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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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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精神病入罪的逻辑

作者: -上传日期:20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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怙病妄行不可恕—文字狱.精神病入罪的逻辑

盛世的阴影之下,皇帝有着“诡气”——不信任官员且防民如防贼,官员崇尚“暮气”——以糊弄皇帝压制百姓为务,而整个社会充满着“戾气”——道德沦丧无安全感,所有人都在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如同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稍有一点刺激,便会崩裂,而崩裂的后果无人可以预测。所以,任何不安定因素都要强力扼杀,即使你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喃喃呓语,也是不能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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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题反诗”中,宋江酒醉后在浔阳楼上写下了“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宋江只是乘兴一写,却被黄文炳发现,告到蔡九知府那里,吃了官司。堂堂及时雨,不得不装疯卖傻,想要蒙混过关。蔡九已经“没做理会处”,可黄文炳却火眼金睛,命人一顿痛打,宋江吃刑不过,只得招了,被判斩刑。幸亏晁盖率梁山好汉劫法场,才让宋江逃出生天。

《水浒传》背景是宋朝,而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所以认为疯子,也即精神病患者,写个反诗什么的,是没法入罪的,朝廷和个疯子怎么好过于计较?可这种事若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可就没这说法了。精神病患者写反诗或反书,也是要从重从严处理的。

对清朝的文字狱,尤其是乾隆一朝的罪案,后世史家往往用“严酷”、“洋洋大观”、“叹为观止”之类的词汇予以形容。文人们著书作文,简直是进退失据,动辄得咎,确实“语多悖逆”的且不论,就是拍马屁、唱颂歌,或者搞些纯工具类图书,比如编字典之类,也可能被揪住辫子,破家毁身。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其实就算为“稻粱谋”,你就能保证没有问题?所以,也就只能少些,最好不写。

乾隆朝的文字狱除了数量多,还有一个空前的状况,那便是对精神病患者的“绝不宽恕”。

比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一个名叫王肇基的直隶人,向山西汾州知府同知图桑阿呈献《恭颂万寿诗联》,说是给太后万寿所作,呈献这对联的目的,不过是“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我就有官做了”。其人本就疯疯癫癫,写出来的东西自然颠三倒四,且有很多“狂妄悖逆”的地方,于是被抓起来,送到山西巡抚阿思哈处,因为是给太后上万寿联,便上奏乾隆皇帝,成为了钦案。

乾隆皇帝看了这万寿联,就明白王肇基不过是个想当官想疯了的精神病患者,但也并没有因此轻易放过,便下发上谕:“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只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著传谕该抚阿思哈将该犯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可怜的病人王肇基就这样被乱棍打死了。

时隔两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五月,又有一位浙江人丁文彬,跑到山东曲阜的孔府,向现任“衍圣公”孔昭焕献书,书名为《大夏大明新书》。其人也是疯疯癫癫,语无伦次,在书中竟然声称上帝托梦给他,建国号“大夏大明”,建年号“天元”,要传位给衍圣公孔昭焕。孔昭焕哪敢怠慢,连忙命人将丁文彬扭送官府。

几经审问,发现丁文彬不过是读书考科举不成,穷困潦倒,最后失心成疯的可怜人。主审官杨应琚在奏折中也说,其人“乃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稍习陈言,遂自诩为器材异能无出右者,因而妄想富贵女色,痴心日炽,结为幻影,牢不可破”。

然而,既然王肇基当死,丁文彬自然也不能因精神问题免罪,乾隆上谕将他凌迟处死,家人也被牵连,哥哥、侄子等人都被斩立决。

又过了两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山西学政蒋元益也碰到了一位精神病患者。此公名叫刘裕后,所献之书名为《大江滂》,其中自比圣贤仙佛,还把自己的父亲比作帝王。这样的“忤逆”,自然被下狱审讯。审讯之后,发现其人是因为父亲落入黄河溺死,他悲伤至极,遂至疯迷。案子报送乾隆后,被批准处以“杖毙”,也被乱棍打死。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在陕西省,一个已经患精神病七年之久的名叫王寂元的和尚,向陕西学政衙门投了一篇自己写的神佛降世的歌谣,结果被拿获审讯,由乾隆皇帝降旨,说其人“胆敢丧心编造逆词,肆行煽惑,且敢将逆书向学政投掷,狂悖已极”,判处凌迟,其家人也被株连,两个儿子,两个侄子被处斩,其余家人被没为官奴。

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一个名叫柴世进的人,向两淮盐运使赵之璧投送三封揭帖,里面都是攻击时政之语。被擒获后发现,这也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因为早年儿子夭亡而发疯。乾隆认为,虽然柴世进“系疯狂丧心”,但“此等怙病妄行,实足诬民惑世,其人究不可留”,于是下令“即行杖毙”。

以上五起案件,都是抓了就杀,还有两起相对宽容一些。一起是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因三次科考都未得中而得了疯病的山东德州生员杨淮震,因为幻想着献策得官,将先前从旧书摊上购得的一本《霹雳神策》献给知州宫懋让,宫懋让见其疯癫,便只是将书烧了,命杨家人将杨淮震领回管束。岂料,山东学政谢溶生闻听此事,便向乾隆皇帝上奏,说杨淮震所献之书涉及“炮火”,有造反嫌疑,乾隆下令重审。所谓《霹雳神策》,不过制造花炮的工具书,怎么挑也没什么悖逆之语,何况杨淮震还是个疯子,算得什么大事?可在从重从严的基调之下,杨淮震还是被革去生员,打了一百大板,宫懋让也被参劾,“听候议处”。另一起,是乾隆二十六年,浙江常山的老生员林志功自撰《诸葛亮碑文》,将碑文呈给知县饶晋均。这碑文也是满纸荒唐言,经过审讯,发现这林志功已经70岁了,28岁时因为屡试不第再加上妻子、长子先后病亡,导致精神失常,有42年的精神病史。虽然这种“造谶纬妖书”的行为不可饶恕,但可能是可怜他已经年逾古稀,便由乾隆开恩,判处在原籍“严加监禁”。

杨淮震被打得半死,林志功被终身监禁,虽然也算得一个“惨”字,但相比前面的五位,已经算是幸运了。

既然明知道这些人贩都是“病废”、“痴心日炽”、“疯狂丧心”,可为什么就要如此较真,就不能说一句不和疯子计较而网开一面吗?

有人说这是因为乾隆本人残忍,有人说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外来政权的“不自信”,还有的说是基于“杀鸡儆猴”的策略——连疯子都不放过,何况正常人,大家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

都有道理,但似乎也都缺点什么。

乾隆在皇帝这个群体中算不得仁慈,可也不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暴君,而且其人很注重名声,和疯子过不去的事情,“有损圣德”,他不会不明白;乾隆皇帝继承父祖的丰厚遗产,其在位期间,大清帝国的国力最为强盛,对外有“十全武功”,对内建圆明园、修《四库全书》、六下江南,一派盛世景象,一般百姓也还能安居温饱,再加上顺、康、雍三朝近百年的统治,所谓“华夷之辨”已不再是主流,要说还神经过敏到连疯子也不能容忍,似乎不那么说得过去;要说杀鸡儆猴,乾隆一朝一百三十多起文字狱,吹毛求疵而杀戮惨重的案子有的事,似乎也必要用几个疯子来“立标杆”。

而若把时间向后退一百多年,从一位疑似神经病患者的作为,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在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执政时期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一个历经三次科举,连个秀才也未能考中的25岁老童生大病一场,昏迷了七日,而在苏醒后,“俱讲天话”,说“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非但如此,他还一改往日“才子气”,而变得“默然静思,行止肃然”。

六年后,再次应考落第之后,这位老童生干脆宣称“不穿清朝服,不考清朝试,自己开科取士”。

这不仅是胡说什么“天话”,而且还要造反了。不过,此时已不是乾隆时期,大清国内忧外患那么多,莫说疯话,就是货真价实的文字狱也已经无人问津了。这位老童生的奇怪言行并未引起官府注意。

可正是这位老童生,最终掀起了一场波及半个中国的大动乱,建立了一个长达十四年的神权政权,差点将大清朝一举扳倒。

不错,这位老童生便是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近代史家罗尔纲先生便认为他那次大病后满嘴天话,而且一改往日行为习惯,就是因为屡试不第造成的精神失常。而且,这精神病似乎终其一生也未能痊愈,后来一口气封二千多个王,破了古往今来封王记录;湘军兵临城下时,面对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他仍是满口天话:“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这么看来,乾隆皇帝对精神病患者的“绝不宽恕”,是有着先见之明的,那些看似疯魔,满嘴“天话”的人,弄不好就有着极大地号召力,因为他们敢说他人所不敢说,做他人所不敢做,而且能持之以恒,百折不回,一旦有人跟随,破坏力可是惊人的。

不过等等,道、咸年间,大清帝国国势衰颓,百弊丛生,而道光、咸丰两个皇帝能力又不足,所以才能让洪秀全有发挥的余地。那乾隆时代可是盛世,而乾隆皇帝也算能力超群,雄才大略的皇帝,难道会担心自己的江山会被一个满嘴天话的精神病患者搅乱甚至推翻?

自信满满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他一手操持的治国方式却让他欲罢不能,身不由己。

乾隆的“乾纲独断”在中国的三百多位皇帝中是相当突出的,对他而言,属下的官员最好不是臣,而是吏,因为臣出自于士,是要有主见的,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也就是“天下为己任”,这就影响了自己明君圣主的作为,因为只有昏君才需要名臣啊。所以,他的御下方式是“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那么君臣关系也便是“主上之遇大臣如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了。但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有独立意识,尤其是做了官,掌握了权力,总还是会想着有所作为,皇帝身居庙堂,该怎么限制这种倾向呢?首先是制定严密的法律,对官员的行为进行把控——“法网常密矣,各部、院、寺之则例也,吏、兵二部之处分则例也,大清会典事例也,皇帝之谕旨也,莫不于官员之行为,示以应循之轨则,标揭正误之准抵”。而法律之外,再设置一种互相掣肘,互相监视的机制:“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抄,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

中国传统的官僚机构,本就因为专制主义的统治规律会逐渐僵化,乾隆的这种作为,使得僵化的速度极快,乃至于“天下无巨细,一束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行一谋,专一事”。官员们都被管死了,管呆了,全国也就剩下“吾皇圣明”了。可这也导致了官员的因循苟且,凡事得过且过,皇帝也就不得不事无巨细均要有所闻,均要亲自处理,并且还要不时的制造一些重大案件来敲打一下。

官员们太有主见了,会触犯皇权,而太因循了,也会让皇帝不满,真可谓无所适从。

管理官员如此,而管理百姓,乾隆皇帝也大同小异。通过大兴文字狱,使得民间告讦之风盛行,邻里纠纷、债务问题乃至男女私情、一时口角,都可能导致被告发“藏有逆书”或“语有悖逆”,弄得鸡飞狗跳,人人不安。

这样的政治环境,如果是在人丁不旺,土地尚有宽绰的时代,也还不会有太大问题。可乾隆年间“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曾,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已经是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虽一时还不至于呼号于饥寒,但普遍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流离于生产之外的游民逐渐增多,“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于是,人们都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即使牺牲别人来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被视为是理所当然。

孔飞力的名著《叫魂》便是从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一起妖术大恐慌事件入手,系统的分析了皇帝、官员和百姓是如何“通力合作”,将一个子虚乌有的妖术害人传闻,演变成了波及全国的大迫害。而归根结底,不过是百姓因为不安全感而相信一些外乡人会利用妖术侵害自己,从而肆意迫害比自己更为弱势的游民(乞丐、游方的出家人等);官员因为因循和自保,并不调查辟谣,便严厉惩处妖人,导致恐慌蔓延;而皇帝因为不满于官员的慵懒和不负责,亲自参与进来,下旨在全国各地对叫魂事件进行清剿而力求抓获主谋,官员们为了迎合上意,便变本加厉,大力捉拿各地的“妖人”,但“妖人”本不存在,这样的严打,反而使得恐慌更为严重。

盛世的阴影之下,皇帝有着“诡气”——不信任官员且防民如防贼,官员崇尚“暮气”——以糊弄皇帝压制百姓为务,而整个社会充满着“戾气”——道德沦丧无安全感,所有人都在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如同一个充满了气的气球,稍有一点刺激,便会崩裂,而崩裂的后果无人可以预测。

所以,任何不安定因素都要强力扼杀,即使你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喃喃呓语,也是不能放过的。

也许,这才是乾隆对精神病患者“绝不宽恕”的原因吧。

不得不说,乾隆皇帝是一位强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仍能以一己之力有效的掌控着帝国。而在他死后,他平庸的儿孙没有他的能力,却继续效仿他的统治方式,在“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的一片祥和之中,大清帝国这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与十九世纪迎面撞上,日不落帝国炮轰国门,拜上帝教起事于南垂,终于“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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