯穿着文革中那些“造反有理”、“文革是走资派与造反派的矛盾”、“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遭到走资派破坏”之类思想观念,深陷于文革时期的认识阴影中不能自拔,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派性意识(这一点,连当年与口述者同一派别的人士读了也为之摇头)。另一方面,田文表明整理者完全不了解重庆的情况,不懂得“文化大革命”为何物,对所记录、整理的“史”的内容既缺乏必要的前期研究,又未作广泛深入的调查采访(据口述者称只找他谈了两天)、查证鉴别工作,在整理完成后又未给口述者过目审看就匆忙抛出,这样的记录整理,岂有不出现大量错误的?

  老田整理的这个“口述史”,史实上的错误太多,其中不少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的错误,实在难以逐一订正,但因其在网上发表后已经引起一些反响,不予订正则有可能误导后人。因此不得不择其要者指出问题所在,以免谬误继续流传。

  田文中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

  ▲时间错乱

  时间的错乱是田文最明显的问题。

  田文在开始介绍黄廉个人简历时:谈到“在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砸了之后,继续主持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指挥部”,令人莫明其妙。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而非“指挥部”),即反到底派工总司,是19675月《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下达之后才于6月间成立的。而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砸,是在此前的1月,当时并不存在工总司这个组织,何来“继续主持”一说?

  田文中第二节谈到黄廉被厂里保守派关押,被南下串联的学生救出来,“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北京传单,上面是江青讲话什么的,还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十六条发布是196688,田文中说黄廉被南下串连学生救出后上京,参加了831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因此,此处所说的重庆街头“还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自然是8月中、下旬的事。但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在北京最早出现也是年底的事了。据史料记载,1224,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蒯大富提出将“打倒刘少奇”口号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动计划。25日,蒯大富亲率清华井冈山5000多人上街游行并到各大街写标语、发传单,号召打倒刘、邓。这样的标语,能在8月就出现于重庆吗?

  田文说到“重庆市委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八一五罪行展览……”黄廉在单位上也受了批判,心里很苦闷,几个南下的学生护送他去北京,去后不久就是831的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工卫兵。这其中的时间错乱实在太离谱。田文所说的江北上横街的事,是重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二八”事件,发生于1966828。保守派从831日晚上开始发出攻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传单,全市从91开始了对造反派的围剿。按田文的记载,黄廉在“八二八”事件之后在单位上受到批判打击,然后才去了北京,怎么可能参加“八三一”的大会呢?

  田文中说,黄廉在北京期间(即参加“八三一”、“九一五”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期间)会到了又一批重庆来告状的工人造反军,“又听到一曲他们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他们打着旗子,从重庆步行到永川,在永川还把铁路拦断了一段时间才坐上火车”。这又是错误的。据史料记载,重庆工人造反军300人在江津小南海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造状,致使火车停驶3小时,是当年1113日的事。而在9月里拦截火车上京告状的,是重庆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当时,工人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规模。

    田文中说,在文革初期的时候,重庆市委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廖(伯康)李(芷洲)”打下去了。这个说法也是很不准确的。重庆的“萧、李、廖”(而非“萧、廖、李”,李止舟也不是“李芷洲”),是早在196242358召开的重庆市委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就被当作“反党”问题“打下去了”的。到了“文革”初期,重庆市委又按照西南局李井泉的旨意,把“萧、李、廖”重新抛出来定为“黑帮”。并不是在“文革”初期才把他们“打下去了”。

  田文中,谈到重庆工人造反军成立前后情况时,在时间上特别混乱。口述者实际上把整个情况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文中说黄廉9月份在北京听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讲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回到重庆后,于928召开了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地来京工人代表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是在11月份。因为当时各地工人运动开始起来,就有了工人建立组织、上京告状影响生产的问题,各地党政领导也为此向中央告急。中央文革就在接见群众讲话中反复讲这个问题,并经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于129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明确规定工人可以成立文革群众组织)。在9月份的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尚无此类主题,当时讲的主要是学校中两派群众(多数派与少数派)间的矛盾问题、外出串连问题。而田文中说工人造反军在928就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个“准确日期”也很可疑——而且按田文记载大会的次日又进行了大游行,“整整一天都是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里转。”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马力在一份随《新重庆报》附送的《检查》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根据(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这说明国庆前后尚无工人造反军开大会之事。另据19683月由四川几大群众组织合编的《四川工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记载:“10月初,成都、重庆、自责等地工人先后在本单位成立与保守组织针锋相对的革命造反组织。”这本书的八个编辑单位中,名列第三的就是黄廉主持的重庆工总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这个历史记载自然应该比他现在的回忆更为可信。

  田文中还提到,罗广斌叫黄廉找点有文化的工人,预备在125这一天去夺电台的权。此说也完全不对。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是在114就被造反派宣布夺权的。因此罗广斌不可能叫黄廉准备在125去夺权。如果说口述者记忆有误,那么整理者只要认真了解一下当时重庆文革的背景就会知道这个日期是错误的,因为重庆造反派向市委、市人委(现称市政府)夺权是在12426日进行的。此前,广播电台、报社都已完成夺权,并成为夺重庆市党政大权的主要发起单位。怎么可能到了25日才来准备夺广播电台的权?

  田文中说到黄廉到北京之后,因贵州李铁乃事件而莫名其妙被卫戍区关了又放了,“我走出卫戍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这从口述者来说是记忆错误,而从整理者来说则是太缺乏治史的严谨作风。对口述者的回忆,无论如何也是要进行查证、鉴别的。我国公布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有两次,一是19661228,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当时报道的是“我国在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二是1967617: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当时报道的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的当天是39(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算上他此前在西安和成都逗留的时间,他在北京从卫戍区出来应是在2月底或3月初,他能看到此后的6月里才会出现的“氢弹爆炸的喜讯”吗?显然不能。

  那么,他是否看到的是此前12月底的那个喜讯呢?不了解文革情况的人会认为有可能。然而,在文革中,每天贴出的标语、传单、大字报数量之多,覆盖街道墙面、门面范围之广,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张贴地点(特别是有利于民众观看的显眼的地点)有限,大家都争着要贴,于是就经常发生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为了保证“大民主”得以正常进行,人们终于有了个约定俗成的原则:保留三天。最初是在标语、大字报的天头、地尾处写上“保留三天”(如果标语、大字报是由多张纸接成,则每一张都要写),后来,有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张贴物不被别人覆盖,就加上威胁性的语句:“保留三天,否则格撕勿论”。除去被覆盖的危险外,还有被撕毁的危险,当时有两种撕毁张贴物的情况,一种是反对派,看着不顺眼就给你撕了,另一种更有时代特色,是夜深人静时,收废纸的老太太或小孩来一大片一大片地撕,第二天拿去买钱。这种情况,连毛泽东也知道了,在1968年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的讲话中就说到:“小孩子揭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插话:“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当时,有人为了不被别人撕毁,就写上辱骂式的“保留三天,王八才撕”,还有的写上独具时代特色的“保留三天,刘少奇的儿来撕,王光美的女来盖”;还有的含蓄一点写成“保留三天,否则嘿嘿……”,更有的干脆在“否则”后面画上一柄正在滴血的匕首……总之,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张贴物能在墙上保留三天,人们费尽了心机。保留三天尚且如此艰难,一幅大标语能在显眼处保留长达两个月之久吗?

  田文中还说,黄廉19672月从北京回到重庆后,看到街头有标语“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这也是错误的。首先,在“二月镇反”时并无“砸派”这个称呼,当时对反革联会、反重大八一五的一派,有时称作“廉罗栈”(廉指黄廉,罗指罗广斌)派。“砸派”的名称是在这年4月开始否定“二月镇反”后,曾被镇压的这一派提出“砸烂革联会”而得名的。而要“砸派留下遗书”,则是在此后5月份的事,当时中央“红五条”下达,没有承认革联会的合法存在,“砸派”欢欣鼓舞,“砸烂革联会”的呼声更加响亮,被激怒的八一五派便有标语提出“要革联会投降,先交出遗书和脑袋”,528,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回应八一五派的这个标语,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此《遗书》刊登于小报,翻印有传单,并转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大街小巷,脍炙人口。

  田文中说到重庆“二月镇反”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工总司也没有了”,也是莫名其妙。当时工总司本来就没有,是后来才成立的。与“二月镇反”何干?

  田文中说:“武汉720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黄廉,要他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这在时间上也不对。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到725,重庆两大派才开始动用枪支武斗,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这时才拉开序幕,“七二0”后还没有出现大批难民外逃的情况,怎么会有张国华叫黄廉到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的事?

  田文中说到重庆武斗中,朝天门码头被八一五派占据了,“改称红港”。这真是笑话。朝天门改称红港,是196689月红卫兵“破四旧”中街道、商店纷纷改换革命名称时的事,重庆人所共知,当时报纸也有报道。怎么变成武斗中一派占据了才改名?

  田文中说到19698月底在灌县办学习班时,“也是在北京会议上,邓长春和方文正被逮捕了”。邓长春、方文正在北京学习班被捕是19681178日的事。怎么扯到1969年的灌县学习班去了?

  总之,这类时间上的错乱实在太多,只会让不了解情况的人摸不着头脑。

  ▲人名、地名错误

  田文中说到重庆解放初期,“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曲靖中学报名”。这个“曲靖中学”也是错的,重庆哪有这个学校?应是“求精中学”(即后来的第六中学)。

  田文中提到“文革”初期被市委抛出来批判的“张立群”,应为张黎群,而且也不是市委抛出来批判的(他本来就不是重庆的干部,而是从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任上贬下来到西南局办公厅任副主任,文革前夕又被贬到四川省绵阳地委任副书记),是西南局李井泉把他抛出来作为四川头号“黑帮”批判的。

  田文中提到的造反军总部“叶祖龙”,应为叶祖禄。

  田文中提到的五十四军副军长“白冰”,重庆人人皆知应是白斌。

  田文中提到的贵阳地化所的“许英年”,应是徐英年,“文革”中贵州夺权大名鼎鼎的造反派领袖之一。

  田文中提到的重庆军工井冈山负责人之一“周永古”,应为周应古。

  田文中提到重庆反到底派中一个组织“水运的航锋”,应为河运学校的航锋,这也是重庆众所周知的一个群众组织。

  田文中提到的四川省革筹“郭一明”,应为郭一鸣。

  田文中说19683月在“北京政治学院”集合,这个并不存在的“北京政治学院”其实是北京空军政治学院。

  这类错误,如果老田在整理完稿后给口述者本人看过,许多都是应该能改正过来的。

  ▲听错语音或不懂方言造成的错误

  田文中有些地方明显是整理者听错了口述者的语音或未能听懂口述者用的方言而导致的错误。

  田文中说:“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乱萝卜”,当年八一五派确实是攻击四川省革筹组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二人,但骂他们是“烂萝卜”,而非“乱萝卜”——而且,此句中“和军队说”一语,也不准确,因为当年军队虽有派性,却不可能像八一五派那样公开发表这类辱骂省革筹领导人的言论。

  田文中说到反到底派在武斗中要求发枪时,“邓长春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此处的“黄枇杷”,不知者会以为是黄色的枇杷之意,其实是“黄屁巴”,这是整理者不懂重庆方言。当时反到底派中的一些人讥称黄廉为“黄屁巴”,所谓“屁巴”,是重庆方言中“屁巴虫”的简称,也称作“屁眼虫”,一般用来骂向上司打小报告或给下属穿小鞋之类人,或说“那是条虫”。若发现有此类行为,即称之为“装虫”。

  田文中在“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一节里有一句:“我料死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此处的“料死”也写错了,这是一个重庆方言词,可写作“量视”或“量适”,“我量视你……”有时也简单说成“我量你……”,更强调一些鄙夷语气时就在“你”字后加上“娃娃”成为“我量你娃娃……”,是带有鄙夷和激将语气的“我断定你不敢……”、“我敢肯定你不能……”之意。

  前面提到的人名、地名方面的错误,有不少也是整理者听错口述者的语音而造成的。

  ▲涉及文革历史的常识性错误

  田文中说到黄廉19669月从北京返回四川,路经成都时,说“红成虽说是保守的,但是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此处是常识性的大错。19669月时造反派组织刚刚兴起,尚处弱势,红卫兵成都部队到1011才正式成立。即使口述者不知道或不记得红成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也应知道当时红成是成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全市性统一组织,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这时还是红成的一个成员单位(称“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以后分化出去,才改称“红卫兵川大支队”。

  田文中说:“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这个说法也莫名其妙。重庆工人造反派并非史有造反军,而八一五派也并非只有学生,这是起码的常识。就说工人造反军,也有不同的山头,其中实力雄厚的工人造反军二分团,就一直站在重大八一五一边,是八一五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实,不仅重庆,全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当时的不同派别都不能简单地以职业、阶级或阶层来划分。而这是并不老的老田所不了解的。然而老田却自以为发现了文革的规律,专门写了一篇《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发到网上,大谈什么“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分化是全国性的。重庆处在分化的一个极端上,而且分化很早发生,也很深刻,学生因此被当权派利用……”云云,实在太不严肃。

  田文中说:“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交电大楼上815的红旗广播站对垒。各人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这是整理者不但不了解重庆的文革情况,而且连重庆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友谊商店的对面不是交电大楼而是群林市场,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对垒的是群林市场的八一五派“育打落水狗”广播站,而八一五派的红旗广播站则设在另一侧隔着几栋房子的街对面的红旗糖果店(原名大众糖果店)楼上。

  田文中说“革联会主任是重大的一个校工刘”,更是天大的笑话。重庆人谁都知道革联会主任是五十四军派出的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怎么变成了重大的一个校工?

  田文中说到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时说:“(周恩来)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革筹主任是五十四军兰亦农,副主任刘润泉和唐兴盛……”中央五条不是“协定”而是“意见”(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而重庆市革筹组没有主任、副主任,只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是白斌而没有刘润泉,唐兴盛不是副组长只是革筹组成员。

  田文中说重庆两大派“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施家梁”,不对,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于1967658日发生在西南师范学院,时称“六五—六八”事件。施家梁一战只是这次大武斗中的一个局部事件,一个插曲。

  出现这样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说明整理者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做得太不够。至少,当年《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这个事关重庆文革大局的“红五条”,总该找来读一读吧?

  ▲细节失实

  田文中说到工人造反军成立后,罗广斌约黄廉去文联谈谈,说罗广斌“当时是作协主席和重庆市团委书记”,还说黄廉问他,“他说力争不当走资派。”这些都错了。罗广斌当时只是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即专业作家),既非作协主席(当时重庆没有作协)也非团委书记。他不属于“当权派”,自然也就说不上“力争不当走资派”了。

  田文中说到黄廉上京汇报时,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在困难时期过后,毛主席都有检讨……”这完全不对,是把今天的认识放到那个时代去了。那时候除了高级干部,没有谁知道毛泽东曾为“困难时期”作过“检讨”,在文革那样的空前个人崇拜狂热气氛中,更不可能有人敢于公开这样说。因为按照当时的认识,“困难时期”并非毛泽东的责任,而是刘、邓一类“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说毛泽东为此“检讨”,不怕被定下“恶攻”的罪名?

  田文中说到黄廉在北京时看到“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郭沫若、林枫……”也是错得莫名其妙。郭沫若除去在“红八月”时被红卫兵贴过大字报以外,从未被弄到大会上去批斗过。

  田文中说,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砸后,黄廉“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并且马上提出口号,成立‘打李联络站’。”重庆谁听说过这个“口号”?所谓“打李联络站”应为“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简称“打李总站”,是成都的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后来成立的。四川各地(包括重庆)同一派观点的组织以后陆续成立了“打李分站”,不过一般只是个起宣传作用的名义而已。

  田文中在讲到“二月镇反”时,莫名其妙地插入了一段讲“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说“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他当时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负责广播。”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此处所说的“谢掰掰”,“掰掰”二字只是其音,是重庆方言,“掰掰”即“跛子”,一般将此字写作“足”旁加“拜”字(因电脑字库中难找此字,暂以“掰”代替)。反到底派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广播员既不姓谢,也不是“掰掰”,所谓“谢掰掰”是八一五派讥讽、丑化反到底派广播员的称呼。当然反到底派广播员更不会自称“广播员谢掰掰”了。至于“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的说法也不符合当时的习惯,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广播站通常都说:“某某广播站现在开始战斗!”

  田文中说到“二月镇反”后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也错了。请想想,文革发展到1967年春,全面内战尚未开始,周恩来怎么会说“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此语是在1968年的“三一五指示”中说的。那时不少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走向了“大治”,而四川还在武斗分裂,因此他才说了这句话。

  田文中说到中央解决重庆问题时“温白桦也参加了会议,他说54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这也不对。请想想,温伯华在1967年重庆两大派大规模武斗期间被周恩来派来重庆作联络员了解情况,怎么可能在此前的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说出那样指责五十四军的话?而且指责得违背事实——五十四军哪里是“把学生找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在筹建革联会时五十四军就推荐了工人造反组织八一兵团的负责人阳增泰和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王绍川。说革联会只依靠学生,这是当时反革联会一派攻击八一五派的话(“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以十二所大专院校为主体,排斥工人组织……”),温伯华这样的“中央代表”会说出这样没水平的话吗?如果他这时就这样派性十足地指责五十四军,后来武斗期间周恩来会派他到重庆作联络员吗?整理者稍微动脑子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田文说“二月镇反”后黄廉被五十四军从监狱中接出送到北京后,“晚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上周恩来就说“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这又是不了解历史情况而想当然的记录。解决重庆问题会那么简单就了事吗?中共中央由周恩来主持,从19673月起先解决为四川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平反翻案问题,然后从4月起连续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重庆代表先参加了解决四川问题会议)。重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5月中旬,直到516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为止。整理者把这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浓缩到一个晚上来完成了。

  田文谈到反到底派要打嘉陵江大桥时说:“反到底的总部在上清寺”,“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上清寺一带在我们手里……”这是整理者毫无重庆地理常识而闹出的笑话。反到底的工总司设在重庆市体育馆,但体育馆不在上清寺而在两路口——两地相距公交车一站路。因反到底派占据了两路口一带的体育馆、重庆市文联、宽银幕电影院等地,所以两路口一带可以说在反到底手中(但也不是全部),而上清寺一带则不能这样说。如果上清寺一带已在反到底派手中,还用得着打嘉陵江大桥吗(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就属“上清寺一带”?

  田文中说到武斗期间一次反到底派的重要会议,“反到底六大总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徐光明还昏了过去”,这也不对。六大总部负责人中没有徐光明。徐光明只是井冈山红卫兵的负责人,因其独特个性,人缘不大好,六大总部中的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就没有他的位置。至于徐光明在会上激烈争论中昏倒,据知情人讲,也是全面内战之前一次另外的会议上的事。与六大总部会议无关。

  田文中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鲁大东对黄廉说“你要注意安全,谨防别人在背后捅你一刀,要回家去叫市委给你派车子”这也是很荒唐的。“九五命令”下来时,重庆两大派武斗告一段落,而此时鲁大东还属于批判对象,并未“解放”、“结合”,他怎么可能以领导人的身份与黄廉说话?还说什么“市委给你派车子”,这时还有市委吗?整理者实在是太不了解文革历史了。

  田文中说到19685月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学习班代表宣布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件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光头出来讲话,读了几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东方红响了两三遍之后,毛主席出来跟大家握手,招了招手就进去了。后面一下子乱了套,人们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桌子上的小喇叭都被他们踩乱了。主席台有周总理和康生,宣布开会,念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这完全是编造。毛泽东当时根本没有出来接见并“跟大家握手”,因此后面的什么“人们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之类描写就完全是不存在的事。当时接见四川代表的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只是在他们时人们呼了一阵“毛主席万岁”,当周恩来和江青招呼大家坐下时,人们又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接着就是由康生宣读中央批示的文件。这都是有当年传达和翻印的资料可查的。

  ▲从派性观点出发的编造

  老田指责别人是“生命不息,派性不止”,其实他整理的这篇文章才真正是文革派性十足(就连重庆当年的反到底派人士看了也这样认为)。而且,文中不少地方从派性观点出发,作了毫无根据的编造。

    田文中说到重庆“一二·四”事件时,说:“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鲁大东还准备亲自主持他们的示威大会,还准备在会上讲话……”并说黄廉在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发生后“我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这都是毫无根据之说。市委领导人鲁大东等当时唯恐有从“三类干部”变为“四类干部”(打倒对象)的危险,竭力想避免发生群众冲突,因此得知“保守派”要开大会,造反派要去冲会场造反时,就力劝“保守派”不要开会,力劝造反派不要到会场去,但均未起作用。鲁大东当时并没有到现场去,而是在得知会场上发生冲突后,派了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随后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也征得鲁大东的同意到了现场帮助做疏散工作。当然更没有什么“市委一声令下,保皇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一二·四”事件后,市委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怎么可能“一声令下”?下的什么令?有谁看到或听到过?实际上,“保守派”也并非在那时就“不再公开活动了”,只是因为遭到造反派的打砸揪斗而溃不成军,一部分人员一直坚持活动,并派出人员上京告状,到“二月镇反”时还准备恢复组织。何况,“保守派”连市委力劝其停开大会的要求都不答应,还能听到市委“一声令下”就停止活动吗?

  田文在“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一节中说:“市委又采取新的手法,在造反派内部收买新的组织,进行分化瓦解,”这完全是文革时期的派性语言。请问:当时的重庆市委收买了哪个“新的组织”?是怎么“收买”的?事实依据何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还以这种无依据的想当然的叙述来写文革历史,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

  田文中说,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后,“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成立于1966年底,那时市委已经基本瘫痪,市委领导都处于检查、请罪的地位,哪里还会发什么攻击造反派领袖的简报?“三个简报”到底是哪三个?什么内容?何时发出?均属子虚乌有。

  田文中说:“八一五总团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反间计”。这也完全是文革中的派性语言,而且是凭空编造的派性语言。八一五总团什么时候“认为周家喻与工农结合是不对的”?他们中了哪个走资派的反间计?有何文字、史料依据?恰恰相反,不仅八一五总团,其他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一样,在文革中从未有人会认为与工农联合不对,而是全都积极热情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直大力提倡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作为“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会公然逆毛泽东之意而行吗?而且,即使说八一五不与工人造反军总部联合(谁不与谁联合其实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说不上是不与工农联合,因为重庆的工农并非只有工人造反军才能代表,八一五派中,就有军工企业的八一兵团,有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有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有红农八一五战斗团,甚至还有工人造反军中实力雄厚的二分团……他们都是工农,能说八一五不与工农联合吗?

  田文中写到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一役时,说:“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粮食和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反到底总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工总司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

  这也是十足的派性语言。只有对文革历史毫无了解的整理者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不是抗日战争,不是淮海战役。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不是敌我矛盾,尽管武斗中重庆两大派各占有一定地盘,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并不是都会同时赞成或拥护哪一派观点的,在八一五控制区有反到底观点的百姓,在反到底控制区也有八一五观点的百姓,就是在一家人中有不同派别观点也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逍遥派”,还有一些被剥夺了参与政治运动权利的“黑五类”,更还有许多执行支左、军管任务的驻军指战员……怎么可能是“市区上百万老百姓”都被八一五派“困住了”,都“认为反到底好”?而八一五派也不可能把“市区上百万老百姓”困住,因为这上百万人中并非都是反到底派观点。实际上,八一五派当时在市区的势力更大,人员更多,按照田文的说法,八一五派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对文革历史稍有点常识性的了解,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

  田文中关于黄廉未能进入四川省革委会当上副主任一事的叙述,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文中说,黄廉没有被选上省革委副主任后,省里要员们一齐找他,向他道歉,说“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李大章还说:“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如果真是这样,毛泽东真的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四川省革委会的领导人们竟敢不马上“照办”,居然一面向黄廉道歉,一面顶着不办,仍不把黄廉补为省革委副主任(本来省革委副主任就留有两个空额),他们是吃了豹子胆?当时毛泽东的话具有何等份量,“一句顶一万句”,一有“最高指示”下达,传达落实“不过夜”,这是谁都知道的。当初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来后,毛泽东明确表态给予热烈支持。中央调查组到北大调查后向康生反映,聂元梓有不少问题,群众影响不好,当初不该让她来领头。康生就公开说:“(聂元梓)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里。如果说毛泽东对黄廉进省革委一事已经有了明确表态,省革委领导人岂敢不坚决执行?

  总之,大凡对重庆文革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读了这篇老田整理的“口述史”,都无不认为史实错误太多。对文革口述史像这样整理,实在太不严肃,只会把已经被那些“演义”式的纪实作品、“戏说”式的影视作品搞得混乱不堪的文革历史更加混乱。至于以这样的“口述史”作为依据来“总结经验”、“构建理论”,那就更不足取、不足信了。

 

 

 

 

 

“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何蜀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1967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1967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1966年5月16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1967年8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7月末,《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1〕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1967年“7·20”事件后,“早在1967年1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7·20’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2〕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1967年1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4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1967年7月底,通过《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4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3〕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1967年1月14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5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6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4〕。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5〕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1月30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6〕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7〕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2月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10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2月11日将此文件下发。〔8〕

  该文件的第2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9〕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1967年1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1967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10〕

  1967年1月3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10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5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40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5日的“批叶、陈大会”。

  1月23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5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1月26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1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1月31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2月4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2月8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2月11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2月13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1,000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2月14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月17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韦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4月4日与4月12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4月20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14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5月23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6月5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6月14日的《红色暴动报》第9期。

  6月7日至13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6月12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6月15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35大罪状”一文。

  6月15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那個年代的“紅色歌曲”

 

 

 

何蜀

 

  在人类生活中,一定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独立战争中流行过《杨基·杜德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过《马赛曲》,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诞生了《国际歌》,俄国十月革命时人们唱《华沙革命歌》、《红旗》,苏联卫国战争中到处传唱《喀秋沙》,中国北伐战争期间响彻《国民革命歌》……

  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过一些什么歌曲?它们对时代面貌、社会情绪及人民的命运有过怎样的反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怎样的思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665月中旬至月底,在率先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的上海,举行了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据62《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记者述评称:“这是一次空前热烈地歌颂伟大毛泽东思想的音乐会;这是一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会;这是一次有广大工农兵奋起参加的,为巩固地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音乐舞蹈阵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开火,向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挑战的音乐会。”《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春光》,称颂这是“广大工农兵拿起了音乐舞蹈这一有力的武器,投入了文化领域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战斗。”

  这次音乐会可算是唱出了“文化大革命”歌曲的先声。

  应运而生的“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在196662新华社记者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述评中,就已提出:“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

  “毛主席语录歌”在1966101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正式推出。《人民日报》930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以上三段毛泽东语录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和《我们的教育方针》、《工作就是斗争》、《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分清敌友》、《争取胜利》、《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10首。

  该报在《编者按》中称:“林彪同志说,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广大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形成了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的热潮。他们迫切希望,使毛主席语录家喻户晓,到处传诵。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为毛主席语录谱出了许多曲子。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正当国庆前夕,为了祝贺这伟大的节日,我们选登了劫夫同志和中央乐团谱写的十段语录曲,供同志们歌唱。”在发表的10首“毛主席语录歌”后面,该报注明:“以上除《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和《工作就是斗争》二首是中央乐团谱曲外,其余为劫夫谱曲。”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成名成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而搞臭了,所以创作歌曲基本上已不再署个人名字而只署“集体创作”。为什么劫夫要署名?因为他是当时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于是,在国庆节首都天安门广场的庆祝集会游行即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时候,广播中便开始播出了使人们感到十分新奇的“毛主席语录歌”。

  1012,《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毛主席语录歌”,这一批主要是鼓动造反精神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它就不倒》、《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等4首。1025,《人民日报》推出了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全部是选自被称作“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中的语录,包括《完全彻底为人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白求恩》、《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大家要学习他》、《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等8首。

  在短短的20多天里,由“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官方传媒连续三次推出“毛主席语录歌”,自然在群众中煽起了大唱语录歌的热潮。《人民日报》在首次发表“毛主席语录歌”时的《编者按》中说过:“我们相信,在革命的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高唱毛主席语录的歌声一定会响遍全国。”这句话没有说错。当时已经形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学”与“不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标准了。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出学习的成绩,往往要在写文章或讲话时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但要求广大群众背诵语录并非易事,编成歌来唱,就使得一些语录易记易背,这当然大受欢迎。何况,当时音乐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一些“毛主席语录歌”确实也远比如今的一些流行歌曲更通俗易唱优美动听,更使大众喜闻乐见……

  1967年第5期《解放军歌曲》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一文,有一段话讲到“毛主席语录歌”:

  语录歌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最热烈的欢迎。从城市到乡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军营到工厂,从田间到课堂,到处是一片语录歌声。语录歌家喻户晓,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开口放声歌唱,其普及之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的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语录歌的产生,不仅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了新高潮,而且也标志着我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段话的前边几句,确实反映出了当时“毛主席语录歌”流行的情景。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那几句未谱成曲的“语录”以朗诵串连)。

  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当时还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在《解放军歌曲》发表时标明是“为毛主席著作谱曲”──自然这已不是“语录歌”,而应称作“著作歌”了。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又无诗意可言,有的句子全是政治语汇而且又长,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真是谈何容易!还有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后人将很难想象都是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歌”。

  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官方传媒宣传的是不同的“毛主席语录歌”。196610月率先发表的前两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人是革命派,什么人是反革命派,什么人是口头革命派》等都曾在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中起到过极大的鼓动作用。以至现在的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出现“文革”时期的场面时总爱用《造反有理》歌作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在红卫兵“破四旧”的196689月里,这些歌还未诞生。当1968年底大陆各地建立起“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1969年初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地位之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权、掌权,曾为鼓动群众造反起过作用的那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便“鸟尽弓藏”,从官方传媒中消失,而被代之以《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等新的“毛主席语录歌”。在整个“文革”进程中,经常还有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这些新出现的“语录”也都被谱成了歌曲。

  历史剧中也有“毛主席语录歌”,这恐怕是今人难以想象的。19674月,全国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判“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实际是借题发挥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罪行”。为了配合这一批判热潮,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编演了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这样的“历史剧”也必不可少地配上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首语录歌(连同剧中的其他10首歌)由红卫兵专程到北京请著名作曲家李劫夫谱了曲。

  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中,竟还有一首是由老外谱的曲。那时中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和干扰,为了“反帝反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四面树敌,不仅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文革”前关系甚好的亚、非、拉美许多新独立国家也关系恶化,同越南、朝鲜等共产党邻国关系也一度紧张,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唯一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就有了一首由外国人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1025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当时很受群众欢迎。

  “语录”毕竟不是都可以谱成歌来唱的。尽管当时幸免于被打倒的少数几个作曲家和一些业余爱好者费尽心力,勉为其难地创作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但是真正得到群众认可,广泛传唱的并不多。

  “伟大统帅”毛泽东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那么“副统帅”林彪的话便自然成了“次高指示”。除去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当时还派生出了为“林副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

  “林彪语录歌”几乎与“毛主席语录歌”同时出现。在19661025《人民日报》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时,打头一首就是“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该报并在《编者按》中说明:“今天本报发表的九首歌曲,第一首是林彪同志最近关于学习‘老三篇’的指示”。这应算是第一首由官方推出的“林彪语录歌”。

  此后,为“林彪语录”谱写的歌曲不断出现,较为人们熟悉的有《要带着问题学》、《为人民立新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林彪那段称颂毛泽东“四个伟大”的题词(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被谱成歌曲后,定名为《毛主席万万岁》,还有一首“林彪语录歌”:“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很难从这段话中取出一句或半句来作歌名,只好定名为《毛泽东思想颂歌》,

  在1967年和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展开全面内战的时候,一些地方还流行过不知谁从林彪的哪篇“著作”中找出来的一段“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交战双方常常会像本世纪初中国民间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武装组织上阵时念诵“刀枪不入”之类口诀那样,或高诵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一段语录,或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当时这段以“完蛋就完蛋”为中心词的“林彪语录”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在武斗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将这段语录谱成了歌曲。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1967118出版的《革命造反报》第16期上,就发表了题为《要敢于牺牲》的这首“林彪语录歌”,谱曲者注明歌唱完后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毛主席语录”与“林彪语录”结合在一起了。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在各地有不同曲谱。当然都是造反派自己谱写和演唱的,未能登官方传媒大雅之堂。

  因为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成了类似于封建帝王“圣旨”一样的东西,作曲者的名字就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以避大不敬之嫌。最初发表语录歌是不署作者名字的,有时只在后边说明一下,《人民日报》最早发表的三批语录歌就是如此。后来开始署名了,也不能署在歌曲前边通常的位置上,那里只能署“为毛主席语录谱曲”一类的话,作曲者名字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有时代特色的现象。

  除去领袖人物的语录外,语录歌还衍生出了“革命英雄人物”的语录歌。但不好也称“语录”,便称为“革命锦言”。19685月,解放军青海省军区某部副指导员门合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授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光荣称号。于是就有了“为门合同志革命锦言谱曲”的歌《无限忠于毛主席》、《毛主席著作要天天学》、《门合支左工作行动准则》等。

  进入鼎盛时期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在“文革”前就已出现的,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1965年第3期《红旗》杂志选载推荐的13首革命歌曲中,有一首“毛主席诗词歌曲”《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只排在第8位)。但是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1966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便在上海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主席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部被谱成了歌曲(有的是一首多曲)。这些歌曲全都跟语录歌一样成了神圣的东西。

  同偏重于说教的“毛主席语录”相比,“毛主席诗词”没有那么多的大白话或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主席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自然填补了空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此外,毛泽东的诗词毕竟不像某些“语录”有对“文革”政治形势那么直接的针对性,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显得过时,因此在整个“文革”时期,“毛主席诗词歌曲”是始终流行的。

  在群众中流行的“毛主席诗词歌曲”主要是“文革”前创作的,而“文革”时期新创作的一些注重“战斗性”、缺乏艺术性的,便较少流行。最没有人唱的,是1976年元旦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尽管这两首词也被谱成了歌曲,而且在当年3月新“创刊”的《人民音乐》杂志上作为重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五集中被放在开篇的位置(每一首都分别谱有两种不同的曲),谱曲者还颇费了些工夫,较有艺术性,但仍未流行。因为这时广大群众饱受近十年的动乱之苦,已经对“文化大革命”充满怀疑、厌倦和反感,毛泽东的威望也大打折扣。而这两首词里所表达的那种无视人民疾苦、粉饰现实的“到处莺歌燕舞”和赞美动乱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试看天地翻覆”等内容,已很难再引起群众的好感。再加上当时“四人帮”将这两首词当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挥舞,更使得这两首词被蒙上了原本没有的“文革”政治色彩,广大群众更对其“敬而远之”了。

  虽然“毛主席诗词”没有对“文革”政治形势的针对性,但它毕竟也算是“最高指示”,因此,正如一些“毛主席语录”被人们各取所需地用于不同目的一样,一些“毛主席诗词歌曲”也被派上了不同的用途。

  在“文革”大规模武斗期间,战死的人都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通常都要举行十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一般还要用汽车载尸游行示威。在这样的会上和游行中,“毛主席诗词歌曲”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便成了“追悼烈士”的通用哀乐。因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当时一些人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了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关于这首歌,还有另一个有趣的传说。据长沙造反派中的著名极左派理论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回忆,当年与他在长沙同狱的一位“联动分子”程德明告诉他,程认识的一位北京女友(“联动分子”)在19672月底来信说,毛泽东已下令将全部被捕的联动分子释放。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分子时,江青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1]因为这首歌是毛泽东怀念前妻杨开慧的。不过,对这一传说,文革后公开发表的一些“联动分子”的有关回忆均未提及,而只说到他们当时如何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江月·井冈山》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中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的武斗队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其“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当时奉命“支左”的解放军部队也常遇到这样的窘境:因为要到某一派群众组织驻地去强行办理如搜缴武器之类事情而被阻于屋外时,该群众组织也会在高音喇叭中播放这首歌,照样唱“敌军围困万千重”。解放军战士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人家是在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当时群众爱唱的歌,也是造反派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有的还编成舞蹈表演。除了因其曲调优美抒情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造反派都知道李进就是江青,知道这是毛泽东为江青所摄照片题的诗。而江青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中共高层领导内经常以“为造反派说话”的姿态出现,被造反派视为“知心人”。另一些人喜欢这首歌,则是因为诗句中的“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毛泽东诗词歌曲还有的用途就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了。据电影评论家邵牧君回忆,1973年军宣队撤离五七干校时,一位搞美术的“五七战士”唱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示欢送,事后才有人想起,这首诗名叫《送瘟神》。

  出自民间的造反派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全面展开的196667月间,仍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那样,作曲家们迅速行动起来,谱写了一首首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当然,除了极少数几个作曲家或工、农、兵业余作者外,一般都不署名,只作为“集体创作”,如“中国音乐家协会集体创作”、“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集体创作”等。自从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局势逐渐失控,原有的专业作曲家一批批被当作“反动权威”、“黑线人物”打倒。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各地掀起群众性的造反浪潮,从这时直到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和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在中国大陆的官方传媒中,除去“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和一些歌颂毛泽东的颂歌之外,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什么别的创作歌曲了。在这一段一方面是极端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又近似于“无政府状态”的空白时期,在群众中便流行开了许多造反派自行创作的歌曲。

  最早流行的是杀气腾腾的造反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出现,也最为知名的造反派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的《革命造反歌》。歌词共有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此歌作者严恒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宣布退出了“红旗”,“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很温顺,符合工作组的需要。”[3]这三段流行的歌词是改之前还是之后的?不详。196686,红旗战斗小组与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召开有关“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应邀到会的江青在讲话中,提到造反歌说:“造反歌,我想找一个作曲家,诗人帮你们忙,但是他们都在整风,不知他们谁能担负这个任务。我的确是想把它流传下去。国歌不就是田汉编的吗?田汉是个叛徒。所以我很谨慎。你们先这样唱着。”[4]818,毛泽东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在事后新华社于21日播发(《人民日报》同日刊载)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中,有这样几句话: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

  这大概是官方传媒中唯一的一次提到《造反歌》。但这首歌却未能在官方传媒中发表和播放,不过,因其旋律简朴、节奏明快,歌词大致能表达初期一部分青年学生的造反情绪,因此仍然不胫而走,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为初期各红卫兵宣传队演出时的保留节目。

  笔者当年曾见到红卫兵翻印的《革命造反歌》传单上署名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笔者闻知彭小蒙大名即始于此),大概是因彭小蒙在北大附中红旗的名气所致(当时是不会有“版权”之争的)。北大附中红旗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同属于那批得风气之先,最早起来造反的“高干子女”。只是他们当时造反的目标与毛泽东的意图有所不同,主要是为捍卫父辈打下的“无产阶级江山”而打击经中共中央同意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仅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他们当时所听从、所保卫的“党中央”,也不是后来所说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是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内的中共中央集体。后来这些高干子女成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成员,被打成“反革命”,也尝到了被专政、被“集中火力打”的滋味。随着“联动”的被批判,加上歌词中的“血统论”意味,逐渐很少有造反派再演唱这首歌了。

  1971810,周恩来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用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在唱歌中高喊“杀杀杀”口号的作法,始作俑者就是北大附中红旗的《革命造反歌》。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

  另一首较为流行的造反歌是《鬼见愁》,此歌有代表了“文革”不同阶段的两种不同版本。

  前一个版本的《鬼见愁》原是宣扬“血统论”的“联动”对联,上、下联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鬼见愁”是横批。这幅对联出现于19667月底,大约8月上、中旬被编成歌曲。据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一学生的申晓辉在《文革日记》中817的记载:“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

  后因“血统论”露骨地“违反毛泽东思想”,也得罪了广大的普通群众(特别是人数不少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联动”对联不仅遭到中央否定,也遭到群众的鄙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讲话中批判了这幅对联。造反派便将这首歌改了歌词,有了后一个版本:

  老子革命儿接班,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唱完后通常还要高呼几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滚他妈的蛋!就罢他娘的官!”有的还加上“叫他永世不得把身翻!”或“把他脑袋(或称”狗头“)砸个稀巴烂!”一类口号。这个新版的《鬼见愁》,成了一首典型的造反派歌曲。流行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群众性造反高潮时期。其不同于《革命造反歌》的重要特点是,歌中已看不到《革命造反歌》中那种高干子弟引为自豪的“血统论”(“革命后代举红旗”、“党是我们亲爹娘”)的痕迹。因而更为许多没有“好出身”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背上黑锅、受到株连,长期遭受歧视甚至迫害的群众所欢迎。1966年底,四川某工矿企业第一支职工造反队到上级机关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因造反队负责人之父是已被打倒的前文化部副部长、“大黑帮”,“保守派”工人赤卫队便在会场边起哄,叫喊“狗崽子滚出去!”造反派则理直气壮唱起这首新版《鬼见愁》,“正义”的歌声使赤卫队败下阵去。

  至于歌中骂人的话,则是从以“联动”为代表的“老”红卫兵那里学来的。因为“老”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们知道他们的父辈(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军队干部)不但平时爱“骂娘”,就是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也会“骂娘”。为了表明自己是血统纯正的“革命后代”,他们便不仅穿上父辈的旧军装,还学着像父辈那样“骂娘”(连女孩子都如此)。尽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对红卫兵讲话中多次劝告他们不要骂人,但因这一不良现象已被当成了“革命血统”的标志,所以不仅未能得到纠正,反而还“普及”到了后来的造反派当中,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另有一首造反派歌曲更进一步骂道:“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

  继造反歌之后出现了慷慨激昂的群众组织战歌。

  自近代以来,一些宗教团体为了使信徒们产生认同感,常运用节日、圣人崇拜、历史铨释、定期集会及音乐、绘画等手段来增加凝聚力。在这里,无论是历史还是音乐、绘画,都已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样的符号体系在“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中也能看到。从1966年底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的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团体或自己这一派的“战歌”,以及歌颂自己的造反纪念日(自定的“节日”)或“战斗历程”(作出“历史铨释”)的颂歌。

  当时最为走红的“革命作曲家”李劫夫就曾应邀为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卫东》的“战歌”谱曲,歌词是卫东红卫兵所作,颇有代表性:

  红旗飘飘,炮声隆隆,文化革命战火红。卫东战士迈大步,行进在革命的行列中。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的红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二段前四句与第一段相同,后四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奔向那共产主义锦绣前程。为了把革命大旗插遍天下,红卫兵永远跟着毛泽东!”

  在19671月夺权之前,重庆的造反派尚未分裂为两大派,统称为八一五派,当时曾流行过一首《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由“中央音乐学院赴川革命串联队”集体创作,歌词第一段是:

  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可挨打,可挨斗,决不低下革命的头。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决不丢!

  第二段歌词除“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一句不变外,其余是:“敢造反,敢革命,革命到底不回头。”“打黑帮,破四旧,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有的群众组织虽然没有专门创作的战歌,但是经常在广播中播放和在集会上齐唱一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自己组织意愿或感情的歌曲,可以视为他们的“代战歌”。如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经常广播“文革”前的一首表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歌颂毛主席的流行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以彼社代此社,试图以毛泽东是“新北大公社”的人这一虚幻意愿来自慰和打击对方。另一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则经常广播那首“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以示自己一派虽属少数,但却有如当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而对方尽管人多势众,也只是反动的“敌军”。清华大学的两大派中,井冈山兵团属掌权的多数派,自然不必以这首“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歌来鼓舞士气,有人便创作了一首《井冈山战歌》,歌词为:

  井冈山是造反的山,井冈山人是造反的英雄汉。舍得一身剐,敢闯阎王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井冈山是红色的山,井冈山人是红色的英雄汉。忠于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彻底砸烂旧世界,创建红色新江山。

  但是这首歌并未得到“井冈山战士”认同,因而也未能作为“战歌”流行。清华大学另一派“四一四”则经常唱的是那首俗称《完蛋歌》的“林彪语录歌”。

  1967年夏秋之际,各地造反派两大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因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公开讲话提出“文攻武卫”,所以武斗在“武卫”的旗号下变成了正义之举。于是也就有了理直气壮歌颂武斗的歌曲。在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的《红色文化、红色文艺战线》第26号合刊版上就载有一首《文攻武卫之歌》,由江苏文总省锡红反团与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新上音》《革命楼》红卫兵创作,歌词有两段,第一段是: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我们快快武装起来!

  江青同志号召我们文攻武卫,我们再也不能天真烂漫。

  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垂死挣扎疯狂十倍,

  他们血腥镇压革命派,我们手无寸铁要吃亏。

  文攻武卫,嗨,文攻武卫!杀杀杀,嗨!

  歌词第二段只有“江青同志……”一句改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林副统帅、中央文革”,其他与第一段同。

  当时重庆两大派以大型兵工企业生产的援外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各自抢占制高点,坦克上街,“舰队”巡江,展开了炮火连天的全面内战。在重庆南岸黄山上原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别墅,50年代改建为工人疗养院,此时则被一派群众组织占据作为武斗据点,建立了所谓“黄山警备区”。对此武斗据点居然也有自编歌曲《黄山战歌》,歌词大意为:

  都爱黄山好风光,我爱黄山是战场。山下长江炮声响,山上松林红旗扬。站在山顶放眼望,五湖四海胸中装。毛泽东光辉思想来武装,红色江山万年长,万年长!

  歌中唱的“山下长江炮声响”,即指当时这一派以改装舰艇组成的“长江舰队”溯江而上与另一派在江岸上的几处武斗据点展开炮战。时光流逝。不仅后人将不会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的“战歌”,就连当年的造反派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起这类歌曲了。

  稍晚于“战歌”,出现了“史诗”型的造反历程颂歌。

  由于受到“文革”前《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薰陶影响,造反派组织自己编演的“史诗”型大歌舞一时成为风气。

  首都中学红卫兵“四三”派于1967年初夏编演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在北京公演达101场以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观看了演出。71,该剧进入广播剧场摄像,由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剧中的创作歌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广播。[7]这可能要算是在官方传媒中“露脸”的极个别的造反派创作歌曲之一。此歌未见记载,内容不详。若要了解歌中表达的红卫兵情绪,有另一首同题歌曲可供参考,这是四川著名群众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创作的大型歌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七场《四川很有希望》(“四川很有希望”是毛泽东对四川大动乱所作的评价)中的一曲《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歌词为:

  巴山蜀水连北京,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毛主席是舵手,江青同志擎大旗。红卫兵战士永作您忠实的红小兵!风险大,浪连天,革命的重担挑在肩。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也心甘!山连水,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紧跟舵手毛主席,斗私批修永向前!红卫兵战士永跟中央文革心不变!

  在1967年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战歌演出办公室编演的“大型革命歌舞”《红卫兵战歌》中,有另一首内容相似的歌曲《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歌词为:

  像海边的灯塔指引着革命的航程,像高山的青松无比勇敢坚强,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的忠实助手,光荣的中央文革啊,您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英雄的红卫兵革命意志坚,心红甘愿排除万难。大风浪里跟着您,海枯石烂心不变。誓做您的铁拳头,彻底砸烂旧世界!敬爱的中央文革啊,我们永远跟您心相连!我们永远跟您胜利向前,胜利向前!

  当时首都红卫兵不仅编演了根据“文革”前肖华作词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原曲重新填词的《红卫兵组歌》,另外还创作了一个仿照《长征组歌》体例,词、曲均由红卫兵另行创作的《红卫兵组歌》,由首都红卫兵展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4525部队、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天津群众艺术馆东方红战斗团集体创作。包括《革命烈火连天烧》、《白色恐怖奈我何》、《心中想念毛泽东》、《难忘的八月十八那一天》、《煽风点火革命大串连》、《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等十二首歌曲组成。歌词都很有时代特色。如《革命烈火连天烧》: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革命的烈火连天烧,连天烧!

  从渤海湾到戈壁滩,从黑龙江到海南岛,

  斗争的火焰万丈高,万丈高!

  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吹响了文化革命进军号!

  拿起笔,作刀枪,意气风发胆气豪!

  风在啸,山在摇,革命造反杀声高!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卷起红色大风暴!

  把资本主义彻底埋葬,把修正主义连根拔掉!

  瞄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开炮!开炮!

  ……

  群众组织编演大型歌舞之风刮遍各地。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后,又各编各的。如四川成都的两大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编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则编演《四川很有希望》。但是这些歌舞中的歌曲,以及各群众组织自己的“战歌”,多因其严重的标语口号化,再加上派性的障碍,大多没有得到流传。

  在大歌舞热潮中,也出现过一个并非歌颂造反派的造反历程,而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造反”历程的大歌舞,就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表现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曾在1967年至1968年间传到全国许多地方,其中第四场《红色政权》中的《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第七场《星火燎原》中的《八角楼的灯光》等歌曲,因艺术水平较高,曲调优美抒情,同时又没有“文革”的派性味道,都曾传唱一时,颇为流行(不久前笔者还在重庆街头听到一中年盲人用二胡演奏此两歌乐曲)。

  造反派歌曲中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类型,如前文提到的为“林彪语录”谱曲的那首《完蛋歌》,以及后文将要提到的一些“重新填词”歌曲。

  有些造反派歌曲现在看来十分荒唐,但在当年却是颇为严肃地流行过一时的。例如,在1966124重庆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会场造反,与正在集会的“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流血事件后,在混乱中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一些造反派从火葬场强行拉走几具尸体,认定为“造反烈士”,陈尸展览,大造舆论,重庆文艺界造反派特地为此创作了歌唱“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大意为: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亲爱的好兄弟!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因其曲调哀婉抒情,一时间到处传唱。但当有关“烈士”的传言被证实是无中生有后,这首歌也就销声匿迹了。

  后来大规模武斗中真的死了人,一些地方便又出现了歌颂“烈士”的歌曲,但因派性的阻碍和一般群众对武斗的反感,这类歌曲多半只在本派群众组织的宣传队少数人中传唱,难以流行。

  从造反派歌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前多年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深刻影响。红卫兵、造反派大多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对斗争生活的向往,对为真理献身、为正义牺牲的英雄壮举的追求。只可惜他们像堂·吉诃德一样登错了舞台。

  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8]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10]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8月作的……”[12]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8131011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818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3]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818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1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3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

  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820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15]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前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课本,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电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424,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912,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0]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渲泻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10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造反较早,批斗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对吴、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他们支持。这一派违背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13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称为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事发后,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由“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22]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渲泻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中国“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强烈了。

  1968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原词为:“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重庆有知青将词改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还有一段是“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这样的歌来渲泄苦闷和自娱自慰。

  从1968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23]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

  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1210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35,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1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124,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顶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6]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束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8]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 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著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521,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O

  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O

  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司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30]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爰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31]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68《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71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

  1973610,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迎接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中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注释:

  [1]杨小凯《联动分子》,《中国之 春》第九十八期

  [2]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14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丁晓禾编着《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一集158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6]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17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7]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38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8]《收获》1997年第3

  [9]《作家文摘》106

  [10]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199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11]《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散文选集》6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2]《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李伯钊文集》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4]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16期,1967118第四版

  [15]重庆市中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70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25

  [18]巴金《解剖自己》,《随想录》466-46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19]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2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622

  [21]周立华《时乐□夫妇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

  [22]赵世民《〈东方红〉的来龙去脉》,《作家文摘》54

  [23]《对人世的告别》53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24]张光年《向阳日记》24925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25]《文汇读书周报》1998328

  [26]《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176页,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

  [27]《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45-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28]《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

  [29]《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0]《微行──杨成武在196787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31]《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77

  [3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99

 

 

 

 

 

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王年一  何蜀

 

  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

  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文革中原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7[1],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既未与"副统帅"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便径自作了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国将成为一个只有党和政府领导人、却没有国家元首的独特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的任何话都是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毛并要汪东兴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3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16,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2]317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3]。迄今为止的史料从未指明这个所谓的"有些人"具体是谁,如果仅仅是后来被指为"林彪集团"的成员,有关方面一定会着重点明。现在既然始终未点明,似可推测,一些与"林彪集团"无关的人也希望毛仍担任国家主席。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

  此一问候既可被理解为毛泽东委婉地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也可被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向林彪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担任此职,更没有说明毛个人要改变国家领导制度的任何理由。411,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政治局。

  412,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5]

  此前,在3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政治局多数成员提出了仍应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他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究竟为什么此议不妥,毛却只字未谈,也不容许政治局成员谈。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员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测倒是有点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6]

  这个说法不全面,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各执己见,实际上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相左。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 结果,周恩来在718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他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8]

  这样,毛泽东在此事上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822日下午3,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9]

  这段会议记录表明,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毛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10]

  "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

  822日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

  这样,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现了转折,毛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政治局多数成员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还是觉得国家需要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在当时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国家元首只能由毛泽东来担任。其次,当时为了修改宪法正自下而上地汇集各级意见,这些意见也一致希望毛成为国家元首,政治局常委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这些意见。"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12]

  再次,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这使得政治局多数常委既无从揣摩,也不敢乱猜测,甚至可能以为毛只是假意谦虚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数常委们按照国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规思维来表态是一种正常做法。

  毛泽东此前也多次有过假意谦虚之情,他对真正的权力其实从来是丝毫不让的,但有时又对名义上的虚权故意谦让已示"胸怀"、以测"臣意",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当然懂得不能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开幕式上就演出过这样的一幕。在那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还是要毛当大会主席团主席;然后毛竟然提出,要让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时,林彪只好站起来,强调一定要毛泽东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同时率先把手高举起来,带动全场""得毛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对此有目共睹、记忆犹新,谁敢肯定这次毛反对设国家主席不是类似的"花样",谁又敢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呢?

  8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13]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4]

  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5],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7]

  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8]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9]

  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20]

  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24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

  [21]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22]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23]

  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4]

  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5]

  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813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14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6]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31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27] 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 [28]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

  [29]

  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

  [30] 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31]

  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27,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32] 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33]

  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

  [34],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

  [35]

  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

  [36]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呢?

  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101""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1021,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之所为,恶名昭彰。

  [37]

  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能证明林彪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

  [38]"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

  [39]

  由此可见,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40]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吴法宪的这个"交待"万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得知的。换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断定并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换言之,当毛泽东决定发动军队将领反对林彪时,他安在林彪头上的罪名,至少在当时,可能是"莫须有"的。

  不仅"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间接的证据,说明林彪不见得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

  [41] 同时,林彪也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

  [42]。国家主席这一虚位元首的主要职能就是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连出席中央的会议都不情愿的林彪,怎么反倒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频繁地"受洋罪"呢?

  据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的回忆:"1966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43]

  既然林彪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虚名、无权有劳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处理大跃进后遗症卓有成效而薄有声望,结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被拉下马来、迫害致死。林彪这个深明韬晦之理的人,岂能不懂死活地去抢这个坐着受罪、顶着危险的位子?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703月至8月间有过几次"最高指示"825他再次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在这几次指示中,毛始终没有说明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的真正原因,从"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之说来看,似乎毛对国家主席频繁的国事活动十分厌倦。但是,他一直未说明,为什么他个人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国就不能设这个职位、就不再有国家元首?事实上,从他关于"因人设事"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国家荣誉和国体尊严的职位看成是为他一人而设、可有可无的"形式",他个人不喜欢承担国事活动的责任,就宁可国无元首。这种"朕即国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泽东根本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将国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中。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为国事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明明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他仍不肯改变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泽东连对政治局常委也无法明说的难言之隐呢?

  国内对此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毛若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当时万众拥戴、一呼百应的权威,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毛显然不作此想。

  [44]

  国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后他又会大权旁落。"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

  [45] 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尚待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会发现,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硬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搅在一起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于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的无理便似乎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如果事实上"设国家主席"之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分析其实提出了一个探讨"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线索。

  【注释】

  [1] 此事《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

  [2] 批示内容不详。

  [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227

  [4]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5] 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1970

  [6] 出处同上。

  [7] 出处同注[4],页26

  [8] 出处同注[5],页1971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86387

  [10]

  汪东兴列席了此次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他后来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没有专门述及以上情节,但从他回忆录里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可见,当时政治局常委多数与毛之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重大政治事件。

  [11] 出处同注[5],页1974

  [12] 出处同上。

  [13] 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523

  [14] 出处同注[5],页1976

  [15] 出处同上,页1976

  [16] 此为何人不详,似乎可以肯定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在整肃"林彪反党集团"时,此人一定会被指为林彪的急先锋而点名批判。

  [17] 出处同注[4],页39

  [18] 出处同注[13]

  [19] 出处同注[4],页45

  [20] 出处同上,页44

  [21] 这份会议简报当时被毛泽东指为"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则已平反。

  [22] 出处同注[3],页233

  [23] 出处同注[13],页530

  [24] 出处同注[4],页44

  [25] 出处同注[4],页99

  [26] 出处同注[3],页230

  [27] 出处同注[13],页494497

  [28] 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39

  [29] 出处同注[13],页494496

  [30]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页211

  [31] 出处同注[3],页209

  [32] 出处同注[4],页103

  [33] 出处同上,页93

  [34] 此文件有关内容见叶永烈的《陈伯达传》536页。

  [35]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页215

  [36]

  当时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见"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57

  [37]

  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政变"的材料而残酷折磨一些将军的例子,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见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页106109

  [38] 出处同注[35],页219167-169

  [39] 出处同上,页172

  [40]

  出处同注[30],页96。例如,叶群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150

  [41] 出处同注[37],页218

  [42]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见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页330

  [43]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页13

  [44]

  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毛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假如是真的,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私下里的说法并未再公开提出过。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毛都不同意。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384}

  [45] 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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