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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九九感怀.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

作者:站长:郑光路 -上传日期:2015/6/7

 

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 

.李锐.九九感怀

○ 李 锐

2015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


 



.李锐.九九感怀.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  
 



.李锐.九九感怀.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  
 

   我今年99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持游泳,一次还能游300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毛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1959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3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8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3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30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3个月,1961年11月,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1963年11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把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8年单监。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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