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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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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史精华文章专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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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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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口述.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作者: -上传日期:2013/3/15

 

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
蒯大富 口述 米鹤都 整理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学生批斗王光美场面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6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文革初期蒯大富在一次大会上演讲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注1。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的工作作风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28号到7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揭发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开始绝食。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他们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被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
 
毛泽东救了我


文革中清华井冈山编印的《井冈山》报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7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18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毛主席了。
7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王小平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周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的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周恩来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周恩来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6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20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20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
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9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注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注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骗斗王光美

1967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注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注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闲扯的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注释:
注1 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文革初期的临时权力组织称“文化革命委员会”,后期的权力机构称“革命委员会”。
注2 整理者注:韩爱晶对此提出更正意见,他记得应当是开了三天会,应为9月18日起,20日结束。又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此处蒯大富记忆有误。
注3 这个大会是以北航红旗等组织为首筹备的。
注4 文革中七机部的一派群众组织。
注5 见前注。
注6 据《王力反思录》的记载,与此有很大出入。整理者于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证于蒯大富。蒯大富答复:“1991年夏,我去北京蓟门桥的王力家。王力对我说:1966年底张春桥见你,让你反刘少奇实际是主席的意思,我们文革小组都知道。当时他夫人也在家,我记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记混了。”对此,留待史家考证。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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