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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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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中国独特题材文学网
·笔名:站长:郑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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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沂.谭甫仁将军被害案侦破始末

作者: -上传日期:2016/12/7

 

 

作者: 王广沂

原载:中国警察网《人民公安》电子杂志


     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将军夫妇在昆明住宅被枪杀,这是建国后我军政职务最高人员首宗被害案,顿时震惊了春城,惊动了中央。近年来,有些报刊披露了此案的一些情况,有的情节有些出入,有的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形成了一些误传和讹言。笔者曾参加此案的破案指导小组工作,希藉此文将事实的真相告知世人。

枪声震惊春城
    1970年初冬的昆明,虽天气晴朗,但已寒气袭人,许多人都穿上了毛衣等厚衣服,军营中有些人也披上了棉军大衣。昆明军区大院内除办公楼外,只有军区领导和少数干部居住,夜间除有哨兵活动外,院内显得格外宁静。12月17日凌晨5时许,军区大院内32号楼谭甫仁将军的住宅,突然响起了枪声,谭甫仁将军和夫人王里岩被枪杀,一起震惊全国杀害党政高级干部的恶性案件发生了。
    有关人员立即报告了军区领导。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分管保卫工作,原总政保卫部部长)等领导同志,立即赶到了现场,一方面将谭甫仁夫妇送军区总医院抢救,一方面向周总理和军委总参报告。
    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组织抢救;抓紧破案,重点放在军区内部,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并要查明有无集团作案迹象;组成专案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总参黄永胜指示:抓紧抢救,解放军总医院派人参加。周兴同志随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通报了谭甫仁被杀情况,传达了周总理和黄永胜的指示。成立了以周兴为组长,王必成(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当时在北京住院治病,18日赶回昆明)、蔡顺礼为副组长的专案组,蔡负责日常工作。专案组称为“017专案组”。司令部当时决定,封锁军区大院,所有人员须经批准才能进出大院。到了上班时间,军区大门紧闭,通知停止办公,各单位组织学习。顿时,军区大院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公安部派的人员也及时赶到昆明。一场艰巨而复杂的侦破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现场复杂疑难 
    专案组首先组织了军区保卫部和云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
    32号楼是谭甫仁的住宅,位于军区大院中心。早年在昆明市郊有几幢老别墅。50年代中期,组建昆明军区,将这片地划归部队,军区遂在周围筑起围墙,又建了一些楼房,作为办公楼、招待所、宿舍及生活用房,建成了昆明军区大院。几幢别墅也圈在大院之内,成为军区领导的宅邸。各个楼、院均按序编号。
    32号院即是其中的一幢别墅。该别墅是一个两层小楼,基本上是个长方形。一楼中间正门与前院相通,门内是一个大会客厅,正门左侧有三个房间,为谭甫仁的办公室和客房(谭甫仁的妻妹王文莹住),办公室对面为餐厅,并有后门与后院相通。正门对面是楼梯,楼梯旁边是卫生间。二楼楼梯旁亦是卫生间,向里是并排四个房间和一条走廊,各室均有门通向走廊,靠近楼梯的两间为单间,靠里面两间虽为单间,但两室之间有一个卫生间,两室相通,是主卧室。最里间是谭甫仁卧室,第二间是谭甫仁夫人王里岩的卧室,第三间是谭的未婚儿媳吴小红卧室,靠楼梯一间当时没住人。整个楼连同王文莹在内只住了四个人。楼的后门外有一封闭走廊,约七八米长,与后院一排拐角平房相接,但靠平房处,走廊留有一门,可由此去后院。平房的一头是厨房,与走廊相对,依次为警卫员李洪亮住房,拐过来东边几间是炊事员住房(为一中年妇女),其它为贮存室、厕所等。因拐角平房与楼东侧有一段距离,故由此可以从后院通往前院。厨房和李洪亮所住平房南侧有一长条形养鱼池。前院除有竹和假山外,只在院大铁门处有平房,为门卫战士用房。整个院周围有约两米高的围墙。前院大铁门面对马路,东、南两边墙外为空地,后院西墙处虽有一个小侧门,平时锁着,很少有人出入,墙外不远处有一两层小楼,为干部宿舍。
    现场从发案起进行了封闭保护,派有两名干部驻守,直至七年之后写出结案报告,现场才解除封闭。这么长时间地保存封闭现场,是罕见的。
    行凶现场是在王里岩卧室和后院及厨房门前。凶手首先进入王里岩卧室,王发现后即奔向卫生间,意图是想阻挡凶手从卫生间去谭甫仁的卧室。此时,凶犯打了三枪,后两枪击中王的腹部和头部,王即倒下身亡。从现场看,谭甫仁听到隔壁王室有动静后,即披衣下楼奔向后院,凶手从楼上追下来,在走廊和后院向谭打了五枪,头两枪未击中,后三枪击中谭的腹部、右上臂和头部,谭即倒在走廊上死亡。谭、王二人最后都是被击中头部要害,而且是贯通伤,实际上都是当场死亡的。行凶现场共提取了八个弹壳,六个弹头(击中王头部弹头射入地板内,击中谭甫仁头部弹头飞出院墙外,经多次寻找未获)。
    凶手是如何进出32号院的呢?前院大铁门外是马路,门口有哨兵,楼西侧有宿舍楼,只有东、西两边院外空地处是隐蔽的,所以凶手选择了东墙南头养鱼池处进出。凶手攀墙而过,沿养鱼池走也不易被人发觉,从厨房窗子进入了后院。在后院找到一把破椅子,登椅爬窗进了一楼卫生间,由此上楼行凶并原路返回,这是一条最隐蔽、最安全的路线。围墙上有攀登擦划的足迹,墙外一个鞋盒纸板上留有解放鞋印痕。由此判断此处是凶手进院的出入口,并且根据鞋印推断出凶手身高、体态特征及鞋的型号。同时,在楼的门、窗等处发现了一些指纹。
    幸存者王文莹和吴小红介绍了当时现场情况,吴小红只听到王里岩说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其他没有听清,枪响后也没敢出屋。王文莹听到楼上有动静,以为谭夫妇吵架,当她出屋时,见谭甫仁披着衣服下楼,急忙向后院走去,王问谭什么事,谭答我也不知道,这时楼上传来枪声,王文莹只见从楼上下来一个人,将王推开往后院跑去。当时楼内没有开灯,只借助楼外一些光线,看见下楼人身穿军装,大个子胖胖的,圆圆白白的脸,年约三四十岁,说话声音沙哑,面目看不清。随后听到后院响起枪声。王文莹是院里惟一见到凶手的人。警卫员听到室外有人叫门,未及反应过来枪响了,吓得躲在床下,枪响过后,听到没有动静,才出来跑到后院厕所藏了起来。炊事员也是吓得不敢出屋,什么情况也提供不了。门口的两名哨兵一直在睡觉。事发后,王文莹和吴小红将谭从后院走廊抬到客厅内,吴小红给党办秘书打电话报告32号院有事,叫秘书们去一下。当党办同志到院内时,才将两哨兵叫醒,两人根本不知道楼内发生的情况。

小男孩立了大功 
    案发后,除军区大院封锁外,昆明市戒严了,全省车站、机场,重要路口均戒严,边境口岸都布置查找王文莹提供的这么一个模糊印象的军人,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当时也发现并审查了一些可疑人员,但都与案件联系不上。军区大院更是紧张,要求人人提供发案时自己的有关情况,在何处、做何事、有谁为证,搞了个人人过关。并动员大家提供线索,布置查对枪支、子弹,登记集中。虽提出了一些可疑情况,但没有发现重要线索。如:32号院对面、司令部机关食堂养有一条狗,发案前失踪了,怀疑是否罪犯怕狗叫惊动人而事先除掉了,又如:平时32号院门卫哨兵人数多,为什么发案时只有两人,其他战士都调走参加劳动去了,是否有意减少警卫力量。但这些情况经专案组审查和调查了解,均与本案无关。
    政治部家属宿舍院,在军区大院门外。靠宣传部宿舍的铁栅门附近住着的一个保姆说,在17日清晨,听到有人翻越铁门落地的声音。
    在茫茫无路之际,小孩马苏红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干部部马富鹏家住干部部的家属院内,卧室在楼上,厨房在楼下的一排平房内,上小学的马苏红就住在厨房中。12月17日拂晓,马苏红正在熟睡,被顶门的大木盆倒地声惊醒,打开电灯,见一较胖的中年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屋内,问马苏红干部部陈汉中科长家住哪个房子。马苏红领此人到陈汉中家门口,告知这是陈汉中家,然后又回屋睡觉,小孩觉得此人面熟,但想不起是谁,当时没在意,也没对家长讲。与此同时,陈汉中妻子提供,17日天亮前,有一人猛推门进室内,问陈科长呢?陈妻便告诉来人老陈不在家,出差去了,来人便走了,这个人说话声音有些沙哑。过了十余天,马苏红见到一个叫王东昆的小孩,他听说过王东昆的爸爸有问题,已被隔离审查,这时突然联想起来,那天拂晓找陈汉中的人是王东昆的爸爸王自正,这时才对上号,急忙告知了干部部,情况汇报到专案组已是12月30日了。专案组十分注意这个线索,找马苏红辨认照片,他能指认出是王自正。因为这个情况和保姆提供的翻越铁门时间相衔接,王自正的体态、年龄、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也相一致。王自正曾是保卫部秘书,保管过枪支,对保密室情况了解,具有盗枪的条件。管过首长保卫工作,对32号院情况熟悉,具有作案条件。这样一个重要线索,担任专案办公室主任的军区司令部保卫部长景儒林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王自正案发已被隔离审查,关在西坝的俘管所,门口、住室前都有岗哨,夜间灯长明,有人观察动静,王根本出不来,如王能出来,那是今古奇谈。因景主管俘管所的审查组,审查王的专案也是他主管,所以在专案组讨论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讨论几个小时也不能统一认识,最后蔡顺礼决定专案组带领马苏红到西坝直接辨认王自正。
    西坝王自正专案组负责人陈汉中,在12月31日中午布置王自正和其他几个受审查的人在院内打扫卫生,叫马苏红在办公楼窗口来辨认,并规定马苏红到达西坝进办公楼的时间,以防马苏红被王自正发觉,可陈汉中没有按规定时间办,当马苏红走进西坝院子时,正好和王自正打了个照面,王表现得十分惊恐,马苏红则十分肯定那天拂晓找陈汉中的就是王自正。
    经过辨认,确认了王自正,但被他发现了马苏红,这是极大的失误,使王有了思想准备,为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不利。
    查枪工作是景儒林提出来并作了布置,要求军区内外全面清查枪支、子弹,并登记封存。从现场遗留的弹壳,已知凶手用的是59式手枪。这种枪在当时比较少,只是二级部长以上和保卫、作战部门配用,保卫部除干部配用外,还有一部分枪支存在保卫部保密室的保险柜中,由秘书袁孔祥负责保管。景儒林没有给袁布置清查枪支的任务,直到12月25日(布置全军区清查枪支后的第九天),保卫部有人要使用枪支时,袁孔祥打开保险柜,才发现丢失两支枪和20发子弹,袁孔祥被吓得五魂出壳。他想办公楼门口有哨兵,保密室装有子弹锁的铁门,保险柜有密码,只有他知道密码才能打开保险柜,放在柜子中的两支枪怎么能不见了呢?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景儒林。景也感到是个问题,但他不往案件上联系,而认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纰漏。于是景儒林和保卫部副部长对袁孔祥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逼供、诱供。最后,袁不得不编造谎言,说炮兵师有个老乡找袁,说即将复员,想带支枪去打鸟,于是就给老乡两支枪。景儒林如获至宝,将袁收监,当袁上车去监狱时,翻了供。景仍执意派人去湖南找那个复员军人作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仍要求湖南地方再继续做复员军人的工作。始终没有把丢枪与案件联系起来。

两人先后自杀 
     王自正被定为重大嫌疑对象。王自正是何许人呢?王自正原名王自政,河南省内黄县人,富农出身。1947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曾一度占领内黄县,该地区成了我军与国民党军队争夺的“拉锯”地带。王为了给被我镇压的亲戚报仇,参加其堂兄组织的还乡团,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枪杀了武拐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同志,造成“武拐事件”,王自正参加了这次行动。后来国民党军队败逃,王也随即畏罪逃离家乡,在外地改名后混入我军。开始在边防某团当兵,他编造历史,伪装积极,骗取领导信任,很快入了党、提了干。后调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员、秘书,1970年被提为保卫科副科长。王之所以能在部队长期隐蔽下来,除了组织上疏于审查之外,主要是他很少和家乡联系,即使写信也诡称转业到某某生产大队、某某锡矿,以迷惑家乡。提干后他把老婆李素民接到部队,与家乡的联系就更少了。“文革”清队中,当地群众要求将王揪回清算罪行,并几次写检举信寄到云南,因原来王说的是假地址,没有着落或原信退回,当地仍不死心,又给云南省革委会保卫组发了检举信,此信被转到了军区,干部部部长五一民认为是重要问题,即转报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起云,雷很重视,认为应对此人进行隔离审查,报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谭甫仁批准后,于1970年4月将王隔离审查,关在原西坝俘管所的政治部审查组。这个专案组由干部部陈汉中科长负责,保卫部长景儒林直接领导。
    王自正自在西坝见到马苏红后,情绪紧张,表现异常。专案组这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王予以及时处置,仍决定先提取王的指纹和胶鞋,如与现场痕迹比对同一,再对王进行逮捕。陈汉中建议待王睡着之后,再叫醒他进行提取,以防王的反抗。于是由干部部副部长谢新锷及保卫部何凤毓科长、李伯志副科长和公安部派来的技术干部,于腊月三十除夕之夜来到西坝。近午夜,何、陈、李三人到王的住处叫王自正起床到食堂有事找他。其实在谢等人的汽车到西坝时(王住室靠近大门),王即有警觉,感到事情不妙,早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准备。王当晚是和衣而睡,一听叫他即翻身起床,并问穿哪双鞋,当告知穿皮鞋时,他即觉得解放鞋会有所用,便磨磨蹭蹭坐在床沿穿鞋系带。此时,何站在外房,陈、李在里屋,隔桌站在王床的对面。突然,王伸手从被中摸出手枪,向陈、李各打一枪,陈、李猝不及防,一枪击中李的右手,一枪从陈的大衣右上袖射入,从前腹部穿过,只在肚皮上形成擦伤。王夺门而出,向院南狂跑。这时大家都为这突然情况惊呆了,屋门口警卫岗哨追击也没击中,王跑到南墙厕所处,已走投无路,遂举枪自击头部,当即毙命。随后提取了王的指纹和胶鞋,经与现场提取的指纹和鞋印检验比对,认定同一。王的身高、体态、相貌与王文莹提供的情况一致。因此,确定王自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凶手无疑。
    王犯自毙后,提取了自杀用的59式手枪,与西坝现场上的三个弹壳和一个弹头进行技术检验,证实是同一支枪所发射。枪号正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枪之一。可是用此枪与谭宅现场上的八个弹壳、六个弹头对比,却发现杀谭所用枪支不是王犯自杀用枪。
    杀谭的枪哪去了?成了重大的疑问。是罪犯把枪藏起来了,还是在“同伙”手中呢?专案组同志经过研究分析,并从政治部家属院到俘管所沿线两三里地,反复查看寻找,均未找到。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有人要给菜地施肥,当打碎粪堆时,发现了一支59式手枪,经过技术检验,认定罪犯杀谭正是用的这支枪,也正是保卫部丢的两支枪之一。至此保卫部丢的两支59式手枪都找到了,缴获未射击过的子弹和已射过的11发子弹,也正好是保卫部丢子弹的数目。因此,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王犯平时写的三本日记已经没收,日记写得很零乱,有的同志说是像“天书”。专案组的同志拿到手后,没能认真仔细的研究,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而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 
    罪犯找到了,枪支查到了,按理说案子可以结了。但凶手自杀了,没有了口供,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如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作案有无背景或同伙?被关押又怎能从西坝潜入潜出?枪支是怎么搞到手的?以及与案件有牵连的一些疑问,这些问题均需要搞清楚,因此,就为案件的彻底查清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保卫部长景儒林是位“三八式”的老干部,自尊心特强,也非常主观。破案过程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失策,都有他重要的一份责任。在过去的日常工作中,他也有不少失职的地方。王自正被隔离审查就是他直接领导的,王被审查后承认跟其堂兄参与了杀害武不会同志,但在是否开枪的问题上,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反反复复。因王是保卫干部,他懂得主犯已在解放初期被镇压,死无对证,查不到人证物证,于是提出要对武不会开棺验尸,说如果身上有两个枪眼儿就有王打的,只有一个枪眼儿就不是王打的。景同意开棺验尸,但其他同志反对,认为人已死20多年,尸体早已腐烂成为白骨,还怎能验尸找枪眼儿呢,因此未能实行,致使王是否开枪的问题定不下来,审查了七个月也结不了案。当他对案情的一些主观臆断被事实无情地粉碎,景儒林顿时陷入了十分颓丧的境地。
    在确定王犯是凶手之后,问景谁与王关系密切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问谁能进保密室时,他又点了一任又一任的秘书。因此,保卫部不少同志被怀疑了,成了被审查对象,关押地点四周岗哨森严,气氛恐怖紧张。景自己也感到压力很大,整日情绪懊丧,坐卧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用他自己的话说,凶手是保卫部的人,偷的是保卫部的枪,杀的是保卫部保卫的头号对象,叫他无脸见人。这种情绪已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1年春节刚过,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窝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统统到军区步校办学习班。景儒林也参加了学习班,而且是领导成员。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要联系实际讨论揭发了。到早饭时仍不见景起床,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孙呈祥在门口呼叫也无反应,当勤务员站在凳子上从门上窗子往里看时,见景用尼龙绳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势下垂,打开房门进屋,发现景早已自缢身亡。
    景儒林的死,又给专案组蒙上一层阴影,景为什么自杀?是否与谭案有关联?

复查与结论 
     案件发生后成立了“017专案组”,在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具体领导下作了大量的调查和查证工作,取得了上述成果。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思考不周和失误的地方之后,专案组进行了改组,人员也重新调整充实,继续工作。
    周总理鉴于案件没有明确具体的交待,不能草草结案。于是点名调赵苍璧同志进京(原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文革后任公安部部长),确定由他组成破案指导小组,去昆明协助专案组工作,认真对案件进行复查。
    赵苍璧同志于1973年初到北京,中央办公厅负责传达了周总理对专案工作的指示。要求对案件中的众多疑点,要一一查清,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待,查得清清楚楚,弄得水落石出,不能含糊不清。破案指导小组在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领导下工作。
    赵苍璧同志到昆明参加了由周兴同志主持召开的省委和军区党委的联席会议,经会议讨论后决定,破案指导小组与专案组一起开展工作。并明确规定,凡是破案计划、重大措施等都要报两个党委批准后才能执行,并适时地向公安部汇报。
    破案指导小组工作人员来自昆明军区、河北、辽宁等地,于1973年夏陆续到达昆明,大家本着实事求是、严谨慎重、科学客观地态度,与专案组同志一起,开展了再复查工作。
    首先,现场的再复查、物证技术鉴定,均可确定是王犯一人作案,所用手枪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59式手枪。
    其次,就要解决杀人动机问题。王犯自杀,死无口供,怎样来解释王犯的行凶动机以及一系列作案过程呢?除了搜集王犯生前日常表现外,很重要的是他的三本日记。指导小组专门指定一位处长研究他的日记,到后来这位处长都能够记住哪本哪页写的什么内容,真是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在研究中逐字逐句地抠,反复分析。如有一句仿似《红楼梦》中的诗,于是就找了几个人,每人手抱着一部《红楼梦》查找,并研究这句诗在《红楼梦》中用在什么背景里,王犯写这句诗的意图是什么。如何缜密地分析研究,最终对王犯杀人动机、潜出潜入西坝的情况、偷枪的情况等等,都从这里找到了答案。
    王犯因武不会案被隔离审查后,终日惶恐不安,自知负有血债,罪行是严重的,“将来不是受到极刑处置,恐怕也是终身服刑”,因此思想上总是处于紧张、绝望的状态,并试图尽量逃脱罪责。提出开棺验尸,只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也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查不到枪眼儿就无法做出他开枪杀人的结论。王犯从侄子来信中得知,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把他揪回原籍斗争予以处置,感到末日来临,死罪难逃。自己下场不好,老婆孩子也会受到影响和牵连。于是想逃出西坝。在当时“文革”的情况下,他也料到即使逃走了,也难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出于阶级仇恨,他产生了杀人报复的念头。日记里有多处图谋杀害军区首长的内容,认为“自己不能这样死,要死的话也要杀几个人”,“能报复的只有杀人一条路”,他曾列出陈康、鲁瑞林、田维扬(均为副司令员)等人的名字,又写有杀人要杀一把手,杀谭甫仁影响大,可发泄心头之恨等等,并写要设法搞到枪,见到枪半胜,见到人全胜。由此可见,王犯行凶预谋已久,阶级报复意图是十分明显。
    第三个问题,是分析王犯的作案过程。王犯被关在西坝后,就想方设法与外面联系,并试图潜出西坝。他被关不久就从住室后窗往外投过信,被过路人捡到交保卫部。他并在窗台上放东西作暗记或在厕所南墙处约其妻来取信或见面,欲与其妻联系。西坝看来警卫森严,大门口和王住室前均有岗哨,日夜警卫,规定王室内晚上不准熄灯,以便岗哨观察情况。到院南边的厕所,也要向岗哨报告等。可是偏偏警卫漏洞很多,最大的漏洞是换岗时不直接交岗,而是上一班岗到宿舍叫下一班岗接班,遇到贪睡的战士,叫几次也不醒,有时醒后又睡着了,这中间哨位上就出现了空隙时间,有时能空到5—15分钟哨位无人,这就给王犯钻了空子。从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多次记有岗哨谁接谁的班,哪个战士有什么特点。西坝共有一个班负责警卫,用不了几天,王犯就掌握了岗哨换班规律和警卫战士的特点。他还曾试验,将蚊帐开缝向里,把被子隆起来伪装有人,可以瞒过在窗外观察动静的岗哨。多次岗哨发现他从南边走过来,问他时则答称拉肚子去厕所,岗哨误认为已向上一班报告过了,也未细查深究。西坝西南角有个厕所,距王住的平房约50米,在厕所围墙内外地面均有胶鞋印,墙上也有攀登的擦痕,这里就是王犯出入西坝的地点。据他儿子王东昆讲,他多次夜间醒来,见他父母都在床上睡觉,说明王是多次出入西坝。所以,杀谭时,王潜出潜入西坝也就不足为奇了。
    军区大院三个营门和办公楼两个门均有岗哨,但不逐人查验证件,穿军装就可以进入,所以王犯混入大院极为方便。进办公楼从门口或一楼厕所窗子均可以出入。王曾在保卫部任过秘书,管过枪支,情况也熟悉。他对保密室门锁可用硬片捅开的情况也清楚,他自己以前就用竹片捅开过。历任秘书都把保险柜钥匙放在一个不加锁的办公桌抽屉内,他可轻取钥匙。保险柜的密码,也是换人不换号,王知道密码,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他之所以偷拿手枪、子弹是极为容易的事。他之所以偷两支枪,据分析是为了双保险,惟恐枪支出现故障,而且59式手枪装在衣袋内完全可以隐蔽。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潜出西坝,偷到枪支,作案后又返回西坝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当晚作案后,王为何要去找陈汉中?陈汉中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一位科长,负责王自正的审查工作。经过审查和调查,了解到,因为陈平时对王管教严,对王经常责骂训斥,王对陈怀恨已久,在王的日记中多处记载,说陈好凶,好狠毒,太可恶,总有一天要……等。因此,王犯杀害谭夫妇后,去宿舍找陈汉中也是想一并将陈杀了,因陈出差未在而免遭毒手。
    还有一个问题:王、景二人的自杀,是否有关联呢?经查,景儒林在生前多次在言语中流露出负罪心理。自缢时留在桌上的字条中写道:“保卫部原来就是烂摊子,我来保卫部后还在继续烂下去……保卫部出了这些事,叫我怎么能说清呀!”他感到杀谭是自己严重失职造成的,破案中几个关键问题他坚持的作法、观点是错误的,加之参加学习班即将受到审查,思想压力极大,走上了绝路。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景与林彪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联系,也没有发现对王犯有意包庇、纵容,是属于严重失职、渎职问题,排除了是王犯的幕后指挥和同伙的嫌疑。
    李素民是王自正的妻子,在王被调查期间,李即回原籍与有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王被隔离后,曾多次潜出西坝回家,与李同床共眠互通。王作案后曾于清晨回家,提出将两支枪交李保存隐藏,李不敢而予以拒绝。李的问题是知情不报,有意隐瞒包庇王的罪行。
    随着问题的逐步查清,各方面有了结果,破案指导小组人员也先后撤回,1977年夏,两位处长也最后撤回。以后专案组经云南省委和军区党委批准,向公安部作了汇报,并于1978年6月写出结案报告,经两个党委审查批准,正式报中央,此案结束,专家组也随之撤消。

谬传止于真相 
    谭案发生在一个特殊时间——“文化大革命”期间。谭甫仁作为中将一级的将军,曾是四野林彪的部下,又是一省和大军区之首,他的被杀,确实震惊了中央。此案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省的活动有无联系,自然需要考量。这类特大案件,首先应从政治因素上考虑是必须的,但结果是与否,均要等最后用事实来证明。是,要有根据;否,同样也要有根据。指导小组和专案组紧紧围绕与王自正有关的人和事及各种疑点,扎扎实实通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和研究分析,没有发现此案与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的活动有联系,也没有发现同伙和集团作案,并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做出王自正出于阶级报复,一人行凶杀人的科学结论。
    破案指导小组是在1973年春,中央点名调赵苍璧同志到京接受任务后才开始建立的。其他成员是陆续由各地调来,于二、三季度先后到达昆明。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小组与专案组的同志们同心协力,相互尊重,关系十分融洽,在一些问题上及时通气,交换意见,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不仅在行动上、思想上步调一致,而且在个人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现在领导当时专案组和破案指导小组的周兴同志、赵苍璧同志、王纬同志、徐生同志等同志已去世,他们在破案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破案有很大的贡献。指导小组现在在世的三个人,每当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回忆那段难忘的经历,既受教育又十分愉快。
     此案的侦破工作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案件做出结论,专案组已撤消,至今已隔20多年,有关案件的一些情况也逐渐流传开来,有的报刊杂志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文章中,有些与事实情节有出入;有的认识显得有些偏颇;更有的纯属子虚乌有。
    有的文章说谭是被境外特务谋害的,并有根有据,说得扑朔迷离,像一篇侦探小说,连人物的表情、语言都写得有眉有眼,这完全是凭想像臆造的文章。谭案发生后,消息传到海外,台湾国民党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诡称“云南匪首谭甫仁最近被反共主义战士王自正击毙”,这纯属自我吹嘘。有的说保卫部长是幕后策划人,指使王犯杀人,如何策划交待,如何实施等等,也讲得头头是道,最后暴露了,罪犯自杀了,后台保卫部长也自杀了。还有的说王犯是谭的卫士长(军区首长就没有配置卫士长一说),如何受到谭的信任,不久将提为师长,又讲王犯能文能武,个头大、身体壮、枪法准、会格斗,武艺高强、机警灵活、含而不露,没有必要不与外人接触,平时沉默少言,解放战争入伍,身经百战,屡立大功,突然发现问题被审查而报复。并要隔离审查保卫部长,保卫部长也在自己家中自杀了。更为离奇的是,说谭于1970年12月,在林彪“联合舰队”建立三个月之后,谭在昆明接到一份密电,说某日有一架从缅甸来的民航飞机,经过昆明时令谭击毁,谭感到问题拿不准,只命令出动飞机将民航飞机迫降,当飞机降落后,看见出现在机舱口的是周恩来总理,谭被吓得六神无主,周总理训斥谭一顿后,要走了谭的电报,在昆明没有停留就走了,回北京后周总理将电报交给邓大姐,并说等我死后再交给毛泽东主席,正在追查此事的时候,谭即被暗杀,因此,迫降座机和谭被杀构成了千古之谜等等。
    此案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首先,保卫队伍要纯洁忠诚。内部不纯是造成案件的隐患,保卫工作人员必须纯洁,要建立一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的保卫队伍。
    其次,机关警卫要严而有序。
    第三,侦查破案要措施得当。
    谭甫仁被杀案,是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特大案件。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必须真实地反映出来,让世人知晓,不然再过若干年,知情人均已不在人世,一些误传讹言仍流传下去是没有好处的。本文虽不够详尽全面,但在大的轮廓和关键情节上与事实不会有大的出入,其目的是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不要造成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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