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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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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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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生.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作者: -上传日期:2014/9/3
对“农民起义”认识的多重误会
叶林生
 

   学者已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一两人,如何能叫“农民起义”?其实,不仅是宋江起义,历代被称作“农民起义”的大抵都名不副实。这是由多重误会引起。具体地说,是由古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所引起。
(一)
 
中国古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实际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何谓“农民起义”?在本世纪之前众多的研究农民起义的文章中,或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谈,没有人真正做过科学的界定。最具权威性的《辞海》解释是:农民阶级为反抗地主阶级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爆发的武装斗争。《英汉词典》的中文解释是: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农民战争。是不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问题下文再谈,这个解释从修辞学上看是同义反复,“起义”换成了“武装斗争”或“战争”,意义差近;却没有说明农民“武装斗争”、“农民战争”的本质含义:是农民发动的、领导的斗争、战争,还是农民参加的斗争、战争?回答这个问题才是诠释“农民起义”的关键。
我们认为,所谓“农民起义”,应当是指农民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至于参加者,并不是决定起义性质的主要因素。譬如,西汉的铁官徒起义,参加者都是官营冶铁作坊的手工业工人,若由参加者而论,能定性为工人运动吗?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参加者多数是农民和工人,也不能称为农民起义或工人运动。至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参加者主要是农民,但并不是、也不应当等同于农民起义。这个道理是十分简单的。
既然如此,我们来看看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吧。先从本文开头所说的宋江起义说起。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地主(如晁盖、卢俊义等),有下层吏员(宋江等),有落魄书生(吴用等),有猎手(解珍、解宝等),有渔人(阮氏兄弟、张横、张顺、李俊等),有流氓无产者(时迁等),有宗教徒(公孙胜等),有马贩(段景住等)。这些发动者、领导者都不是农民,显然不应当称作“农民起义”。
宋江起义只不过是历代所谓“农民起义”的缩影。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起义,只有少数是农民发动和领导的,大多数很难说是农民起义。秦末起义的陈胜此人,过去说是佃农,近来互联网上提出了许多疑问,我们不去讨论。东汉黄巾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是道教徒,其参加人员多为太平道的信徒,其中有农民,也有其他人员,成分复杂,不能以农民概括。隋末大起义中,杜伏威、辅公是贫苦农民,其他则形形色色。如著名的起义领袖人物窦建德是游侠,瓦岗军的发动者翟让为下层吏员,其后的领袖人物李密则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瓦岗起义的参加者则以渔猎手为主;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如李子通“少以渔猎为事”,高开道则是盐户出身。唐末大起义中,最著名的发动者领导者王仙芝、黄巢都是盐贩;桂林戍卒起义的领导人庞勋出身于中下级军官。北宋的王小波、李顺都是茶叶贩子。元末大起义情况更为复杂,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但郭子兴、明玉珍、芝麻李等都是地主,张士诚、方国珍则是盐贩,陈友谅是渔民出身,曾为小吏。将他们发动和领导的起义统纳入了“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框框中,实在过于牵强。
以往,学界对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大抵用两种办法来解释,但两种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有强词夺理之嫌。
一是“代表说”:“许多起义领导者虽然不是农民,但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这种解释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人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说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二者激烈对抗的关键时刻,又让许多(绝不是个别的)地主分子来“代表”农民,这不是逻辑混乱么?退而言之,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在一定时候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农民利益,那和他们是不是“农民起义”也无关系。譬如上文所说的近代史上的革命,从反抗专制统治阶级的意义上说,应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毕竟不应归为农民起义。
二是“投机说”:“某些地主分子成为起义领导者,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投机,他们混迹于起义队伍,篡夺起义领导权”。何谓“投机”?无非是借起义之机实现个人野心,改朝换代、称王称帝吧。如果这样看,那么,朱元璋等真正的农民又何尝不是为了“王图霸业”?陈胜起义之前就想着“富贵”,起义之初就做起了“陈胜王”的美梦,这见诸《史记》。是否也可归为“野心”或“投机”?中国古代的起义队伍中,如隋末的“官二代”李密等投机者诚或有之,但在许多情况下,实为强加之罪名。如明末起义的芝麻李,灾荒时将自己家的一仓库芝麻拿出来赈济贫苦农民;明玉珍则广散家财,号召起义,他们在农民“觉醒”之前就在进行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以后为起义而献出了生命,说他们“投机”岂不冤杀人也?学术界这种“因人定性”的手法还有客观标准可言么?
我以为,历代起义者身份的复杂性,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而将人员复杂的起义统称为“农民起义”,也是由于对“主要矛盾”的误解造成的。若干年来,学术界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起义这种激烈的阶级对抗自然就是打击地主阶级,起义者自然是主要矛盾的另一方——农民阶级,“农民起义”就这样被定性了。不难看出,这种归类法其实是为了证成对古代社会主要矛盾似是而非的论断中延伸出来。
 
(二)
 
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到底是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我的回答:不是。主要矛盾应当是官僚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
这个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正是官僚政治形成的时期,《墨子·尚贤》中就说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话,正是基于官“贵”民“贱”、两者对立的事实而发的。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更明确地说:“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役和被役,正是压迫剥削和被压迫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是古代官僚政治下官民对立的纪实。换言之,官民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前几年,叶文宪教授在《重新解读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官民矛盾”。
不可否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也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但和官民矛盾相比,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一,由历代记载来看,农民受剥削压迫最深重的是官僚阶级和维护官僚统治的政府,而不是地主。我们从历代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中可窥知大概:
《华阳国志》中的诗句说:“……有吏来在门……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是官吏在催租逼债。
唐人杜甫诗《遣遇》中说:“贵人岂不仁,视汝为莠蒿,索钱多门户……渔夺成逋逃……”视民如草芥,以名目繁多的手段勒索民众钱财,逼得百姓逃亡的是“贵人”,也就是官僚。元结在《舂陵行》诗中也揭露贫民虽吃草根木皮,官府仍然催逼不已,只好卖儿卖女的惨剧。
宋人梅尧臣在《田家语》中说:“官府令又严,老吏持鞭扑”。王安石《河北民》诗中说:“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陆游《剑南诗稿》中记载了欠租农民被抓到“县庭”,“日夜穷榜笞”的事实。
这类诗句在元明清诗人笔下何啻十百,无须多引。历史记载中也不乏其例。据《新唐书》记载,大官僚段秀实拥有大量田产,出租时与佃户立约,将收入之一半交给他。有一年遇特大旱灾,农民颗粒无收,无力交租,请求减缓。段秀实说:“我知入,不知旱也。”这种大官僚毫无人性,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只知道催租逼债,置农民死活于不顾。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对农民横征暴敛,榜掠拷打,逼得农民妻离子散的主要是官僚阶级,而不是地主。查历代起义的直接原因,几乎都是官府压迫、敲诈勒索所引起。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矛盾,不应当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
有人说,官僚也用地租剥削,所以也属于地主阶级,其实,这是皮相之论。不管官僚之家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地租收入,他们都不同于庶族地主。因为他们主要靠权力剥削。
正因为这样,历代起义首先打击的是官僚阶级。据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说,唐末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以至于像韦庄诗中所说的那样:“天街踏尽公卿骨”。宋人方腊“以官为仇”,凡得到官吏,必施以杀戮、残尸等酷刑。元末陈友谅起义军,每攻克一地,得官员皆活煮之。今天人们可以责备他们过于残忍,但这个问题当另作别论。这些行为所反映的是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性质。一部《水浒传》,也揭示了“官逼民反”、官民对立的真实。应当说官僚阶级与广大民众的矛盾是居于首要位置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众起义打击官僚、推翻官僚阶级的统治就是必然的。
其二,地主——我这里说的是真正以田产为业、没有官僚背景的庶族地主,他们也属于“民”的范畴,这个阶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用地租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官僚阶级欺压的对象。从道理上讲,地主比农民有更多“油水”,官僚对他们搜刮、掠夺更能获利。《红楼梦》中,兼有皇亲国戚身份的贾赦,为了得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借知府贾雨村之手,巧取豪夺,反诬陷石呆子“拖欠官银”,抄家抵债,夺其古扇;石呆子是不是地主姑置不论,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官僚为夺人土地,霸人钱财而诬人为盗、陷人于法的事不胜枚举,其中许多被害对象就是庶族地主。因为地主有一定财产,官僚可以从他们身上掠夺更多钱财。据陶宗仪《辍耕录》说,元末朝廷公开卖官,派官员到比较富裕的江南各地“劝募”。但其时元王朝“气数将尽”,无人肯为其殉葬。松江知府为讨好朝廷,将各县“富户”拘押起来,逼其买官,如果不肯买,就严刑拷打,被打者“号泣求免,勿之顾”,直到同意买官为止。这些“富户”多数正是没有权力背景的庶族地主(也有商户,但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商户应是少数)。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各王朝都有一些地主出身的人及商人投身起义就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民众的矛盾,虽然历代参加起义的人员情况复杂,但大致都属于“民”的范畴,统统可称作“民众起义”。这样我们对历代起义的发动者领导者成分多样就释然了;同时,也就不必牵强附会地把某些武装斗争都称作“农民起义”了。
 
(三)
 
说过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来谈谈“起义”的问题。
近二三十年来,历代民众起义备受鞭笞,什么“破坏性极大”,什么“邪教猖獗”,“没有积极意义可言”等等。而“起义”是个褒义词,这样看,称作“民众起义”似乎也大有问题。我们姑且用一个中性词“暴动”来加以讨论。
要讨论民众暴动的意义,首先要看其正当性或正义性,这决定其本质属性。
如果有人认为,民众暴动没有正当性,正义性,就需要同时明确承认,他们受官府、官僚剥削压迫,催租逼债,甚至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惨剧就是应当的,天经地义的。那么,这和历代贪官污吏的立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民众暴动的落后性,破坏性是毋庸回避的,某些学者把民众起义无限抬高、吹得天花乱坠是错误的。所以,作为研究,适当指出其落后性和破坏性也是必要的。但这绝不应当成为否定其正当性的理由。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人们无法要求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具有多高的水平。不仅是民众,就是饱读“圣贤书”的官僚也是如此。他们“超经济强制”、“竭泽而渔”式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压迫是非理性的,首先是他们不断地破坏着、摧残着社会生产力。史不绝书的“赤地千里”、流民“转死沟壑”等记载,固有天灾,但更多的是人祸。而人祸无疑是官僚阶级非理性的剥削压迫造成。因此,民众暴动的的非理性色彩,包括严重的破坏性,就不奇怪。落后的剥削压迫手段,落后的反抗方式,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某些人专门无情地鞭笞民众“起义”恐怕另有原因。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种言论都不过是一定阶级利益的诉求。鞭笞民众起义,否定其积极意义,实际反映的是害怕民众、仇视民众起义的官僚阶级的意志。
 
(四)
 
上文说到,庶族地主是官僚压迫剥削的对象,还说到地主和农民也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那么,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不是同一个阶级?官僚阶级是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
以往,大量的著作中,都将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视为一体。许多著作中的论题明明是“地主阶级”如何如何,但所举的例子几乎全是官僚的,如此偷梁换柱,视为当然。这其实是由对主要矛盾的误解而迫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以为,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不能混为一谈,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说过,中国的官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通的利益,一方面却与生产组织中任何阶级利益不同”。他认为官僚阶级有别于其他“任何阶级”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不同于地主阶级的特殊阶级,是基于以下两条主要理由:
其一,官僚阶级与地主阶级财富来源不同。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各阶级》一文中说: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就是说,地主阶级的财富来源是靠地租。官僚阶级占有巨幅田产,地租剥削是重要途径,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和地主有某种表面的共性。但是,除地租之外,官僚还可能有商业剥削,有利用权力获得的灰色、黑色收入,还有俸禄。就是说,其财富来源有很多途径。我们今天无法确知、事实上也没有必要确认哪一项是官僚财富的主要来源。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官僚拥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地租收入,也无论他们的收入有多少途径,基本是依赖权力而获得。就是说,他们和地主阶级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土地迥然不同,而来源于权力。俸禄、受贿、勒索与权力的关联显而易见,姑且不论。即以官僚的土地而言,人们大抵可看到权力杠杆的作用力。官僚获得土地无非有两条途径,一是皇帝赏赐,各王朝开国之初对“从龙功臣”往往赐以“田宅”,以后遇到重大庆典或“功勋”也常常赐田。这是他们田地的公开来源,这无疑是与权力捆绑在一起的。其二便是侵占掠夺。《汉书》载,西汉开国功臣萧何“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成帝年间的三公张禹,“家以田为业”,本是一个地主,“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他“富贵”之后才能“买”如此巨幅良田,利用官权是无可置疑的。《隋书》说,权臣杨素“营求产业”“爰及四方都会,邸店、水碓、并田利以千百数”。《新唐书》说,大官僚李“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唐玄宗时多次充任考校使的官僚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宋代开国功臣赵普“抢占人田宅”,见诸御史弹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强贱买”也罢,“营求”也罢,“强占”也罢,“殖”也罢,都不过是以权力霸占的变相说法。从史书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到,某些官僚被罢官夺职,往往被抄没田产家财,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霸道”,因为他们的田产家财是和官职、权力捆绑在一起的,财随官去,于理不悖。这是官僚不同于地主的根本之处。这样,我们就不能因为官僚拥有田地就把他们与地主归于同一阶级。
其二,官僚阶级与地主阶级经济基础不同。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认为,官僚阶级“其阶级的生存赖赋税”。似乎认为“赋税”是其基础。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并认为,两税法是支撑官僚政治的第一大杠杆。似乎也认为赋税是官僚阶级的基础。但我们略一思考就知道,现代民主政治下官员的生存也是依赖于赋税,这样岂不是混淆了民主政治下的官员和官僚政治下的官僚阶级的界限?
我认为,古代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其权力笼罩下的一切经济形态。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权力、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宫廷官职和审判权等等是各个特殊等级的私有财产,各个省是各别的诸侯等等的私有财产……我的权利也是特殊的私有财产。”中国古代正是如此。权力是官员发财的主要手段:审判机关可以卖法,官员选拔机关可以卖官鬻爵,行政机关可以收取苛捐杂税、陋规之费,其他官员都可以用相应的权力敲诈勒索,如此等等。他们所依靠的正是手中的权力。所以,不论官僚名下有多少土地、多少手工作坊、多少商铺、多少生产工具,也不论他们拥有多少佃户、多少奴隶,更不论有多少财富“该由”他们所得,只要权力所及,统统构成他们高踞于社会之上、形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基础。这似乎用不着繁琐的论证。
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古代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就是他们权力网络所及的(包括直接间接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而不只是土地。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是一个与地主阶级有本质不同的阶级,不应当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能认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从上到下结成一个或几个权力网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只代表本阶级集团的利益。
 
(五)
 
以上我们论证了古代“起义”应是反对官僚阶级的“民众起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阶级和民众的矛盾。本文论题中规定的内容似乎已经说清。但人们要问,皇权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处于什么位置?
我们认为,皇权既不是官僚阶级的代表,也不是民众的保护神。它代表的是新贵族阶级的利益。
所谓新贵族阶级,是相对于春秋之前的旧贵族阶级而言的,是指以皇帝宗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其裂土分封、父死子继、享受特权等制度与旧贵族有共性,但也有许多差异。因此,我称其为新贵族阶级。
帝王代表的只是新贵族阶级的利益。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臣民和他的家族之间,他完全代表家族的利益,刘邦、朱元璋可作为典型,他们把子弟、亲属分封为王,盘踞各地,是为了依靠血缘的力量“拱卫社稷”。刘邦明确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朱元璋则认为,反对他分封子弟的官员是“离间吾骨肉”。在他们看来,天下财富是“我家的”,皇家的“奶酪”是任何人都不能触动的。
其二,在自己和家族其他人之间,他们只代表个人利益,维护自己的独裁专制之权。无论父子之亲,夫妻之爱,谁敢触动他的权力神经,都将毫不留情地被杀逐,汉武帝、唐太宗等所谓“英武之君”逼得太子造反,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绝路,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那把龙椅神圣不可侵犯。
由皇权的这种极端自私性决定,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它处于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位置。
一方面,它依赖于民众,因为民众是主要的纳税对象、是劳役和兵役的来源——没有民众,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所以有保护民众的愿望,也常常推行一些对民众有利的措施。譬如,刘邦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符合民众愿望;西汉中期设部刺史,以“六条诏书”监察郡县官员,“六条诏书”中,就有五条是针对地方官员勾结豪强残害民众的,此举也有保护民众的意义;体现皇帝意志的诏令、训示、经济措施中也多有“关心”民众的内容。譬如,历代帝王们推行“均田”等措施,也是为了抑制豪强兼并,对小农有好处。这样看,帝王似乎代表着庶民阶级利益。
官僚阶级作为皇权的派生物,是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角色,无疑受到皇权的倚重。皇帝对官僚的封赏、褒奖,皇家法律条文中对“朝廷命官”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这样看,皇权似乎是官僚阶级的代表。
但是,由皇权极端自私的本质属性决定,皇权与官僚阶级和民众的一致性只不过是其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的手段、策略。或者说,是一种权术。他们往往两手兼用,因时而变,各尽其妙。
正因为如此,皇权在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可一概而论。从理论上说,官僚阶级是皇权的延伸,但一旦分化出来,就异化为对立物,在天下大定的和平年代,皇权与官僚的矛盾对立是主要的。他们或则担心官僚任意横行,搅乱天下,动摇其家天下统治;或则忧虑官僚拉帮结派,政出私门,削弱其权威;或则担心子孙无法驾驭能臣猛将而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或则惧怕官僚利用手中大权,弑君自立,取而代之。他们常为官僚的处置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正如王亚南先生在《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所说,皇帝“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下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这样,皇帝常常打击贪赃,以安民心;有时责备官僚,以示爱民。《贞观政要》载,唐太宗认为:百姓之所以“为盗为匪”,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四川少数民族起义,益州大都督窦轨奏请派兵镇压,唐太宗说,对这些民众只能示以恩信,“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耶”。有时民众闹事,皇帝打击官僚以息民怨。
从另一个侧面看,民众起义也常将皇帝与官僚区别对待,宋江起义“反贪官不反皇帝”即可说明。李自成的即位诏书中说:“君非甚,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矛头所向,主要是官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皇权不处于主要矛盾的位置。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以皇权为核心的新贵族阶级从本质上说是个寄生阶级,与广大民众同样是剥削压迫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关系。上面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尤其是王朝末年,大规模民众起义爆发时期,皇帝从维护自身的统治出发,往往委派大员统兵镇压,严令清剿。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与官僚阶级处在同一条行将沉没的破船上,二者只能生死相依,它自然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中心位置。这个结论不影响古代社会的“官民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判断。
 
(作者为苏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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