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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开玉.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作者: -上传日期:2014/2/22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罗开玉

(2011-06-09 08:32:25)
标签:

文化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已正式发表于谢辉、罗开玉主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三)》30-103页,四川科技出版社,2009年。)

                          罗开玉

 

    秦汉三国时期,是巴蜀民族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首先是民族分布与构成大变。秦入主巴蜀后,大量外来移民进入,原世居成都平原的氐人等或外徙、或汉化,并在西汉中期后逐渐形成了在平原和许多城镇以外来移民、即以后的汉族为主体的局面。其次,秦汉政府在巴蜀、和对民族地区持续的开发建设,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大交流、大发展。这一时期,一些地区,一些民族在文化观念上也有显著变化,如从汉武帝开始推行的儒家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原内部分民族的传统观念。

 

             一   秦汉三国巴蜀民族分布概说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描述了“西南夷”各支的分布及其主要文化特征。“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卭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主要指今西昌地区。“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这主要指今雅安和甘孜地区。“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这主要指今阿坝地区。“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这主要指今广元、绵阳西部地区。事实上,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除成都平原和部分城邑有较多的外来移民外,各地仍主要分布着大量的世居民族。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境内的世居民族概况是:今川东北地区主要活动着板楯部族,川东地区主要活动着巴人廪君部族。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寅,绵亘百濮”。今川南偏东,主要活动着僰人,今川南偏西,主要活动着邛人。以上部族,或以为属濮越系统、或以为属氏羌系统。笔者以为,当系二者兼有,但以濮越为主,盆地东部及其边缘地区民族也以濮越系统为主。在今川北偏西一带,主要活动着氐人,在今川西北阿坝州则主要活动着氐、羌、冉駹夷人等,在今川西高原甘孜州及其以南广大地区,主要活动看笮人、青衣和羌人,他们同属氐羌系统。                                                  

     (一 ) 板楯

    板楯又称賨人,系秦至蜀汉,主要活动在川北、东北的世居民族、主体民族。战国中晚期,以阆中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张仪率大军攻阆中,执巴王回咸阳(当时在巴地可能不止一个巴王),在其地设郡县,仍假手部落实施管理,统治相当松散。《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说:“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白虎常从羣虎,瞋恚,尽搏煞羣虎,大呴(吼)而死。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约),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相传秦昭王时,有一白虎常率群虎出没于蜀郡、巴郡,汉中郡边界上,前后伤害千余人。官府乃在上述地区重募:谁能杀虎,封邑万户,赏金百镒。于是,巴郡阆中(一说朐忍)板楯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在林中结楼,射杀白虎。官府考虑到猎手为少数民族,不便封邑,便与他们刻石为盟:复除板楯每家一顷田不交租,十妻不交口算钱,板楯打伤人者要追究责任,杀死人者可以用賨钱赎死,秦移民侵犯了板楯人,当赔黄龙(龙纹玉佩)一双,若板楯人侵犯了秦人,则向当事人赔青酒一钟。这是最早的保护弱势的民族政策。在整个秦统治期间,板楯人相安无事。

    公元前207年,高祖为汉中王时,欲出击“三秦”。临出兵前高祖刘邦派人请板楯出兵相助。《华阳国志·巴志》说: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县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复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从有关文献看,高祖入汉中王巴蜀后,和板楯的关系甚密。板楯的部落联盟首领范目曾主动表示愿随出征。各种文献都说板楯有“七姓”随高祖出征,但所载七姓各有出入。从有关姓氏及其后裔资料看,板楯语的“七”是一个不定数,谓其多也。大体可这样认为,范目能调动的板楯各部皆参与了这次战争[1]。在出击“三秦”的战斗中,板楯将士前歌后舞,勇猛顽强,冲锋陷阵,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南民族憨淳质朴的本质和乐观浪漫的性格。击败“三秦”后,板楯思念故土,不愿继续远征,请求返乡。高祖虽急需用人,也不敢悖于板楯的意愿,只好同意。临行,高祖封范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宣布免除板楯随征“七姓”的租赋,其它未随征的部落,也给予—定优待,每一男—年只交四十钱[2]。整个西汉时期,有关板楯的记载不多,从种种迹象看,它与政府的关系似乎一直较融洽。高祖从巴蜀二郡中分出一部分地区另设广汉郡,也是对这一地区较为重视的表现。

    板楯人的战斗力很强,东汉时期曾多次----见于记载的至少五次协助官府大规模出击作战,有时还越出了益州范围。第一次,东汉安帝永初年间(108—113),先零羌滇零部入寇三辅,进而南掠益州,攻入汉中,所在郡县多遭破坏。政府调板楯出兵救之。羌人大败,其南入汉中的军队损伤殆尽,甚为畏忌,传语种族同辈,不复南行,而板楯被称为神兵。第二次,安帝元初元年(114),西羌的另外九支,即号多、当煎、勒姐这几个大部族,又胁迫一些小部族再次进犯武都(今甘肃成县),进而攻入汉中,沿途烧抢掳掠,汉政府的军队无法抵挡,最后还是依靠巴郡率板楯军队救之[3] 。第三次,桓帝建和二年(148),白马羌兵攻广汉属国(包括当时的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今甘肃文县、四川平武、青川之地),杀官府官吏,同时,西羌的湟中胡部又发生叛乱。益州刺史率板楯击败了白马羌的进攻,平定了湟中胡部的叛乱[4]。第四次,延熹三年(160)冬,武陵蛮六千余人进攻江陵,荆州刺史、南郡太守等官僚望风而逃,朝廷派遣车骑将军巴郡宕渠人冯绲讨伐武陵蛮,大获全胜。冯绲是宕渠(板楯分布中心地区之一)人,不仅熟悉板楯情况,可能还与其首领有一定联系。他借用板楯军队,“依板楯以成其功”[5]。第五次,灵帝熹平元年(176),益州郡(今云南东北部)少数民族造反。益州太守李颐借板楯镇压了这次造反。

    但是,板楯的赫赫战功并未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境地。进入东汉后,板楯所受传统优待被逐渐取消。首先是赋税过重,县、乡两级轮番向板楯派徭役军赋,亭市之吏又在市场上随意征税敲榨,稍不如意,便仆役鞭楚板楯人,对他们比对奴隶、俘虏还残酷。板楯过去主要是实物交换,西汉时官府没征收市税,东汉始把内地市税制度推行于此,虽市税并不重于内地,但板楯人民还不习惯这一新制,反应尤烈。一些板楯百姓被逼无奈,卖妻卖子、有的甚至走投无路,自杀而亡。

    最初,一些板楯人还寄希望于上一级政府,纷纷到巴郡郡府和益州刺史部上告诉苦,但达官显贵们并未把他们的生死放在心上。于是板楯人揭竿而起[6]。据记载,就在板楯的一些部族出兵助政府抵抗白马羌入侵广汉属国和平定江陵武陵蛮造反之时,板楯的另一些部族却在造反暴动。对此,巴郡太守赵温采用“施恩”的软化策略。一些部族停止了造反。灵帝光和年间,郗俭任益州刺史,民族关系进—步恶化。光和二年(179)冬十月秋收之后,政府徭役赋税过重,板楯再次起兵造反,活动于广汉、蜀、犍为“三郡”及汉中诸郡,震动了朝廷。昏庸的汉灵帝派御史中丞肖瑷前往益州,督促益州派兵进讨,但却连年不能战胜。灵帝又拟增加军队,扩大战事。他向益州部各郡派来的上计人员询问征讨计略,汉中郡的上计程包分析了板楯在秦汉时期多次为政府出战立功的历史,以及地方贪暴威逼,迫使板楯造反的情况,以为只要朝廷.选派贤明能干的州牧郡守,板楯人民自会安集如故,不烦派兵征伐。朝廷采用了他的建议,派新任巴郡太守曹谦宣诏赦免板楯无罪,暴动立即停止。但事隔不久,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起事。黄巾起义,烽火连天。中平五年(188)元月,益州地区的黄巾军首领马相也在巴蜀地区造反,攻杀了益州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在这种局面下,巴郡板楯人再次树帜造反。这次起事,与张修和马相领导的起义关系密切,或者说是他们起义的一部分。后来,朝廷派军队镇压了板楯人的暴动。

    共,即龚,一般认为即賨人“七姓”之一,到汉代已大体汉化。但从《华阳国志》的记载看,更可能是賨人的部族之一,或者说是被賨人在历史上兼并的部族之一。东汉时,垫江大姓有龚扬,官巴郡太守;龚荣,巴郡文学掾。东汉时期安汉县有龚调,曾任荆州刺史。三国蜀汉时,越嶲太守龚禄,其弟为镇军将军。

   奴,应为《尚书·牧誓》中的卢。《华阳国志·巴志》载宕渠有賨城、卢城。卢城应是古卢人之城,即奴人之城。后来,卢人融于賨人之中,成为賨人中的一支。魏晋时期,仍有奴(卢)人保留着部分原来习俗。

 

              (二) 廪君部族与五溪部族

    除板楯之外,在张仪灭阆中之巴后,川东地区还存在着巴的另一部族的统治。《战国策·秦策》说“楚得枳而国亡”。 “国亡”指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占楚郢都,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其时在秦灭巴蜀后三十八年。晋陈寿《益部耆旧传》也说;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7],亦指楚襄王二十年前后,楚军曾攻占巴地枳及铜梁一带。这些表明当时秦军尚未统治到今川东的大部分地区。

   廪君部族又称巴人或“白虎夷”,是活动于川东及其与湖南、湖北相邻地区的又一支巴人部族。张仪灭阆中之巴后,由于今川东大部分地区尚未为秦所据,故秦政府让巴王任这里的“蛮夷君长”。巴王族一直受到秦政府的特别优待。(图1)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wbr>罗开玉




  《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传》:“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注《说文》:“幏,南郡蛮夷布也。”音公亚反。《毛诗》:“四鍭既均。”《仪礼》:“矢鍭一乘。”郑玄曰:“鍭犹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一百四十九。俗本“幏”作“蒙”,“鍭”作“镞”者,并误也。秦不仅让巴王族世尚秦女,对一般巴人则赐爵“不更”,一般犯罪可减爵除罪,其君长每年交赋税二千一十六钱,三年出一次义赋一千八百钱,其百姓每户每年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西汉时期当地政府仍循秦制,赋税徭役未变。从考古资料看,在秦至西汉时期,廪君部族还拥有一定的武装实力,反映在墓葬中便多见随葬兵器,至东汉时期,才少见随葬兵器。

五溪是巴人中的又—部族。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始接位)攻占了东巴地后,曾将巴人的部分支系迁徙至黔中。《十道志》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8],其地在今川东与湖南交界地区。两汉时期,官府对这一带地区的统治甚为松散。光武克蜀,五溪蛮曾出兵助汉。《后汉书·马援传》有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的记载,注引《水经》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蜀汉时期,刘先主曾在该地置黔安郡,其统治亦非常松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章武元年七月:“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次年,“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马良传》: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蜀、吴夷陵之战,五溪各部曾出兵助蜀。

    (三)  僰 人与邛 人

僰人是秦汉时仍世居于四川南部、以今宜宾为中心、在川西南高原亦广有分布、在当时巴蜀境内有较强势力、较大影响的一支部族。公元前316年秦入蜀后,早期主要是控制成都平原,对今川西高原的若干地区,尚未及时攻占。当时,僰人聚居地主要集中在今宜宾市及其以南地区,据南通滇黔起点,又扼长江水道,具重要的战略地位。司马相如曾指出:“且夫邛、笮、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9]司马相如认为,僰人的历史与“中国”一样漫长。《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三十年,……张若因取筰及其江南地焉。”公元前285年,蜀守张若率大军南征,取笮及江南地。这是秦入蜀后,对笮人、僰人区域的第一次大进军。秦军与世居僰人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秦军攻占该地后,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县级政权——僰道。(图2)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wbr>罗开玉

以后李冰治蜀时,曾治理僰道江道,与僰王发生了武装冲突。僰王先据守横江,被击败后又逃到汉阳山。此后,今川南宜宾、沪州等地始成为秦开发西南夷的前沿据点。秦开五尺道,在今滇黔地区“颇置吏焉”,都是以此为起点和中转站。

秦末战乱,僰人趁机再次独立。为了与汉中的刘邦政权相抗衡,僰人一度臣服于南边的夜郎国,为其附属国。故有些古籍又视僰地为夜郎地。当时刘邦无暇南顾,僰人曾一度占领了成都平原南部今新津、眉山、乐山、及成渝间的广大富庶地区。刘邦正式建立汉政权之初,与诸侯王矛盾尖锐,仍未经营蜀郡南部。

《华阳国志·蜀志》“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城僰道,开青衣。”直到高后六年,汉政府才收复该地,修建僰道城。武帝开发西南夷时,置犍为郡,僰道属犍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

秦、西汉时期,西蜀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奴僮买卖市场。《史记》、《汉书》皆把贩卖奴僮作为巴蜀因此“殷富”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主要是掳略周边民族为奴,其中又以僰人最为典型。巴蜀商人等大肆购买僰人为奴,有的还被转买到关中。《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服虔云:“旧京师有僰婢。”《正义》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山,古僰国。《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说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南贾滇、僰僮”,师古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可见当时掳僰的规模大、时间长。于是大量僰人被迫外徙。所谓“汉民多,渐斥徙之”。

秦汉时期,今宜宾、珙县一带又称“僰中”,是僰人政治、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区域。僰人外迁者,或朝西北方向走,或朝南走。西徙至今越西、西昌一带者,史籍中又称“西+僰”。西僰基本摆脱了政府的约束。另外当时还有一些部落在西汉中晚期南迁至滇。西汉时期,“僰中”和“西僰’’的一些部落亦时常骚扰巴蜀[10]。朱博在成帝时曾任犍为太守。当时僰人首领若儿“数为寇盗”。朱博厚结若儿兄弟,使为反间,终于袭杀了若儿[11]。王莽执政时期,僰人再次造反。王莽多次派大兵攻打不下,最后在大赦天下时独不赦焚人首领,许能捕得“南僰虏若孟迁”者,封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         

邛人,在秦统治期间,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南部。《华阳国志·蜀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始皇把上郡人迁到这里,当地邛人才被迫外迁。又说邛崃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险难……。该地邛人系农耕民族,习居平原或浅山。邛人又是川西南地区的主体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邛都即邛人。滇以北即越嶲地区,为西汉邛人最为集中的中心地区。这一区域,近年在安宁河流域,其中包括西昌、普格、德昌、米易、越西、喜德、昭觉、冕宁等县都发现了大量大石墓。一般认为这是邛人的墓葬,是认识、了解邛人的很重要的原始资料。

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汉人大量进入这一地区。王莽时邛人长贵,曾被越嶲郡太守枚根任为军侯。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东汉中期以降,邛人在当地的活动已骤然减少,但仍有踪迹可寻。

                   (四)氐人与羌人

     先秦时期,氐人是巴蜀境内的主体民族之一,是开发、建设成都平原的主体民族之一。秦入蜀后,外来移民渐多,平原内一些氐人部落被迫西迁,转入平原与川西高原接壤地带。迄西汉中期,氐人已相对集中分布在川西北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汶山地区,杂居民族中有“六夷七羌九氐”。在氐羌系系诸族中,氐人的特征是居住地较低,以农业和定居牧业为主。

秦统治期间,在成都平原西部及平原与高原的结合地带,分布着大量氐人。《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两汉时期,在今四川北部和甘肃南部置有四个氐道,除氐道在今甘肃天水、成县一带外,其余三道皆在今四川境内。湔氐道,西汉承秦继续设置。刚氐道,辖今平武、青川、江油等地。甸氐道,辖地包括今四川的南坪、甘肃的文县等。氐人区域道路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氐人反叛,朝廷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元凤元年(前80)氐人复叛,又派大兵讨伐之。王莽篡汉,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附属陇、蜀。隗嚣灭后,氐人酋豪又背着公孙述投靠了刘秀。曹军征汉中,曾将沿途的氐人、賨人北迁。蜀汉时期姜维西征,建兴十四年(236),徙武都氐苻建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在秦至蜀汉时期,氐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

    羌是秦汉三国时代四川西部高原地区的一支重要民族。《后汉书·西羌传》说秦献公时(前384一前362)兵临渭首,部分羌人南迁,“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汶山羌,《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有羌胡羌虏、白兰峒。《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卭笼。可见该地羌人部落甚多。在地理分布上,氐人主要占据平坝、河谷、浅山地带,冉駹、笮人、青衣夷人主要活动在高寒山区,羌人主要占据草原。据汶山羌人留传至今的《羌戈大战》等史诗,此支羌人约在秦统治巴蜀期间从西北迁来,曾与土著戈基人多次发生冲突,并最后获胜。

广汉羌,又称白马羌,主要分布在绵阳地区北部及甘肃相邻地区的草原地带及山上。永和二年(137),羌人起兵造反,广汉属国都尉调动大兵将其击败。建和二年(148),白马羌再次造反,攻下广汉属国城,杀长吏,后来益州刺史借助板楯人才打败了白马羌。 

蜀郡徼外羌,分布在两汉蜀郡西部边关以外地区,主要集中在今雅安地区西部及甘孜州,其中部分又称青衣羌。东汉时期多次内属。如永元六年(94);大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官府拜造头为造头邑君长,赐印绶。本初元年(146),龙桥等六部17280余人内属,次年薄中等八部36900人内属。

越嶲羌,又称旄牛羌、旄牛夷,主要活动在汉代越嶲地区,其中安宁河流域尤为集中。一般来说,羌人多处浅山、河谷地带,冉駹、笮人、青衣夷人多处高寒地带。善牧养牦牛。东汉早期,与旄牛夷联军,共同击败了当地邛人,占有其地。一部分牦牛羌、夷相融合。(图3、4)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wbr>罗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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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中期至蜀汉时期,当地民族转为以旄牛夷和旄牛羌为主体。《后汉书》卷5《安帝纪》说:延光二年(123年)春,旄牛夷起兵反叛,攻下越嶲郡的灵关道,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蜀郡西部都尉带兵前往镇压,获胜。于是,将蜀郡西部都尉改置为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与郡同级。约在东汉顺帝前后,旄牛人断绝了当地“旧道”,直到蜀汉。整个东汉时期,对政府时叛时服。政府仅对其羁縻而已。其部落制度长期延续。《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载张嶷任越嶲太守时,当地的主要部族是旄牛夷,并在各个部落之间,形成了以“旄牛王”为中心的酋邦;又说汉嘉郡界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

至三国时期,今成都平原西南边山地,还散布着一些羌人部族。相传蜀汉大将赵云曾率军驻扎在今大邑的西南边关,俗称赵云防羌。

秦汉三国时期,西蜀地区的氐与羌在文化上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尚有明显区分,故《华阳国志》说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此后西蜀的氐羌在文化上有融合之势,且是后话。

(五)  冉駹、笮人、青衣诸部

冉駹、笮人、青衣诸部皆为氐羌系统的部族、皆为川西高原的土著。

冉駹,秦至蜀汉间,汶山一带至少活动着冉駹等六个较大的夷人族团,与氐羌杂处。《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即今阿坝地区,在秦至蜀汉有“六夷七羌九氐”。《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在这里,夷与氐羌是同样的族称。《华阳国志·蜀志》又说:“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巂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这里又进一步指出,夷、昆明、笮、邛等为同一民族在各地不同的称呼,或系各地不同的部族之称。

《后汉书·西南夷传》说:“自巂东北有莋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氐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此称汶山为冉駹国,可见冉駹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冉駹,或即当地民族传说中的戈基人,他们“冬则避寒,入蜀为佣”,与川西平原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在此基础上,其“王侯颇知文书”。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汶山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宣帝地节元年(前69),武都白马羌造反,汉政府曾征调冉駹诸部前往讨伐。这说明冉駹部的实力甚大,另外这似乎也在暗示,冉駹虽属氐羌系统,安帝永初元年(107),当地夷人三襄部与徼外汙衍部合作,三千多人造反,攻下蚕陵城,杀长吏。延熹三年(160),三襄夷再次攻克蚕陵。

  笮人,又作笮都人,秦汉时期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中段、南段,今雅安地区及甘孜州、凉山州、渡口市一线。《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秦入蜀后,一度较活跃的丹、犁二部便是笮人。《史记·秦本纪》说: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正义》注“丹、犁”曰:“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丹、犁二支主要活动在今荥经、汉源一带。《史记·秦本纪》说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伐丹、犁。此后,秦即在丹、犁活动地荥经、汉源一带设置严道。

在笮人分布区,秦、西汉政府还曾先后设置过笮道和笮都县。《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又通笮道文井江,经临邛,与蒙溪水、白木江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12]《蜀志》所说“笮道”,指文井江的上游地区,秦时属笮道管辖。蒙溪,《汉书·地理志·蜀郡》青衣县下引《禹贡》说,“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澈。”此蒙山溪大渡水,即蒙溪,古名青衣江,指今青衣江上游河源之一的芦山河。芦山河上游称大川河,中游称玉溪河,大川河接纳了黄水河,黑水河(今芦山,大邑界河之一)、铜厂河、小河子、白石河等,汇集了邛崃山脉在今芦山境内的大部和邛崃、大邑西南部的雨雪水量。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此水与文井江没有直接联系。白木江,《元和郡县志》卷33临邛县下说:白术(木)水经县南二里。以此方位度之,可确认为今新津南河(或称小南河)。南河发源于邛崃正西山,天台山,长九十一公里,为山溪河,夏涨冬枯,易涨易退。白木江上源与蒙溪仅一山之隔,这或是常璩视白木江为蒙溪支流(分水)的原因吧。天社山,即今新津县城南老君山。这一资料说明在李冰时期,在今大邑、邛崃以西,即今名山、宝兴、芦山等地,皆广有笮人分布,秦政府曾在这里设置笮道。后来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这一带的笮人也有向西边高原迁移的趋势。但有关秦置笮道的资料不多,估计设置不久就撤销了。秦政府还曾封笮人首领为笮侯,该称呼一直延续到武帝时期,世代袭号。秦末至武帝前,这一带又重归笮人控制,汉移民多被迫迁离,少数留居者亦被“夷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此一度设沈黎郡。沈黎即丹黎的同音异译。

笮都县,《后汉书·西南夷传》说: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13]《明史》卷311《四川土司》说:“黎州,汉沈黎郡地,《史记》称越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筰都最大。自唐蒙通夜郎,邛、筰之君请为内臣,因置筰都县、复曰旄牛县,元鼎中以为沈黎郡。唐割雅、巂二州,置黎州。天宝初改为洪源郡,寻改汉源。”笮都县辖地主要为后来的汉源县,可见它与秦汉时期的严道辖地部分重合,即一度从严道中割出一部分地区设置笮道。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wbr>罗开玉

东汉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朱辅,加强了对笮人区域的统治,又“宣传汉德,威怀远夷”,致使活动在“徼外”的白狼、盘木、唐菆等一百多个部落、数十万人主动内属,要求接受汉政府的领导。关于白狼、盘木、唐菆这三部落,属笮人族团的可能性较大。不久,这些部落又外迁,可见其流动性较大。至和帝永元十二年(100),白狼、楼薄等部又率族人十七万口内属,朝廷诏益州酋首金印紫绶,赐一般首领钱帛若干。灵帝时期,一度将蜀郡属国改为汉嘉郡。

青衣,秦汉时期主要分布在今名山、雅安一带,故流经这一带的江名青衣江,秦政府在此曾严道等。秦末战乱,青衣部族趁机独立。《华阳国志·蜀志》“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城僰道,开青衣。”可见到高后时期才又收复了这一地区。但当时对该地的统治还很松散。《水经·青衣水注》说: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县故青衣羌国也。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罢沈黎郡,分两部都尉,一治青衣,主汉民。公孙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43),以为郡。当时这一带活动着数支青衣部落,有的内属较早,有的稍晚,有的归属后又离去,离去后又来。安帝永初二年(108),青衣道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赍黄金、旄牛,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郎邑君。元初二年(115),又有“青衣道邑奉献内属”,其首领为“青衣蛮夷堂律等归义”。延光二年(122),此地改置蜀郡属国都尉。顺帝阳嘉二年(133),又有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书求内附之事,朝廷下令将青衣县改名为汉嘉[14]。1983年在芦山曾发现铜印“汉夷土部之章”、“汉叟仟长”。此外,今乐山地区当时还有一些青衣部落。汉南安雷堆庙,祭青衣神。南安县南四十里,有青衣山[15]。汉唐间,一般视蜀王蚕丛氏为青衣部族之祖先。蚕丛氏是传说中蜀地最早的拓荒者,最老的“先王”,汉唐时蜀地民间俗以“青衣神”为土地神[16]

 

    徙(斯),或称斯都,斯榆、斯臾。《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其分布地以今天全较为集中。[17]  

(六)其它民族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除上述较大的世居民族外,还有一些民族也见于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之中,除前文已谈到的外,尚有几支如下。

苴,当为苴国旧民,应为百濮系统民族中的一支。苴人,先秦时期主要活动在今广元地区一带,当秦、蜀、巴交通枢纽,先秦时已发展为一个方国,先臣服于巴,后又被蜀国一度攻占。蜀王封其弟为苴侯。《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说:“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

襄,亦作獽、狼,《华阳国志》卷三《巴志》涪陵郡汉发县条说“县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华阳国志·蜀志·广都县》说:“汉时朱辰字符燕,为巴郡太守,甚着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于是葬所草木顷许皆仿之曲折。迄今蜀人莫不叹辰之德,灵为之感应。”

    2002年,在四川中江塔梁子发掘的东汉岩墓M3墓室内一幅榜题“襄人”的舞蹈图(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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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浅浮雕,五名高鼻深目、胡须环腮的胡人手拉手跳舞,舞姿劲健有力。尖圆平顶小帽用红色涂染,须发、眉眼、衣襟及足底用浓墨勾画。整幅画的上方有墨书榜题“襄人”。[18] 这幅浮雕,大大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为形象地认识、了解襄人提供了最直接、最宝贵的资料。通过这幅图,我们才知道,襄人原来是胡人中的一支,是从西域迁来,当时已经定居在巴蜀的民族。

襄蜑,唐樊绰《蛮书》卷十说:“夷蜑居山谷”注:“蜑即蛮之别名。”襄蜑,意即蛮子襄人。《华阳国志·巴志》又说巴东郡“北接房陵奴、獽夷蜑之蛮民。”又说巴东“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蜀志》说朱辰在广都下葬时,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这里的“襄蜑”都指襄人。

蟾夷,《华阳国志·巴志》说:“汉髪县有盐井,诸县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任乃强先生认为蟾夷即“冉家蛮”[19]。在秦汉三国时期,能渔、善猎、善于冶炼丹砂,信巫鬼,以十月为岁首,保存了周秦时期的旧俗。其分布地域,主要在古时出朱砂的地区,隋唐时期颇见其活动。

 

二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政府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和民族政策一直是引人注意的焦点。可分为以下四大阶段:1,秦统一巴蜀后,在巴蜀地区执行了不同于秦本土,也不同于其它占领区(指秦在统一六国的进程中,攻占的其它地区)的怀柔政策,政府与当地民族的关系,除蜀族一支以外,总的说来一直较好。2,秦的民族政策大体上为西汉政府所继承,西汉早中期,政府与西蜀民族的关系比较好。总的说来,秦、西汉早、中期,在巴蜀的民族政策处理得比较成功,比较好。3,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政府与西蜀民族的关系开始恶化,时有暴动与镇压;迄王莽时期,发展到高锋,官府从外地调集了大量军队来西蜀镇压民族暴动。东汉时期,官府取消了过去在民族地区的种种优惠,民族矛盾较为激化,民族暴动不断发生。4,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总的说来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成功。

 

(一)   秦在巴蜀的民族政策

巴蜀民族有两大特征:成份复杂,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数十个民族和部族;绝大多数都过着定居的半农半牧、或农猎牧并重的生活,都各占有险山恶岭为寨,易守难攻。对他们,不可能尽驱他乡,也不可能全掳以为奴。正是在这种特定时代环境下,产生了秦在巴蜀的民族政策。惠王入主巴蜀后,立志“霸天下”’、欲利用这里的人力、物力以服务于统一事业,达到得地广国、取财富民的战略目的:这就要求制定一种崭新的民族政策。唐太子李贤认为秦对巴蜀部分民族“优宠之”。秦在巴蜀统治期间执行的不同于秦本土的民族政策,获得了很大成功。它与秦在六国的政策迥然不同。它是一个处于上升、进取阶段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反复探求的硕果。                  

 1民族分封制的广泛推行

秦攻占巴蜀后,对巴蜀各土著民族,普遍进行了分封。秦统治期间,巴蜀地区至少有以下民族(部族)首领被封为“侯”或“君长”等。

蜀侯:秦入蜀之初,先后分封蜀侯三人。[20]《秦本纪》说在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公子通封于蜀。《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第一任蜀侯为公子通(又称繇通、通国)。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陈壮杀了蜀侯,背叛朝廷,大举造反,试图割据。秦王廷派即将任相的甘茂率重兵,很快平息叛乱,押陈壮回咸阳,于秦武王元年(前310)诛杀。公元前308年,秦王廷又封蜀王(或蜀侯通)另一名叫“恽”的儿子为蜀侯。这时,秦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蜀的控制,先后在成都平原修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城,并继续往这里移民。秦政府监视着蜀侯(此间当有蜀相,佚名)的一举一动。后来秦政府果真得知蜀侯恽要造反的消息,派大将司马错入蜀杀恽。《蜀王本纪》说:秦王诛蜀侯恽,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21]第三任蜀侯公子绾。《华阳国志.蜀志》曰:“赧王十五年 (前300、秦昭王七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三十年(前  285、秦昭王二二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第三任蜀侯在位时间最长,也仅十五年。结局是在无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因“疑”被杀。经过三十余年的过渡,在蜀土具备了设郡县的条件。为避免变生肘腋,铲除蜀土兵连祸结之根,取消蜀侯这个傀儡的时机业已成熟。

巴人君长:即文献贬称的“蛮夷君长”。任“君长”者不止一代。近年在涪陵小田溪发掘的秦土坑墓,或系巴“君长”的家族墓地[22]。巴郡在建置上有—个特点:没设立一个“道”。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道”的制度还未创立。不过,巴郡的部分县下不再设乡、里,仍保留着部落、氏族组织,当时称为“渠”。县吏通过“渠帅”治事。秦政府还放巴王归巴地,让其充当“蛮夷君长”,统率各族。这种通过氏族、部落统治各族百姓的特殊郡县制,终秦之世而未有改变。刘邦出击三秦时,他们仍是以“姓”即以部落为单位。

僰侯,僰王:在汉武帝前曾被封侯,当是在秦张若、李冰之时。

笮侯:武帝开发笮地时曾杀了一个笮侯,当系秦封,以后代代相承。

青衣:在秦汉时一直有“王子”之称,秦时在其聚居地曾置严道,当封青衣王为侯。

当时巴蜀各民族(部族)内部的结构形式是:王、侯(部族首领)、渠帅(部落联盟首领,联盟多以“姓”的形式出现)、酋首(部落首领)。

民族分封与“食邑”性封君有本质之别。前者控制着本族武装。如板楯人助政府北御来犯西羌,南平益州叛乱,僰人在西汉末至东汉,多次攻打郡县。土著民族墓中多随葬兵器。其次,他们对本部成员握有生杀予夺、甚至决定婚丧嫁娶的传统特权。秦汉政府对这些民族的统治,必通过这些侯、渠帅、酋首来实现,否则就寸步难行。如有徭役,就摊给部落。当时筑城修堰、修“五尺道”,皆有部落派出的劳力。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司马错浮江伐楚,多系巴蜀部落兵。

2县道并行制的创立

  秦在巴蜀推行分封与郡县制并行的同时,还在该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创立了与县同级,但又与县制有若干区别的“道”制。道制是是国家机器管理少数民族中存在的氏族、部落、酋邦并与其相结合的表现。秦在巴蜀创立的道,除道治所在的城邑外,在广大民族聚居区不再设乡、里组织,仍利用少数民族原有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假手酋首管理。道制多不同于县制,如秦制以“户”或“口”为基本单位交纳田租口赋服徭役等,在道就只能以氏族、部落、甚至酋邦为基层单位。[23]

    秦汉时期,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的县级政府称道。“县有蛮夷曰道。内郡为县,三边为道。”[24]目前可考的秦最先设立的道是蜀郡严道。

    严道:秦严道的治地是有变化的,最大时包括今荥经、汉源、名山、芦山、天全、石棉及甘孜州部分地区,后来设青衣道时主要是从严道割地出来新设。《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严道县,本秦旧县,属蜀郡,汉迁淮南王长于严道邛邮。百丈县本秦严道县地;名山县本秦严道县地;卢山县本秦严道县地;荣经县本秦汉严道县地。《太平寰宇记》卷七:雅州即秦严道县之地。严道设于何时?《史记·樗里子列传》说秦惠王二十六年(前312)  “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索隐》按: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即这时已设了严道。近年在严道故地发现了许多明显带战国秦人文化特征的墓葬,并出土了有“王邦”铭文的漆器。[25] “邦”是秦人方言[26],“王邦”是秦王室所封列侯某食县之称。从器物的时间和出土地看,当与樗里子的封地有联系。严道主要为“西戎”系统的夷系、羌系民族所聚居。公元前222年,秦灭楚,楚王宗室被迁到蜀地严道。

   湔氐道:主要为“西戎”系统的氐系民族所聚居。李冰担任蜀郡太守后,在决定上马都江堰这个大型项目后,便在今都江堰渠首所在地及其附近地区,新设置一个县级政府——湔氐道。《华阳国志·蜀志》说:“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27]秦、西汉、东汉在蜀郡西部置有一湔氐道,属蜀郡。湔氐道辖地内以世居氐人为主,其境内多见带“湔”的地名。如“湔水”、“湔江”:《华阳国志》说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这“检江”乃是“湔江”的同音异写,有的文献中直接写作“湔江”。《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元和郡县志》卷第三十一《山南道上》导江县说:灌口山,在县西北二十六里,汉文翁穿湔江溉灌,故以灌口名山。西汉宣帝时资中人王褒曾到湔氐买一僮奴,并立下了一份《僮约》,流传于世。《僮约》中说,  “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湔主,为府椽求出入……”“湔主”,指该奴僮在湔氐的主人。王褒为资中人,时在郡府为椽吏(故自称“府椽” )。能从成都或资中乘船上溯而至的湔,只能在今都江堰市境内。《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说孝惠三年(公元前192年)“蜀湔氐反,击之”。说明到汉初该地仍是以氐人为主体的地区。[28]

   青衣道:主要为氐羌系统的“青衣”部各所聚居,今名山、芦山、天全、宝兴及其以西地区[29],道治在芦山。《史记·彭越列传》:刘邦欲流放彭越于蜀青衣。当时汉朝初建,来不及新置县,当为秦旧县。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举土内属。[30]青衣在秦为道,在汉代为县。

僰道:主要为濮僚系统的僰人所聚居,以今宜宾为中心,包括宜宾、庆符县,屛山、南溪等地,治所在宜宾。

    3刑  罚  从 

    秦从商鞅起,以法制治国。史载“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仪之官,专任刑罚。”[31]但秦在巴蜀,却例外地对—些民族实行刑罚从轻的政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无功而赐民爵不更(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四级),在秦史上再无它例。通过比较研究后,可知秦对巴族给予的优待:—、从爵位等级看,秦王室的“内公孙”所受优待仅相当于公士,一般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所受的优待也才相当于上造,而巴族的百姓却享受相当于不更的待遇,比“内公孙”高三级。比其它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高二级。二、秦政府给少数民族的刑罚分等级从轻优待,对一般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儿子,比对一般百姓宽一等,可赎“耐罪”以上刑,对一般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又宽了一大等,可将“斩左止为城旦”的刑减处为“赎鬼薪鋈足”,还可“赎宫”,而对巴族百姓还宽一等,享受“有罪得以爵除”的待遇。巴蜀地区其它民族的部落首领及其儿子,则分别享受与一般少数民族一样的优待。另外,秦对巴郡的板楯人特殊优待,规定:“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钟。夷人安之”。[32]

   4赋  税 从  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规定巴人:“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賨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缑。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巴族君长的岁赋及义赋实际上是一种封君的朝贡;平均一年才二千七百多钱,不过是承认秦政府统治的一种形式罢了。按《秦律》计算,八丈二尺賨布约兑换113钱。三十缑鸡羽即三十支用作箭尾的野鸡翎。这对于生活在山区且狩猎业的民族来说,是易事。因此,巴民的户赋比之其它地区的“岁率户二百”,一年要少交七、八十钱,约五分之二。

秦对巴郡板楯人还采取了田赋从轻的政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昭王与板楯人刻石为盟:“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33]即一户免其—顷田之租,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但秦在本土及其新占领区域实行的政策却不同。 “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始皇“收泰半(三分之二)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34],相比之下,板楯人确够幸运了。

5对土著信仰的尊重

李冰决定上马都江堰工程后,为调动蜀人建堰的积极性,在建堰前,先建三祠,大祭蜀神。《华阳国志·蜀志》说:“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氏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壁沉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李冰在勘察堰址时,首先宣称他“仿佛若见神”,接着再建立庙祀三所,隆重祭祀蜀人信奉的有关神灵。

秦统一六国后,曾将各地所信奉所祭祀的、并有利于秦统一的名山、大川之鬼神编排为序,上奏朝廷,统一规定祭祀级别和祭礼。当时全国四十六郡,经朝廷议定通过的,只有十八座,蜀郡就占了二座:“渎山,汶山;江水,祠蜀”。[35]

过去巴蜀民族的祭祀,多为野祭,即设祭神于野外丛林之中、坟墓之旁、山洞之中,而不庙祭。蜀王开明九世吸取了秦文化的因素,设“青、赤、黑、黄、白帝”五庙,仅限于宗庙,未及山川鬼神。秦朝廷议定通过的渎山、江水二祠,显为秦入蜀后新立。从它们能顺利地得到中央政府承认这一点看,当为官府所立。从文献记载看,在秦统治蜀地期间,仅李冰时立祀三所,可进一步确认此二祠皆系李冰所立。

渎山祠:祭汶山、即岷山山神。从当时的形势看,应在都江堰渠首附近不远的岷山山脉上,即当时的“湔山”上;很可能就在现青城山上(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为道教名山)。《华阳国志·蜀志》说:“江原县.......有青城山,称江祠”。过去学术界因江祠应在江边,不会在山上,且江渎祠在成都,历代无二说,忽视了《华阳国志》这一记载。实际上,这一记载表明,青城山在汉末成为道教名山之前,早有一座古老祠宇。从《华阳国志》“称江祠”的记载看,这一祠庙应与《封禅书》所载:“渎山,汶山;江水,祠蜀”有关,再结合江渎祠已建在成都江边、而这这座祠庙却在山上、且汉末之前西蜀见诸记载的著名祠庙基本上都能查清楚的背景看,有理由确定,这座青城山上的祠庙只可能是渎山祠,而不会是其它。即《华阳国志》在这里所说的江祠当是渎山祠之误。岷山,古代泛指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汉书·扬雄传》说扬氏“处岷山之阳曰郫”,《汉书·货殖传》载:“岷山之下沃野,而致临邛”,这里涉及的郫和临邛,已跨地上百里。岷山又写作渎山。《江水注》卷33说:“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关,又谓之汶。”《山海经·中山经》“文山”郝懿行云:“此上无文山,盖即岷山也;《史记》又作汶山,并古字通用。”蜀,在古巴蜀方言中也读du。扬雄《方言》卷十二说:“蜀也,南楚谓之独。”扬雄祖上曾居楚地,后移居郫,楚、蜀两地方言皆熟悉,值得重视。郭璞注曰:“蜀犹独耳。”蜀与岷的方言古音都读du,故可互通。《水经·桓水》说:“桓水出蜀郡岷山。”但郦道元却注引《汉书·地理志》说:“桓水出蜀郡蜀山。”岷山、蜀山都是同一条河的泽源地,当然也就指同一座山。即《史记·封禅书》所说的渎山祠、汶山祠,即岷山祠、即蜀山祠,它是秦汉时期蜀地山神祠的总象征、总代表。这里,岷=渎=汶=文=蜀,在古巴蜀方言中读音一样,内容一样,而汉字写法不同。

江渎庙(江水祠)李冰所建江渎庙的具体位置,以在成都的可能性为大。《风俗通》说“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以女与神为婚。经至神祠……”从这个记载看,在成都的可能性较大。隋开皇二年,文帝曾令成都重修江渎庙,南临江。唐李泰《括地志》等文献记载江渎庙,在成都县南八里,具体位置在当时的流江(检江)岸边。

望帝祠:李冰立的另一祠,具体祠名还难最后确定,但祭祀对象为蜀王鱼凫、杜宇、系今都江堰渠首二王庙之前身。《蜀王本纪》说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36]《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湔山即今都江堰渠首。齐建武时(494-497)益州刺史刘季连移望帝祠于郫,原祠改祀李公,即今二王庙。

李冰立三祠祭蜀神,是欲说明他尊重蜀人的山神、水神、祖宗,并试图争取这些神灵对他的支持。它具有协调科学与土著宗教的关系,借神力统治蜀人、借神力号召、组织土著蜀人共同建堰的整合功能。李冰这些作法,与蜀人的传统巫术、原始宗教相符,易为蜀人接受。此外,李冰在都江堰中还普遍采用了土著氐人的水利技术与方法,如笼石技术、杩槎技术、及以石人、石马为水则、水标等。

 

                  二)两汉的民族政策

   西汉的民族政策,总的说来,早、中期主要是继承秦制,较为成功;晚期有较大的变化,矛盾较多。

1汉初政府在西蜀的民族政策

汉代早期在巴蜀的统治区域,大体限于盆地内,川西高原为土著民族控制,不在其内。南边以僰道为中心的僰侯国,在秦吏撤走后便归顺了夜郎,到高后执政期间才逐渐收复。秦人开发西南,凿通五尺道,在滇、黔之地置吏设县。汉朝初兴,中央朝廷与诸侯之间矛盾重重,无暇顾及西南,放弃了在滇中、黔之地的统治,下令关掉蜀地故徼。高后六年(公元前182)修建了僰道县城[37],以此为基础,才重新开始了对川南地区的开发。近年在高县发现了西汉初期的半两钱石范母③[38],反映了这一进程。

汉初,刘邦为汉中王时,征募巴蜀北部地区的賨民(又称板楯人、板楯蛮),出击三秦。此后,连接三次封侯封其首领范目,人称“三秦亡,范三侯”。刘邦还复除参战賨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以资奖赏。賨人七姓并非全回了巴土,部分賨人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后留居于关中。《隋书》卷30《地理志中》说:“上洛,弘农本与三辅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不过,此说巴人七姓尽留上洛、弘农,亦有可疑。一部分则协助汉政府驻守汉中。1986年曾在陕西汉中紫阳白马石村的一山坡上发现属于“巴蜀文化”系统的墓葬八座。[39]这批墓葬,除随葬兵器外,基本上无其它葬品,墓葬分布密集而无打破关系,死者应是在同一时期下葬的军人。综合各种因素看,这批墓葬当为秦末汉初随刘邦出战的賨民之墓。[40]

2武帝开发“西南夷”

汉代统称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南夷”。其中,大体而言,今凉山、甘孜、阿坝地区的土著民族为“西夷”,今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土著民族属“南夷”。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发兵击东粤后,即着手开发“南夷”,拜唐蒙为郎中将,带兵士千人,并征调万余人运送礼品等,从巴郡符县(今合江)符关出奇兵[41],直入夜郎腹地,拜见夜郎侯多同。建元六年,汉武帝以今川南部分地区,加上夜郎地区,设立了犍为郡。

这对“西夷”也有影响。当是分布在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高原的邛、笮之君听说了武帝对夜郎的优惠政策和大量礼物后,也主动表示愿意内属,愿接受汉朝廷的统治,希望朝廷能象在夜郎那样设郡置吏。武帝征求蜀人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邛、笮、冉駹者与蜀邻近,道路也容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到汉兴才罢;现在如果再置郡县,条件优于南夷。[42] 武帝即拜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回蜀主办其事,并慰问蜀中父老。又命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为副使,乘四乘传车,“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即这一行人的所有开支、包括给“西夷”的礼品等,皆出于巴蜀。

相如先后进入邛人、笮人、冉駹、斯榆等蜀郡西边、西南的兄弟民族部落中,与其首领谈判、协商,宣传汉王朝的威德。当时许多部落的首领皆愿做汉王朝的内臣。“愿得受号者以亿计”[43]。过去,这些民族彼此械斗,互为仇敌,各族各部落之间皆构筑有关塞。现在,在相如的奔走活动下,大家团结在汉政府的周围,也撤掉了关塞路障等。西边,汉政府的统治以沫水(今青衣江)、若水(今雅菪江)为界,即深入到今川西甘孜地区、西昌地区的西部,在这里设置了—个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南边,汉政府的统治与新开发的牂柯相联接,并建立了关塞,还修建了一些道路桥梁,沟通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司马相如这次出使,功成而返。   

武帝时,汉政府动员了数万民力、兵力,在巴蜀四郡(蜀、巴、广汉、犍为)大修通往周边民族的道路,载转相饷,“费以亿万计”,有些路线虽经三年修建,仍不通,兵士疲饿,露宿山林,不服水土,疾病流传,死亡者众多。各地民族又经常造反骚扰,政府调兵前往镇压,耗费了巨资却不起什么作用。武帝略感不安,派公孙弘到西南各地考察。公孙弘回京后,大讲开发西南边地的困难,后来他担任御史大夫,又主张放弃开发西南边地。当时北方战事正紧,为集中力量对付匈奴,武帝采纳了公孙弘的主张,从“西夷”地区撤回官吏,放弃了“南夷”许多地区,只保留了两县一都尉,并令犍为郡伺机而行,自己保护其郡县。

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是由寻找通身毒、大夏的道路而引起。元狩二年(公元前122),博望侯张骞对武帝说,他在出使大夏时,曾见有蜀布和邛竹杖,了解到是经东南身毒国(古印度)而来,约数千里路程,在那里能得到蜀贾的东西;又听说在邛人活动区域的西边二千里,有身毒国。张骞又大讲,大夏国在王朝的西南,慕中国,唯因匈奴隔其道而不能与汉交往;如果由蜀通身毒国,道路近便,又无危险,这样就能建立与身毒、大夏夹击匈奴的联盟。于是,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前往蜀地,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分成数路,分别从蜀郡、犍为郡出发。—路出冉駹,取道今阿坝而西;一路出莋,取道今雅安、甘孜而西;一路出徙、邛,取道今攀枝花市而西,一路出僰,取道今宜宾而南。各队使者前进了一、二千里后都先后遇到了麻烦,或被杀掠。武帝极为震怒,征发三辅地区的罪人、巴蜀军队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前往攻打昆明诸部中曾捕杀汉使者的部落,大获全胜,斩首数万而归。其后曾再次遣使探路,但昆明诸部仍抢掠捕杀汉使,探路计划终未完成。[44]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粤造反,武帝派驰义侯从犍为到南夷地区征调民族部落兵,准备攻打南粤。且兰君害怕部落的青壮远行后,附近部落掳其老弱为奴,首先造反,杀了汉使者和犍为郡太守。叛乱声浪由南夷波及西夷,蜀西南的邛、笮诸部落也加入了叛乱。武帝征发巴蜀罪人和曾参加过打南越的八校尉出兵平叛,很快诛杀了且兰君、邛君和笮侯,斩首数万。在武力攻占的基础上,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这些地区大规模设郡置吏:在邛人活动地区,设置了越嶲郡(图14);在笮都人活动地区,设立了沈黎郡[45];武帝杀笮侯、杀一儆百,冉駹之君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恐,主动向汉政府请求置吏,汉政府便在那里设置了汶山郡;在广汉西部白马氐人活动地区,设置了武都郡。武帝还承袭秦人的作法.在西南地区分封民族首领为王、为侯。如活动在今凉山州一带的邛人首领,被封为邛谷王。武帝晚年,经济不支,停止了拓边活动,甚至从一些已占领的边地撤回了部分官吏军队,这在西南也有表现。天汉4年(公元前97),武帝撤销了设在笮人地区的沈黎郡,改置为两部都尉,一治旄牛,负责处理民族事务,一治青衣,负责处理汉移民事务。                   

3西汉晚期民族矛盾的激化      

 武帝去世次年(公元前86),“西南夷”地区便爆发益州郡、牂柯郡的大规模民族武装冲突。朝廷调蜀郡、犍为郡的材官精勇组成“奔命”,一举大破之。昭帝时的连年战争,向汉政府敲响了警钟。宣帝接位后,对西南民族采取了让步政策。川西北汶山地区,武帝时置汶山郡。昭帝时期,围绕着赋税徭役,民族矛盾已趋激化。宣帝地节元年 (公元前69),武都白马羌人造反,朝廷征调冉駹诸部前往讨伐成功,至地节三年,派使者骆武入汶山郡慰劳察访,当地官吏百姓多反映:“一岁再度,更赋至重,边人贫苦,无以供给,求省郡。”当时,汶山建郡已四十五年,骆武把这些情况上奏朝廷。朝廷鉴于武都等地的民族造反教训,撤除了汶山郡,将其辖地省并为蜀郡北部都尉。这并非简单的改名问题,由郡改为都尉,原驻在汶山地区的大量郡、县官吏、军队基本上都要撤出;都尉统治远比设郡更为松散,近似让民族自治。从有关记载看,宣、元时期(公元前73一公元前33年),西南民族与政府的关系还比较稳定。

4王莽时期“王道” 的民族政策 

  王莽时期,按照《周官》、《王制》更改职官名和郡县地名,“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文也”。据《汉书·地理志》,益州地区至少有三十九个郡、县名称被改动,其中:甸氐道——致治、阴平道—摧虏、临邛——监邛、江原——邛原、严道——严治、蚕陵——步昌、犍为——西顺[46]、僰道——僰治、越嶲——集嶲、胜休——胜僰、武都县——循虏。以上民族地区的地名,改动时多带有教化、贬低之意。

王莽不顾内地烽火四起,强令改阴平道为摧虏道,改氐为羝,又贬汉朝封的钩町王为侯。钩町王邯为此十分怨恨,牂柯大尹(太守)周钦奉命设计杀了邯。邯弟承率领族人攻杀了周钦,又攻城略地,益州三边的民族暴动迅速燎原。益州郡的僰人首领栋蚕、若豆也起兵攻杀大尹程隆。

王莽派遣平乐将军冯茂率军进讨。经三年未胜,被征官吏、军士死于疾疫者竟高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王莽诛杀冯茂,另派宁始将军廉丹、庸部(改益州名)牧史熊,征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加上运输粮草者二十万人,南击益州。这次最初也打了几个胜仗,后来就因军粮供应不上,士卒饥疫,三年间死了数万人[47]。王莽又征召廉丹、史熊回长安;廉丹、史熊怕落得冯茂的下场,上书请求重新调动军队,必获大胜后才回长安。王莽准其奏。他们又大肆赋敛。就都(广汉)大尹冯英拒绝上交赋敛,并上书王莽说: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属反叛以来,积且十年,郡县距击不已;续用冯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险高深,茂多驱众远居,费以亿计,吏士遭毒气死者十分之七。今丹、熊惧于自诡期会,调发诸郡兵谷,又按百姓的财;“取其十分之四”,空破梁州,功终不遂;宜罢兵屯田,明设购赏。王莽怒,免冯英官职,但后来他又感到冯英“亦未可厚非”,改任冯英为长沙连率。

  王莽也意识到了战争给益州百姓带来的灾难。不久,他又把廉丹等征还,重新派遣大司马护军郭兴、新任庸部牧李晔第三次率军南击。这时越嶲少数民族首领任贵又率领族人暴动,攻下郡治邛都(今西昌),杀太守枚根;任贵自立为邛谷王。郭兴、李晔未南至益州便宣告失败。王莽临亡前,大赦天下,但却下诏说:“北狄胡虏逆泊、南僰虏若豆、孟迁,不用此书” [48],即不在大赦范围内,可见他心里的仇恨。这也反映出西南民族暴动对王莽政权的打击程度。

5东汉王朝统治的加强

1983年2月,在凉山彝族自冶州昭觉县好吞乡发现石表1座。石表正面有文字9行,侧面有文字3行,皆隶书(图15)。石表文字记载了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越嶲大守任命苏示县有秩冯佑为邛都县安斯乡有秩,并“复除”上诸、安斯二乡赋役,当地乡民十四里丁众立石表以记此事。石构件上有“官匠所造”题字,可见这是郡府派官匠所造。该石表为东汉民族地区行政、职官、赋税徭役制度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石表铭文说:

(正面)领方右户曹史张湛白:前换苏示有秩冯佑转为安斯有秩,庚子诏书“听转”示郡,为安斯乡有秩如书。与五官掾」司马□议,请属功曹定人应书时簿下。督邮李仁邛都奉行,言到日见草○行丞事常如掾○主簿司马追省」府君教诺○正月十二日乙巳,书口昌延口○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丙午,越嶲太守张勃,知丞事大张口,使者益州治所下,三年十一月六日庚子○长常叩头死罪,敢言之」诏书听郡,则上诸、安斯二乡复除口齐口乡及安斯有秩,诏书即日口口口,劝农都邮书掾李仁邛都奉行」勃诏口诏州郡口口口死罪,敢盲之○口口口口口下庚子诏书,即日理判也」三月十四日丙午诏书,太守勃行于东。大官守长常叩头死罪,敢言之○」使者益州口口口口治口口口口言口○高官口口诏书即日始,君迁里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十四里○将十四里丁众受诏,高米立石表,师齐驱,宇彦新。

(侧面)越嶲太守丞掾奉书言,口口常口都口口口口口,光和四年正月甲午朔十三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大官守长常口部曲,部劝农督邮书掾李仁邛都口口口于诏书,书到奉行。务口口口口口口口诏书口」口口真口湛书佐延主。[49](图6)

领方右户曹史,“领方”,《后汉书·杜笃传》有“并域属国,一郡领方”之语,当为执掌地方事务的一种官员,户曹史为郡府户曹小吏。庚子诏书,指光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庚子日所下诏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集解》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冯佑转为安斯有秩事,郡府上奏了朝廷,得到批示认可。五官掾、功曹、劝农督邮书掾、太守丞掾、书佐,皆郡县属吏。

从汉武帝进入越嶲地区开始,到东汉,政府对该地统治已大大加强,其直接统治区域,已深入到昭觉好吞乡这样的山区。《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时期,官府统计的越嶲郡的户数比西汉时增加113%,人口增加53%,主要是其直接统治区域较东汉时期大大拓宽了。这首先是该地的地理资源吸引了东汉政府。据《后汉书·郡国五》越巂郡:邛都南山出铜,台登出铁,会无出铁。到东汉时期,蜀郡内地的铜、铁矿产开采时间已长,有后继乏力之感。

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从西汉中、晚期开始至东汉,官府在川西南设立了多处较大型的官营作坊。1976年在西昌石嘉乡曾发现一铜器窑藏,出土王莽时的铜钱范、铜锤、铜镜等近二千斤,显然这是一个官营作坊的遗址。建初元年至建宁年间(公元76一168年),该区朱提堂狼生产的铜洗,远销各地,闻名全国,成为汉代全国最大的铜洗生产基地。近年在西昌市东坪村又发现一处炼铜遗址。[50]其时代上起西汉末年、下迄东汉,现仍保存的遗址分布范围达十八万平方米.另在该遗址以东约20公里的标水堰下,调查发现了主要是汉代的铜矿矿硐46个。当时该地实为一个冶铜城。这是当时一个较完整的官营冶铜机构。(图16、17)

其次,越巂为养马的极佳基地。《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六年(112)春正月庚申,诏越巂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朝廷一次便在越巂设置三处大型军马场,可见朝廷对该地马匹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该地养马业的发展,蜀中养马业一度在全国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东汉政府改变了秦、西汉早、中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不直接设置乡、里的政策。《后汉书·南蛮传》说:“板楯蛮夷者……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在巴蜀北部的板楯人地区设置了乡里,此铭文又证明在越巂民族、象昭觉这样比较偏僻的地区,也置了乡里。铭文中“苏示有秩冯佑转为安斯有秩”,苏示,《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五》越巂条皆有苏示县。有秩,《后汉书·百官志五》县乡条: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风俗通》曰:“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李贤注引《汉官》曰:“乡户五千,则置有秩。”安斯为邛都县下的乡,这一石表说明昭觉在东汉时为邛都安斯乡。一个乡有秩的调换任命,竟要由郡府上报朝廷,得到朝廷的认可诏书后才能执行,可见东汉对越巂民族地区的政策不同于外地,也表明东汉政府对这里高度关注。另外,冯佑先在苏示县某乡任有秩,现在又转为邛都县安斯有秩,说明他是外来官员,不是当地民族首领。当地民族首领或其子女出任地方官者,一般都不外调。“君迁里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十四里.将十四里丁众受诏”,上诸、安斯二乡共辖十四里。此称当地民族为“丁众”,已改变了过去称“蛮夷”、“夷民”等说法,可见在政府眼里,当地民族与外地百姓无异。“丁众”,意味着要承担徭役赋税。东汉官府统治的有效区域较西汉明显扩大,东汉越巂户数较西汉增加113%,人口增加53%,也就好理解了。

东汉政府取消了对部分土著民族的优待政策,改变了秦、西汉早、中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不征或少征赋税的作法,东汉时期,对巴蜀少数民族也征收田租市税,并令其服徭役。如对川北板楯“更赋至重”,遇有特殊情况,并报经郡府同意,才可暂免某乡的徭役,如这里便免除了邛都县上诸、安斯二乡的赋役。               

( 三)蜀汉时期的民族政策

蜀汉拥有益州之地,今四川境内为其核心。总的说来,当时民族构成与秦汉时期变化不大。相比而言(如比王莽和东汉时期),蜀汉时期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在南中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

三国时期,西蜀的“叟”兵屡见于记载,引人瞩目。叟,是对蜀境内“西戎”部落兵的一个古老的俗称。《史记·周本纪第四》:《集解》孔安国曰:“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后书书·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后书书·刘焉传》: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汉世谓蜀为叟。孔安国注《尚书》云:“蜀,叟也。”《后书书·西南夷传·邛都传》: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续汉志》曰,苏祈,县,属越巂郡。《华阳国志·二牧传·刘璋传》: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诸葛亮传》: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李恢传》: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张嶷传》: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汉代以来,西蜀官府定时征集境内土著民族的部落军队,令其承担某些任务。这在刘焉时代没有变,蜀汉时代也没有变。

“南中”是一个很大的地理区域,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两省。南中是民族杂居地区,历秦、西汉,渐得开发。许多移民进入了土著民族一般不居住、或很少居住的平坝地区。到东汉中后期,许多移民已“夷化”。在这些“夷化”的汉民中,逐渐产生了一批“大姓”,又称“夷帅”、“叟帅”。他们往往手握重兵,不仅控制着一方“夷化”的汉民,还能调动附近的少数民族,是一批兼具汉人、少数民族统治方法的军事奴隶主。

刘备一死,越嶲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四川西昌地区、渡口市、云南丽江、永胜等金沙江以北地区)的“叟帅”高定首先起兵,攻夺郡城,杀郡将军焦璜,举郡称王叛乱。紧接着,南中地区除了朱提郡和永昌郡部分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卷入了这场叛乱。南中诸郡致叛的因素很多,有外来势力与土著豪族的矛盾,有传统的民族偏见和隔阂,还有蜀、吴二国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南中一些大姓叛蜀附吴,反映出当时蜀汉民族政策的一些失误。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以“攻心”为这次战略的指导思想[51],大军兵分三路而进:诸葛亮亲率一军从西路进攻,从成都到安上(屏山县西新市镇),然后由水路入越嶲;另派巴西阆中人牂柯太守马忠率一军从东路进攻牂柯,由成都至江阳(今泸州)入今贵州境;派建宁俞元(今云南澄江)人、庲降都督李恢率一军,由成都至僰道(今宜宾),至平夷(毕节),至建宁(曲靖)。(图7)。高定的部曲、联军分散驻于旄牛(今汉源)、定笮(今盐源)、卑水(今宁南)一线,多筑营垒以图固守。诸葛亮本欲高定军众集合后,再大举进攻,一网打尽,因此驻军于卑水。这时,雍闿率孟获等部从滇东赶来支持高定。不料两军一合即起内讧,高定的部曲竟杀了前来支持的雍闿及其士庶若干。孟获代理雍闿之位。诸葛亮趁敌内乱之机猛攻高定部,高部抵挡不住,弃邛都(今西昌)而逃,其妻等被俘。高定逃出后,复纠集二千余人,杀人盟誓,欲求与蜀汉军决一死战[52]。蜀汉军大败高定部,斩高定。此时,马忠军也攻破了牂柯郡。李恢军打到昆明(滇东黔西之间,非今昆明市)后,当地诸县土著互相纠合,以数倍之众围攻李恢军。当时李恢孤军深入,与诸葛亮失去了联系,形势危急。李恢急中生智,对敌军喊道:“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土著人听信这位同乡的谎话,围守怠缓。李恢抓紧战机,率军突击,大破敌军,追奔逐北,南边一直打到盘江,东边与牂柯马忠军相接,西北边与诸葛亮声势相连。在西路战线上,诸葛亮又挫败孟获。盂获率部南逃入益州郡。诸葛亮紧追不放。五月,在弄栋(今姚安)城北渡泸水(金沙江),进入益州郡地。

关于诸葛亮渡泸水处,主要有两种说法。东渡说认为是从会无县(今会理)东向渡泸,至堂狼县(今会泽、巧家)[53];西渡说认为是由三绛(黎溪)渡泸水至蜻蛉(今大姚),入益州弄栋县(今云南姚安)[54]

蜀军渡泸后,在弄栋县一带与孟获交锋,大败其部众,生擒孟获。诸葛亮了解到孟获“为夷汉所服”,在土著民族和汉移民后裔中都具有一定威信,决心征服其心,让他参观了军营。孟获观后不服,诸葛亮马上将其释放。再战,又将其生擒。七纵七擒后,诸葛亮还准备释放孟获,让其再战。孟获自己不愿再走,向诸葛亮表示“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遂率军打到滇池。到这年秋季,南中叛乱被完全平息,大军绕道滇东班师,沿途降服若干小股叛乱势力,十一月回到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抵达成都[55]。此次战略,把军事武力与攻心安抚有机地统一于一体,进展神速。

南中平叛之胜利,除蜀汉上下一心,将士奋战等因素外,也有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原因。首先,南中地区与巴蜀内地同属一个大经济区,同在古“西南夷”文化系统范围内,两大区域之间本有极密切的内在联系。其次,是秦汉以来持续开发西南的结果。如移民、交通建设(秦修的“五尺道”这次便是行军路线之一)、对少数民族的各种教化等,都有漫长的历史基础。战争的性质是蜀汉内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的战争,是蜀汉政府在本国领土上平息叛乱、捍卫统一的战争。它保卫了历史上开发西南民族地区的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包括以下几条。第一,吸取西汉“众建诸侯分其力”的经验,把南中大郡分割为小郡。首先是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割建宁、永昌、越嶲三郡。另置云南郡。《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说“分建宁、越嶲置云南郡。”《三国志》卷33《蜀志·后主传》说:“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十二月,亮还成都。”云南郡辖县有遂久(原属越嶲)、姑夏(原属越嶲)、蜻蛉(原属越嶲)、云南(原属永昌)、叶榆(原属永昌)、邪龙(原属永昌)、弄栋(原属建宁)。又分割建宁、牂柯置兴古郡。滇南、黔南一带,民族势力犹强,从西汉以来便时叛时服,新置二郡以加强统治。建宁郡是雍闿、孟获的老巢,这次叛乱的中心,分割最细,朱提郡未卷入这次叛乱,未分割。第二,大量起用土著大姓。史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即用当地土著大姓和民族酋首为官。有人劝谏,反对这样做,诸葛亮就分析道:如果留外地人在南中当官,则必须留下大量军队,粮草供应困难,这是一不便;当地民族这次战败,其父兄死伤,留下外地人而不留下军队,必成祸害,这是二不便,又当地民族本常有废杀君长酋首之举,留下外地人当官,他们也终不会相信,这是三不便。并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欲图不留军队,不运粮草,而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目的。当然,并非所有在南中为官的都是南中土著,也有一些外地人,但这些外地人又多以巴蜀籍为主。用民族首领和土著大姓为地方官的政策,不仅在南中地区执行,在其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曾执行。第三,征调南中兵壮入蜀。南中民族当时几乎无正规的军队,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是每个男子的责任。蜀汉政府征调滇池等地的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入蜀,以其青壮为军队,组成骑兵五部,所当无前,号称“飞军”。据载,王平任参军时,曾“统五部”[56],即为该军首领。朱提大姓孟琰(即孟炎),也曾率领南中部曲万余家入蜀,参加诸葛亮北伐之役。孟琰官至虎步监,辅汉将军。蜀汉时期,还抽调过五溪蛮、賨人、叟人青壮组成军队。《后出师表》说:“賨、叟、青羌………此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调移少数民族兵壮为政府所用,可谓一举两得,一是削减了民族、边远地区的土著势力,二是增强了政府军队的战斗力、补充了兵源。第四,鼓励大姓役属少数民族。南中大姓是“夷化”的汉人豪族。这次叛乱,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骨于;平定叛乱,也以其中一部分人为骨干。现在蜀汉政府要统治南中,还要依靠他们。诸葛亮把少数民族中一些较“羸弱”的部族分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一些民族不愿宾服大姓富豪,蜀汉政府就劝这些大姓用金银财帛“聘策”,规定部曲多者可世袭为官。当时许多大姓、官吏都拥有大量夷、汉部曲。如在昭通后海子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壁画中,便有夷、汉部曲侍卫墓主[57]。该政策鼓励大姓建设边区,他们受爵为官后,也就转变为政府可以利用的力量。第五,作“图谱”等,从思想意识方面加强教育、统治。第六,发展生产和征收赋税。蜀汉政府注意在南中发展农业,土著民族中至今传说诸葛亮教其务农、种谷。《后主传》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过去,秦汉政府开发边区时,多贵义贱利;蜀汉开发南中,诸葛亮等追求的目标却较现实、灵活,与秦汉政府有明显的不同。第七,加强武力控制。南征前,已置庲降都督,掌南中军政。平定后,又加强了该机构。先后任过都督的有邓方、李恢、张翼、马忠、张表、阎宇、霍戈、杨戏等,另设有副贰、护军等职。都督府掌握有一支部队。平乱军刚回蜀,便出现“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蜀汉政府派李恢再往“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建兴十一年,南中豪族刘胄反,扰乱诸郡,都督张翼镇不住,另派马忠替之。大军很快平叛,斩刘胄。诸葛亮之后,也时有战事。如霍弋领永昌太守时,以偏军攻打“数为寇害”的永昌叛乱部落[58]

 

三   经济、文化与民俗

秦汉三国时期,是巴蜀民族文化历经转折、发生巨变的时代。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在宗教、伦理、建筑、衣食住行、姓氏、文学艺术、神话传说、教育、史学等领域都较以前有了变化。

              (一)  巴蜀各民族区经济概况

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看:在秦统治期间,秦、中原文化为巴蜀民族经济带进了新鲜血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如农耕民族开始牛耕和使用铁农具,变化甚大。交通方面,开始普及马车,传统的皮舟、独木舟减少,船舶增多。桥梁方面,溜索、索桥减少,木桥、石桥增多。一些传统工艺如冶铜、制玉、制陶、漆器、丹砂等,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较以前更有明显发展。

秦至三国期间,巴蜀各族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差别较大。

成都平原而论,在秦统治蜀地的初期,广泛分布的土著民族(主要是氐人)仍呈部落经济特征,至秦末汉初,平原地区的部落经济多趋于解体、家族经济、个体家庭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在川西高原,传统的部落经济仍基本不变。在长期的实践中,氐人还逐渐形成了自已的水利建设体系。李冰修建都江堰时,[59]氐人巫师杨磨等曾率部协助。都江堰的布局和一些具体工程、技术特征,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氐人的水利建树。当时氐人中阴阳五行学说、天文学、针灸及草药等皆较发达,成为秦汉时期当地汉移民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宝库。成都平原岷江西岸(右岸)地区(包括今灌县河西、崇庆、大邑等),过去是邛、笮等土著民族活动区域,兼营猎、牧、农;农业生产水平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阶段。自秦“分穿羊磨江”和“导文井江”后,加之铁农具普及,农业发展极快。古籍载江原县“小亭有好稻田”、青城山脉“山上有嘉谷,山下有蹲鸱,即芋也。”山上产谷,即已开有梯田;山下种的芋,虽是旱地作物,也特喜湿润,须经常浇水。史载卓氏迁蜀,主动要求去临邛,原因是“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可见这一带的农产品秦时已闻名巴蜀内外。

分布在川东北、川东的板楯、廪君、五溪部族等,在秦汉三国时期,经济生活皆农牧渔猎并重。坝区、谷地种植水稻等,浅山地带多种杂粮。广大山区长期处于刀耕火种(所谓“畲田” )、广种薄收的阶段。秦昭王复板楯蛮“顷田不租”,不仅反映出他们也从事农业生产,同时还说明他们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下。农业以旱地作物、广种薄收为主。牧业系小规模的定居放牧,以牛羊马为多。渔业、狩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略重于蜀人。仍有数量可观的专业猎户。该区山高林深,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廪君部族以虎为图腾,板楯族以打虎为业,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他们的狩猎生活。该区江河千支百脉,皆为长江水系。北部主要有嘉陵江及其支流东河、西河、南江、通江、州河及它们汇集的巴河、渠河;东南部主要有乌江,它们从不同的方向汇入滔滔长江。众多的江河,为发展渔业经济创造了条件。这一地区主要是从江河中打鱼,很少人工养鱼。

秦汉三国时期,盆地南部僰人地区,以农为主,兼行渔、猎、牧等。除个别平坝地区外,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以荔枝为代表的园植业相当发达。《齐民要术》说:犍为僰道南广,荔枝肥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本区有大小河流溪涧数百条(均属长江水系),形成河网;山丘树林中动物鸟禽资源极为丰富,渔猎经济在秦汉时期仍起着重要作用。另一特征是以荔枝为代表的园植业特别发达。《元和郡县志》卷北三十一说:“僰道县……出荔枝,一树可收一百五十斗。” “南溪县,本汉僰地道……多荔枝。” 《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郡国志》说:“西夷荔枝园……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表明以荔枝为代表的园植业在该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间,由蜀道通滇的“五尺道”便从僰道开始。鉴于该区位于巴、蜀与滇、夜郎等地之中的位置,在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过渡地带的作用,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在开发西南夷的历程中,又起着前沿阵地的作用,促使其商业发展较快。该区普遍存在的崖墓雕刻和其它文物资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         

邛人集中分布的安宁河流域,以“四季无寒暑”着称,适宜稻作农业。从当地的, 秦汉遗址和大石墓资料看,邛人主要是坝居、濒河居、低谷浅山居住民族;以稻作农业为主,长期定居(几代人才能葬满一座大石墓),部落制度一直居统治地位(大石墓的丛葬制度,显示出部落成员生死与共的意识),尚未产生明显的私有观念和等级制(无个人随葬品,酋首与普通成员同葬一墓)。

  川西北高原氐羌民族分布地区,《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其王侯颇知文书,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卭笼(图8)。可见该地羌人部落甚多。在秦汉时期以牧为主,所产牦牛、犏牛、马、绵羊等长期运销巴蜀内地。司马迁、班固都认为这是巴蜀“殷富”的原因之一。[60]该区主要是定居牧业。又适当发展农业为辅助。《南蛮西南夷传》说:该地“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另外,狩猎经济也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民间经济、文化交流却始终存在。所谓“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便是其一。

川西南笮人、青衣分布区,为横断山脉的北翼部分,地表多呈破碎状,崎岖起伏,山高大谷窄深,岭谷高差多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这种地理条件适宜部落各占一山,割据一方。在民族分布上,呈大杂居、小聚居。这里更多的是依靠易守难攻的地形来进行防御。该区呈山地垂直气候。相当多的坝区年降水量在1100毫米以上,适宜农业。笮人一般依山而居,半农半牧。牧业一般为定居性放牧,只季节性、小范围游牧,主要牧养牦牛、羊、马等。山地多刀耕火种,农作物以荞子、麦为多、坝区则产水稻等。该区地处亚热带,森林覆盖面积大,动物、鸟兽资源丰富,狩猎经济与农、牧同等重要,采集经济也起着辅助作用。

(二) 巴蜀民族中的铁、铜、陶器等

秦入巴蜀后,巴蜀各族在经济领域中的一大变化便是开始使用铁器。过去,该区域的铁器量少质劣,且多为铜铁合铸;冶铁尚末发展为单独的手工业部门。秦入蜀后,冶铁业发展极快,蜀郡临邛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冶铁生产基地。它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大量使用“西南夷”奴僮作业,劳动力极廉价。当时,以卓氏、程氏为代表的蜀地冶铁家,其产品运销西南各民族地区,“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在这些民族地区,往往发现与巴蜀内地铜器造型一致,或基本相似的铁器,如剑、矛、削、刀、带钩等。这反映了巴蜀普及铁器初期阶段,注意用廉价的铁仿制、取代昂贵的铜器。许多在巴蜀内地考古发掘中常出土的铁器品钟,在上述“椎髻”之地也有大量发现,如鍪、斧、凿、斧、三角架、铲、斤、锥、锤、钻、剪、夹、镞等。一些铁器,当时在巴蜀内地缺少市场,在民族地区却能畅销。

值得注意的是,在普及铁器的过程中,当时巴蜀各族对此新事物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地区接受快。从考古资料看,在巴蜀一些民族地区,有些铁农具的普及时代甚至可能略早于巴蜀内地。如岷江上游地区,在石棺墓中发现的铁农具有镰、斧等,时代为战国晚期至汉初。又如近年在理县秦至西汉初期石棺中,发现大量釜、鍪、三足架、斧、锸、镰、铚、凿、锥、削、刀、剑、镯等铁器。其中,有由蜀郡内地输入的,也有本地生产的。其品种、数量之多,即使在蜀郡内地也罕见。这与川西高原地区原青铜文化较落后,接受新事物的阻力较小有关。相对来说,川西南邛人对使用铁器的态度便要迟钝一些。从其大石墓资料看,该地在秦及西汉时期才出现一些小件铁器,如削、镰、耳环、指环等。西汉晚期,该地汉移民中已很流行铁兵器和铁工具,但在土著民族中,仍主要使用铜器。迄东汉初,该地土著民族中一般兵器、工具才被铁器取代。这表明当地民族使用铁器,乃是汉文化影响所致,铁器出现之初,该民族文化曾予以抵制。该地东汉铁器仍缺乏地方风格,主要是蜀郡传入。

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西汉中期以降,四川民族地区的铁器一度减少,一些过去曾用铁制造的器类又转而用铜。它反映出武帝抑商政策对蜀私营冶铁业的摧毁性打击,也反映出代之而起的蜀地官营冶铁业不再把周边民族地区作为经销对象。至东汉时期,蜀郡私营冶铁业复兴,产品再次行销周边民族之中。目前在西昌、阿坝等地,已多次发现铸有“蜀郡”铭文的铁锸。(图9)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冶铜业,也有相当多的产品出自世居民族之手。秦及西汉早期,有一类浓具地方作作品,俗称的“巴蜀式”铜器,如容器鍪、釜、甑、壶、尖底盏,兵器如“烟荷包式”钺、“柳叶剑”、各种带“巴蜀符号”的矛、乐器如编钟、錞于、钲以及各种“巴蜀符号”印章等,它们主要由主要是土著民族的作坊生产。现已发现的“巴蜀符号"中,有许多符号是私营作坊的标志。它们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巴蜀各地土著民族都有一些冶铜作坊,不仅可制造各种容器,也可自由地制造兵器。

在川西南今西昌、渡口一带,当地土著民族使用的铜制品主要有发钗(图10)、飞刀、剑等,型制特殊,不见于外地,为当地制造无疑。各种铜器器形复杂,纹饰多变,表明当时该地土著民族制作铜器的小型作坊甚多。

川西高原今阿坝、甘孜一带,秦汉三国时期已有了冶铜业。从大量的墓葬出土资料看,当时该区铸造的兵器和饰件,颇具民族风格(图11)。在秦统治时期,该区少见铜容器。冉駹、笮人、青衣夷人的冶铜业一般为锻打。其兵器几乎全是剑、刀、匕首等短兵器。至西汉早期,岷江上游地区出现大量“巴蜀式”青铜容器,系川西平原输入品。[61]说明当时该区的铜器制造多为小件锻造。当时该区所用铜料,可能系外地输入。该区大量引入“巴蜀式"铜器这一事实,反映了较先进的“巴蜀文化”对当地高原民族文化的影响。

至西汉中期,在巴蜀内地各种具有传统地方民族风格的产品大幅度减少,有的器类甚至基本消失。迄至西汉中期,巴蜀内地(主要是盆地内)世居民族文化面貌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如原该地区流行的一整套富有地方特征的器物,俗称“巴蜀式”铜器,都先后发生了重大变化。“烟荷包式”铜钺(图12),至秦末汉初基本消失;“弓形耳”长骸、短骹式铜矛、至秦末已少见,至汉初绝迹(图13);虎纹铜戈,至秦末已基本消失,至汉初绝迹;柳叶形青铜剑(图14、15),秦入主巴蜀后,形制渐变,至秦汉之际完全被中原式剑取代。尖底尖顶奁形器,战国中、晚期之际在蜀中还盛行,迄秦入蜀后便骤然消失了。铜鍪(图16),至秦末汉初大量减少,至西汉中期后基本不见。[62]这些看似零星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文化发展的必然,揭示了巴蜀内地先秦时期的传统民族文化正在改变。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的制陶业总的说来相当发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便是川西高原上普遍流行(出土数量最多)、冉駹、笮人、青衣夷人各部普遍使用的大双耳罐。(图17)。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wbr>罗开玉

其双耳特大、颈小、口小、腹大、底大。这些特征与该地带习惯吊烧、吊煮食物有关:耳大,方能承受吊重,腹大底大,受热面积才大;颈、口小,散热慢,在寒冷的高原地区有利于保温。其它陶器甚多,如1973年在茂汶城关清理石棺墓46座,出土陶器260件,超过铜、铁器的总和,1984年在理县佳山清理石棺墓15座,出土随葬品369件,其中陶器201件,而铜铁器只有79件。[63]这些反映出陶器在该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一时期,岷江上游地区陶器基本上是泥质陶,灰陶占绝大多数。当地土壤一般系红土,用红土制陶,火候必须适当控制,陶色才能转灰。该地带陶器轮制为主,仅少数特殊器物用手制。常见器物有圜底罐、双耳罐、单耳罐、高低耳罐、双系罐、鼎、盆、碗、豆、瓮、网坠等。从出土情况看,一般女性墓中随葬陶器,男性墓中随葬兵器。自秦入巴蜀后,该地带的器物中,铜器与铁器往往具有较多的外地文化因素,但陶器的变化却较小。在出土陶器上,发现有一些刻划汉字,说明秦汉政府统治该地后,该地民族学习、使用了汉字,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汶山民族“其王侯颇知文书”的记载,也是有力的印证。在大渡河——青衣江流域,这一时期的陶器手制器比例稍大,陶质陶色以泥制红陶、粗砂红褐陶、灰陶为主,另有少量黑陶。该地有三足和四足的双耳罐、以铜泡装饰的陶器,不见于外地,极具地方特色。

秦汉间,巴蜀一些民族地区也初步掌握了玻璃(或称琉璃、烧料、料器)制造技术。近年这时期的遗址、墓葬中曾发现了不少这方面的实物。如巴县冬笋坝船棺中,出玻璃管9根,长2厘米左右,径0.6—0.8厘米,呈天蓝色,表面不显光泽;出玻璃珠两颗,圆形有贯孔,径约1厘米,兰底色嵌黄,白色旋丝纹,质料不纯细,表面不光泽。在涪陵小田溪土坑墓小,出土琉璃珠8枚。其中两枚淡红色,鼓形,有穿孔,六枚深蓝色,不透明,近球形,有孔,圆面有大小不等凹窝纹9个。[64]

近年在理县佳山寨的这一时期石棺墓中,也发现大量玻璃器,主要是球、竹等装饰品。有的一墓就出土珠子72颗,有的30多颗。当时是把这些珠子用线穿串戴在脖子上。

1977年在犍为县发掘了一批这一时期的土坑墓,出土琉璃管3件,均为小竹管状,表面呈粉绿色;出土琉璃珠1枚,算盘珠状,玉兰色,上有深兰色与白色相间的旋丝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墓群中还出土了有“巴蜀符号”的琉璃印章,乳黄色,圆印面,背面为一鹰嘴形纽,印纹为阴识之花蒂纹;在该墓地的另一座墓中,还出土一琉璃印章,印面纹样为四叶纹[65]。此二印烧造于巴蜀无疑,并当出于土著民族的工匠之手。这证明在秦汉之际,巴蜀民族地区确已能制造玻璃器。

武帝时期,巴蜀土著民族中的私营工商业者多被取缔,陶、铜、铁器上的“巴蜀文化”特征随之消失。

(三)  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世居民族在服饰、发式方面,较大的特征是“左衽”、 “披发”、“椎髻”。氐羌系的冉駹、笮人、青衣主要是披发,多以动物皮为衣,左衽,衣摆较宽。川西高原氐羌系民族,主要以毛织品著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冉、駹夷人能做旄毡、斑罽、青顿、纰毲、羊羧之属。这些毛织品除当地人自用外,还交换到内地。内地较高档的毡帽、地毯等,多用其原料制成。川北、川东北賨人的“賨布”,也很有名。賨布即稯布,同音异写,秦汉时期俗称麻缕80根的布为一稯(棕)。賨布,也指其幅面上仅有80根麻经。巴地的一些山区民族除用此作衣料外,还将它用作商品交换,或给政府上税的一般等价物。该布幅窄而粗,在当时显得很特殊,时人又俗称制造、使用该布的板楯人为“賨人”。此外,巴蜀南部某些边地已开始用棉花织布,这就是古籍中提到的“橦花”。左思《蜀都赋》说蜀地:“布有橦华,麫有桄榔。”《蜀中广记》卷一百一:汉女输橦布。李周翰曰:“汉女,蜀之美女也。《汉书》曰:秦置黔中郡,汉兴令大人输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谓賨布,即今橦花布也。”这一时期,巴蜀南部的一些民族已能生产一种“阑干细布”的苎麻织品,一些民族则已掌握了“阑干斑布”的蜡染技术。僰人发饰流行“椎髻”。部分支系在举行成年礼时有打牙的习俗。居住习俗有寨居、洞居、濒水居等。

饮食方面,川西高原氐羌系民族普遍以牦牛、犏牛、马、羊、小麦等为主。巴蜀古氐羌系先民的一大贡献,便是在全世界最先发现、发明了茶的栽种和饮用。成都平原西、南部山区,为我国最早栽茶和饮茶地区之一。我国、全世界的栽茶、饮茶就发源于此。这里的世居民族,即氐人或笮人便是最先发明种茶和饮茶的民族。秦汉时期,蜀人又称茶为:荼(音茶)、葭萌、蔎、诧、荈诧、茶荈;外地人称其为茗、蔎等。顾炎武曾考证出:秦人伐蜀以后,始知茗饮事。[66]秦入巴蜀后,巴蜀的种茶技术开始外传。当时巴蜀人饮茶,先烹煮,表明它最初是从草药发展而来,即它是从氐、笮先民的医术,或巫术发展而来。在秦汉的种茶和饮茶者中,土著民族占了很大比例。川东巴人、川西氐人,当时已饮茶成俗。川南僰人,也以产“香茗”闻名。扬雄《方言》说“蜀西南人谓茶曰蔎”,或指今西昌、渡口一带的邛人。

在盐业方面,巴蜀的井盐闻名遐尔,其产品大量输出到周边民族地区。在民族地区,越嶲郡的定笮及汶山郡等边地亦大量产盐。定笮有著名的盐池,当地民族把盐水浇在柴薪上,然后焚烧,边烧边浇盐水,最后在炭灰中取盐,行销于周围民族之中。汶山郡则主要以咸土、咸石煎盐,亦基本满足了当地百姓和牲口之需。巴地盛产盐,巴人先祖中有“盐水女神”的传说,可见其发展与盐业关系甚紧。[67]《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说:临江县,有盐官,在监涂二溪;朐忍县,西二百九十里……木盐井;汉发县,有盐井;南充国县,有盐井。

巴蜀酿酒历史悠久。秦汉时期,人口巨增,交通改善,市场空前扩大,酿酒业又有了很大发展。秦昭王时,活动在川北的“板楯人,以善酿“清酒”闻名。当时蜀地不仅一般官吏、百姓,即使奴僮,也普遍饮酒。王褒《僮约》曾严格限制奴隶“欲饮美酒,才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歪覆斗。”

僰地还酿制一种枸酱,销至南越等地。主要农产品有小麦、豆类和水稻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有茶等。该地水果丰富,《华阳国志·蜀志》说:“僰道有荔枝、姜、蒟。” “犍为,有荔支、巴菽、桃枝、蒟 、给橙。”

在居住方面,卭笼是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较有特色的建筑之一。《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卭笼。”这种建筑的产生,首先与该地“六夷、七羌、九氐”杂居有关,彼此械斗,才产生了这种固高大的石质邛笼楼房来防御他族的袭击。这种建筑,以川西北汶山地区最多。在川西南高原,便要相对少一些。川西南地区包括大渡河以南的金沙江及雅砻江下游、安宁河、黑水河、西溪河等流域的山川都作南北纵向,东西横向交通被切断,故称横断山,是整个西南地区横断山脉的北翼部分。该区山脊海拔均在4000——5000米以上,地表多呈破碎状,地形崎岖起伏大,山高大谷窄深,岭谷高差多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部落各占一山,割据一方。川西南和整个西南一样,是民族复杂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各族间鸡犬相处一地,而老死不相往来。当地民族更多的是利用山势险峻所具有的防御功能。

川西高原的笮桥可谓一大特色,以多根竹索搭于江河两岸,竹索上平铺并固定木板,可行人、畜,风吹便摇,然牢固有余。《元和郡县志》卷33说:“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桥处。”这种桥很适宜西南地区山高谷深水急、一年四季水流量流速变化甚大,木桥或石桥的基础易被淘空冲毁,即难以立桥墩的地理特征。它比外地的拱桥、或有桥墩的平桥更简便易行,灵活安全。不利之处是使用时间甚短,在使用竹索的时代每年必岁修,使用铁索后每过几年仍要大修。此外,在江河较宽阔、平缓地区,还流行以皮舟渡河。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婚姻状况差别甚大,同时存在着以父系为主的婚姻和与以母系为主的婚姻。川北板楯人是以父系为主的婚姻。当时,秦政府对一般人是按人头征收赋税,但在与板楯订立盟约时曾专门规定“十妻不算”[68]当时称人头税为“算”,又称“口算”。即规定板楯男人即使有十个老婆,这些老婆也不交人头“算”钱。这一条既然要专门订出来,可见其具有普遍性。它表明板楯人实行多妻制,一般男人都有众多的老婆。再结合板楯人在秦汉时期战事甚多、而战斗力又相对较强的背景看,可以推定,板楯人流行抢婚、转房、兄终弟继等婚姻。他们对外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抢夺妇女。与此同时,在川西高原却流行以母系为主的婚姻。《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汶山六夷、七羌、九氐各部“贵妇人,党母族”。在这一地带极流行的石棺葬中,皆单人葬,一人一棺,看不到夫妻合葬、婢妾殉葬的现象。它反映出的婚姻状况应是类似于“阿注”婚,男方晚上到女家过夜,白天回自己部落生产生活,小孩属女家所有。“阿注”可随时离散。另外,先秦时期,即使在成都平原中的世居民族中也缺乏中原地区那种“夫为妇纲,从一而终”的妇德、妇道观念。汉武帝后,儒家“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传入,在巴蜀内地一些汉化较显的地区,至东汉时已普遍形成“少则为家之孝女,长则为夫之贤妇,老则为子之慈亲”的系统理论。

秦至蜀汉,巴蜀民族中有一些舞曲相当有名。川东北的賨人,勇健好歌舞,在助高祖打天下时,且战且舞。高祖得天下后命乐官学习排演其舞曲,命名为《巴渝舞》,重大节日或宴请各国使节时,在宫廷中演出。该舞曲系一种集体舞曲,有专人领唱,大部队合唱,合唱者手持“牟弩”、“干戚”,且唱且舞,“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震波”。该舞曲还以皮鼓,木鼓和铜鼓伴奏。《汉书·礼乐志》规定“《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是朝廷中的正规演出情况,民间演奏,鼓员或多或少,当视实际需要而定,巴渝舞的曲名,东汉应劭《风俗通》说有“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三曰《安台》、四曰《行辞》。”其歌辞未能保留,应劭当时就说“其辞最古,莫晓句读”,当系用賨人土语演唱。曹魏建国后,曹丕曾命文学家王粲改制《巴渝舞》,以歌颂魏德。迄至唐代,宫庭中仍保留着《巴渝舞》曲名,可见其影响。

秦汉三国时期,四川民族乐器众多,例如:

錞于,此器一般认为是巴人的乐器,多发现于川鄂湘黔交界地区,上限可达春秋,下限一般迄于汉代。出土时多为单件,表明它是一种单独演奏的乐器。涪陵小田溪土坑秦墓出有錞于一件。另据金石资料记载,万县、涪陵在清代都曾有出土。秦汉时期,四川各地仍普遍使用錞于。楚地錞于,主要用以伴鼓,多作为军乐,在战争中指挥进退。《周礼·地官·鼓人》有“以金錞和鼓”的说法。但从云南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敲击錞于的场面看,西南地区此器也多用于宗教仪式等活动。此器音响效果宏亮幽远,声振数里。

编钟,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其时代为秦入主巴蜀后)一号墓出有编钟一套14件,重量从2700克递减至475克,高度从27.5厘米递减至14.6厘米(图18)。各钟的舞、鼓、篆等部分都有精美的花纹,其中8钟有错金纹饰;二号墓出一件。一同出土的还有编钟插销,编钟架上的兽头饰件。1977年,在会理曾出土一套六件铜编钟(图19),造型与大石墓出土的铜铃颇似,纹饰与当地出土的铜鼓相似。[69]在云南石寨山滇人墓中,曾出土过类似编钟。可以认为这是当地邛人的乐器。它反映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结合。

磬,哀帝建平三年 (前4年)曾在僰地出土宝磬16枚,朝廷将其放在辟雍展出。它表现了僰人的音乐水平和系统。[70]

钲,涪陵小田溪秦墓出土铜钲两件。

箫,四川汉墓中发现的吹箫俑甚多。汉墓中常见吹箫俑的箫下置一陶钵或一羽觞等,表明当时演奏箫时,常用一容器盛水置于箫下以加强共鸣。

鼓,各地东汉崖墓中多出土击鼓俑。

铜鼓,巴蜀南部“南夷”系统民族多用此器。诸葛亮“南征”后,有人又称其为“诸葛鼓”(图20—21)。

四川民族较重视绘画。《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南征后,“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值)。”氐羌系的冉駹、笮人、青衣言语多好比喻,通过类比来说明事理。当时巴蜀学者多受其影响,说话、写作爱打比喻,人称  “半引夷经”。在方言上,古夷人多称其人口较多、较特密的居地为“都”,如成都、新都、笮都(今汉源)、邛都(今西昌)、广都、斯都(今天全)、昌都等。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世居民族丧葬习俗五彩缤纷,考古资料极富。秦入巴蜀后,许多传统葬俗继续流行,如盆地内的船棺葬、成都地区少数瓮棺葬、巴人峡江地区崇尚崖葬,涪陵巴王族实行土葬,川西高原石棺葬、川西南地区大石墓等,又继续流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逐渐消失。羌人流动性较大,主要实行火葬。氐人部分支系实行火葬。

秦入巴蜀后,盆地内土著民族的土坑墓演变的总趋势是长度缩短、宽度加大,长宽比例逐步缩小。战国中期,巴蜀土坑墓的长宽比例一般在5:1至4 :1之间。秦统治巴蜀期间,土坑墓的长宽比例缩为4:1至2.5:1之间,如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二十座狭长土坑墓,长在3.5至5.4米、宽在0.87至1.7米之间,而稍晚一点的十三座长方坑墓,长2.1至3.7,宽1.18至1.66米,长宽比例又缩为2:1左右;到西汉初期,长宽比例又缩为2.2:1至l.4:1之间。[71]这种变化,反映了秦、中原墓葬习俗对巴蜀土著民族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巴蜀部分墓葬还以独特的葬具船棺而具有特色。秦入巴蜀后,船棺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战国早期的船棺,形状与西南地区原始的独木舟相似,在战国中期演变为与木槽相似。秦统一巴蜀后,船棺在盆地内世居民族中仍然流行(图22),其主要分布区域包括成都平原和川北广元等地,即在氐人和賨人集中分布区都有大量发现。四川船棺迄西汉初期才基本消失,究其因或与民族意识的变化、铁锯的普及和平原附近地区大楠木的减少等因素有关。

秦汉时期,巴蜀的崖葬可分为土著系统的崖穴和汉系崖墓。崖穴葬指利用自然山洞、崖壁、崖穴而葬,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其它地区也有。木棺一般为独木挖制,与同期盆地内的“槽式船棺”相似,但要小得多、轻得多,置于山洞、崖洞者,一般是一洞置数棺,置于断壁上者,往往一处置数十棺,可能是家族或部落的墓地。这类墓随葬品普遍较少,一般两、三件,且不太贵重。这说明当地民族中,当时贫富分化尚不突出。从有关资料看,墓主系当地苗瑶系统民族。

秦汉时期,川西高原冉駹、笮人、青衣民族丧葬上主要实行石棺葬(图23),一般为一次性入葬,近年发掘资料甚多。其基本特点是用石板或小石块砌墓室,在葬法上以一次葬为主,少数二次捡骨葬,或火葬后捡骨葬;几乎全是单人葬;一般都不再使用其它葬具,直接置尸于石棺中;除个别外,绝大多数无封土堆。岷江上游区石棺一般棺内无底板、没有封土堆。在甘孜、盐边等地,石棺墓或有底板。从随葬品看,部落成员中已出现了私有观念,已流行把生前拥有的贵重器物随葬墓中,但贫富分化不显,等级差别不是太大。从随葬品的种类可以看出,该地男女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分工。女性墓中多纺轮、容器,男性墓中多兵器、工具;女性多从事室内劳动,男性多从事野外活动。从随葬品的数量、等级看,男、女的社会地位无明显悬殊,大体相等。从岷江上游石板墓出土文物看,该墓地文化内涵与“巴蜀文化”关系特别密切。该墓地出土的铜釜、铜鍪、铜盘、铜钺、桥形铜币、银饰、铁刻刀等器物,与“巴蜀文化”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或系由巴蜀内地购入,或系由巴蜀工匠到此地制造。总之,两地的文化联系甚紧。与巴蜀内地相比,该墓地出土铁器的种类多、数量多、时代较早。

川西南的大石墓,一般认为系邛人的墓葬(图24、25)。这类墓,早在东晋、宋代便有人作过述录[72],南齐时曾遭大规模盗掘[73]。大石墓得科学发掘工作,始于七十年代,迄今已发掘约六十余墓。大石墓主要集中在安宁河流域,包括西昌、普格、德昌、米易、越西、喜德、昭觉、冕宁等县。大石墓的建造特征,主要是利用大石筑墓。所用大石,通长重数千斤,大者逾万斤,或稍打凿加工,或直接用自然石块;皆无其它葬具,丛葬;墓室长者逾十米,短者二、三米;一般建在地面上,有封土(石)堆;封土丘向后延伸出一道土埂,俗称“墓尾”。墓尾稍倾斜,可能是供建墓时搬运、翻滚墓顶大石所用。

四川东汉画像砖是墓葬中常见的一种装饰品,其艺术主题主要是表现当时人们头脑中的“阴间”、“天国”生活,描绘墓主死后的去处,在另一个世界的衣食住行,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反映了汉代社会。其劳动场面中的劳动者形象中,常见“椎髻”,是当地民族发饰特征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在宝兴县老场村的石棺葬墓地,即当地“青衣”人的东汉墓葬中,也发现了两方画像砖,一为“放牧图”(图26),一为“狩猎图”(图27),其风格、内容皆不见于内地,当是土著民族仿汉族的画像砖自己烧制。

   (四)祭祀、求雨、送魂与阴阳五行等

秦入巴蜀后,公元前311年改筑成都城,几次垮塌,舆论鼎沸,政府即请土著巫师以“神龟卜址法”选择城址,实际上承认了土著巫术的合法性。[74]

古代“巴蜀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野祭、即祭神于野外丛林之中、坟墓之旁、山洞之中为主,基本不庙祀。李冰任蜀守时,用氐人巫师杨磨领导族人开凿羊磨江,又在岷江江边立祀三所。秦统一全国后,其中二庙得到了秦朝廷的认可,颁布了统一的祭祀级别和祭礼。秦在巴蜀的统治者每年要定期前往祭祀,西汉时期,蜀郡地方政府仍经常派使者前往祭祀。在政府的推动下,巴蜀地区的庙祀迅速普及。

僰人在文化上属于“巴蜀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近年在僰人故地的十余个点(墓地)发掘了大量墓葬,分布广泛,延续时间较长(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应是当地这一时期主体民族即僰人的墓葬。墓中出土的鍪、釜、斤、钺、甑、剑、矛皆为“巴蜀式”铜器,陶器釜、尖底盏等亦为“巴蜀式”;在器物上还多见“巴蜀符号”。在“西僰”活动的越西,也发现了属于“巴蜀文化”系统的墓葬。上述墓葬及其出土物,表现了“巴蜀文化’’中川南类型的特征,保留较多早期“巴蜀文化”因素,墓葬全系土坑墓。僰地村寨用棘条相围,一般不筑土墙。

求雨是秦汉时期巴蜀民族普遍流行的一种活动。秦入蜀之初,成都附近的氐人普遍认为在成都庙祀的蜀侯恽能兴云致雨,官吏百姓常往祭祀。相传东汉赵瑶担任阆中(賨人中心)县令时,遇旱,赵瑶求雨于灵星,即时大雨。东汉时期,一年蜀地大旱,广汉太守祈祷于山川之神,仍不降雨,郡五官掾谅辅在府廷院中堆柴积薪,裸身欲自焚请雨,过一会儿就下了一场大雨。[75]剥开此事的神话外衣,可能是谅辅善观天文星象,算准届时下雨,才以此举钓誉。

当时还流行求子,求偶、求官、祈风调雨顺、祈庄稼丰收,六畜兴旺等宗教活动。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地区盛行占卜。龟卜。《异物志》说: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这是以龟壳占卜。当时还流行以活龟占卜,称其为“灵龟”,以朐忍县盛产。土著选择城址、寨址,房址时,常用“灵龟”卜。占书。纸签上书写占语,通过一定仪式后抽笺卜凶吉,至迟在西汉末年已流行于蜀中。公孙述的最后一战,便因抽签得“虏死城下”语而出战,结果自己死于城下。灵叉,以一种大龟壳边缘作成的发钗,俗称“灵钗”。当时涪陵一带巴人妇女多用此压发避邪。[76]            

秦汉时期,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土著蜀人中,还流行一种“送魂”仪式。他们认为自己的老家在川西高原,人死后应把灵魂送回那里。“送魂”途经汶山的:“天彭门”,有谓“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77]当时土著蜀人中流行的船棺葬,与他们认为灵魂应溯江而上至故乡的观念有关。当时其它民族,包括外来移民中一般都流行各种各样的“送魂”仪式。该仪式除反映了对死者的关怀外,还反映出生者欲摆脱死者灵魂的控制、干扰的普遍愿望。这一时期,固定的“鬼域”观念已渐趋成熟,如蜀人多以川西高原为魂归之处;巴人俗好巫鬼,以丰都为魂聚之地。这种把死者灵魂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不到一定节日不准其自由回家见后代的观念,也是生者,后代欲摆脱死者灵魂、前辈意志干扰控制的反映

秦汉三国时期,西蜀民族中较流行阴阳五行观念。这在主要由成都平原氐羌民族参与创建的都江堰(秦都江堰渠首为湔氐道所在地)上,有较为集中的体现。大量资料表明,阴阳五行与“西戎”系统民族的原始巫术有渊源关系。蜀人属“戎”系民族,至迟在战国早,中期,就已很流行朴素的阴阳五行观念。外来统治者李冰在领导蜀人修建都江堰时,也借助了阴阳五行学说。

先看都江堰的总体布局和各具体工程相互依存的关系。把都江堰工程与古代中原地区的水利工程相比,很容易看出二者的差别。古代中原地区,在传说中鲧的时代,治水以“塞”为主;到禹时代又发展为以疏为主,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78]即视地势高低,疏导川流薮泽的积水,主要目的是防洪。这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地区,一直被视为先进的治水方法,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如周厉王时的召公、春秋郑国的子产,还主张用这种疏导方法来统治百姓。都江堰工程在构思设计上却独具匠心,自树一帜,浓具地方文化特征。都江堰的主导思想是变水害为水利;都江堰工程的基本特征是“顺”水势而非逆水或阻水,主张人与自然的协合统一。主体布局特征是无坝分水、壅江排沙,因地制宜,自流灌溉;主要效能是综合利用,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相结合。阴阳学的基义是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五行说的主旨是彼此相克、相生,互相依赖,缺一不可。阴阳五行的基本思想,是在天、地、人之间,寻出彼此的和谐和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鱼嘴、飞沙堰与离堆的依存关系,它们与“二江”的依存关系,正是彼此相生相克、缺一不可,和谐统一的绝妙应用。古代蜀人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他们崇拜自然,尊重自然。这种意识反映在生产实践中,反映在治水活动中,便很强调因地制宜,循其自然。扬雄《太玄》第四说“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都江堰各工程大体都利用了水脉、水势以分水、排沙、飞石,这也是都江堰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五行说很强调循环。循环不是重复,是螺旋式的前进。都江堰工程中的“穿二江成都之中”和“穿羊摩江”,其江水皆出于江而回于江,这就是循环理论的具体应用。通过这种循环,分了岷江之洪(相克),又产生了许多新的事物,解决了灌溉、运输等一系列问题(相生)。阴阳五行说认为阳为刚,阴为柔,阴阳互生,柔能克刚。“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79],都江堰工程中以水排沙,壅江飞石,正是这种以柔克刚理论的具体体现。阴阳学很强调损益互变关系。都江堰鱼嘴,飞沙堰、宝瓶口所共起的“分四六”作用,即在汛期,内江引进四成水,既可防止灌区洪涝,又保证用水,当冬春岷江流量小时,内江则自动引进岷江的六成水,以满足春耕用水和水运之需,这种随季节而变化的分水功能,正是“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80]理论的体现。

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中,还有“三石人”水则,“五石犀”镇水怪,在凤栖窝埋“石马”为每年“深淘滩”标准这些项目,颇值得注意。此三事都以石为原料。原因何在?原来,古代蜀人有崇拜“石”的习俗,甚至以石为神。时至今日,居于岷山的部分古蜀人后裔,仍保留着崇拜“白石”神的习俗。李冰造大量石神,说明他任用了土著民族的巫师、水利设计师(很可能也是巫师)来负责水利设计。需要特别讨论的是这些石神的数字。三石人,这是由岷江,外江、内江所需水则数量限制,可能并未反映什么特殊意义,“五石犀”,  “五石牛”却反映了浓厚的阴阳五行意识。[81]

秦时我国度量衡早巳发展成熟,若直接刻标尺于崖边,简单省事,又便于观察,为何去就繁,改用石人呢?原来,古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识。当人们看见滔滔洪水卷走房屋,摧毁村庄,刮倒大树,荡平田野,却于巍然屹立的巨石、山崖莫可奈何之时,便相信石神能战胜江神,能镇住水怪。都江堰工程中的三石人,同时兼两种功能,一是作为大堰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水则,属科学性质,二是以石神镇水神,属宗教,神话性质。二者有机结合为一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了科学、神话,宗教的高度谐和。这种作法,也为蜀中后人所承。东汉时期,蜀郡官府曾刻李冰等三尊石像,并刻铭文,明确的说这些石人可以“镇水万世”。著名的乐山大佛,虽是佛教艺术的表现,但以石神镇水神的基本精神,却与李冰一脉相承,它反映了外来宗教与当地原始宗教观念的融合。

  都江堰水利工程中还刻了五只石犀,置于成都和都江堰市,这也是古代蜀中科学与神话、宗教混合的产物。两千多年来,围绕着它们产生了一系列的神话传说,促成了蜀中水利科学与宗教神话同样延续、同步发展的局面。《蜀王本纪》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略异,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压)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此事虽有“神”的成份,却实有其事。《水经注·江水》也说:“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又说“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中也。”唐岑参《石犀》一诗也说:“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杜甫《石犀行》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或与当时他只看见三石犀有关。

石犀为什么能镇水精呢?这与古代蜀人的意识有关。《风俗通》载李冰曾变作苍牛,与水神相斗。在他们相斗的地方,一直被称为“斗犀台”。揭开这个神话的外衣,可以看出,在古代蜀人的意识中,犀牛神可以战胜水神。西蜀土著民族本属“西戎”系统,牧牛业在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地位,古来有斗牛之俗,许多部落还以牛为图腾,为神物。在当时蜀人的意识中,神牛可以战胜江神,这与南方其它以渔猎为主的地区以龙为最尊水神的文化就不同。这也是蜀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区别之一。李冰造石犀压水怪的作法,与他欲利用蜀神来统治蜀人,来建设水利的整体战略有关。

《华阳国志·蜀志》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甍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蜀人尚赤崇五,在这一段文字中巳基本表现出来。这在考古资料中,也有反映。近年在新都发现的蜀王墓,腰坑中出器物一百八十八件,各种器物的组合数字,主要是五件或其倍数(如十件,十五件),少数是两件,不见其它组合数字。[82]这种组合显然与当时蜀中流行的阴阳五行有密切的关系。近年在阿坝汉代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一陶盖上有朱书“赤帝”二字,正是古蜀人“尚赤”的具体表现。

根据当时七国流行的五行学说,五色、五方,五德、度数等五行关系,可互配如次表:

表10—1   阴阳五行学说与朝代更替

五色

赤(炎)

五方

西

五德

度数

时代

蜀土著

秦(始皇起)

蜀开明氏

 

五行关系,相生相克,互为制约。从上表中很容易看出李冰以“五石犀”镇水怪的五行含意:石犀,从质料上分属“土”,“五”,从度数上看亦属“土”,从五行相克的关系看,土胜水,石神有镇水的作用。这也是都江堰工程中以“三石人”为水则,以“二石马”为“深淘滩”标准的五行含意所在。同时这又与蜀人以石为神的传统意识相统一。从五行相生的角度看,土生金,秦属金,这就暗含着蜀该归秦,秦惠王在伐蜀前,刻“五石牛’送蜀王[83],正包含着这一层政治含意,在李冰时期,则暗含着秦统治蜀地的合理性。不过,当时蜀中杜宇氏王朝与开明氏王朝所奉行的阴阳五行略有小别,又互相渗透。

开明氏“尚赤”,本应以七为度数,但又以五为度数。究其因,其统治阶层中或保留下了不少杜宇氏时期的巫师及其学说。另一方面,开明氏统治的民族,也曾长期受杜宇氏统治,他们必会相当顽固地保留过去的意识。开明氏为了统治他们,作一些灵活的文化适应,也是势所必然。[84]

秦人也奉行阴阳五行学说。《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自以为秦与少嗥之神相应,作西畤,祠白帝,其后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宣公时期作密畤祭青帝,灵公时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赤)帝,献公作畦畤再祭白帝。秦水德说兴起较晚,萌于孝公后,成于始皇时。秦入主巴蜀后,曾把其水德、尚黑、度数六的五行说推行于巴郡.秦昭王时规定巴郡板楯人君长每年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一千八百钱,百姓户出稼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缑。[85]二千一十六钱,乃是六的三三六倍,三三六又是六的五十六倍,一千八百钱是六的三百倍,鸡羽三十缑是六的五倍。这些表明秦政府在巴郡全面推行了秦的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其统治各行各业。李冰,作为一个秦国的高级官吏,当然也熟谙秦的五行学说体系。但从他在蜀中奉行的五行体系看,主要是尊重蜀人自己的体系,不象巴郡那样强制推行秦人的体系。这正是他比一般地方官更高明之处。他尊重被自己统治的人民,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也赢得了土著民族对他的信赖和追随。李冰所以奉行蜀人的五行体系,除了他认为这套思想体系确有可取之处外,主要是为了安抚蜀人,稳定民心。

(五) 姓氏的兴起与发展

  秦灭巴蜀前,巴蜀民族中有“氏”而无姓。秦入巴蜀后,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家族经济、个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地土著民族无姓的状况急速改变。秦汉时期,是巴蜀民族“氏”向“姓’发展的高潮。原有之“氏”纷纷向“姓”过渡,又新产生了一些“氏”和“姓”,大量的外来移民也带进了许多“姓”。三者异流同归,推动了巴蜀“姓”的发展。   

     迄至东汉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许多兄弟民族皆采用汉姓。如《繁长张禅等题名》,保留下的碑文有:

长蜀郡繁张君讳禅字仲闻

故郡掾杨甫字季山

郡掾杨雄字孟孝

议曹掾杨除字伯

议曹掾杨立字符宰

从掾位杨棠字子夷

郡文学师杨胡字升海

五大夫杨赏字伯骞

五大夫屈畼字进骞

校官掾谢就字孟直

民杜孔茂

民杨伯章

民(阙)伯着

县□例掾杜长字子阳

夷浅口例掾赵□字进徳

夷侯李伯宣

夷侯杨伯宰

夷侯牟建明

夷侯杜臣伟

夷侯杜永严

夷侯屈孟辽

夷侯资伟山

夷侯苌竟舒

夷侯养达伯

邑长爰文山

邑长(阙)宰(阙)

邑长(阙)小君

邑(阙四字)

邑长兰世兴

邑君宋(阙二字)

夷民(阙三字)

夷民(阙)度山

夷民李伯仁

夷民(阙三字)

夷民爰(阙)世

夷民(阙)长生

凡世八户造

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丞蜀郡司马达字伯通、左尉武都孙眞字子尼

 

该碑文中的“夷王”、“夷民”皆为当时蜀中的土著民族代表。“夷王”、“夷民”皆有汉姓,反映了当时成都平原土著民族姓氏兴起的步伐。

牟  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有夷侯牟建明。牟系今川东大姓。

如《繁长张禅等题名》,保留下的碑文中,有:“……夷浅口例掾赵□字进徳、夷侯李伯宣、夷侯杨伯宰、夷侯牟建明、夷侯杜臣伟、夷侯杜永严、夷侯屈孟辽、夷侯资伟山、夷侯苌竟舒、夷侯养达伯……夷民(阙三字)、夷民(阙)度山、夷民李伯仁、夷民(阙三字)、夷民爰(阙)世、夷民(阙)长生、……白虎夷王谢节、白虎夷王资伟”等。

牟  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有夷侯牟建明。牟系今川东大姓。

屈  上碑有夷侯屈孟辽。屈系今川东北、川东和川南个别地区的大姓。

朴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215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此事亦见于同书《张鲁传》和《华阳国志·汉中志》。朴是賨人七姓之一(见前)。朴胡是一完整的姓名,说明朴氏至晚在东汉开始了向姓的转变。

昝(Zan攒) 賨人七姓之一,曾追随高祖定三秦,至晚在东  汉时完成了从氏向姓的转变。《晋书·载记》说李寿曾追尊其母亲昝氏为皇太后, 又说前将军昝坚劝李势降桓温。

李  汉《繁长张禅等题名》有夷侯李伯宣、夷民李伯仁。賨人李特曾建立成汉政权。李,当为賨人大姓。

罗  賨人七姓之一。《华阳国志》卷九载李特妻罗氏。李特子李荡妻弟罗寅。賨人罗氏东汉时亦已完成向姓的转变。汉晋时郫县大姓有罗氏。

夕、袭  賨人七姓有,氏,后裔以氏为姓,又作袭。《蜀录》载:蜀有尚书夕斌,李特以其为僚属。《风俗通》佚文说:“袭氏,賨人七姓有夕氏。”《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说:益州将袭肃军来附,周瑜表以袭肃兵益吕蒙……。徐康《晋志》载桓温伐蜀时,战于笮桥,参军袭护战没。后来袭姓讹为龚姓。賨人本有龚姓,袭又讹为龚,二姓合一,也是有趣的现象。

龚  賨人之一。汉代垫江县(今合川)人龚荣曾任荆州刺史,龚扬任巴郡大守[86]。垫江曾是賨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蜀汉有越嶲太守巴西人龚禄。[87]安汉(今南充)人龚调曾任荆州刺史,龚曾任镇将军。龚氏在东汉已为姓,族人有姓有名有字,在各地为官为吏的不少;汉化极快。

青阳  《史记·五帝本纪》说: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司马贞《索隐》:江水、若水皆在蜀。从传说资料看,青阳姓,源于青阳帝降居于江水。蜀地古有青衣江、青衣国、青衣道等,山南水北为阳,青阳氏很可能最早是居住在青衣江北岸的—个部族,是青衣人的一支,后来分迁各地。

杜  汉《繁长张禅等题名》有“夷侯杜臣伟、夷侯杜永严”等题名。三国初期投降曹操的有賨邑侯杜濩。[88]賨人七姓中,不见杜氏,有度氏,  当是同音异译字。  《华阳国志》说:临江县(今忠县)、垫江(今合川)、涪县(今绵阳)、成都、绵竹等地的“大姓”或“首族”中皆有杜氏。[89]以上除成都外,都是过去賨人活动的地区,杜氏就是度氏。成汉賨人掌权,杜氏大量涌入成都。《华阳国志》中见有不少杜氏著名人物,如“烈女”涪人杜慈、成都杜琼、杜轸、绵竹“义士”杜真、资中“义士”杜抚、梓潼杜微等,其中,杜琼、杜微都是名震巴蜀的鸿儒。可见其在汉晋间汉化极快,进入城市者已完全汉化。魏晋时部分賨人外迁。如《北史·泉仚传》载上洛地区“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  当地的亲族便是泉、杜二姓,有自称巴州刺史的“蛮帅杜青和”。

毋  二源。《巴志》载江州大姓有毋氏,《通志·氏族略》:蜀蓬州多此姓。地当今林溪流域及迤东一带,可见巴人有毋氏。《南中志》又载句町国自置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汉书,西南夷传》有钩町侯亡波,《昭帝纪》又写为毋波,亡即毋。二流合一,为巴蜀毋姓起源。

母  亦为巴姓。晋有母雅,巴郡江州人[90]

苴  蜀王开明氏封弟葭萌,称苴侯,后裔以苴为氏、为姓。

谢  《繁长张禅等题名》有“白虎夷王谢节”,《巴志》载江州大姓有谢氏。谢为巴人大姓。.

谯  谯氏武帝时已为显族,初兴当在秦治巴蜀间。《巴志》载:南充县有大姓侯、谯氏。谯氏主要集中分布在现在的南充及阆中等地,原賨人分布区。上书《序志》有阆中人谯隆,曾为上林令,武帝欲扩建苑园,隆固谏,后迁成皋令。东汉阆中谯玄,善讲《易》、《春秋》,仕于州郡,后拜议郎,迁中散大夫,最后隐于家,誓死不仕公孙述。[91]三国著名学者谯周,《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均有记载,或立传,或言及,影响颇广。《史记》、《汉书》中无姓谯者。《后汉书》只有谯庆(阆中人,标点本266页)、谯周等。《三国志》中姓谯者,皆谯周家人。这就确证谯姓发源于蜀中,兴于西汉,以后传到外省。从谯姓的兴起时代和分布地区看,谯氏应是古賨人的一支,且是文化发达的一支。我认为,谯氏的先祖,可能是賨人的巫师,故其后裔多精天文地理,以原始[92]道学,谶纬学见长。古代“蜀学”自然有很多源泉,但川东北賨人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巫学,是现有资料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支,其中就以谯氏为代表。

扶  《北史·扶猛传》载上甲人扶猛,“其种落号白兽蛮”,白兽即白虎,猛被封为“宕渠县男”、亦巴地名。朐忍有大姓扶氏。[93]

玄  《华阳国志》卷十二《巴郡士女》有“政事、大司农元贺,:字文和。”注:“宕渠人也。”《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第五伦任宕渠令期间,显拔乡佐玄贺,贺后为九江、沛二郡守,终于大司农。其事迹亦见于《益部耆旧传》、《东观汉记》等。玄氏为賨人后裔。

杨  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有“夷侯杨伯宰”。

西蜀氐人以猴为图腾之一。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记载了有关传说: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乃得免。此得男子气自死,故取女也。取去为室家。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猳玃化之子孙,大约皆有玃爪者也。从有关历史资料看,在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交接地带,确以杨姓为多。《华阳国志》中《蜀志》、《汉中志》所列川西各县的“大姓”中,杨姓所占比例特大,其中多为汉化氐人。

徐  《华阳国志》卷1《巴志》朐忍有大姓徐氏,涪陵有豪族徐氏,延熙时被迁入蜀。《晋书·刘曜载记》有“巴酋徐库彭”,当是巴姓。

句  《刘曜载记》曰:“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句,又写作勾,《巴志》汉昌县(今巴中)有大姓勾氏,  《通志,氏族略》说,勾氏……今蜀川多此姓。

严  《巴志》载阆中大姓有严氏,《北史·蛮传》说巴州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严亦为巴姓。

兰(蔺) 《巴志》载涪陵有大族蔺氏,延熙时被移入蜀。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有白虎夷邑君兰世兴,《晋书·苻坚载记》有蜀人兰牍,《隋书·王谊传》有巴蛮兰洛州等,可见兰为賨人姓氏。

范  《巴志》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賨民定秦,涪陵有豪族范氏,賨人范长生亦为涪陵人,可见范为賨人大姓。

另外,还有微生氏、讹氏、养氏,羊氏等也先后完成了向姓的转化。

秦至蜀汉,巴蜀民族姓氏的发展,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94]以地为氏,可分三类:以山为氏。涂山,秦汉时发展为姓。《后汉书·贾逵列传》说贾逵“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李贤注引《风俗通》曰:涂山氏之后,蜀山,以蜀山为氏。以河渠为氏。青阳,以居青衣江北岸而氏。驰,梓潼五妇山,驰水所出,驰氏当是以水为氏。若,蜀有若水(今雅砻江),若氏兴于水边。《汉书·朱博传》载朱博为犍为太守时,有南蛮若儿。师古曰:若儿,其豪长之名。犍为南蛮,此指僰人。《王莽传》右僰虏若豆。《蜀典》:若氏之后,宋代多已能考取进士。反映了僰人某些支系的进化程度。以地名为氏。  (zuo),李斯《苍颉篇》云:  地在蜀,亦为姓,是以地为氏者。其地在今大邑境内。果,最初为地名,后为氏。落下,《史记·历书》说武帝时巴郡落下宏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索隐》转引姚氏案:《益部耆旧传》云:“宏,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史……”。落下,或写作洛下,阆中一地名。又《风俗通》认为落氏为赤翟别种,可备一说。[95]

以国邑为氏。资、通(详前),以封邑为氏,后发展为姓。庸,《元和姓纂》卷二;庸蜀,殷时侯国,周武王时来助伐纣,子孙以国为氏。郫,《姓苑》:郫姓,望出成都。巴,《世本》:巴氏,巴子国子孙以国为氏。《姓解》曰:汉有太常巴茂。哀、褒,《汉书,王莽传》有梓潼人哀章,袁宏《汉纪》作褒章。褒,古汉中国名,地名。苴,蜀王分封其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96]封邑在今广元。苴,是爵称,又是邑名,后裔以为氏、姓。

公乘,秦二十等爵中的第八级,蜀人遂以此为姓。《华阳国志》卷十有“公乘会妻,”,《隶续》卷二有广都公乘伯乔题名残碑,卷十四《高朕石室六题名》有广都公乘伯高。  

以职业为氏。弧:汉《巴郡太守张纳功德碑》碑阴题名有阆中弧有,其族最初当从事弓箭制造之业,后以为氏、姓。铅,《华阳国志·巴志》载江州“冠姓”有铅氏,“世有大官’,张纳碑阴题名有文学史江州铅迁。蜀铅氏最初当以冶铅为业。帛,《水经·江水注》有真人帛仲理,名护,益州巴郡人。《宋书·刘粹传》有帛氏奴,五城(今中江县地)人。《周书·宇文贵传》有帛玉成,金堂人。帛,丝帛也,既是衣料,又是早期货币。帛氏,最初当系以职业为氏、为姓。

以族名为姓。此即由氏转为姓的主要内容。上文论及的賨人七姓、巴人五姓皆属此类。笮,《风俗通佚文》:笮氏,楚有笮伦。蜀古有笮人,又称笮都夷,居于今川西南一带,楚之笮氏或由蜀迁去。巂州治所在越巂(今西昌),此为兄弟民族部落之氏。羊,养,羊氏又译成养氏。《华阳国志》卷十有郪人羊基,字仲鱼,父养甚为交州刺史,上引《繁氏张禅题名碑》有夷侯养达伯。

以图腾为氏。竹,《南中志》说: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将破竹弃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在“西南夷”的其它部族中也有类似传说。竹是该部族图腾,后裔以此为姓。鹄,《元和姓纂》卷十谓其为“后汉巴郡蛮酉”,或为以图腾为姓。蚕丛、柏濩、鱼凫,《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蚕丛、柏濩、鱼凫,应为这些部落的图腾,部落以图腾为氏号。[97]                             



[1] 罗开玉《板楯“七姓”与賨人》,《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2] 《风俗通》、《华阳国志》卷1《巴志》、《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这次进攻广汉属国的白马羌人的数目,在同一《后汉书·西羌传》中竟有出入很大的两种说法:一说板楯“斩首招降二十万人”,当然这包括叛乱的湟中胡部,但白马羌的人数显然也不会太少;二说“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平之”,存疑。

[5]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6]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7] 《舆地纪胜》卷159引。

[8] 有关记载还见《宋书·夷蛮传》。《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六》。《太平寰宇记》卷17。

[9]《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0] 《盐铁论·备胡》。

[11] 《汉书》卷83《朱博传》。

[12] 《水经·江水注》与此相同,说:“江水又与文井江会,李冰所导也。自笮道与蒙溪分水,至蜀郡临邛县与布仆水合。……文井江又东至武阳县天社山下,入江。”

[13] 关于莋(笮)都县,唐杜佑《通典》卷187、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9都转引了《后汉书·西南夷传》这一资料,并无新说。

[14] 以上见《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卷5《安帝纪》。《东观汉记》。

[15] 《太平寰宇记》卷74引《益州记》。

[16] 《鉴诫录》卷六《神开口》。《蜀祷杌》卷下。

[17] 乾隆《四川通志》卷2《天全州》:“天全州,古西夷徙都地。

 

[18]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

[19]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蒙文通先生首先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秦三封蜀侯皆为蜀王之子,见《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巴蜀书社,1993年。.

[21]  《史记》卷5《秦本纪》、《华阳国志·蜀志》

[22]《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5期61页。

[23] 罗开玉:《论秦汉道制》,《民族研究》,1987年5期;罗开玉《秦国乡,里,亭新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24]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

[25] 《四川荥经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

[26] 《后汉书》卷85《东夷传》曰:“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其名国为邦、为弧,贼为寇……有似秦语。”云梦秦简的大量文字资料以及出土的大量秦“相邦”戈,也证明了这段记载的正确性。义与国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列侯所食县曰国。”称国是汉制(避刘邦讳),秦制’称“邦”。

[27]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8]罗开玉:《秦汉三国湔氐道,湔县考》,《四川师范院学报》1985年3期。关于秦汉湔氐道的冶所,通常认为在今松潘元坝子,笔者以为秦汉时代跨度大,其间或有变迁,或系秦时设于今都江堰市、彭县地,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或曾迁到松潘。松潘地在两汉时期主要隶属于蚕陵县。《明一统志》卷73:“废蚕陵县,在(松潘叠溪)所城北三里,汉置。”《大清一统志》卷319:“蚕陵废县,在叠溪营,西汉置,属蜀郡。……《元和郡县志》‘汉元鼎中开……’”

[29] 乾隆《四川通志》卷2:“名山县,汉青衣县地”“芦山县,汉青衣县地”。

[30]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31] 《汉书》卷23《刑法志》

[32]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33] 《通典》卷187《板楯蛮》注。

[34] 《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35] 《史记》卷28《封禅书》。

[36] 宋《太平御览》卷166引。

[37]《华阳国志》卷3《蜀志》。

[38] 《考古》1982年第1期105页。

 [39]《考古与文物》1987年5期。

[40]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3期。

[41] 今本《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作“巴蜀笮关”,《汉书》卷95《西南夷列传》作‘巴符关’。从地理位置看,当以《汉书》为是。《汉书》此载亦本《史记》。《史记》此载为后世学者转抄笔误。笮,符二字形近,难免笔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汉书》巴下无蜀字。王念孙曰:笮关本作巴符关。

[42]《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下)》。

[43]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

[44]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张骞传》。

[45] 关于沈黎郡的辖县,有两种说法,分歧较大。《续汉书·郡国》载蜀郡属国辖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严道、徙、旄牛四道县,一般多据此认为沈黎郡只辖此四县,如龚煦春《四川郡县志》卷一.但《汉书·武帝纪》注引《茂陵书》曰,沈黎治笮都,去长安三干三百三十五里,领县二十一,与前说差别很大。

[46]此仅见于《华阳国志》。1962年四川省博物馆收到一枚铜板,正中铸正文“西顺郡口苻则车山官”,另还有标明序号和重量的文字。《四川彭山县出土新莽西顺郡铜板》,《文物》1979年11期。

[47] 《汉书》卷116《西南夷传》。

[48] 《汉书》卷99《王莽传》。

[49]吉布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5期,435页。

[50] 《四川西昌发现货泉钱范和铜锭》,《考古》1977年4期。

[51] 《蜀志》卷39《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四川文物》2001年5期。

[52] 诸葛亮《南征表》:“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

[53] 持东渡说。的主要有《水经·叶榆河注》。

[54] 持西渡说的主要有梁元常《金楼子·杂记》,洪迈《容斋隨笔·初笔》卷4、《蛮书》卷2、张宗道《古滇说》。诸葛元声《滇史》等。二说差别甚大。究其原因,或与蜀汉军渡泸渡口本不只一处、一次有关。

[55] 《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费诗传》、《后主传》等。

[56] 《三国志》卷43《王平传》。

[57] 《文物》1963年9期66页、12期1页。

[58] 《三国志》卷43《李恢传》.卷33《后主传》,卷43《马忠传》,卷41《霍峻传》。

 

[60]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汉书》卷95《南蛮西南夷传》。

[61]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62] 详见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3期。

[63]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64]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 1期。

[65] 《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9期。

[66] 《日知录》卷7。

[67]世本·氏姓篇》载(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天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

[68]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69] 《四川会理出土一组编钟》,《考古》1974年2期。

[70] 《汉书》卷22《礼乐志》: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

[71]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72]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十。

[73]《路史·前纪》卷四:“永明二年(484),萧鉴刺益,治园江南,凿石冢,有棺无椁,得铜器数千种。”

[74]《太平御览》卷169引《九州志》曰:“益州城初累筑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因其行筑之,遂得坚固。故曰‘龟城’”。

[75] 《后汉书·谅辅传》,《华阳国志》。

[76]《华阳国志》、左思《蜀都赋》及刘逵注引谯周《异物志》。

[77]《华阳国志·蜀志》。

[78]《国语·周语下》。

[79] 《周易·系辞上》。

[80] 《周易·损》。

[81] 罗开玉:《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88年3期。

[82]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6期1——16页。

[83]《蜀王本纪》。

 

[85] 《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传》

[86] 《华阳国志·巴志》。

[87] 《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

[88] 《华阳国志》卷l2《序志·巴郡士女》、《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89] 分见《华阳国志》卷1、卷2《巴志》、《汉中志》。

[90]母氏今仍为盐亭大姓.代有闻人。

[91] 《后汉书》卷81《独行列传》。

 

[93] 《华阳国志》卷1《巴志》。

 

[95] 见《寰宇记》十六。《风俗通》佚文说:落氏。皋落氏,翟国也,此赤翟别种;以国为姓,见《左传》.汉有落下宏。巴郡人,撰《太初历》。《姓纂》十、《通志·氏族略》,《类稿》五十一引。我认为落氏并不完全等于落下氏.但目前还缺乏足够资料来考察异同。

[96] 《华阳国志》卷3《蜀志》。

[97] 罗开玉:《古代巴蜀土著姓氏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1期。

 

原文已正式发表在:谢辉、罗开玉主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三)》30——103页,四川科技出版社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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