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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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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蓝 .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

作者: -上传日期:2014/5/23

 

 

四川蒋蓝 .非虚构写作与踪迹史

 

 

作者:四川蒋蓝 2013年09月27日


非虚构写作与非虚伪写作


按照西方的文学类型学,文学作品可以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大类。所有的小说都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挪移,因而显示各自色彩浓郁度不一。神魔、魔法小说自然都是虚构作品,因为现实中没有可以对位的场景与人物。但更多的作品是处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比如报告文学、散文、随笔、小品等,均属于非虚构文学创作,这个领域很广阔,毕竟人与事一定是发生在“非虚构”世界。针对“非虚构故事”,美国学者杰克•哈特给出的答案是:源于真实。非虚构写作的要素,其一是“真实发生过的”;其二它发生在你我周围;其三,它触目惊心。
索尔仁尼琴把非虚构写作的《古拉格群岛》,定义为“文艺性调查初探”。他在卷首提出:“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名实姓。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存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标准,与杰克•哈特的定义接近。

1961年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思在论文《写美国小说》里提出“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现实变得比任何小说家所虚构的情节还要离奇,因此“作家要做的,只是对美国的大部分现实先理解,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这基于他一方面感到现实的神秘性,一方面也对现实失去信心,结果一部分作家就脱离现实,去追求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于是产主了以黑色幽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传奇小说。事实一旦与虚构混淆不清,现实也就成为超现实,作家一方面认识到现实的无意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身的经历也可能是另一种梦。


近年自《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作品专栏以来,呼吁作者离开书斋与二手、三手经验,以直面大地的方式来展开对话。“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汉语写作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它被人誉为“非虚伪写作”。由于远离历史进而歪曲历史、远离真实进而伪造真实的写作长期以来成为汉语写作的主流,“非虚构写作”对真实历史的大面积进逼已经造成了某种临界性尴尬:现实中真实事物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以往任何一种文体能够从容应对的了。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虚构作品里,作家们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考据、思辨、跨文体、微观史论甚至大量注释等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样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复原了真实历史的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是源自每一个人真实生命的需要。于此同时,由于非虚构写作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汉语里的“非虚构写作”逐渐与西方定义里的“非虚构”貌合神离。
首先,非虚构写作不是新闻特写,不是表扬稿,不是“上情下达”的文学通道,不是用来及时反映现实以及歌德的“便捷文体”;其次,我认为它与几种流行文学类型的分野在于:
 
报告文学:尽管西方人称之为“叙事性非虚构”作品。但在汉语写作里,“报告文学”往往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充满二元意识形态对立的写作文类,靠近国家主流理念的写作往往就成为“时代的报告”,基本上属于“大词写作”。


纪实文学/私人写作:这是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叙述。由于文体结构相对单一,难以廓清一个阶段的真实面貌。
非虚构写作:作家具有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这标志着作家从实验文体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因此,非虚构写作其实更应该是挥告虚伪的形式、为平民代言的写作,这才是我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健康写作精神。
 
我觉得“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很重要,这也许涉及到历史现实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但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但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历史地基上修筑的是文学空间,它不能扭过身来适应地表的起伏而成为危房。所以,想象力不是拿来浇筑历史模子的填料。
价值向度:就中国大历史而言,暴力、非理性一直是黑暗历史的动词,暴力与性、权力的结盟整合了黑暗历史的繁复句法。弘扬理性的历史观、建立自由的评价体系,让写作义无反顾地回到文学,正是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向度。
当下汉语出现的非虚构写作有两大类:
 
一类是作家们以“在场”的方式和纪实手法,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为普通民众与大地写作,唤醒和开掘了文学的行动力与介入力。《梁庄》(梁鸿)、《九篇雪》《我的阿勒泰》(李娟)、《上课记》(王小妮)、《盖楼记》与《拆楼记》(乔叶)、《女工记》(郑小琼)等成为突出代表。
另一类是作家深入历史,并采用田野考察与口述实录等手法,深入一个区域、围绕一桩事件、揭示一群人物,利用历史的“踪迹”而盘活一个断代史,从而完成的个人叙事。这方面有一些佳作,张承志的《心灵史》、祝勇的《旧宫殿》、杨显惠的《夹边沟三部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这样事,与谁细说》等回忆系列、岱峻的《发现李庄》《风过华西坝》、黑陶的《二泉映月》、白郎的《香格里拉生活史》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一,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观。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很自然地成为了微观史研究的着手点。这恰是非虚构写作进入的裂口。
二,非虚构写作对作家的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德勒兹和伽塔里提出的“根状茎”比喻,目的是要拔出传统哲学之树和它们的第一原则,消解二元对立的逻辑,使根茎多元化,广为散布,产生差异和多样性,建立起新的联系。因而,“根状茎”结构代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它是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根状茎方法将信息分散到非中心化的系统中,将语言分散到多重符号维度中。结构多为横向平行,分布在多学科里;语言亦在多重符号的维度中而相互交叉出现新的组合与新的感觉意象。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事物,捕捉其真实性已经成为最为艰难的工作。
三,非虚构写作必然需要“跨文体”予以支撑。
非虚构写作的多门类穿插,要求具有跨文体写作予以支撑。也可以说,跨文体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方法论。
当代汉语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之一杨显惠先生就认为:“我编不了故事,所以采用这种实地采访的写作方式。”“我认为非虚构文学可以真实地记录历史。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今天,而在于明天。如果没有非虚构文学,将来人们就会把虚构文学歪曲了的历史当做正史。那样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彻底没有希望了。”杨显惠希望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良心,他对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也很有信心:“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人会超越我。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才华,是因为别人下不了我这工夫。”
跨文体也称互文,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散文的互文性指把多个文本材料集用于一个文本,使其互相指涉,互相贡献意义,形成多元共生,使散文的意义在文本的延展过程中不断生成,合力实现一个主旨。
在我看来,互文性暗示了它是一种民主而趋向自由的文体。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即每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而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并且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当下非虚构写作领域里的不少篇章,可以发现作家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他们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们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自治”。但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散文空间当中的。我们就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互文性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杨献平的一些篇章里,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上,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识,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包括我对自己的非虚构文本《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身世揭秘》《流沙叙事》《梼杌叙事》的重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踪迹史与传记的分野
 
我的出生地在川南盐都自贡市,那里有一条沱江的之流滏溪河,为自贡市境沱江段最大支流。河道曲如釜形,附会于水,成为河名。在上千年采盐的历史中,井盐成为了凝聚城市的动词,那是有关井盐踪迹的延宕之波。本地井盐的运销与冷兵器时代相协调,处于肩挑、背驮状态,架车、马帮是常见运输方式,木船水运则是清中叶后自贡最先进的运输形式。童年时的我,所有夏季都是在釜溪河里度过的。父亲说,与其让你偷偷下河送命,不如早点学会游泳。这样在1970年,我5岁就可以独自游泳过河了,因此可以与伙伴们在水里玩上几个小时。比赛、打水仗、摸河底的蚌壳和螺蛳,遇到运盐巴的长长的橹船队,它们的动力是一艘小火轮,速度比游泳略快,但我们往往拼命追上橹船,吊在尾舵上,直到开出2里地,才入水游泳返回。最远的一次,竟然到了一个叫金子凼的地方,才逆水游回来。从东兴寺码头逆流而上,要经过关外码头、王爷庙到达张家沱码头。张家沱盐业遗址位于自流井市区釜溪河南岸的富台山下,是目前自贡市区内还保留旧貌的民居建筑群,同时因为一地同时修有三个祠庙而闻名。在张家沱南岸,有长达数百丈的码头,如今全部浸泡在河水以下。在釜溪河河水清澈的年代,此地也是人们游泳的场所,码头则成为理想的跳台。记得1970年中期我读小学时,一个灰蒙蒙的上午,特到张家沱参加了全市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N周年的活动。数千人跳进河湾,畅游那八九百米距离,颇有“下饺子”的意味。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和考索,我写入到长文《有关井盐的生活史》当中。
西哲有言:“泰晤士河的每一滴水都是水的历史”。崇尚知识恶力而现实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注意到了被河流带走的往事,他说:“名声犹如河水,浮轻不浮重,载空不载实。”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河流。苏珊·桑塔格说:“巴特的文字充溢着这种表面上似是而非的,警句的模式,其宗旨在于概括某些东西。格言式思维的本质在于总是处于结论的状态中,一种要得出最后结论的企图内含于所有强有力的创造警句的活动之中。”这进一步让我高度怀疑那种宣称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异能的人,你探头入井,你能透过你的水面镜像看到红颜白骨、懒骨、忠骨、贼骨或者反骨吗?也许高人有,我没这本事。我尽力看清事实,我未必会提供结论。
稍长,我在宜宾的金沙江、在牛佛渡口的沱江、在江阴的长江、在桂林的漓江、在乐山的大渡河与青衣江、在都江堰的岷江均下水畅游。记得2010年盛夏我到宜宾县横江镇从事田野考察,又到横江(横江之上的朱提江,“朱提”的读音在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中标注为“shushi”,据考是僰人发音;横江镇人读作zhu
shi;云南部分人读作shu
mo,发音都较为接近)里小游了半个钟头。这里的水面、河坎间,距今150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兵马与数量相当的官军殊死一搏,双方死亡近十万人,二百多米宽的河道为之拥堵。当时,我就产生了钩沉这段往事的念头。
“钩沉”的含义可上溯至《黄帝内经》。正常人的脉象会随四时更替而相应变动,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难经》把石脉解释为沉脉,创立“钩沉”一词的人必定熟悉于此,钩应夏,沉应冬,“钩沉”就是夏冬的意思。后来,逐渐成为“春秋”的另一说法。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主流史学观认为,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为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陈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里指出,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事实是事情的切片,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最终,事物、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呈堂证供”。就是说,事情尽管神秘诡谲,但从来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立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的蛛丝马迹存在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为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他的思想与心迹,就像山墙上倏忽明灭的反光。第一,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第二,我能够感受到那些反光说蕴含的“能指”吗?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就是说,利用所能见到的史料,进行低限度的推论与思想修复,是可行的。可惜的是,如今的写作者不是“修旧如旧”,而是一门心思进行着面目全非的臆造。
错综复杂的踪迹,总是受到看不见的规律所左右,这个巨力就是社会存在。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所以,我所关注的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这一线索,是首先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战争史、执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这就是我写作两年的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的初衷。这是一部旨在恢复汉语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之书。一部无心取悦于文坛的非虚构之书。至于我是否能走出这一迷宫,朗然宣布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因而,踪迹史与人物传记的分野在我的视域就逐步清晰了:它与考据学派喜欢使用的研究法——诸如与“名人行踪考”也有些近似。比如,萧涤非教授认同于“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古训,在1979年、1980年就两次率领《杜甫全集》校注组成员,奔波万里,根据诗歌来追随杜甫的踪迹,从而完成了一本“诗歌田野考察记”——《访古学诗万里行》的小书。这样的方法,在著名汉学家、美国人比尔•波特心目中,简直是绘制“唐诗版图”升级版的不二法门,2010年夏天在成都青峰书院,他对我讲:我考察中国古代隐士尤其是唐朝诗人,我总是必须去探访传主生前某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点,在那个时空交汇点上去体会传主的复杂心态。我知道“自古诗人皆入蜀”,四川有很多唐朝诗人的痕迹,薛涛的望江楼,杜甫的草堂,安岳县就有贾岛墓,射洪县有陈子昂的读书台……李白等诗人在剑门就有很多可以查考的踪迹。比尔•波特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很多启示。他用不断展开的诗歌点位,为我们勾勒出历史里的疼痛,用看得见的地点,成为那些飘摇于路口、码头、山道、巷道间情愫的驿站。从诗人们的童年、少年、暮年纠结点上,这些被历史标举的地点构成了他的唐诗地图。
在这些思考影响下,我心目中的踪迹史,关注的是——
 
在尽量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它偏重个人化视觉与文学叙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与民间口述;人物传记关注的是通过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示出来的心迹与思想变化,它倾心于小我之中见大我,并渴望自己的对传主的言路复原技术,跻身于正史,成为某种话语规范。这很难说孰轻孰重,不过是因角度而异。而这些汗牛充栋的传记里,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即兴发挥,莫过于围绕鲁迅先生的种种传记,我称之为弱力的乌托邦传。
 
很清楚,我在这里谈论的踪迹,与德里达的“踪迹论”南辕北辙。我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关乎“在场”与否。本文所言的踪迹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文学侦探学,这些踪迹忠实地纪录着暴力曾经的“在场”。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在德里达视野中,他利用了踪迹(有时也作“原迹”)之痕,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但是他提示了我:踪迹并不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本源,而表达了充分的、在场的意义的缺乏,踪迹是“在场的幻影”,通过它“当下变成一种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这样,文本就成了不断书写“踪迹的踪迹”的组合体。从德里达的繁复表述中,我得到了不少启示。暴力得不到宣泄,它一旦获得了比性交更充分的释放,受害者一旦“死了”,诠释暴力权威也就“死了”,一个时代充满了暴徒的活力而四处飘零、无家可归。整个历史中心主义的宏大与在场因此彻底坍塌,剩下什么?我想,只有碎片,只有踪迹。
我通过对唐友耕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踪迹史考察,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想的是,能否把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在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能否如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或文化史所称的“意识史”?这的确是我心向往之的。
章诒和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伤今念昔,恨煞子规啼》,铁流主编《往事微痕》第五期,2008年8月25日编印,5—6页)对此我深以为然。
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的滇北、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在我看来,乃是他蛰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安享他不便于见光的富贵和仙境。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且从审美心理而言,在民国之前即使死亡还属于丝织物,不像后来了,死亡全是化纤制品。
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复杂内容的人物,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由他的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刀刃一如镜子,镜面背后的水银会托起累累孽账;杀戮亦如烹饪,当事人久处鲍鱼之肆,嗅觉被油腻闭塞,味道只得由旁观者来分辨。而不断擢升的职位总会让曾经愤怒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保守派。又由于他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收获更多,这样的革命者会不断加固自己保守的底座,成为恶势力的巨臂。
所以我说,最锋利的刃,总是砺自墓碑。锈迹与石屑交替而下,个中更有无数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视你!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踪迹已属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昭通农民起义军灵魂人物李永和、蓝大顺、卯德兴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
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唐友耕则是举高这一箭垛到无蔽处的一块石头。所以,他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撞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了,他们的生命原本会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
但愿从我追踪到的“红锈”里,可以偶尔听见那些叫魂与枭鸣……
 
向山河与民众求知
                                                                                
               
2005年3月,张承志来成都举行了《向山河与民众求知》讲座。这个标题意味深长,也是自2005年开始,我开始独自驾车在四川的山岳河谷之间漫游。川南一线我去的次数最多。最初是因为写作长篇非虚构散文《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身世揭秘》,寻着美女的踪迹,我不但去了凌君如的幼年生活地宜宾大棬子村,她住过几年的宗场镇凌家祠堂,那里有关她卷发披肩、那金色旗袍的凸凹腰身并散发迷人香水味儿的传闻至今也未遁迹。我还去了刘文彩收购鸦片的云南盐津县普洱渡和征收鸦片税的宜宾县横江镇……在横江镇,我首次听到了石达开部在此与官军血战一月、死亡数万、尸体壅塞江流的细节。
其实,早在2005年我在写作《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前后》一文时,已经注意到石达开进入宜宾的事实。在横江镇茶馆里听完几位老人的诉说,我决定认认真真,写一本书。
写作人应该明白,这类将历史记载还诸大地的写作,行路的难度要大大高于案头写作。在搜集、阅读了上百种志书之后,我又去了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含庆符县)、盐津县老鸦滩、大关县以及西昌市、乐山市、雅安市、犍为县、名山县、洪雅县、丹棱县、眉山市、青神县、汉源县、石棉县等地,采用把纸上历史予以“现实对位”的还原法,尽力复原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用一种“文学田野考察”之法,成为文学侦探,去追寻唐友耕的踪迹,用他的踪迹来盘活四川处于“多事之秋”的断代史,纳历史考据入文学叙事,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同思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跨文体的变奏叙事。
用近两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走于田野山河间。
我承认,我深爱我的祖国。
将所有的梦蜷缩如种子,将所有的锈在刃口上打开,艳帜高涨,只要它们尚未被厄运磨灭,那就无须回到土地与熔炉。它们在那里,运行如云的命运,就可能看到大地上的阴影,终于出现了缺口!
我与著名散文家谢大光老师多次交流,得益于他的不少提示;散文家赵荔红、高维生、诗人沈苇、雷平阳等人也给出一些建议和支持;写作期间,我的老朋友作家祝勇多次来蓉,他去故宫为本书寻找了一些清宫档案线索,我们谈得推心置腹,让我获益匪浅;四川历史学者、张献忠研究专家郑光路还为我寻找到了比如《逆党祸蜀记》等不少珍贵资料;《成都市志•公安志》主编陈稲心先生多次为我“复原”提督街、沟头巷、文庙后街一带民国时期的地理,廓清了我文章中的一些地名、方位错误;著名历史学者王笛、郑培凯、陈岱峻、李殿元等人也先后为我提示了不少思路……我预感到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的后人应该还在成都,四处向几十位“可能知道”的老人打听。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四川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冯修齐的相助,为我找到了四川提督唐友耕后人唐劳绮的电话,这为我的纵深研究打开了一扇门。唐劳绮老师为此特意招集了十数次家族座谈会,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他们所知的历史情况。后来,又是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晚清农民起义军领袖蓝大顺家族的后人蓝炳元先生,进一步厘定了在近代史上已成定律的史实错误……
行走在历史当中,如同与我的另一半相遇。某天我突发奇想:用两部快门一致的相机,两眼相对,像情侣那样眨眼。同时按下快门而出现的图景,总有精怪的影子倏然而至。这让我想起西蒙娜•薇依的话:“在保存中无‘我’的痕迹。在毁坏中有‘我’的痕迹。‘我’通过毁坏在尘世留下自己的印迹。”
我坚持认为,“人迹”却是其中的关键词。人迹于山,山势葱茏;人迹于水,烟波浩渺;人迹为那些清冷的历史建筑带来“回阳”的血色,爱恨情仇充溢在山河岁月,成就了散文家心目中最靠近真实的历史。
在此,我能够理解海德格尔的用心:“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恰与“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浮荡在大地上的真实,如同清新的夜露擦亮黎明,世界就像一个开了光的器皿。而散文就要在山河与“人迹”中取暖。
也许,我杜撰的“踪迹史”一词会被人效仿,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写作太过艰难。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能力继续写出《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这样的著作。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是可遇,而不可求。
 
 
  
 

作者简介
   四川蒋蓝


  蒋蓝,诗人,新散文代表作家,布老虎散文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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