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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开玉.东汉灭“成家”“屠成都”与刘禅不战而降

作者: -上传日期:2014/2/22

东汉灭“成家”“屠成都”与刘禅不战而降_罗开玉

(2011-12-12 10:21:38)
标签:

军事

东汉灭“成家”“屠成都”与刘禅不战而降-——刘禅新论二   

 

                            罗开玉

    (本文已正式发表在《襄樊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10—16页)

     

    综观刘禅一生,所谓“扶不起的阿斗”,主要是嘲讽其不战而降。刘禅为何不战而降?有些因素,笔者此前已作过一些探讨[1]。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吸取了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教训,主要是从保护巴蜀百姓出发,在最关鍵的时刻、在面临江山社稷和他统治的百姓安危二者只能选一时,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

 

一, 东汉灭“成家”与“屠成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刘禅前约两百年,同样在巴蜀这片土地上、同样在成都这座城市,曾发生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政权保卫战,曾发生过大规模地屠杀百姓和屠城事件。

王莽末年,公孙述在西蜀建立了“成家”(公元25—36年)政权。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今陕西茂陵附近)。父公孙仁,成帝末年为侍御史。公孙述早年以才能著称,先后曾担任太子舍人、郎、河南都尉、天水郡清水县长、中散大夫、导江卒正[2]等职。王莽大乱时,公孙述于建武元年(25)四月,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家”,都成都[3]

公孙述曾极积外拓。建武二年(公元26年),北取汉中,并于当年底亲率数十万大军进驻汉中,欲御驾亲征,北取三辅[4],后败于刘秀“以陇制蜀”的战略。此后,又寄希望于东出。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三月,公孙述派田戎与将军任满一道率兵出江关(今奉节),攻至临沮(今远安北)、夷陵之间,招集旧部,重振旗鼓。又发兵攻打荆州诸郡,一时影响很大,刘秀曾因此诏隗嚣攻蜀。但蜀军在荆州各地受到顽强抵抗,最终败归。建武九年春,公孙述派翼江王田戎、大司空任满及南郡太守程汛,带数万大军,分别乘肪船和竹筏,顺江而下。大军出江关后,先后击败汉军守将冯骏、田鸿、李玄等部,攻占夷道(宜都)、夷陵、控制荆门、虎牙二山,在荆门江上架起浮桥、斗楼,又在江中竖立攒柱,阻绝水道,在大江两边山上结营建寨,以拒汉军。汉大将岑彭多次率军攻击蜀军,欲夺回失地,皆告失败。

    刘秀扫平陇地后,即开始做伐蜀的准备。在东线,自建武九年蜀军东拓得手后,汉军便在南郡一带大造战船、训练水兵,同时调大将岑彭迅速从陇地至南郡前线,为最高军事长官,作好了反攻的准备。

从刘秀的整个战略看,巴蜀虽远在西南,但北连关中,南控滇黔,任其长期割据,必会影响此二地区;又该地自秦以来,发展迅速,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收复该地,有利可图。再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和重名轻利的观念看,东汉王朝若不收复巴蜀,则国土不全,对中兴皇帝刘秀,声誉有损。巴蜀的割据地区虽小,但一遇朝廷内乱,便可能影响全国,不利长治久安。刘秀平蜀,势之必然。再者,陇地平后,西蜀的北庭大门已被控制,而益州郡(今云南)、牂柯郡(今贵州)早巳遣使降汉;南方广大地区,亦已降服,此时以大军攻蜀,在路线上可数路而发,稳操胜券。建武十年冬,刘秀在洛阳布置方略,以水陆两军攻蜀:岑彭、吴汉率军从南郡出击,由长江水道攻蜀;中郎将来歙率大军从陇道攻蜀;水路先攻,待蜀军主力抽到东边后,北路再攻;两军互相配合,取钳攻之势。至于兵员、粮草问题,鉴于交通运输的高度困难,汉军则准备沿途就地解决,变敌有为己有。值得注意的是,刘秀克蜀的战略中,始终未征调早已归顺的益州郡、牂柯郡兵力从南攻蜀,反映出他的自信,也说明他对这些地区尚不十分放心。(图一)

公孙述的战略布置是:他坐镇成都,居中指挥;第一道防线:命熟悉陇地的王元、环安分别驻守河池(今甘肃微县)、下辨(今微县东),保卫北大门;由熟悉南郡的田戎、任满、陈汛等,凭险坚守荆门(今湖北宜昌东)一线,保卫东大门;若第一道防线失守,即退至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一线构筑。保卫成都的第二道防线,在江州(今重庆)一带构筑控制长江水道的第二防线;同时在成都及附近广积粮草,准备长期坚守城池,以待天下之变,为第三道防线。总之,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既不打算投降也不打算朝川西高原民族地区撤退。

建武十年(公元34年)冬,刘秀制定好了攻蜀战略,总的说来是分水陆两军先后攻蜀。待水路军有望后,陆路再发兵。

水路各军,开始向南郡汇集。大司马吴汉于十二月,征调南阳军士三万人,乘船泝江而上,先期直抵荆门。又征调桂阳、零陵、长沙等地熟悉水性的“委输卓卒”[5],及武陵、南郡兵士共六万余人,战马五千余匹,汇于荆门。稍事训练后,即发动攻击。开始几次进攻,皆失败而归。水路的主要征蜀将领是吴汉与岑彭。他二人间本有一些矛盾,几次攻蜀失利后,又有所发展。这时,汉军军粮运输发生困难,为节约粮草,吴汉欲遣归三郡卓卒,但善水战的岑彭却不同意。二人争执不下,告到刘秀那里。刘秀只好撤下吴汉,由岑彭一人全权负责水路攻蜀。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闰三月,岑彭水军“敢死队”逆流而上,直冲蜀军浮桥,火烧桥楼。蜀军大乱,被溺死者多达数千人。“成家”将领王政斩任满头降汉,成家南郡太守程汛被俘。岑彭挥军直入江关(今奉节),又发布军令,严禁兵士骚扰百姓。汉军一路所过,百姓多宰牛奉酒慰劳。岑彭沿途宣传汉政府的威德,并严令军中不许接受百姓的慰劳等,一路秋毫无犯。沿途山寨都欢迎汉军到来,争先恐后地开门投降。岑彭率军追田戎至江州,一面佯攻江州,一面率大军乘胜取垫江(今忠县〕,破平曲(今合川县南),收取粮草数十万石。

公孙述忙令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大军集结在广汉 (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二地,以防汉军逆沈水、湔水(今沱江)而上。又令将军侯丹,率二万余人守黄石。《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说:“八月,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注:“即黄石滩也。《水经注》曰:‘江水自涪陵东出百里而届于黄石。’在今涪州涪陵县。”岑彭又多张疑兵,命护军杨翕、偏将军臧宫带兵拖住延岑等,他自己则带大军顺江而下,回到江州,逆江上至僰道(今宜宾),再逆都江(今岷江)而上[6]。八月,军至黄石,袭取侯丹,再败蜀军。然后弃舟登岸,挥军奇袭成都平原。

自岑彭袭荆门得手后,光武帝刘秀即命来歙在北路发动攻击。来歙在当地氐人的配合下,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元月,先后攻下河池、下辨(今成县北)。沿途县城守将多降,王元等很快败至平阳乡(今三台西北)一带。蜀大将王元从武都败退后,带军驻守平阳。延岑败逃后,汉军乘胜追击,水军逆涪水而上,直逼平阳。王元见大势已去,只好举城投降。

 汉军攻下平曲后,延岑便带一军守在涪水中游。他把大军驻在涪水支流沈水(今射洪羊溪河)两岸,以控涪水江道。岑彭令臧宫等留在涪水下游,与蜀军相持,他自己则率主力绕道都江攻成都。岑

岑彭留给臧宫的部队,是五万刚投降的蜀军。臧宫挥军进击,大破蜀军。此一战,蜀军被斩首、淹死者多达一万余人,涪水竟成红色。延岑丢下大军,逃奔成都,其部下全部投降,汉军又获得大量兵员和物质补充。臧宫又挥师进军,拔涪城(今绵阳),斩杀公孙述弟公孙恢。公孙述忙派妹夫延牙前往绵竹(今德阳黄浒镇),抵挡臧宫。不料延牙“连战辄北”,被汉军攻破绵竹。汉军又乘胜攻下繁县(今彭县东南)、郫县(今郫县北),逼近成都城四十余里的地方。臧宫沿途收缴公孙述政府发给的五个节、一千八百多颗印绶,沿途官吏、军队,望风而降[7]

田戎于建武十一年三月退守江州。汉威虏将军冯骏率部分汉军和大量降军围攻江州,在长达十七个月的时间里,汉军主要训练降卒,几乎没有大规模地攻城。城内守将斗志渐懈。建武十二年七月,冯骏终于攻下江州,生俘田戎,不久斩之。这就完全扫除了蜀中汉军与外面水路联系的障碍。

  建武十一年八月,岑彭大破侯丹之后,率军昼夜兼程,急行军二千余里,沿途守将不战而降,直到武阳(今彭山)城下。武阳守将公孙永是公孙述的从弟,官至卫尉,官位虽高,却不懂守城之术。武阳被岑彭一举拿下。接着,岑彭又命轻骑部队,直取广都(今双流)。

这在这时,刘秀又展开了攻心战术:修书一封,陈言祸福,劝述投降。公孙述看书后忍不住叹息。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劝述投降,公孙述却说:兴废乃是天命,岂有降天子哉!常少、张隆二人愤慨忧死[8]

  公孙述得知武阳失守,广都被攻的消息后,甚为惊恐,以杖击地:“是何神也!”忙派出一名刺客。刺客诈称为逃亡奴隶,归降汉军。当夜刺杀了岑彭[9]。蜀军趁此机会,迅速组织反攻,夺回武阳、南安等县城。岑彭被刺,刘秀命吴汉接替其职。当初,岑彭率军攻进荆门关入蜀后,吴汉留在夷陵(今宜昌),负责外线造船转运等事务。接着,他又带兵三万,逆江而上,入蜀增援。十二月,他接到诏令后,便星夜兼程,在僰道附近遇上撤下来的汉军。他立刻重整军队,组织反攻。

   建武十二年春,吴汉率军与蜀军争夺南安(今乐山)鱼涪津。津,即渡口。大败蜀将魏觉、公孙永,接着又攻取南安,兵围武阳。

  公孙述派女婿史兴带兵五千前来救援。吴汉即命一军前去迎击。双方在广都(今双流)遭遇。一场厮杀,史兴被斩于马下。蜀军大部被杀,余者作鸟兽散。汉军乘胜复下广都,又遣轻骑骚扰成都,烧毁成都城少城南门外郫江上的市桥。这时,武阳以东的县城、乡镇、村寨争先恐后地开门降汉。成都城内,百姓惊慌,将帅恐惧,时有逾城出降者。公孙述诛灭降者家属,降风依然不止。

刘秀仍希望公孙述出降,再次给公孙述书:往年给你的诏书很多,都是为了开示恩信。你不必因刺杀了来歙、岑彭,怕受连累,有所疑虑;你现在抓紧时机出降,家族尚可保全;若继续迷惑不喻,委肉虎口,我虽感痛哉,亦莫奈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多得;朕不食言!公孙述仍无降意。九月,刘秀又发诏书给吴汉:成都尚有十余万军队,不可轻敌;你要坚守广都,待其来攻?不与争锋;若蜀军不敢来攻,你应移营诱迫之,待其力疲,方可击之。但在诏书未到之前,吴汉早巳自带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在成都城西门外十余里检江(今锦江)北岸驻营(今苏坡桥至黄田坝一带)。令人在检江上建浮桥,以沟通与广都的联系。又令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带万余人驻兵检江南岸(成都城南门外),相距二十余里。刘秀得知此部署后,十分着急,命其火速撤回广都。但诏书未至,战事已发。

  公孙述派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带兵十余万,分为二十多营,一起从城里杀出,从不同方向猛攻吴汉;又别派一万多人攻刘尚,使其相互不能救援。吴汉率军与蜀军混战一日,大败回营。谢丰率军围住吴汉。吴汉感到形势危急,忙召集诸将动员道“成败之机,在此一举”。又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然后在营中多树幡旗,烟火不绝,于半夜率兵渡河,与刘尚合营。谢丰等竟未察觉,天亮后仍分一支军队去江北阻击,他自己带兵去江南攻刘尚。汉军齐出迎战。从早晨一直杀到黄昏。蜀军大败,被杀者五千余人,谢丰、袁吉皆被斩首。然后吴汉率军退回广都,留刘尚坚守江南,监视成都。

建武十二年九、十月间,蜀、汉两军大战于成都与广都之间,反复八次,争夺惨烈,蜀军多败。两军都外出掠抢百姓。战乱一起,当地百姓多夺命外逃。凡留下不走者,或被抢杀、或因饿病等,死亡甚多。百姓、军人尸体,弃在原野,四处皆有,无人掩埋,野狗争吃。

吴汉再次驻营成都城下。公孙述又采用延牙建议,广散金帛,招募敢死队五千多人交给延牙。延牙与汉军下战书,约定时间交战。届时,蜀军以部分人马擂鼓吹角,手举各种旗帜出市桥,宛若演戏。接着,蜀军又以大队奇兵出击,汉军一时大乱。吴汉在混战之中也掉进水里,全靠拖住马尾,从盎底探(成都西门外郫江渡口)逃出[10]。这次汉军损失不少,加之军粮供应不上,只剩七日粮草。另外,自吴汉攻下广都后,原岑彭的部将臧宫一直驻兵郫县,按兵不动,有坐山观虎斗的趋势。吴汉显然也有些气恼,开始准备船只,打算撤军。这时,刘秀委派的蜀郡太守张堪前来劝说吴汉,认为不宜退师。吴汉这才决心最后一战[11]。他只好硬着头皮去通知臧宫,共攻成都。十一月,臧宫驻军成都北门,对成都城形成南北钳攻之势。在此形势下,公孙述仍寄希望于天命。他让人占卜抽签,占书曰:“虏死城下”。他竟“大喜”,认为吴汉等当死。他亲自带数万人出城南攻吴汉,令延岑带军出城北拒臧宫。延岑在城北三战三胜,士气高昂。城南吴汉亲自擂鼓指挥,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双方士兵饥不得食,倦不得息。到下午,吴汉突然调预备队突击,蜀军一时大乱。汉护军高午刺公孙述下马。公孙述身受重伤,被左右救回。当晚,公孙述把兵权交给延岑,然后死去。次日天亮,延岑开城出降。

东汉大军通过约二十三个月的艰苦征战,终于灭亡了这个存在了十二年的“成家”政权”。汉军入城后,即开始屠杀成都城。史载“宫连屠大城”[12],即臧宫军公开、大规模地屠成都,屠杀城内外百姓。公孙述的妻、子及三族、延岑的三族等尽遭夷灭。汉军还放兵大掠城中百姓,屠杀城内外“孩儿老母,口以万数”,并焚烧公孙述所建宫室。光武帝刘秀听说汉军屠成都城的事件后,大怒,为此狠狠批评了吴汉,并立即征调他北返。刘秀还怒骂吴汉副将刘尚道:“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麑啜羮,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13]灭“成家”和“屠成都”时,总共死了多少人?双方的军队死亡多少、巴蜀的百姓又死了多少,这些现在已很难考查出具体数。但仅在汉军进成都城后,灭“成家”的总指挥刘秀自己说“孩儿老母,口以万数”,这个数目只会少,绝不会多。刘秀自己都看不过去了,何况巴蜀当地的百姓?这也可见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也可见汉军的屠城行径在当时影响多大多坏[14]

作为一个割据政权的小皇帝,公孙述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超顽强抵抗,直至最后国灭、城破、家亡、本人战死。这给后人留下什么?第一,汉军平蜀时,巴蜀军队、官吏望风而降,人民宰牛捧酒欢迎汉军的场面,深深地刺激了、教育了以后的割据者。第二,从平蜀之战开始、到最后汉军屠城,整个战略中,双方军队,加上百姓,至少数十万人被杀;巴蜀、特别是成都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空前大浩劫、大倒退。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对公孙述超顽强抵抗绝无好评,留下的只是巴蜀人民恐怖的记忆和世世代代的骂名。

此后巴蜀的割据者,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公孙述的教训。故刘备入蜀,刘璋出成都而降;西晋入蜀,刘禅不战而降。

 

二,主降派主要代表人物谯周

谯周作为巴蜀土著学者和政治人物的代表,在刘禅不战而降的决定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说服了本来打算南撤南中等地,继续抵抗的刘禅,最终在魏军尚远距成都(尚在雒县)便提前投降了。《三国志》作者陈寿系谯周学生。为师美,为师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美德之一。陈寿对老师主降的有关记载,只会记得较少,不会记得稍多。

谯周(公元200--270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阆中)人。其父亲谯为研究《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的著名学者。谯周早年丧父,稍长即沉迷于传统文化与史学。家里贫穷,他不过问产业,常一人诵读书籍,忘寝废食,欣然独笑。他曾拜著名学者秦宓为师,具传其业。稍长,已精熟“六经”,尤善长于书札,颇知天文;身高八尺(约1.888米),体貌素朴,待人诚恳,不修边幅;不善长辩论,但内心反映敏捷,明晓是非。诸葛亮第一次召见年仅二十岁左右的谯周时,大概因其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很不入时,周围好几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待谯周出去后,有关官吏请示是否追究发笑者。诸葛亮说:“我都忍不住差一点笑出来,何况他人!”诸葛亮起用谯周为益州州牧府的劝学从事,主管教育及文化。当时蜀汉只有一州,益州与朝廷的很多政务并未分开,谯周实际上是主管蜀汉全国的教育、文化事务。

谯周擅长谶纬学。在刘备称帝前夕,他曾承担了一个特殊使命,即从古籍、从历史、从谶纬学的角度寻出有利刘备称帝的若干依据。谯周等很快从《河图》、《洛书》、《五经谶纬》等书中查出很多依据,供大臣们草拟劝进表用。正是在此基础上,议郎阳泉侯刘豹为首的众大臣,便呈上劝进表,将《河图》、《洛书》的个别句子断章取义,援以为据,说刘备称帝是早有定数的天命,要刘备“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正式上书要刘备称帝。刘备很快选好时日,在成都登基称帝。

刘备入蜀并夺得政权之际,战乱迭起,教育衰退,官学(州郡学校)基本关闭,民间私学也因战乱而普遍停辍。刘禅时期,调动全国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但当时成都仍设一所太学。谯周是太学的负责人兼教师,曾将较多的精力用于培养学生。他的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著名史学家、写作《三国志》的作者陈寿[15];写作《陈情表》的李密[16];巴东领军、广汉太守罗宪;尚书文立[17]

谯周是三国时期成果最多的著名史学家。正是在谯周的推动下,当时蜀地史学一度相当盛行。谯周从22岁至63岁,先后担任蜀汉的益州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太子仆、太子家令等,主要为政府中管理学政、学者的官员,娴习典礼,谙熟经史,博闻多见,一直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条件著书立说,成果甚丰。其作品主要有:《法训》、《五经论》《后汉记》、《古史考》、《蜀本纪》、《异物志》、《益州志》、《三巴志》等一百多种。谯周《后汉记》是全面记述东汉历史、典章的一部大型史书。规模相当大,以人物传记为主,包括帝纪和一些大臣传纪在内;其次,对典章制度记述较细。绝大多数篇目已经佚失,现可考订的篇目至少有《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舆服志》等。该书为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和研究基础。蜀汉朝廷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学者才有可能较真实地撰写后汉史,而这在曹魏、东吴便容易犯讳。《古史考》,是谯周学术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古史考》在南北朝至唐时期仍保留二十五卷,时人视其为正史,也有人视其为杂史。其主要内容是依据先秦经典诸子,考证《史记》有关记述,纠正其误,间及东京之事,增补有关资料,系我国第一部考据性史学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史记》的专著,南北朝至唐人常将其附在《史记》后,作为阅读《史记》的参考书,宋元之际散失。在地方史方面,谯周有《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区划物产等,是研究西南地方史的重要著作。另外,谯周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五经然否论》、《论语注》等。

蜀汉后期,姜维屡次西征,屡次失败。蜀汉内部当时就有人明确表示反对,但多敢怒而不敢言。谯周曾与尚书令陈祗多次讨论此事,最后竟写了一篇《仇国论》,讽喻政事。该文的主题是论证小国在哪种情况下才可能胜大国。该文总结了历史上周文王、勾践、刘邦等小国胜大国、弱国胜强国的经验,认为只有在大国“有疾灾”之时,小国因势利导,再扩大其疾灾,才有可能战胜大国。目前,作为大国的魏国并无秦末的那种混乱崩溃之势,相反却有六国并立之形,故目前只能象周文王那样养民,不能象汉高祖那样出击争天下。并指出,民疲劳则萌发骚扰之态,上慢下暴则会形成瓦解之态,故谚语说:“与其在没有把握时多射箭,那还不如审慎地射出。”,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也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历史上的主降派差不多都是被否定的。故成都及全国各地的武侯祠虽供奉、祭祀了许多蜀汉英雄,但从没有谯周。但从维护人权、特别是数十万巴蜀百姓的生活权、生命权的角度看,则会得出另一种结论。谯周的上述分析极为透彻精辟。当时,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尚书令董厥也都认为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当时蜀中还传说诸葛瞻曾上表后主,建议以阎宇取代姜维。这些都表明,谯周的见解非一人之见,其对时局见解在当时蜀中具有代表性。这也说明谯周是一个能理论连系实际、有相当从政能力、有主见、特别是在大事上有主见的学者。但他的见解,没能及时地引起当权者的应有重视。

谯周何以主降?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从小反复听到、反复看到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故事。他的心灵曾无数次被这段历史震憾。公孙述虽超顽强抵抗,最后不仅国灭、城破、家亡、还给巴蜀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数十万百姓被杀,巴蜀经济、文化大浩劫、大倒退。巴蜀人民对公孙述的超顽强抵抗绝无好评,除了恐怖的记忆、便是世世代代的骂名。谯周作为巴蜀土著学者和政治的代表,在关键时刻不得不挺身而出,为避免东汉灭“成家”、“屠成都”故事重演而努力。

        

三,刘禅不战而降主要是为百姓着眼

在有关刘禅事功评价中, 所谓“扶不起的阿斗”,实际便是指其不战而降。后主为何不战而降?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吸取了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的教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百姓。

景耀五年(262)十月,司马昭决心伐蜀。次年(263)令诸军大举攻蜀。当时,钟会率十三万大军,先取汉中。邓艾率军从阴平道进军,获成功。蜀汉朝廷没料到魏军骤至,未作适当的防守调度。邓艾军驰入阴平后,百姓惊慌,四迸山野,土著豪族,坐山观虎,聚族据险自保,不支持政府。在这猝击之下,政府机构完全瘫痪。邓艾军迅速打到江油。蜀守将马邈不战而降。诸葛瞻率军至涪,父子战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主刘禅在成都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商量应付办法。首先提出来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建议东投吴国,二是撤至巴郡或南中。后主倾向于逃往南中。

这时,土著势力的政治代表、著名史学家谯周,从保护蜀中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大胆站出来,建议降魏。

他分析道:

 “自古已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难周曰:“今艾以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众人无以易周之理。

后主犹豫不决,倾向于撤向南中,谯周又劝说后主: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他认为,若蜀汉朝廷撤到南中后,因供应困难,当地人必会造反,其次,魏军必会穷追不舍,到那时必难以自保。

谯周的这一番理由竟然说服了后主。后主最后决定降魏。刘禅派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捧着降书和印绶前去投降。“绍、良与(邓)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以此为标志,蜀汉政权在西南地区四十三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刘禅是个爱民的君王。过去他从不大兴土木上。蜀汉皇宫,应修建于章武二年(222)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时。左思《蜀都赋》虽说蜀汉新宫“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但总的说来,由于当时一是对吴大战之际,二是时间极仓促,规模、质量等都受到限制。如宫妃的宅院,便只是按十二妃来设计的。诸葛亮死了好几年后,刘禅多少有些权力了,便欲增修后宫,如延熙九年(246),谯周曾上疏谏后主,劝其减省乐官、减省后宫增造,便是证明。刘禅虽不满谯周此举,但此后并没增造后宫。[18]刘禅的爱民,更表现在最关鍵的时刻、表现在当他面临在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间二者只能选一时,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蜀汉是否该降,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注引“孙盛曰”,认为当时蜀汉还不至于灭亡。他说:刘禅虽为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周〔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二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孙盛认为当时刘禅可退保江州(今重庆),仍为一策。如江州不能守,再退入南中。

谯周在劝降时,刘禅在决定投降时,都没直接提到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等教训。但谯周作为著名史学家,特别是研究东汉史和巴蜀史的史学家,对这一事件应是非常熟悉的。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刘璇为太子时,命谯周为太子仆,接着又任命他为太子家令。可见刘禅多年来对谯周就相当信任。谯周必多次为刘禅讲到东汉灭“成家”、“屠成都”等事。总之,这一事件不仅在他们两人心目中,在当时蜀中上很多上层、中层、甚至广大百姓心目中,都是无法抹掉的阴影,——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魏军来攻时的态度和选择。

主张降魏,从天下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看,从巴蜀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看,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若从保护蜀汉政权的角度看,暂撤入南中也是可行的。第一,谯周所论撤入南中后的几种可能情况,应承认都是存在的,但被他夸大、甚至绝对化了。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地大物博,足以容纳一个流亡政权,特别是在短期内,更无太大问题。刘禅之所以在大敌逼城的情况下选择不战而降,主要是从减少当地战祸角度着眼。这与当年刘备在荆州败走长坂时的选择异曲同工。真正爱民的政治家是宁损自己名誉,让人民多得实惠。正因如此,成都人民是怀念刘禅的。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庆历之前,一直有刘禅的专祠。其规模与专祭诸葛亮一家的武侯祠相当。刘禅祠与武侯祠一东一西,位于昭烈庙前面的两侧。从它与武侯祠对称布局的特点看,应是在武侯祠迁到成都南郊的同时修建的。即兴建于南北朝时期,唐、五代仍保留。入北宋之后,新儒家兴起,改变了人民的观念。庆历(1041-1048)年间,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他在修建铜壶阁时,因木材不够用,中途临时决定砍伐蜀先主惠陵陵园和江渎祠中的柏树,又因“不能保有土宇”,下令拆毁刘禅祠,将其材料它用。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满,甚到导致了“狱讼滋多”的现象[19]。按新儒家文化标准,刘禅亡国,于父是不孝,于汉是不忠。撤除其专祠、把他从武侯祠赶出来,只是迟早的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接受失败的君主,往往视残暴为英明,视仁德为无能。

 

 



[1] 罗开玉、谢辉:《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又见谢辉、罗开玉、梅铮铮主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8月。

[2] 王莽改蜀郡为导江,改郡守为卒正、当时导江治临邛(今邛崃)。巴蜀在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俗称临邛城为公孙述城。宋《太平寰宇记》卷75:临卭故城俗名公孙述城。《明一统志》卷六十七:公孙述城,在新津县西三十里汉公孙述所筑。

[3]一说国号“大成”,见《华阳国志》卷5;一说国号“成”,见《三国志》卷4注。本文从《后汉书》。唐章怀太子李贤等注:“以起成都,故号成家。”

[4]《后汉书》卷l7《岑彭传》、《东观汉记》。

[5] 委输,运输;棹卒,持棹划船。

[6] 《后汉书》卷十七《岑彭传·李贤注》:都江,成都江也。         

[7]《后汉书》卷18《臧宫传》。

[8] 《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9] 《后汉书》卷17《岑彭传》说:岑彭驻营地名叫“彭亡”(相传彭祖死于此)。岑彭“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

[10]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认为延牙即延岑,似误。延岑为秦丰女婿,延牙却为公孙述妹婿。又《后汉书》、《华阳国志》皆同述二人,二人史事不同。

[11]《后汉书》卷31《张堪传》

[12] 《后汉书》卷48《臧宫传》。

[13] 《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14] 参见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三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

[15] 《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说:“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

[16] 《晋书·孝友传·李密传》说:“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有暇则讲学忘疲,而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

[17]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人也。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文立在在蜀汉时仕至尚书,蜀平后,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子。曾上表晋朝廷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后被晋帝采纳,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

[18]如与刘禅同时代的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仍大建显明宫。《太康三年地记》说:吴有太初宫,方三百丈,权所起也。昭明宫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晋讳,故曰显明。《吴历》云:显明在太初之东。《江表传》曰:皓营新宫,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起土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陆凯固谏,不从。

[19] 《宋史·蒋堂传》、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两王难当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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