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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京城皇民成了“带路党”

作者: -上传日期:2014/8/10

 

河南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京城皇民成了“带路党”

 

作者:苏拉密

 

 

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几万蒋军被百姓缴械


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

 

 

 

当有人像汤恩伯一样责骂河南农民时,杰克·贝尔登用英语记录了河南农民理直气壮的回答:"could the Japanese be worse than the army of Chiang Kaishek? " ——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宁愿做亡国奴,也不愿在自己政府下

当自由民。’”




京城皇民成了“带路党”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转载]暴政是老百姓成为鈥湸返斥澋闹苯釉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转载]暴政是老百姓成为鈥湸返斥澋闹苯釉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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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丨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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