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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路长篇专著精品荟萃!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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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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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作者: -上传日期:2015/2/15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
王文耀 王保春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等罪名,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陈伯达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涉及“中央文革小组”时,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可见对其态度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图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内部出版,第30~31页。
 
 
 
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69年中共九届一中全会继续当选。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所谓赞成“天才论”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职务。1973年中共十大将其永远开除出党。自1970年10月起他即被关押,1980年底他又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受到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88年10月刑满释放,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89年9月去世,终年85岁。
 
一、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向我们下达一个特别任务
 
1981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的尚同志来电话告诉王文耀说,邓力群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约王文耀和王保春同志,在下星期一的晚上7时去他家,有事要谈。并嘱托王文耀一定告诉王保春一起去。
7月13日傍晚7时许,我们俩到了邓家。邓力群带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互相寒暄几句后就转入正题。邓说:我受中央委托,转达对陈伯达的几点意见,建议由你们俩去看看他,做些工作,你们不要怕受牵连。你们去对他说:
1.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犯有很多严重罪行,中央考虑到他在文革前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所以在定罪时并没有把他所犯的罪行一一列上,只列举了那么几条。
2.他自己应该看到他与别人是有所区别的,他虽然是组长,但大量的坏事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干的,有些坏事他是知道的,有些坏事他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了,他们也不听他的,他也管不了。这些中央是知道的。
3.他这几年给中央写的一些材料,有些是好的,但多数是为自己辩解的,这不好,应该正确对待自己。
4.这次在六中全会上,很多同志提出,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中央考虑到要和以前衔接起来,对这些同志做了说服工作,未提他的名字。
5.他自己应该集中精力治病,把身体搞好。精力好时,可以看点书。那里没有的书,可以提出书名,帮助他借阅。也可以写点东西,研究点问题,如哲学方面的,这方面他比较熟悉。
6.你们帮助他把情绪转过来,也可以对他有所批评,让他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
7.把身体搞好了,情绪转过来了,适当的时候,可以保外就医或者特赦。请通知他的家属,看望他的次数可以比以前多一些。
8.看他有什么合理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他自己也可以写个条子转给我,报告中央。
9.你们把这个工作,可以向出版社的郭敬同志、社党委报告一下,只说我代表中央交代这件事,今后不止一次。也通知一下《红旗》杂志社党委,可不必细说。
在这个星期之内去看他。可找我的秘书刘中海,请他联系时间、地点。你们去谈后,再来谈谈情况。今天就是这么件事,请你们两位来。
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指示,7月15日上午我们去复兴医院向陈伯达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陈听了以后,表示感谢党感谢邓力群同志。他对我们说:“在你们来之前,我在想,见了你们怎么称呼,过去都称同志,现在我已判刑成了罪犯,再见到你们怎么称呼,想了很久,过去我们在一起都是老朋友,还是称老朋友吧。”在谈话中,起初陈情绪激动,后来平静下来精神状态较好,对自己的罪行不再辩解。
7月16日,我们将和陈伯达谈话情况写成报告,内容除向陈伯达如实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主要讲了会见情况:
我们讲了上述情况之后,陈听了情绪很激动,他流泪了。他表示: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宽大,我对不起许多同志。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是有罪的。文化大革命我思想一点准备也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纪要》,但她给我看以后,里面有些观点是我提的(那时我正在学习《共产党宣言》),后来毛主席批了。批的什么,我到天津才看到铅印稿。历史问题我不想多谈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让大家批判,批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可是当我看到报纸上对我有的批过头了的,也忍不住总想辩解几句。他说:我看到社论中点我的名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决议中没有点我的名,有人有意见,说对我太宽大了,所以再点一下,这也没有什么。
除此表态性质以外,他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社会的就业问题
他说:最近我从报上看到社会上抢劫、强奸的案件很多,而且犯罪的大部分是青年人。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种案子太多了,说明了是个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现在提倡计划生育,我赞成。恩格斯也说过计划生育。但人已经生出来了。就要解决就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量,把工人当牛马,而社会主义是逐步减少工作时间,剩下的时间搞学习和其他。马克思这些话使我想到30年代我在苏联学习时期,那时苏联刚打完内战,人民生活并不好,是很苦的。社会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当时斯大林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社会秩序也还不错。那样艰苦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比他们那时好得多。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我看可以试试。以后还可以减到六小时工作制,有计划地搞,这样年轻人有了职业,有工作、有学习,也就有了奔头了。不然,年轻人没事做,晃晃荡荡,犯了罪光杀不行。我不是不主张杀人,杀少数可以,杀多了不行,他不怕了。1957年我在天津做调查,除调查工业外,还到不少工人家中做调查,我问过很多家属,他们全家,能工作的都就了业,这是普遍的。每人薪水虽然低,但全家合起来就多了。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多了,薪水不一定多。这样大家都有工作,社会也会安定。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特别给你们讲。搞街道集体所有制,我不反对,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工作时间,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讲过。我觉得社会主义有两种必要劳动,一种是生活必须,再就是留下来的资金不叫剩余价值,也叫必要劳动。这个对工人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二、迫切要求做些工作
他以迫切的心情说:你们告诉党,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做点事,写一些东西。五几年我先后在上海、天津、常州做过一些经济调查。常州那里有不少先进的东西,报纸上怎么没有见报道。对这些工作我很有兴趣,想继续做下去。再就是全世界就有一本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的老工人都快死光了,为了教育后代,我想写一本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状况,对教育后代有好处。不能“数典忘祖”呀!当然就我一个人不行,得要有几个人,把解放前的工人遭遇记录下来。这个工作我是很愿意做的。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想到的有中国史问题、中国文艺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看了鲁迅的小说史对我的启发,想写一两本小说的历史。想到这些我就着急,我已经被关了11年了,不能总是关着,不能做事呀!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可能的话,给我100块钱,我想吃点水果。因为我大便不好,大便拉不出,人很难受。
除以上书面文字外,我们主要是口头汇报。
当我们汇报完以后,邓力群同志说:
下次你们去时,可以明确告诉他,治好病以后,不一定再回监狱,将来考虑一个适当的地方加以特赦。
让他注意报纸上的一些理论文章,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短信。
他以前写《中国工人阶级概况》时,陈贞、姚洛参加过,不知姚还愿不愿意搞,可以问一下姚洛。原稿在什么地方?以后可以给陈看看。
邓力群说,你告诉马仲扬,问一下陈伯达的钱是否存放在《红旗》,如不在,可以先暂借三百至五百元钱,交给你们(王保春、王文耀)掌握使用。
他的小孩子(陈的最小儿子)每月25元,可以再加10元。
今后你们可以轮班去,两个星期一次,时间不一定很长,半小时至一小时。回来后我们通通气。
我让刘秘书,通知公安部,还给陈烤电治疗。
你们下次去,可以问问他还有什么亲属,能够照顾他的生活。
7月21日上午接刘忠海(邓力群秘书)电话:1. 你们和陈伯达的谈话记录已经看到,里边谈到邓(力群)的可以不提,建议再整理一个简要的记录,便于向中央反映。2. 领款问题,力群同志已与高登榜同志联系过,你们可到管理局计财处,找石同志(一女同志)联系。
我们接到市公安局同志的通知,于8月5日下午去友谊医院看望陈伯达一次(他是4日下午被从复兴医院接至友谊医院的)。住在医院的三楼西头,条件不错。病房内有两张床位,有沙发,有卫生间。由市局一位同志暂时陪住。医院规定病员不能听无线电广播,报纸由于刚去还没有订上。我们从中办财务处代他取的1000元钱,让陈办了手续——写了取款条子,从中取出100元交给陈零用,其余我们代为保存。当时我们为他买了钢笔、墨水、手纸、肥皂、布鞋等日用品。
我们向他传达了上次见他后向上汇报时,力群同志的指示精神:1. 陈现在首先是治病,不再回监内,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2. 让他注意报纸上有关理论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写个条子也可以。他听后再次表示非常感谢党。
他谈了以下几件事:
一、关于刘叔晏:1. 刘叔晏搞某某同志的专案是打着我的名义搞的,所以这个错误第一应由我负责,第二才是她。2. 她为什么被江青送到山东去?是由于刘叔晏从专案中搞到了一份康生的材料,她以为抓到了康的把柄。我把这件事无意中告诉了江青,谁知江青与康生关系那么好。江青要这个材料,刘死命不给,江青就报复把她赶出北京。1968年刘叔晏逼我给她写了离婚书,我写了以后,她又不走,我向她要离婚书她也不给,说她留着有用,她预计到我是要倒台的。尽管这样,她的错误我应该承担的,还是要承担的。现在我觉得把这两件事说清楚,为她开脱一下。
二、十几年了没有上街,我从复兴医院来到友谊医院时,看到大街上的人很多,我觉得大城市的人太多了。报纸上也讲了要发展小城镇,这很好,很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是反对大城市的。他以蒸汽机为例,说自从蒸汽机出现以后,就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以制止大城市的发展。
三、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讲电子工业的,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这篇文章只是讲工业管理问题,而没有讲电子工业的发展对整个工业发展的作用。6月8日我写了一篇,给那里常和我接触的那个同志看了,他和我的看法不一样,看完后又还给了我。我给你们看看,是否可以这样写,如果可以,我就把它抄清一份。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们让他现抄出来,也算是对发展工业的一种看法吧。
我们劝他好好治病,他说:不好治,精神好了,就都好了。
 
二、转递陈伯达写的材料
 
8月12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汇报如下情况:8月11日陈伯达通过陪住的李玉元同志(经过市局同意)通知我们去拿他已写好的两篇材料,并让我们转呈给组织上参考。陈现在医院里,改名叫陈健相,暂时由李玉元同志陪住。李玉元同志是去年退休回家,由他儿子来《红旗》杂志顶替工作。陈在住院期间无人照应,市局和《红旗》杂志社党委共同商定,从河北完县将原在陈处工作过多年的李玉元同志接来,暂时照顾一段时间。陈晓农从石家庄来京,去医院看过陈两次,现已回去。
并附上陈写的材料三份:1. 试说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问题;2. 恩格斯论述“工业发展和城乡融合”的问题;3. 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提法杂抄。
此文送上后,8月14日邓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一份送耀邦同志,一份送乔木同志,几份分送润青、梅行、子力、有林等同志。
8月27日,我们去医院看陈一次。次日,我们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告知情况:陈对生活、治疗都较满意。再三表示感谢党对他的宽大。陈提出想看一些公开出版的杂志(经济的和哲学的书等),我们觉得可以给他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刊。这样可以使他了解目前发展着的社会,因为从谈话中看,他对社会太生疏了。
同时附上陈摘抄材料三份()。力群同志看后,9月16日批示:复制几份,分送耀邦、乔木、玉青、润青、梅行、经济组、理论组和我各一份。
9月15日下午,我们把陈伯达所要的书(马恩选集等),给他送去了。陈问对他的财产(包括1万多元钱;三次出国穿的皮大衣等衣物;书,有些是旧版书,如二十四史、《文选》抄本等)如何处理。并说,乔木、力群等同志都是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如果可能,我很想听他们的讲课,学习学习。9月19日,我们将以上谈话摘要,写信向邓力群同志汇报。
10月1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处,他问了陈的病情、治疗情况怎么样。我们向他汇报了陈的情况后,力群同志谈了几点指示:
1. 可以找医生谈谈,听听医生的意见。同时可以告诉医生对他的病能治疗好的,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尽快治好。现在医院的条件总比复兴医院要好嘛,不要采取应付的办法。治好了不光他度个好晚年,还可以为人民做些工作嘛。你可以对医院说这是中央的意思。
2. 他那几份材料,都印制了,已送给耀邦同志、紫阳、先念和有关同志了。
3. 他要研究“中国工人状况”的事,过去那些材料在姚洛(注:姚洛曾任陈伯达的秘书,后调到《红旗》杂志国际部任部主任)那儿。陈将来编这本书,可能还需要写《中国工人状况》的吴成民参加。如果这本书编好了,也是一个贡献。
4. 我们说:陈伯达说他有两件事他对不起主席:(1)是不应该推荐田家英去他那儿;(2)是田的哥哥在台湾的事儿,事先不知道,事后未报告。邓力群同志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5. (保春说: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您要随时提出来,不要做错了,又要……)那不会的,有我替你们说话,这是中央交办的。
另外,力群同志说:马洪同志问我,王学文同志问,他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整理出来之后,社科出版社能否给他出版。我说只要你整理出来,是可以出版的。这本书估计印数不会太多,因为青年人不熟悉他,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延安讲过课。他是我们最早讲政治经济学的,是第一个。所以趁他还健在给出版好了。
11月23日,陈伯达从医院出来,迁到团结湖居住。下午我们去看望陈,他写了个材料交给我们,希望转呈上去。力群同志批示:复印几份送耀邦、乔木、润青、梅行等同志。
1981年12月16日晚8时许去探望邓力群同志,他谈了两件事,同时提出让调晓农来照顾其父亲。邓说:告诉他()写的材料都复制了,除送耀邦同志外,还分送给主管的同志。陈除了谈到想整理中国工人阶级概况,还有什么打算?下次你们见他时转告他,我建议他集中力量先办成一件事,如有精力再做第二件事。请姚洛同志将稿子送给陈伯达,他如不想去,把稿子交给你们带给陈。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该计划一下,先做什么,一件一件完成。现在不像过去有人帮助,都要自己去干。
1982年3月3日,我们给邓力群同志写信:“呈送陈伯达写的学习笔记(节抄自马克思的著作)《工业技术基础的发展过程》一份。”3月2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向一些领导同志推荐这份材料。
4月23日晚,陈伯达去西绒线胡同周扬同志家中,去看望周扬同志,由市公安局同志陪同去。此后据说两人(由苏灵扬、露菲陪同)谈了约4个小时。
5月14日,我们俩去陈伯达住地取回三个材料:1. 《读〈儒林外史〉杂记》;2. 《读〈三国演义〉杂记》;3. 《西游记》(未抄写出来)。陈说:前次送的读《红楼梦》笔记,建议周扬同志看看,能否用笔名发表。
5月21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说到陈“现在写了几篇文学方面的文章,现送上《读〈儒林外史〉杂记》和《曹操与“青州兵”》两篇,现在他正在写出《西游记》读后感的文章,不日即可以完稿。他希望这两篇连同前次送上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能否用笔名发表,同时在发表之前,送周扬同志去看看,因为他在访周扬同志时,曾谈过此事。不知可否,请酌定”。
5月28日,我们再次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一篇文章《求知难——记读〈西游记〉》。他说这篇连同前几篇,都是他在学习文学评论而写的练习作。建议是否能分送乔木、周扬、胡绳同志阅,请力群同志酌定。”
6月23日晚,接萧清河电话,让我们去一下,陈最近又写了个材料待抄出望转送上去。我们去取回。(按:取回的是陈伯达一篇旧杂感)7月12日,陈晓农送来他父亲近期写的一份材料《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
8月17日下午,陈请萧清河同志来电话通知去取陈伯达交给的一篇文章——《〈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王文耀去取时向陈说了周扬同志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很好,但是总归多年不接触外界了。然后陈谈了以下一些意见:1.我是看到报纸上对报考大学的反映等,我才写了《儒林外史》等评论。这不是新的科举制度吗?这个比旧的更厉害,年龄只能限制到25岁就不能报考了。2. 对包产到户,这是大事,刘少奇过去也不同意搞,如托拉斯等。现在可以搞。小农经济是可以搞起来的,美国就是,现在美国农业居世界首位。其实苏联也可以搞起来的,只是他们政策错误。农业到户这是大事,发展是无情的!3. 发射卫星是我在新建胡同向张震寰和科学家建议的,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就是1964年1965年,那时我刚正式调到他们那里(国防科委),我的意思是搞天上的,是为了地上的,是把电子工业组搞上去。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会议上说过,我是关心卫星发射的(除总理外,别人不知道)。4. 1953年和张春桥、李友久向主席汇报时,会前我随便说了河南有的人向杭州用机器换农产品,我说,这不是产品交换嘛。后来主席郑州会议上批评我取消商品、货币等,我哪是这样说了,这是误会。但主席还是用我。
陈还说:我写了这篇《〈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你们看看提提意见,我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推敲了,都是有意思的。你们看了提出意见后再上报。
9月30日,我们俩去看望陈伯达,他写了两份材料,托我们转报中央。即《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科学、假设、实践》。
10月30日晚上我们俩去拜访邓力群同志,谈了约一个小时,邓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都给中央的同志看了,有三篇文艺方面的(有关《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西游记》的)我交给了周扬同志处理,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他没有告诉我。其他的都是我经手处理的。有的打字,有的铅印,都分送给中央有关部分同志看了。其中有一篇(想不起是哪一篇了,较长、是佛教……题目想不起来了)大家较注意,觉得写得好。这些文章的底稿,将来原稿退给他保存。我让他们清理一下,有原稿退给他原稿,没有原稿可退他一份清样稿,留做自己保存。他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情绪时好时坏,也就是私心的关系。过去就是因为这个栽了这样大的跟头,现在还是这样想就没有人管他了。他写出的东西有人看就不错了。他现在要想到自己是个犯人,和过去不同,那时是第四位,写的东西不管怎样,还登在主要位子上。
11月2日,我们去看望陈,将邓的指示向他传达,并将带来的几种杂志交给他看,他很高兴,特别是他写的文章《求知难》在《读书》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他非常兴奋!表示要多写点东西。
              
          《读书》杂志1982年第10期刊出陈伯达《求知难》一文,署名“纪训”。
他让我们作为私人关系,向邓力群同志提出:《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合作”的提法是说:“列宁没有说过”不妥,请注意;关于“竞赛”“竞争”的提法,还是“竞赛”为好,列宁也提过。
12月2日晚,去看陈,他说准备写一篇“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文章。另外他谈了过去他写过一个决议案(大约是经过1963、1964、1965年调查写成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其大概内容有中央、地方的工作的合理布局等(记不清),说:此议案在常委会讨论过,参加者有:主席、少奇、周总理、邓小平、陈伯达。讨论前主席看后很高兴地对陈说:“这下我们搞工业就有个明确的路子了。”兴奋之中还请他一起吃了饭。但在开会讨论时,主席问大家怎样?首先邓小平说:“不行,还不成熟,不是以钢为纲”。经他这样一讲,主席没再说话,就被否决了。另外他深有委屈地讲:八大决议中提“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提的,这没错呀,列宁讲过的呀,是在《列宁选集》三卷811页,还是在第四卷,你们查查看。(注:此文即《工业问题》,1963年开始起草,修改稿写毕于1965年8月1日
12月31日,我们去看望陈伯达。他的《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已经完稿,待抄清以后再呈送。陈得知周扬同志不慎跌伤,表示慰问,希望他以后别服用安眠药了。
1983年2月4日,陈晓农来社科出版社讲他父亲生病发烧住进了公安医院,让我们去医院看看。当时王保春已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王文耀即随陈晓农去医院看望。晓农讲可能前几天他写论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文章,有些紧张,晚上睡得太晚,夜里起来小便有些着凉。陈伯达对文耀讲了他写论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文章的情况,他说:“呈送时可说,我写完就病了,没有再看,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将文章交给了王文耀,并再三交代:“你和保春仔细阅读一下,逐句推敲。向我提出意见和建议。”
3月4日下午,去团结湖陈伯达家里看望陈,并将陈曾写的部分(8批)报送中央的文字材料原稿,经中央负责人看过后,现退回,让陈自己保存(都有中央领导亲笔批语)。
4月15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读一篇农村调查》,请阅处。”
4月26日,保春接到刘忠海同志电话,传达中央领导指示:1. 陈伯达写的材料,中央领导看了,建议他多写一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东西。尤其是近代史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方面他比较熟悉,有些是他参加写作的。这样的材料对后人很有用处。可长可短。2. 不要总写读书笔记。3. 写现在有一定困难,因为他对外边的情况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太少。又看不到文件、材料。4.研究一点历史的重大问题。
 
三、陈伯达失去递交材料权利
 
1983年7月21日,我们俩去看望陈伯达。主要是中央有关部门让他写有关“九大”前后和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情况。还有关于延安“鲁艺”和中国文学当中的问题。他让我们去看看他写的这些材料,我们看了以后,帮助他回忆了几件事,做了补充。然后,他交给我们一篇他已完稿的《文艺的魅力》的稿子。
8月16日,陈伯达通知我们去他那里,主要是谈前妻刘叔晏送给他的几本书如何处理的问题。谈完此事后,接着说他对目前农村政策很犯愁,他说:农村个人劳动目前好,将来不好办。中国以农为基础,基础坏了,其他不好办哪,党风不正主要在基础,都为自己,如何纠正。马克思说英国是小农经济发展起来的,我说美国也是。农业的情况我了解一些,看了不少材料(报刊),这里(指工作人员)有人家就在农村的,关键是个体劳动,将会两极分化的。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找出了社会发展这条科学的规律,预见到将来,这没有错。
谈完之后,他交给我们一篇写好的稿子——《关于新陈代谢》。
9月23日,我们收到刘忠海同志的信,里面说到:“前次我已打电话给你们两位,转告陈:中央同志希望他写一些有意义的回忆材料、文章,少写些评论感想的材料,还是请同他谈谈。”
9月底的一天,刘忠海同志通知王文耀去他办公室一趟。刘对文耀说:请你来,有两件事告诉你,第一件是,1983年9月26日陈晓农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要求从他父亲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钱来,以购买父亲的一些衣物、被褥。老邓(力群)已批同意了,请你拿去办理。第二件是,陈伯达有一篇文章,在内部刊物上给登载了,稿费交给你。这是80元钱,不要告诉他是什么钱,这些钱和申请要的那些钱放在一起,不说是什么钱就是,免得他知道了对别人乱说,引起别人的意见。另外刘说:前些天送来的那件材料,也已送去排印了。并说,中央很重视他的东西。刘说我上次给你们打电话,说让他今后多写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要写什么杂记呀,感想呀什么的。因为他也不了解中央和地方的情况,写那些都是些不赶趟的东西,没有用,白浪费时间。他应写一些过去中央的重大事件等回忆录。这些对中央对后代有用处,因为有些是他经手和参加了的,别人不知道,不写就完了。这是耀邦同志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的。这样老邓(力群)就叫我告诉你们俩,跟陈好好谈谈。让他不要再写这些了,应写写我上边所说的那些。

 
                文革中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左起)在一起

11月18日,我们去医院看望陈伯达,他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局里(市公安局)同志问我开始整党了你有什么看法,我说:很好,鉴于过去的教训,步骤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当然自我批评也会有假(如1942年时有的说自己参加了红旗党,结果都是假的),不过以后都是可以慢慢落实改正的,总比乱批好。
2. 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感谢你们。我被关了14年了,我这么想,如果上边不找你们,你们不要为我去找上边了,不要连累你们,因为你们约了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不知有何变化,今后如不方便,可以少来看我,因为现在开始整党,以免影响你们。
3. 想看看我的《反动言论集》的第一册。我过去写的这些文章自己都想不起来了,而这个集子收得这样全,这是江青一大功劳,我要感谢她。但第一集是些什么,我想看看,后边几集也想看看。五顶帽子的根据,想看看,不方便就算了。第一集可能是我入党前写的,那时还是小孩子,不过我想也是比较进步的。将来再印还可以用这个名字,“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还应加上“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或者标题是“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副题为“叛徒、特务、托派、国民党反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说实在的,我年轻时(入党前),想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想搞文学,当文学家。二是想谈恋爱……所以说,我青年时没有野心想当官。”
4. 最后我写了一个《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比较长,有机会请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往上送,送不送,再说。工业我已经写了,送的那个《〈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杂记》就是。我有话不写出来也不好,不好受呀!
5. 周扬他讲那个干什么?太不慎重了,随便讲,那么多大问题不讲,如生产关系、生产价值等等。所以说科学的东西千万不可随便讲、乱讲。
1983年11月20日晚,我们去邓力群同志家拜访他,他与我们谈到:
邓:他现在看书多吗?
王:看书多,没有别的事,几乎整天看书。他对这次整党,表示很赞成,说主要应以自我批评为主。
邓:我看到他的反映了,决不像他们那样整人。这个人让他多活些时候好,让他看看这帮人干得比他们那帮怎么样?他对邓小平同志意见很大,我是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呢,1963年不是有个关于工业问题的决定嘛,送主席以后,还当着他的面,主席问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讲,还不成熟。吓,后来他很有意见。他这个人哪,在顺利的时候,他不找我,在他不顺利的时候,他就找我谈,想得到我的支持。他给我说这件事,我讲,这是党内常有的事,起草一个文件有的同志赞成,有的同志认为不成熟,不成熟再搞一搞不就成熟了嘛。可怎么说也不行。
王:在万寿路六所时那篇(一篇国际方面的文章,题目记不清了),他不就生气了。
邓:那时他对康生很有意见,他和康生是好朋友,我对他一直是好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我要是他早不理他了。
王:这个我们去看他时,多少他表示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有时情绪激动得流泪。
邓:他骂我骂得很多,有些事简直莫名其妙,我都不去记它。
邓:我到《红旗》杂志社,是他多次提出要我,后来搞到刘少奇同志那儿,少奇同志说话我才来的。少奇同志倒台后,他说我是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来,是夺《红旗》的权的。哈哈,真是莫名其妙!他骂我是很多了。骂我不学无术,但整理个记录还可以。这对我刺激很大。他有一件事是我不会忘记的,当然也不光是我了,就是到干校后,他对军宣队说:(1)这些人都是读书人,当然劳动是不可少的,但要给他们读书的时间;(2)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由他们自己支配;(3)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大部分是南方人,搞一些大米什么的。这样我就很感谢了,每天晚上看两小时书。人家不是说不学无术嘛,自己就学一点嘛!这一点还是很感谢他的嘛。也希望这个人能多活几年,看看我们这一班人比他们那班人干得怎么样。
1984年1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我们去给陈伯达拜年。我们告诉他《试谈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已于11月20日送上,还无反映。
3月24日,我们给力群同志写信:“送上陈伯达写的文字两篇:一,《人类儿童时代闪耀的科学微光》;二,《过海的故事》。据他说第二篇是他的亲身经历,内含自我批评之意。陈说,由于整日坐屋里,长期脱离外界社会,情况不大了解,今后政治方面的东西基本上不写了,如果精力可达,写一些偏重于学术方面的东西。不妥之处,望指正。”
3月30日下午,刘忠海同志给王文耀来电话谈到以下情况:
你们转来的两件材料收到了。耀邦同志看了有些生气。你去告诉陈伯达,让他不要写那些现实的事情,他不了解情况,观点都不对头,是错的。不要像“四人帮”那样引用那么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他写的东西送来,这里要打字、排印等等,花很多时间,文件、事情又那么多,看完之后,又没有什么启发。他那么大年纪了,没有多少时间了,费那么大的精力写出来,大家又花时间去看,又没有什么启发。因此,请你去告诉他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回忆。他在主席身边,比如,在西柏坡开了一个什么会,研究一个重大问题,都是谁参加的,主席是怎样说的;如在延安对一个重大问题,主席是怎么说的,都是谁参加的;等等。这对他来说是很多的,别人是不知道的。他写出来对后人很有用处。不是要他写什么交代材料,也不是要他写分析意见,而是写出那些事实就行了。为的是对中央对后人留些有用的东西。
简言之:
所转东西收到了,胡不甚满意,请转告他:1. 不要写现实,不了解外界情况,观点不对。2. 不要引那么多经典,太费时间。3. 写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留给后人,这对陈是不难的(如西柏坡、在延安等研究重大问题,都是谁参加、主席是怎样说的等等)。4. 不是写交代材料,是写出历史真实,不加分析意见。5. 要珍惜他的时间,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要写些有用的东西留给后人。
4月17日文耀到一位同志家做客,听说:陈写了一个农业方面的材料,邓小平看后,很生气,和当前形势不符。不知是否是真的。看来和上面所接电话在生气的人的姓名有出入,也许两人同时生气了,也很难说。
1984年5月25日下午,邓力群同志秘书刘忠海同志给王保春来电话说:“力群同志让我通知你们两人,从今天起不要再与陈伯达联系了,也不用对陈做什么工作了,到此为止。”他客气地问我们好,有无什么困难?我们只是客气回应一下,但心里想不知出什么事了。
接此电话以后,我们与陈的政治联系到此为止。他所写的材料,如要上报,也只能通过看护他的公安人员传递。从此,我们历时三年与陈的公事交往就此结束了。
以上是我们收集整理的部分材料。2005年,我们看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有一段话: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一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做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做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像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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