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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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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精华文章专栏![左图:中国民生真实的另一面“黑窑矿工”]
重要文史精华文章专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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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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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从晚清民国上海小报看都市文化 作者:苏湘

作者: -上传日期:2014/8/10

 

 
 
 
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曾经出版过上千种,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由它来观察上海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是一个绝好的视点。任何一种文化和文学形态,对于都市(或乡村)都是想象。丹尼尔·贝尔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即便你手中拿的是一台摄像机,它拍出来的上海仍然只能归入“想象”。而在不同的载体里,想象都市的姿态、角度、立场是不尽相同的。晚清小说把上海看作是传统和西洋混杂的享乐场所,是延续扬州、苏州的梦。左翼作家笔下的都市,是激荡着阶级斗争的大舞台。《长恨歌》是红旗下长大的王安忆对旧上海奢靡华丽的阐释和批评。“美女作家”的都市充满了虚无的狂欢。因为报刊受制于读者、作者、编者三者的互动关系,它既是近现代都市传播文化信息的渠道,也是重要的文学媒体。小报则是现代报刊中的特殊品种,所以,它书写都市和呈现都市的文化、文学面貌,是与众不同的。我曾长时间翻读过上海小报,有时候坐在图书馆桌边久了,历史会刺激你,叫你想到现实的一些问题。

小报折射出一个中下市民的上海

  都市大半是移民组成的,也是水晶般的文化多面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看,像新感觉派书写的流线型饭店、商厦、舞厅、跑狗场,再到张爱玲的颓落富贵家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下往上看,如上海小报。要说表现旧日上海中下市民的平常生活,哪里也不会比小报更多、更具象、更真切了。

  衣食住行,是小报扑面而来的内容。我们看小报讨论流行服饰最起劲,不过很少谈宴会的女性晚礼服或天价首饰,反是不厌其烦述说男士应穿马褂还是西装,女装应不应该袒露等等。态度是纯市民式的,先是嘲讽、保守,甚至有《打倒西装》、《禁止烫发》这类题目出现,不久,就顺应潮流了。
1934年小报《金刚钻》有篇文章说:“衣不贵精而贵清洁,不贵贵而贵与貌相宜。”这是典型的中下市民“服装观”。我看现在上海的主流市民,实行的还是这个。吃也一样,菜市场的纷扰呀,吃点心如何又好又便宜呀,什么《上海小吃摊速写》、《平民化的早点心》、《说大饼》,是小报经久的主题。住房方面,小报哪像如今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高尚住宅的广告,1930年《笑报》登的是《谈谈我的弄堂状况》,1932年《晶报》刊载的是《一楼一底十一家》。至于出行,小报不讨论自备轿车的牌子如何高档,满眼都是怎样坐电车,黄包车要不要取缔的问题。这就是小报的“上海叙事”,是活的都市生活史、风俗史。比较庸俗的,是“教导”你都市的衣食住行的种种“门槛”,让你精明,不吃亏(但不是坑蒙拐骗指南);健朗的是在都市日常生活与摩登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让你稳重地、开放地对待现代都市全新的物质潮流。所以小报总是将“时髦”不知不觉地部分纳入“日常”。


  中下市民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交流,便体现在都市“流言”上。王安忆在《长恨歌》开头部分解读了“流言”的寓意,张爱玲把自己唯一的散文集命名为“流言”,我想这两位作家都找到了“流言”对于都市的存在意义。流言不同于谣言,不仅包括邻里间的闲言碎语,更是市民生活的常态。住在弄堂里的芸芸众生,通过制造和传播流言来表达他们的精神期望。都市里的名人处在接受流言的交叉点上,围绕名人的是是非非演绎成都市的叙事。这种叙事与小报的休闲游戏特征和私人化、边缘化的言说方式正相吻合。小报所指称的“名人”有自己特定的内涵,无论是电影明星、艺术家、政治家、作家,还是算命先生、假道人、妓女、主仆恋爱的主角、怒杀奸夫的女“英雄”,只要能够一鸣惊人,均可进入小报的名人谱系。蒋宋联姻细节、张学良风流韵事、鲁迅葬礼、丁玲失踪、穆时英向舞女求婚等,成为小报上浓墨重彩的流言故事。流言一旦有了终结,便成为传奇。传奇沉淀为历史,历史演化为都市的寓言,反反复复。至此,由弄堂后门出发,流言变成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小报能自下而上地看待上海?其中之一,取决于小报文人的趣味、生活方式和办报动机。小报文人群体的成分较为复杂,但并非穷极无聊的乌合之众。除了少数专职小报文人外,包括谴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和通俗海派作家,大报大刊编辑,寓居海上的洋场名士,实业家和医生等等。其中,不乏世家子弟、名人之后。比如较极端的,有做过浙江实业银行经理、大光明等三家影院董事长的胡治藩,是位商界精英,古文、英文俱佳,他就办过《司的克报》,还为小报写过小说《黄熟梅子》和《十里莺花梦》,是位名副其实的小报文人。像胡治藩这样拥有优越社会地位的小报文人当然不是多数,但至少提示我们:这样的人虽接受过新式教育,却出于个人的爱好,趣味偏于“旧报人”,把文章当作娱乐休闲和抒发胸臆的自留地,抱着“玩”的主旨来从事写作。平时生活方式喜好赋诗、填词、收藏、写小说、做票友、逛游戏场所,就可能成为小报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品格是偏于大众的,而非精英型的。大众文化趋同于一般市民的审美趣味,流动于都市的中下层社会空间。因此,小报想象的上海,成了一个既符合中下市民口味,又体现小报文人理念的上海。

  小报的读者更是与中下市民阶层联系着的。小报雅俗共赏,作者、编者中后来也有了左翼作家和海派作家。他们有意打入下层,茅盾、曹聚仁都曾客串主持过小报的副刊。穆时英、张爱玲后期都在小报上发表作品。许多精英知识分子也常读小报,就像现在的数学家可能闲暇时读读侦探,读读金庸。但小报读者的主体是中下市民,如职员、店员、工人、小贩、游民。张爱玲提到在上海读小报的人,除了她那无所事事的父亲,一是公寓里开电梯的(《公寓生活记趣》),一是“牛肉庄”里红润肥胖的伙计(《童言无忌》),他们对小报文化品格的影响是最大的。

都市文化品位在小报逐渐下移

  小报的都市文化品格,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不仅跟小报文人群体成分的演变和趣味的变化有关,也是编者、作者长时间与读者碰撞的结果。我想以晚清小报“开花榜”的变迁历史为个案,来分析一下小报是怎样雅俗易位、斯文渐亡的。

  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编办的《游戏报》开了中国文艺类小报的先河,而在小报上选举“花榜状元”又是《游戏报》的“创举”。当初李伯元设计此活动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迎合市民的愿望,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还在于旧文人喜好风雅的情趣。李伯元确定的“花榜状元”的“条例”,与其他后继的小报不同,他承续了明清名士以“韵”为主的品评青楼女子的规则,不仅注重女性的容色,而且深入到情性、气质等方面。明清名士认为:青楼美人应该“有文韵,有诗意,有禅机,非独捧砚拂笺,足以助致。即一颦一笑,皆可以开畅元想。彼临去秋波那一转,正今时举业之宗门。能参透者,文无头巾气,诗无学究气,禅亦无香火气”。(见收入《香艳丛书》一集卷二的《悦容编·借资》)这里把不可言传的神韵之美,看作是女性美的极致,也是诗文的最高境界。欣赏女性美与感受文学艺术之美,是一回事,与市侩式的狎妓心理有着天壤之别。张春帆(漱六山房)曾借了小说人物总结说:

  南亭亭长的选拔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他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他的品行。直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他置诸榜首,独冠群芳,所以那个时候的花榜状元,倒着着实实的有些声价。(《九尾龟》第
183回)


  光绪二十四年
(1898),上海第一次高中“花榜状元”的小林绛雪和“艺榜状元”的小林宝珠,都是色艺俱佳的名姝,非一般烟花女子可比。


  《游戏报》的“开花榜”,不仅使当选的妓女身价十倍,报纸销量也创下了“当时上海新闻界还没有哪家报纸达到过的发行数字”。(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可惜,赢得读者如此青睐的原因并不如首创者那么一厢情愿,偏偏是市民们对花间生活的探幽欲望在作怪。市民读者误读了编者、作者的真实意图,不仅没有收到高雅的效果,反而迅速滑向恶俗。继《游戏报》之后,《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都紧锣密鼓举办“花榜状元”活动。民国之后,将“状元”改为“花国大总统”,
1917 年新世界游戏场第一次举行花国大总统的选举。小报编者看到市民对此趋之若鹜,便乐此不疲地一次次举办。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1920年代中期,大约每年都要举行一两次。与首创者意愿不同的是,这些步《游戏报》后尘的“花选”早已变异为在利益驱动下的商业操作,堕落为小报编者的牟利手段和妓女进身的台阶。小报得到妓女的贿金后,拼命有目的地宣传。为提高销量,把选票印在报纸上,投票者必须把选票从报纸裁下,填上妓女的名字送到报馆去,到期开票,才能以得票最多者为状元或总统。谁要捧红自己喜欢的妓女,就多买报纸。于是,小报的发行量大增,不少濒临末路的小报报馆就依靠“开花榜”来挽救倒闭的命运。在后期花选活动中,小报编者和作者在介绍参选妓女的“业绩”时,虽然还打着强调色艺俱全的幌子,但色情的成分大大增加,使报纸的品位越来越低下。


  考察“花选”活动从兴盛走向衰微的过程,可以看到小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起初,首创者的主旨虽然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发生了错位,但是,歪打正着却满足了读者的心理需求。于是编者收到了意外的经济效益,在利益诱惑下,编者和作者彻底放弃了仅存一点儿的士大夫的“雅兴”,坠入世俗氛围之中。当世俗变为恶俗,势必又引起读者的厌弃。失去读者自然就失去了报纸存在的基础,最终在一片鄙夷声中落下帷幕。“花选”是一个个案,彰显了小报的美学趣味由“雅”而“俗”、由“尚情”而“趋利”的变化过程。小报在经历这个过程时,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最初自作多情的风雅倡导者渐渐转换为世俗的认同者,从城市风习的观赏者演变为城市世俗的制造者。由小报而及其他,所有报刊的文化品格都受制于读者,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着读者的阅读兴味,然后共同营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小报文学成为市民日常的消费读物

  现代报刊具有文学生成和传播的重要机制,小报也不例外。作品见于报端,供市民日日消费,随读随散,其中只有极少部分另行出版,绝大多数就这么遗留在已逝的报刊中了。而那些大量散佚的作品,恰好是今天我们顾及不到的大面积的通俗文学实存。比如,1940年代的市民作家王小逸共写了一百多部小报小说,有单行本的不足十本。周天籁写了大约五十多部小报小说,只有六部出过单行本。最有名的作者尚且如此,何况大量的无名作者呢?因此,要接近1940年代文学的全部真相,你就得坐到上海图书馆去翻阅那些发黄的小报。


  文学既然是依赖报刊而生存,必然逃不脱编者、作者和读者共同建构起来的互动系统。其结果,小报文学面貌的最终形成,市民的阅读爱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追求“实录体”的效果,是小报文学的显著特色。它注重展露都市生活的广度,追求拟真化。不像精英文学那样,以揭示思想的深度和创造审美艺术形式为目的。小报铺陈多样的社会生活,如军阀横行、金融危机、抢购风潮、工人罢工等;写各种人物的生活姿态,有买办、商贾、银行家、寓公、政客、军人,也有职员、店员、学生、姨太太、舞女、娼妓、白相人、流氓等等。同时他们也表现都市广阔的人文景观,像交易所、跑马厅、游艺场、舞场、妓院、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等等。总之,林林总总的大小社会事件和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触及到了,都被不厌其详地记录在案了。这种文学,表现斑斓的市民风情,色彩明艳,但由于线条简单,看多了自会觉得单调、粗疏。当编者了解到读者对于繁冗的叙事产生厌倦情绪的时候,就会萌生花样翻新的想法。《铁报》在
1945年复刊的时候曾向王小逸提出写“别裁小说”的要求,王小逸煞有其事发明所谓“藕断丝连”小说体,隆重推出新作《观光团》。整篇小说用观光团到上海参加“庆祝收复胜利大会”这一微弱线索,将十五个短篇故事连缀起来。每个故事假托《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广陵潮》、《九尾龟》、《官场现形记》、《东周列国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西厢记》、《珍珠塔》、《聊斋志异》、《子不语》、《玉梨魂》大约十五种说部的名目和人物,表现出光复后上海滩上新奇古怪的“众生相”。它很有今日“戏仿”的意味,但事实上只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晚清“集锦式”小说的翻版。我们可看出小报作家利用传统资源翻造新颖文体的苦心,这种翻造是根据读者的需求自觉指导作者进行的。


  另一点,流通决定了小报文学的基本面貌。连载小说是主要形式,有时小报一个版面可以容纳六七个小说连载。连载小说写一段刊一段,写到哪算哪,如果中途作家生活发生变故、兴趣转移或报纸停刊,小说也就戛然而止。小报小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半成品现象,是连载化特点造成的,责任不完全在作者。张恨水的《锦片前程》,
1932年至1934年连载于《晶报》,未完就停止了。读者是改变写作路向的指挥棒,凡能引起市民兴趣的小说,编者为了经济利益就会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连载一年后,已长达五十余万字。周天籁准备杀青,可报社老板邓荫先获知消息后,“急来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因又写三十余万字,共八十万字,要求结束。又来阻止。至一百万字时,一切不顾,将女主角‘饮恨而殁’,‘全书完’付之”。(见周天籁《逍遥逍遥集·亭子间嫂嫂》自述)


  小报文学追逐风潮,是它的生存策略。编者要时时关注当下的文化动态,及时捕捉信息,然后策划和引导作者写出与都市息息相通的作品。比如小报与新文学文坛曾经壁垒分明,
1930年代初《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看出新文学已经在读书市场扎根,便首先将其引入。不料报纸销数急剧下降,为了生存,只好再把新文学作家驱出小报。到了1940年代,小报编者意识到新文学对新市民读者的作用,萌生了用新文学来改造旧形式的意向。1946年的《铁报》上曾连载过一篇仿鲁迅《故事新编》的小说,也名为《故事新编》。全篇小说由《黑市国》、《民蛀国》和《聋哑国》三个短篇构成,每个故事虚拟一个“国家”,讲述一则寓言,隐喻一种龌龊的社会现象,讽世的意图十分明显。此《故事新编》当然不是彼《故事新编》,但作者用模仿鲁迅来赶时潮的企图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模仿还有1949年《辛报》上仿张爱玲《金锁记》的同名长篇奇情小说《金锁记》,仿苏青《结婚十年》的小说《恋爱十年》。这些接近于“抄袭”、“比附”的做法,曲折地表达出小报作者对新文学成果“心仪”的心理。小报也随着都市的发展在“求新”,在“进步”。


  这些小报的历史经验,可能是可以直通今日五光十色的市民报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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