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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郑光路文革研究[图为美国海马图书公司出版的郑光路研究文革史专著《文革文斗》《文革武斗》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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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史精华文章专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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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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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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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克官(遗稿).鲁迅也极左

作者: -上传日期:2014/5/5
盟主鲁迅也是左的
毕克官(遗稿)
 

我并非鲁迅的研究者,只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谈谈读书的感想。五六十年代,我和中国大陆许多人一样,随大流粗读过不少鲁迅的书。近20年来,又读了一些曾被鲁迅骂过的人写的书,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读后感。
我为什么感到鲁迅也极左?关键在于“盟主”二字。如果鲁迅一直只是一位个体作家,他骂的人再多,也不想说三道四,那是他个人的自由。问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文艺界全国性组织“左联”的盟主。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左联内有以党员组成的领导班子。但盟主的身份并非仅仅挂名,他是一直参与战斗并参与某些决策的(通过冯雪峰、柔石等从中联络),其示范作用和影响力都很大。身份变了,摆在他面前就有个讲不讲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因为当时左联所面临的“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大敌当前,形势严峻,有必要多团结文艺界朋友,以对付真正的政敌。长期以来,人们一说左联极左,把账都算到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李立三等、左联内的党员领导如周扬等,对鲁迅都似乎有意回避。不得已时只用“误会”“错位”来搪塞。这是不公平的,也有违历史史实,更难以服人,对问题的澄清并无助益。
 
鲁迅是怎样进行战斗的
 
鲁迅担当左联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决定的。虽然鲁迅不同意接受委员长、书记长之类的头衔,但他对担当盟主是同意的,采用“左联”二字也是经他最后拍板选定的。他不同意左联从事飞行集会一类的冒险活动,甚至拒绝了李立三给他配备手枪以自卫的当面邀劝。他与“四条汉子”之间也摩擦不断,这都是事实。所以他说:“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我还是写我的文章。”但是,他和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分歧,只是左联内部的不同见解,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总的方面,二者之间的思想意识很有相通之处,不然他也不会参加左联并接受盟主的职务。我们现在就看看作为盟主的鲁迅,是怎样从事革命战斗的。
193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以“歌特”为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时间是在鲁迅担任左联盟主以后两年。文章主旨是批评“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和“关门主义”。文章特别指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这类文学的范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
张闻天的批评一针见血,刺到了痛处。今天看来,这种相当清醒敢于面对实际的批评多么难得!以我的认识,被鲁迅先后骂过的众多文艺家,像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戴望舒、苏文、林语堂、施蛰存……等等,绝大多数都属于张闻天所说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同盟者。只是存在不同文艺见解,在鲁迅和左联人士眼中成了革命的对立面,下面仅举数例,进行一些回顾。
例一,鲁迅与新月派的争论。鲁迅与徐志摩的争论是在左联成立之前,左联人士与梁实秋的争论也早于左联的成立。梁实秋认为作为“革命的文学这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文学的性质在于普遍的永久的人性之描写,并无所谓‘阶级性’”。这自然是与左联人士唱反调。左联成立之后,双方争论更加激烈,鲁迅便亲自出马了。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觉得冯乃超的文章对梁实秋的批判不够有力,曾对冯雪峰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这就是发表在《萌芽》第一卷第5期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本来冯乃超文《阶级社会的艺术》已谩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火上加油,上纲上线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走狗。文中还使用了“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这样的侮辱性词句。他对冯雪峰说:“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接着,自称“自由人”的黄秋原参与论战,认为“艺术不是宣传”“各种文艺我觉得都不妨让它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鲁迅自己并未参与争论,但极力支持与黄争论的瞿秋白等人。据冯雪峰回忆,对梁实秋等人的争论,“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的第一仗。”
梁实秋在文艺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在当时的中国和上海并不奇怪,他的观点在文艺界有相当的代表性。梁实秋的观点是长期形成的,不是别人几篇批判文章所能轻易改变的。鲁迅等左联人士本可以通过辩论以理服人,难以统一也属正常。平心而论,在与鲁迅争论的人群中,梁实秋是比较最有学者风度的一位,也是比较最重说理而少谩骂的一位。但盟主鲁迅却认为“对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不仅视为敌人,还失态到谩骂的程度,在人格上对梁实秋进行侮辱。能说鲁迅不极左吗?
例二,与“第三种人”的争论。苏汶、戴望舒等人提出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家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作家,算是“第三种人”的见解既有道理,又符合现实情况。
当时,有相当多的作家,一方面厌恶甚而痛恨当时当政者的专制,一方面又与左联保持距离,害怕和厌恶政治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当同情的。苏汶的言论有其代表性,鲁迅却认为那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要离开战斗而独立……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待到诗人戴望舒也参与争论后,鲁迅进一步上纲说左翼文艺应“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将与自己持有不同见解的同盟者视为敌人,干脆分了出去。而鲁迅说这些话,是在张闻天的《文艺战线的关门主义》一文发表后之后。
鲁迅否认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存在,也即否认了张闻天所说的“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个大群体。从而放弃了本应当最大努力团结的一支庞大的同盟军。这必然如张闻天所指出的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更加孤立。再说,正如张闻天所指出的,左联队伍中也大有“第三种人”,而鲁迅却没认识到这一点。我总是在思考,在当时严酷的斗争中,政策和策略在盟主鲁迅头脑里究竟占有多少位置?凭鲁迅的年纪,经验和知识,使人不愿相信他会如此的幼稚,但事实却一次一次地让人不得不去这么想问题。人们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如果这硬里包含了极左,那就有水分了。
例三,与《论语》派林语堂的争论。在当时像上海这样的大环境,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别是在人数众多的小市民阶层。林语堂不满意当时的文章“有味便无益,有益便无味”,“轻者过轻,重者过重”,包括对左联人士的文风持有异见。故而提倡一下幽默与闲适文学,这实在不必大惊小怪。何况林语堂表示:“《人间世》提倡作品,不能兴感,亦不能亡国,只想办一好好的杂志而已,最多亦是提倡一种散文笔调而已。”他还表态:“未尝存心打倒严肃杂志,亦未尝强普天下皆写幽默文”。近年我收藏到《论语》和《人间世》合订本(不全)与散文本《宇宙风》。反复翻阅,发现作者多为著名作家,如老舍、郭沫若、郁达夫、丰子恺、周作人、刘半农、朱湘、徐訏、废名、刘大杰、徐钦文、朱自清、俞平伯、茅盾等等。刊物内容健康,知识性强。不仅在当时,直到今天也属难得的优质文化刊物。刊物内容绝非打趣逗乐,无聊瞎扯。林语堂本人也有为数不少的针砭时政、且涉及政治敏感的影响文章。例如,陈独秀被捕,林语堂著文《陈、胡、钱、刘》,说干脆将陈的盟友胡适、钱玄同和刘半农也抓起进监狱,让他们各自撰写著作。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干将们撰写学术著作要被抓进监狱去写,这讽刺即幽默也够深刻的了。又如趁纪念刘半农逝世的机会,将当年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的墓志铭首次发表,使中国共产党这件长期只能深埋地下而不能公诸社会的历史文献终于与世人见面。又如林语堂一篇《春日游杭记》,旁敲侧击说“日本陷秦皇岛,迫滦河,觉得办公也不是,作文也不是,抗日会不许开,开必变成共产党,于是愿做商女一次,趁春游杭。”也在幽默调侃中猛刺了当政者一刀。又如《谈言论自由》说:“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所以中国说话自由的,只有官,因为中国的官的巴掌比民的巴掌大。”这些文例,都显示出林氏幽默议政的才智。其他作者的文章如揭露铁路部门营私舞弊、国际军火商人大搞军火倒卖,以及研究传统文化的专论等等。这一切,鲁迅应该看在眼里,但他却偏执地一笔抹杀,坚持己见,说出“我不爱幽默”,十分武断地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给林扣上不过是以制作笑声来掩盖血腥的现实,把社会痛苦趣味化的帽子。
过去只读鲁迅的文章。还真以为林语堂只是一味地闲适逗笑,当读了许多林语堂本人和《论语》等刊上的文章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使人觉得是盟主无视现实,这当然无法使林语堂服气。鲁迅当会知道,他与林语堂是被站在政府立场的“微风文艺社”污为“两文妖”进行声讨的两位著名作家。据曹聚仁《检查老师之剪刀》记述,仅《人间世》就被政府当局检查掉500多处,也是一个“血肉淋淋”的受害刊物。朋友之间见解不同,就让它存有差异,总可以吧?可鲁迅不干,当鲁迅应邀出席徐訏的结婚典礼,一进门发现林语堂也在座,立即转身退出,连婚礼也不参加了。看,对本来是相当好的朋友,只因对方不愿按自己的见解办事,就如此心胸狭窄。作为左联盟主,任性地耍小孩子脾气,对工作有什么好处?试想,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要员,在南京、重庆为了斗争的需要,不是长期与国民党政界要员握手、饮茶、聚宴么?何况林语堂本属同盟者中的著名作家,鲁迅做得也太绝情了,是再一次表现出他的极左。
 
鲁迅左的影响
 
鲁迅的极左,对左联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影响也不可小视。魏猛克回忆说左联内青年人常聚会讨论如何写文章进行战斗,大家是以鲁迅为导师的。丰子恺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上刊文,介绍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梅花。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一篇美育文章,然而,左联人士柔石却大加批评,说丰子恺不动员学生去看河滨上贫困船民,却叫学生去欣赏古画,最后竟粗鲁地说“赞美我们千年来文化所种的国花……原也是丰君的自由,正如他喜欢吃素,我们不能硬用牛肉来塞他底口里样”,这是有意对信仰佛教的丰先生进行侮辱。柔石文章刊发在《萌芽》1930年一卷第四期,也正是鲁迅刊发《“丧家的”“资产阶级乏走狗”》一文的前一期,而这时刊物主编正是鲁迅自己。凭他与柔石的密切关系,如对柔石进行劝阻或对文章加以修改,是完全可以的。但他却支持了柔石。仅从此例,也凸显出鲁迅的极左。长期以来我总在思索,左联人士,东一榔头,西一榔头,连丰子恺这样温温而雅与人无争的文化人也不放过,真不知是怎么了?
为什么鲁迅也极左?说来不难理解。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极左思潮的不断影响这是外因。内因是鲁迅自己多疑和不容人的偏狭性格。这内因似乎分量更重些。在中国的作家当中,鲁迅是大家公认骂人最多的一人。有些文化人并没有冒犯他,但他看不顺眼,便去招惹人家几句,如对梅兰芳、徐志摩,用曹聚仁的话说,鲁迅有“睚眦必报的偏激之情”。由于鲁迅树敌太多,在文化界感到孤立,需要得到背后的支撑力量。这使鲁迅好斗的性格与左联好斗的政策一拍即合,走到一起了,鲁迅必然也是极左。以常识判断,在当时的中国和上海,涉及意识形态和艺术观点方面的问题,存有不同见解是正常的。辩论可以进行,互相间语言不够冷静也能理解。但作为盟主,动不动就给一位文化名人上纲上线到政治问题,甚而视为敌人,这就不仅仅是一般情绪偏激的问题了。长期以来,人们(包括毛泽东)谈论的多是鲁迅对左联的积极影响和积极作用,我理解为,鲁迅的极左,对左联乃至整个文艺界绝非好事,左联失去的是众多同盟者,高兴的自然是真正的敌人。
由于鲁迅被毛泽东举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又是公认的思想家,他的极左,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太深远了。面对这位盟主鲁迅,作为一个他的读者,怎么能不多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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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红军长征的原因???
----下篇文章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