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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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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

作者: -上传日期:2014/2/6

马良与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

作者:马廉祯——《回族研究》

 


  摘要:马良是民国初期一个重要的回族人物,政治上一错再错,无可救药。但在近代武术的发展与转型上做了一些事情,至今还有一定影响。他的“中华新武术”是武术近代化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使“武术”一词得以确立,并对以后“国术”也产生了影响。他创办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是民国时期最早具有全国规模的武术活动之一,对武术的发展同样也有探索实验之功。马良的武术活动带动了民国回族武术家群体的涌现,这是近代回族武术史上重要的一页。
 

 关键词:马良;武术;回族武术家;中华新武术
  

  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军阀纷争与割据,使国家乱象丛生,濒于分裂,人民陷于水火。但千年帝制的终结与民治的初始,赋予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宽松与自由,使民初的那十多年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中最为斑斓多彩,也最富有生机的时段。涉及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各种关键议题,如政治体制、经济格局、教育模式、传统文化的承接与转型等,在北洋时期无不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新旧交叉,良莠杂陈,在纷乱的局面之下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也正是时下对北洋时期历史问题的研究不断趋热的原因之一。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身体文化与民间健身活动的主要方式,在北洋时期也经历了近代化转型的洗礼,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团体、体系与人物,如创办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与霍元甲、陈公哲,创立于济南的中华新武术与马良,创办于北京的北京体育研究社与许禹生,创办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李瑞东、马凤图,创办于上海的致柔拳社与陈微明等,都是在北洋统治时期演绎了各自的辉煌,奠定了以后的事业。这其中,马良与他所创立的“中华新武术”(以下简称“新武术”),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体育转型中最具特色,同时也是对中国武术后来的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案例。
  关于马良与他的新武术,体育学界已有过一些探讨。多数学者都认同,马良的新武术是武术近代化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这其中,体育史学界倾向于将新武术视为一场以武术为主要载体,推动传统体育现代化转型的社会运动;而竞技武术研究者则认为,新武术是以传统武术动作与西方兵操“带数口令”结合创编的教材或教科书。少数学者持否定意见,甚而认为,马良推广新武术,实际是假提倡“国粹体育”之名,行抵制奥林匹克运动、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之实。笔者以为综观目前的研究整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但仍有其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定的纵深空间,也就是说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以求得史实与认识上的进一步提高。
  本文对马良一生的武术事业做系统回顾,并对新武术在近代中国本土身体文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遭遇到的问题,进行适当分析与评判。马良是近代最有影响的回族人物之一,是一个荣辱交集、毁多誉少的复杂人物,对他的专题研究也有益于近代回族文化史、特别是身体文化史的深层解读。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中,回族武术家群体的作用十分显著,在许多方面扮演着引领风气的角色,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乾隆皇帝所谓“性多拳勇……每出将种”的层位。这一现象的形成,马良亦与有功焉。所论或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从B氏体操到中华新武术
  马良,字子贞,祖籍河北清苑(属保定市),回族,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早年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戎马半生,官至中将军衔。北洋时期,马良属于皖系军阀,1919年出任济南镇守使期间,因镇压学生请愿,逮捕杀害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山东惨案”,以此而恶名昭彰,遭到举世抨击。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皖系溃败,马良也失去地位,后曾出任段祺瑞政府的高等军事顾问等职。抗战时期,马良腼颜事仇,投敌附逆,先后出任济南维持会会长、汪伪山东省省长、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捕,病殁狱中。
  马良一生大节有亏,但他热衷于中国武术的近代化改良事业,进行了许多普及与改良尝试,在推动以武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上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作为军人,马良是近代第一个通过行政途径推动传统武术转型与发展的人;其次,他的“中华新武术”是近代第一次通过现代体育的思维与组织形式,对传统身体练习方式进行现代体育化改良的尝试。再次,作为一名回族武术家,他对武术事业的提倡对于近代中国回族武术家群体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所以,参与镇压爱国学生,抗战中又沦为汉奸,这就笃定了马良在近代中国史上反面角色的身份。但就事论事,在推动中国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上,马良所做的贡献也应给予客观评价。
  马良推动中国武术的传播与近代化转型基本上与其军旅生涯是同步开始的。据1924年马良所著《保阳马子贞氏振兴武术体育之经过纪略》载,早在1901年担任山西武备学堂教习期间,他就以自己创编的武术教材进行教授。因其武术教材实用而具有本土特色,被时任山西巡抚赵次珊赞夸为“马氏体操”。此后,马良驻军保定,先后担任直隶陆军速成学堂教习、常备军第三镇辎重营管带官暨本镇镇参谋官等职,期间不断改进自己的武术教学。1905年春,马良调驻北京,任近畿第六镇正参谋官。时值段祺瑞掌管第六镇,段、马是北洋武备学堂时期的师生,所以非常支持马良的武术实验,令马良向镇内士兵教授“率角术”,即中国式摔跤。这为马良武术教育思想有系统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为此,马良特邀请保定的摔跤名家马庆云、王维翰出任教习。二人与马良师出同门,均为近代著名摔跤家、武术家平敬一先生的弟子。
  1907年春,受前陆军讲武堂总办蒋宾臣推荐,马良的率角术被确定为讲武堂学兵营的体操课程。王维翰因技术出众而出任教习,训练来自北洋各镇协的官长目兵。1908年秋,原广州将军、新编陆军第一镇统制凤禹门督练近畿陆军各镇,在校阅第六镇的时候观看了由马良亲自率领的集体摔跤表演。表演非常成功,会后各镇纷纷邀请马良前往教授。随后,马良派遣本镇教习马庆云、王振德、沙金才、孟国春,分赴第一、三、五各镇担任教习。
  1909年以后,马良移驻保定,先后出任第六镇步兵第二十一标、炮兵第六标标统等职。保定是中国式摔跤的重镇,名家辈出。在此驻扎期间,马良不断培养新的摔跤人才,并择优选派至各镇充任教习,逐渐在北洋军队中形成一定影响力。当时执掌第六镇的吴禄贞对马良非常赏识,令马良编写武术和摔跤教材,以便在军中推广。吴是晚清张之洞推荐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的留学生,在日本期间学习过以日本武道为基础的各种军事训练,对于类似日本柔术的中国式摔跤自然颇具好感,并亲自为马良正在试行的摔跤教范稿定名为《柔术教范》。
  1911夏,马良调往山东潍县任陆军第九协协统。山东民风尚武,马良在此招贤纳才,在军中组建了“武术队”,同时着手修订教材,并将之定名为“中华新武术”。这套教材分4科,首先将吴禄贞所定《柔术教范》恢复为《率角科》,另配补《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三种。至此时,马良的新武术体系可以说初步定型,略成规模。民国建立后,1913年,受潍县商学各界支持,马良在县商团资助下建立体育社,开始在当地各学校教授新武术。这也是新武术第一次从军队系统走向民间,开始以普通体育教育的形式出现。
  1914年,马良升至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随着宦业不断提升,马良发展中华新武术的决心与举措与日俱增。他不断邀请各路武术人士,将原“武术队”扩展为“军士武术传习所”,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马良技术队”,专事各种武术的研习与培训。得益于马良政治地位的保障,技术队在当时吸引了众多鲁、冀、豫地区的武术名家前往。其中如杨洪修、张学生、张凤岩、王振山、尹占魁、李大德、王子平等。从目前所知的技术队人名中,不难发现,马良的技术队虽以武术为大概念,却主要由擅长摔跤的武术家组成。这一特征一方面是由于马良对摔跤的偏爱,同时也说明,当时北方民间摔跤与武术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
  1915年,经时任国务总理的前山东将军靳云鹏和山东巡按使蔡儒楷共同提议,中华新武术作为体操教材在警察系统和部分学校中施行。至此时,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已经成功从军队走向民间,开始更大范围的社会传播。为了获得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更为广泛的支持与接纳,马良开始主动与知识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接触。为此,马良时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前来参观。如1916年12月,马良就曾邀请行经济南的梁启超一行到省署参观武术表演。梁看后也大为感慨,并允诺回京后向大总统徐世昌荐言提倡武术教育。梁启超早在光绪年间就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近代提倡中国军国民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一直推崇备至,后集结成书时还专门为其作序。
  同一时期,马良还邀请过时任中华民国全国基督教青年总会教育股主任的余日章前往济南参观,并由此结识了江苏教育会主席黄炎培。黄炎培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主张以实用性为主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本人十分热衷体育。黄对江苏当地的体育发展更是格外关注,1913年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时制定《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还专门提到“江苏以病文弱闻久矣,习也,非性也。……宜立体育总机关,专授各种体操、射击、中外柔术、弓术、剑术、马术、水泳、漕艇、各种游戏之属,俾中学校、师范学校体操教师悉出于是;渐进及于各县,立分机关,俾小学校体操教师悉习于是;渐进及于一般社会”。所以,兼具锻炼与本土文化特征的中华新武术一出现就立即获得黄炎培的赏识。
  在黄炎培支持下,马良派遣尹占魁、于振声担任教习在江苏全省的体育传习所传授中华新武术。同时,马良也积极介入黄炎培的各种社会活动,进一步扩大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如他曾于1919年,与蔡元培、严修、伍廷芳、张元济等政、教界人士一同,签名参与黄炎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宣言书草案发表。
  从当时国内体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马良选择基督教青年会的余日章,并由此获得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无疑经过了深思熟虑。清末民初的江苏省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活跃的教育团体,同时也是受美国影响最深的中国教育团体之一,特别在现代体育的传播与推广上,该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江浙沪一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由此使江浙沪一带成为我们引进美国式的教育最为重要的地点与试验场。
  马良选择获得基督教青年会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所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体育思想与形式;另一个方面,美国的教育思想倡导教育形式多元化、鼓励通过实验来进行教育改良,这不但为“中华新武术”在江苏省各地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可以由此争取到更多教育界的认可。而身居济南镇守使高位的马良对武术的积极提倡,以及主动接触新式教育的种种举措,也确实为“中华新武术”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在马良等人努力下,其中有关军国民教育的施行方案出台,明确规定“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令“各学校教科书,宜揭举古今尚武之人物……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随后,马良即于1917年编定了《中华新武术》系列教材。其中,《摔角科》《拳脚科》编辑成书后送教育部审定,接纳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参考教材。1918年初,众议院还通过了议员王讷提出的《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到1919年,教育部召集召开中学校长会议,进一步议决通过《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案》。同一时期,棍术科、剑术科也先后完成,整套书更邀请黎元洪、段祺瑞、梁启超等社会名人为各科作序。
  二、中华新武术与土洋体育之争
  《中华新武术》获教育部的审定推行,迅速进入学校,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当时纷纷扬扬的武术热。对此,当时就引发争议,这一争议后来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史上著名的“土洋体育之争”。这是一场以现代西方体育和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传统体育,二者究竟谁应成为中国体育的主流的争论,前后延续了将近20年。
  对于这场争论有支持者,有反对者。一向倡导“中华武士道”的梁启超,是支持者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华新武术》的序言中,不仅给予充分肯定,而且还有一番发挥之词:
  前过济南,获观操练,超距、拍张俱见精彩。所愿国中各校列为课程,使人人有自卫之方,而尚武之精神出矣。抑又思之,泰西火器穷极精利,物穷则返,理有固然。齿以刚折,舌以柔存,倘技击日精,安知无以柔制刚之一日。知天人消息之微者,或不河汉斯言也。
  这些观点的迂怪是显而易见的。以梁氏的名声之大,竟有如此肤浅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给马良帮了倒忙,这也应是招至新派人物强烈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蓬勃兴起,传统文化正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批判。因受“庚子拳乱”的负面影响而沉寂已久的民间武术又活跃起来,而且是一面高扬“数千年秘密之绝技”的旗帜,一面又借用西洋与东洋的“体操”、“体育”之名出现在社会上,并且堂而皇之地走进学校,这个现象立即引起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领军人物的关注与批判。
  鲁迅是最早作出激烈反应的人之一。1918年11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第三十七》,对“新武术”、“中国式体操”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语虽尖刻,但他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核之处:
  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听说其中好处甚多,重要的举出两种来,是:一,用在体育上。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须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验’。无如竞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二,用在军事上。中国人会打拳,外国人不会打拳。有一天见面对打,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阵‘乌龙扫地’,也便一齐扫倒,从此不能爬起。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我想(他们不曾说明,这是我的‘管窥蠡测’),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即内功?)。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且看这一回如何。
  《随感录第三十七》的要点是将“新武术”与清末的义和拳运动相提并论,对武术界的虚妄假托极表反感,一句“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将这种反感表达到了极至。鲁迅怀疑“教育家”们提倡“新武术”与“满清王公大臣”提倡的“义和拳”,实际是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封建文化;“体育”无非是个名号,最终还会堕入“枪炮打不进”的愚昧境地。在体育作用上,他更钟情于西洋体育,对“武松脱铐”一类“把戏”表示鄙夷。与鲁迅相呼应,陈独秀的批评之声同样尖锐且更为具体。1918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直接攻击马良的新武术“和义和拳一模一样”,他说:
  济南镇守使马良所提倡的中华新武术,现在居然风行全国。我看他所印教科书(曾经教育部审定)中的图像,简直和义和拳一模一样;而且他所作的发起总说中,说道:‘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良蒿目时艰,抚膺太息,……’岂不是对于义和拳大表同情吗?
  陈独秀仅凭图像就确定“一模一样”,实在有些武断。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中国的“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他反对的只是“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的风气。这表明他的着眼点主要是中医、武术的“不科学”。应当承认,当时的民间武术练习者普遍文化不高,传习者很容易走上神乎其技的奇谈怪论,这是事实,陈氏的批评不是空穴来风。可是,他的批评走向极端,不但对拳术,具体说是对马良的“新武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而反对一切激烈的竞赛活动。在《青年之体育》中,陈氏明确表示反对青年练习拳术,认为练习拳术不但有悖于生理上“平均发达的原则”,而且心理上“助长恶思想”。
  鲁迅、陈独秀等人批评言论,不仅否定中国武术的体育价值,对马良的试验也予以否定,而且动辄以义和拳(团)与一切武术活动相类比,鄙薄之情跃然纸上,这自然引起武术人士的不满。精武会创始人之一的陈铁生还主动参与了讨论,与鲁迅有关一、二个回合的笔墨官司,显非鲁迅对手。然而马良本人并没有回应,至少尚未发现他本人的辩解文字,可能马良并没有注意到《新青年》的文章,他周围的武术家又多是文化不高的技术人才,对笔墨官司既不关心也无能作答。而且,对于这一争论,社会反响也并不明显。毕竟武术,乃至体育在那时都不算是新文化运动中广泛为人所关注的议题。新文化运动是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和政治制度,将中国包括哲学、伦理、社会理论、制度等等所有的旧传统彻底颠覆。武术这一类小话题是不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争论的。
  三、中华全国武术大会
  中华新武术自1911年诞生,经过8年的宣传推广,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武术界的一面大旗。然而,随着1919年“山东惨案”的发生,马良的社会声誉受到严重损坏,从而大大影响到中华新武术的发展。特别是在武术界闻名一时的“技术队”更是因为在1919年“山东惨案”中参与镇压与逮捕学生而声名狼藉,为舆情所不容。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至7月下旬,安福系军阀在济南的《昌言报》发文批评学潮,主张武力镇压,言论引发山东爱国学生和民众强烈反弹。7月25日,马良接北京命令施行戒严,与当地爱国团体发生冲突。8月初马良派兵武装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逮捕并杀害会长马云亭及朱春样、朱春涛3人。此举引发山东大规模的学生请愿活动。马良随即进行了镇压。天津《益世报》8月9日刊登题为《马良残杀爱国人民的经过》的文章,记述了“马良率技术队携带全副武装包围回教救国后援会,捣乱会场,捕去会长马云亭等三人。下午一点,在大街率领参战军技术队约四五百人,俱带刀枪、剑戟、手枪、合子炮等游行街市”。马良的强硬政策和亲日言论激起全国性抗议,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声讨“马良祸鲁”之声不断。尽管北洋政府并未因此处罚马良,但马良的社会声誉却一落千丈。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短暂的战争以段祺瑞的全面溃败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皖系军阀最终土崩瓦解。马良被剥夺了军政权力,由此根本上丧失了维持中华新武术发展的能力,使本已初具形态的中华新武术一时间人气大失,颓势尽显。于是,为了弥补和挽回自己在中华新武术上已取得的成绩,马良在兵败下野之后并没有忙于寻觅回归政治舞台的机会,而是四处张罗着继续自己的武术改良事业。这一次,在意识到自己无法维系往日的发展渠道,马良便以社会活动的形式重新推动中华新武术的发展,他决定发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就因其特殊的政治局面与地缘关系,形成了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与繁荣的商业气氛,一跃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武术发展最好的城市,武术社团之多,武术社会活动的频密与规模之大,均位居全国之首。所以,选择在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无疑最合适不过的。为此,马良于1922年下旬就专程前往上海,与沪上武术界同仁商议此事。为了保障本次大会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马良不忘借用自己残存的政治资源,专门邀请浙江督军卢永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陆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三人为首批发起人。三人皆出身北洋陆军,且都是皖系军阀背景,卢永祥曾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与马良关系尤深。1923年3月20日,马良正式刊发《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呈报组织及开会情形函》,后于正式发起时,公布了一个包含128人的发起人名单,所涉人士包含政商、教育、新闻、宗教、武术等各界。阵容空前强大。后经商议决定运动大会于1923年4月14至16日在上海举行。
  大会如期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据记载,参会选手与到会人员多达5000人以上。大会名誉会长何丰林、会长马良,担任编配主任的是著名武术学者和进步人士唐豪。整个活动分团体、学校和武术名流3个类别。当时沪上及北京等地参加活动的主要武术团体包括精武体育会、上海武德会、上海公共体育场技击部、中华武术会、北京体育研究社、山东武术传习所等。除此外,东南大学、爱国女校、东亚体育学校、广肇女学等十余所学校的国术部也派人参加。大会特设武术名家表演,参与者包括许禹生、吴鉴泉、刘彩臣、程有龙、王子平、刘百川、高振东、马德英等上百人。马良在开幕发言中指出,举办此次大会的目的,一是为练体魄;二是为壮胆力。“具此二善,一旦用之于战事,是能于枪林弹雨之外,奏出奇制胜之功云”。大会虽受阴雨天气干扰而有所延误,但总体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1923年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是中国近代本土体育发展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它不但是对以中国武术为主体的本土体育形式的一次集中展示,同时极大促进了南北武术界在拳种、理念、组织方法等方面的交流。来自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广东等地的武术家们聚首沪上,较艺论道,这对于后来中国传统武术教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包括摔跤、太极等在内的北方武艺的南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马良邀请下,诸多摔跤名家如张凤岩、马蔚然、王子平等参加了大会,他们大多长于武术套路演练,精于摔跤对抗,这使当时仍然以套路演练为主的民间武术界耳目一新。很可惜大会最终并未设立摔跤等对抗性竞赛,但这些摔跤名家的介入对后来举办中国本土体育竞赛活动做出了有益探索,更为后来以“练打结合”为特征的张之江“国术”体系埋下了伏笔。
  对于马良本人而言,发起此次大会是他政治失势后试图借助于社会力量,继续自己武术事业的不得已之举,当然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西方现代竞技运动在中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但成为学校体育的主流,且通过体育竞赛与社团的扩展,成为全社会追捧的风尚。而武术等传统体育若想在社会发展中获得生存,只有通过相似的途径来推动武术的社会化与体育化发展。然而,长久以来民间武术以套路演练为主,传统武术自身缺乏合理竞赛体制,使民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武术运动会大都缺乏合理的竞赛方式与制度,大多以表演代比赛方式进行。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从本土体育近代化转型的总体来看,只是对西方体育的粗略的模仿,是本土体育近代化转型最初的过渡性产物。
  有著作将这次大会认定为是武术“采用西方体操表演竞技形式的一次尝试,是武术独立步人体育运动的前奏曲”,这一论述是不准确的。因为,在活动性质上,本次“运动大会”实则是一次大聚会,活动自身既无评比,更无竞技。正如活动章程所指“本会由各界并武术团体、武术专家共同组织,专事表演各种武术,毫无比赛性质。”同时,套路表演从来就是中国武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出现的时间大大早于西方体操表演,所以不存在模仿一说,在时间上,同类型的武术套路表演大会早已出现。如始创于1911年的精武体育运动大会至1923年,已先后举办过若干次,且规模、组织成熟度并不亚于“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之所以有此论点,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竞技武术研究者曾试图将中华新武术视为是以表演评比替代客观竞赛的“官办竞技武术”的前身,这是当代竞技武术权威教材与著作普遍持有的看法。其实,此说法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竞技武术尽管是以套路演练为基础,但其组织、训练、竞赛的模式则实为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技巧和体操运动为蓝本重新设计的新武术,甚至可以被视为是西方技巧运动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北京体育学院的武术系曾被合并为“体操武术系”的内在原因之一。某种意义上,现代竞技武术是与艺术体操中的圈操、棒操、绳操等更为相似的类舞蹈运动项目,与传统武术之间的关联度非常有限。
  结语
  研究近代中国本土体育的转型,马良与中华新武术是关键点之一。中华新武术的萌发与成长经历了晚清至民初的时代变革,对于本土体育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实际上,中华新武术可以说是晚清新军训练中“中体西用”的产物,它是在参照德式兵操的编排与练习方法之下,对中国武术的一次改良尝试。马良的立足点是要对民间武术有所改革,推陈出新,使之成为中国自己的体育内容,以与西洋体育分庭抗礼。概括而言,一是遵循删繁就简的原则,将门派丛生、套路繁杂的民间武术简化为拳脚术、棍术、剑术几个代表性科目。二是依据山东、河北的武术传统,将摔跤纳入“新武术”中,以弥补传统拳术没有制度化赛制的缺陷。三是仿照西式体操的训练模式,使之摆脱旧式的师徒传授方式,转而进入学校,求得规模化的教学效果。当然,马良的做法尚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理论上有不少陈旧乃至虚妄的东西。客观地说,“新武术”本质上具有传统武术向现代转型的试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后来张之江“国术”的先河,可以被视为是近代中国武术主动走向体育化的起点。
  回顾马良一生的武术事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以马良为首的鲁、冀、豫回族武术家群体的集体亮相。早在组建“技术队”期间,就曾有一批回族武术家聚集在马良身边,其中不乏后来蜚声海内外的武术大家,如王子平、马蔚然、平敬一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一直活跃于中国武坛,成为现代中国武坛的重要力量。1923年武术运动大会后,唐豪、向恺然等人编纂出版《国技大观》一书,就本次大会以及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武术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与总结,其中唐豪、马西民所撰《记十八武术专家》一文挑选出本次大会所公认最权威的18位武术家逐一进行介绍。他们包括翟殿臣、杨德卿、杨吉堂、高凤岭、马蔚然、刘彩臣、于斐堂、秦鹤岐、许天和、杨钧韵、阎奎元、李蔚亭、王章武、王福田、程海亭、张凤岩、吴鉴泉、何玉山。18位武术大家中有4人为回族。其中,张凤岩、王福田、马蔚然三人均为近代著名摔跤家平敬一先生的弟子。而第4位回族武术家则是河南安阳的何世昌,字玉山,也就是已故著名武术家何福生的祖父。从此可见,马良的武术事业对于近代中国回族武术家群体的崛起、凝聚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马良毕竟是一个思想陈旧、作风固陋的北洋军人,由他发起近代中国武术的转型并担任主将,虽然是历史条件使然,也必定会有它的局限性。虽然,他改旧图新的目光和勇气值得赞赏,但在对武术的价值定位上,马良过渡拔高了其军事作用,且多有附会虚夸之词。特别是马良对政治资本的过度依赖,使中华新武术自诞生起就先天不足,改变无法适应社会化发展的大环境。所以,随着1920年后马良的失势,中华新武术的发展也随之迅速萎缩。至国民政府时期,马良和“新武术”已销声匿迹,马良本人早成了过气人物,只能依附在张之江麾下,扮演一名跑前跑后的帮衬角色。代之而起的是张之江和他一手建构的“国术”体系。抗战爆发后,马良最终选择走上卖国求荣的汉奸之路,还曾于1940年代表汪伪政府率“中国武术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武道大会”。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给中国武术界带来巨大耻辱,此事昭然若揭,至今令人为之作呕。
  然则,我们仍然应当注意到马良与中华新武术在近代民族体育史上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西方体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本土体育的发展仍然面临步履艰难的困境时,总结中国近代民族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吸取马良等早期中国本土体育实践者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沿着重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体育系统的方向继续前行。我们研究马良等人在近代中国武术改良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挖掘其有益于现实的资源,使之成为中国民族体育前进的参考,应该说这是一项不无意义的事情。 

 

鲁迅在1919年3月2日又写了一篇《拳术与“拳匪”》作公开“答复”:
  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
  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篇内已经举出:《新武术》序说,“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序中的庚子,便是《随感录》所说的一千九百年。可知对于“鬼道主义”明明大表同情。要单是一人偶然说了,本也无关重要;但此书是已经官署审定,又很得教育家欢迎,——近来议员又提议推行,还未知是否同派,—一到处学习,这便是的确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我也知道拳术家中间.必有不信鬼道的人;但既然不见出头联斥,排除谬见,那便是为潮流遮没,无从特别提开。譬如说某地风气闭塞,也未必无一二开通的人,但记载批评,总要据大多数立言,这一二人决遮不了大多数。所以个人的态度,便推翻不了社会批评;这《随感录》第三十七条,也仍然完全成立。

其次,对于陈先生主张的好处,也很有不能“点头”的处所,略说于下:
  蔡先生确非满清王公。但现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实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为不对。
  陈先生因拳术医好了老病,所以赞不绝口;照这样说,拳术亦只是医病之术,仍无普及的必要。譬如乌头附子,虽于病有功,亦不必人人煎吃。若用此医相类之病,自然较有理由;但仍须经西医考查研究,多行试验,确有统计,才可用于治疗。不能因一二人偶然之事,便作根据。
  技击术的“起死回生”和“至尊无上”,我也不能相信。东瀛的“武士道”。是指武士应守约道德,与技击无关。武士单能技击,不守这道德,便是没有武士道。中国近来每与柔术混作一谈,其实是两件事。
  美国新出“北拳对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们于各国的书,都肯翻译:或者取其所长,或者看看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举动;这是他们的长处,中国一听得本国书籍,间有译了外国文的,便以为定然宝贝,实是大误。
  Boxing的确是外国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国的打拳;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不会”。正如“拳匪”作Boxer,也是他们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说外国也有“拳匪”。
  陆军中学里,我也曾见他们用厚布包了枪刃,互相击刺,大约确是枪剑术;至于是否逃不出中国技击范围,“外行”实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冲锋,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所以写了这一条随感录,稍能提醒几个中国人,则纵令被骂为“刚毅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13)
  从以上鲁迅辨解文章中可看出,因为马良写的那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曾经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而且《新武术》序说过一些肯定义和团利用武术的话如:“世界各国,未有愈于中华之新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所以鲁迅就坚持认为”:1.推广武术便的确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正是‘鬼道主义’精神;2.即使拳术可治病健身,却“仍无普及的必要”;3.即使拳术可用于军事,也“当在陆军中教练,正不必小学和普通中学都来练习”。
  总之,鲁迅坚持反对“大有中国人非此(指武术)不可之概”——即不应在中国人中宣传、普及武术这一“国粹”。(绿色部分文字的作者为郑光路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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